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天津文坛

第一节 王余杞的长篇连载《海河汩汩流》及抗战前的天津

1944年5月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三期书评副刊上发表署名长之的书评文章，介绍王余杞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中国在近代，好讽刺小说固不易见，能写一个地方色彩，运用那一地方的地道口语的小说，尤为少有。但我们现在却见之《海河汩汩流》。原稿作于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的前夕，内容却也就是作者当时所居的天津的一个剖面。作者说因为执笔的顾忌和报纸编辑的删节，行文转成艰深，然而在我们看，大体却并不碍。这是因为作者的行文，有时似赘（如十六页说菜多得光看已经饱了，下面却又赘上 ‘何况于吃’），有时似太过（如六六页写吴二爷在人丛中跌到二奶奶的怀里，竟先没有发觉那女人是谁，于是醺醺然之类），倒是需要以含蓄或洗刷矫之的。”评论家李长之的书评，肯定了小说“地方色彩”和“地道口语”，指出其“天津味道”及其文学成就，为我们解读这部长期受到忽视的小说提供了理论支撑。

《海河汩汩流》作者为王余杞（1905～1989），四川自贡人，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郁达夫为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惜分飞》作序，称为 ‘力的文学’。1930年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相继创作长篇小说《浮沉》《急湍》《自流井》《海河汩汩流》和小说集《朋友与敌人》《落花时节》等。1934年参加北方左联，受其委托，在天津编辑出版北方左联机关刊物《当代文学》，出版五期后被查禁。王余杞对海风社的成立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是《诗歌小品》的主要撰稿人。1937年初参加海风社，负责改版后《诗歌小品》的编辑工作。天津沦陷前，王余杞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被迫离津南下”。朋友毛一波这样评价王余杞：“‘我们都是中国30年代初期的文艺青年，那时青年的特别心态是：爱好文学，关心政治，都想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理想，所习读也是各科各系的新书。有时，对实际社会运动，也希参与。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几年的事。’周开庆、王余杞和我，那时都有过小说集出版。自然，比起现阶段青年的写作技巧，就不免老套，不够高明。但其热情和理想，道德和勇气，多是今人所不及的，这些，我在《文史存稿》中记下了。其实，30年代前后的新文艺作家，也可说多如过江之鲫，许多人的作品，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其能流行一时，已是万幸。如不流行，却从此默默无闻，永与文学绝缘也多的是。若要流芳百世，那就难上加难了……余杞一生以创作为副业，现代社会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所以他写作的题材广大。但长住天津市，自不免多以天津为背景……就全国新文坛来看，他亦应有其作家的地位。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写过他，《天津文学史料》记载过他。他是可以传世的文学作家，则是无可置疑的。”

《海河汩汩流》于1937年2月5日至7月24日在《益世报》连载，因报纸被迫停刊而中止，直至1939年加写一章，才“足成全书”。《海河汩汩流》是王余杞的“发愤之作”，他在小说自序中说：“‘双十二’事变平复后，举国如狂的爆竹声，震撼了隐匿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敌阀和浪人们。他们早已把都市当作了侵略华北的根据地的，而在今天，根据地的天津就响出了历乱的爆竹声。那响声，它使得中国人的头脑愈加清醒，也使得敌阀和浪人们魄散魂飞！于是他们就更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干涉政治，武装走私，诱掠壮丁，制造汉奸，尤其是制造汉奸，简直明目张胆地大肆活动起来。汉奸论调散布到各角落，迫使我口头上沉默了——然而在别一方面，我却并不甘于沉默的。这就又提起了笔，开始写出这本《海河汩汩流》。因为文章系应天津《益世报》的副刊《语林》而写，笔下便刻画着天津怪有趣的风土人情，并且掇拾当前的时事，组织人文。这岂但为了增加阅读的兴趣，实在也做了掩护全书主题的外衣。”正因为小说刻画了天津风土人情而具有这层“掩护全书主题的外衣”，使得小说得以刊行，并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王余杞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补充：“我的《海河汩汩流》，写的就是天津，时间从 ‘西安事变’终结时开始，因为我住在河北（区），对河北（区）稍觉熟悉，就写河北（区）的日常生活。后来李长之在重庆看到这本书，认为活画了天津的风物。这小说是我给《语林》主编吴云心刊登的。在我是激愤难忍，不得不写；又认为只有《益世报》上适宜发表。那时候，《庸报》已转卖变质，《大公报》打不进去，所以给吴云心。幸好，小说一开始就因写天津，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我也就因势利导，故事引向深入。写到走私，写到海河浮尸，引起老年人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矛盾，就到了 ‘七七’事变的时候。”吴云心在其回忆文章中特别强调：“王余杞除发表一些短文外，为《语林》写了长篇连载《海河汩汩流》小说，通过一个世俗的商人，反映天津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下的生活状况，着重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关目。当时天津海河不断发现浮尸，显系被害者，但始终未有破案的报道，据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秘密修筑工事，浮尸即是被害的苦力。因此，《海河汩汩流》在当时影响很大。王余杞本人，在天津文艺界很活跃，他编辑了文艺刊物《当代文学》，这是罕见的天津出版过的大型文艺刊物。”王余杞是一位无法绕过的作家，梳理“海风社”和《当代文学》时如此，整理20世纪30年代天津乃至全国左翼文学时也如此。《海河汩汩流》是一部重要作品，它不仅进入新文学史，而且对于解读20世纪30年代天津城市文化及市民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正如李长之对《海河汩汩流》的分析：“全书一方面能反映七七前夕的天津市各方面（包括走私和浮尸那些丑陋而惨痛的记忆），一方面极有线索而不紊乱。二是在这个大时代的变动的写照中，却有一股时时流动着的汩汩的海河，当作了全书的节奏：那代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洋楼和铁桥造起来了，海河仍然汩汩流着；春天给天津带来了活气和闹意了，但海河不管，汩汩流着；天热得昏昏然，一切像不能支持，海河呢，照旧汩汩流着，最后，抗战的意识觉醒了，海河便又在应和着，汩汩，汩汩，汩汩流着！因为有这节奏，给全书增加了活力，增加了韵致。让全书不只是讽刺，而且在根底上像一首诗。——民族的潜力就仿佛是那 ‘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海河似的！”汩汩流着的海河不仅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而且也汇成了历史与空间的巨流。

一

作为《益世报》副刊《语林》的连载小说，《海河汩汩流》与报纸副刊的主旨和风格有着很强的一致性，这既是其得以刊出的主要原因，也是小说叙事的基本特点，即它把城市当下生活作为表达的一个方面。

吴云心谈及主编《语林》的经验时指出，“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报纸的副刊主编，第一，本人必须能写出有一定风格的文章；第二，必须有一批文章风格相似的投稿人。一个版面要经过一个时期努力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风格，凭着这个风格来获得一定范围的读者。达不到这个要求，主编是干不长的”。《语林》的风格是“有一点左的倾向”, “在当时，你没有一点左的倾向是不会号召文艺青年写文章的……这时，北平有魏东明、李长之、李辉英、白晓光等一大批青年人，他们是《语林》的主力，同时他们还为《语林》办了一个《生活文化》双周刊。它介绍北平左翼文艺青年的活动，供给了杂文、哲学短论、报告文学等等，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亡。另外北平还有钱之名、陈逸飞等人供给文章。在天津主要写作力量为王余杞、宋匡我、江梦薇、宫竹心、张守谦等人。至于海风诗歌小品社的邵冠祥、白莹、简戎、卢刚宓、徐寿云等人，更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我也经常参加他们在新华银行分行楼上的读书会，在《语林》为他们办的刊物作了介绍。在青岛，先后有李同愈、徐中玉、陆新球等人，并由王统照先生主持，组织了在山东的老舍、洪深、宋春舫、孟超、吴伯萧、王亚平、臧克家、刘西蒙等人为《语林》出版双周刊《益世小品》。这三方面的主力，使得《语林》在天津逐渐有一些声望”。

从“一点左的倾向”出发，《海河汩汩流》把当下发生着的事件写入小说，以小说参与历史进程，与重大时事新闻呼应对照、互映成趣和互为阐释，形成了颇具影射与讽刺的叙述风格。小说一方面写寿春他们发表反走私宣言，“如今走私是愈来愈猖獗了，走私的范围由华北飞速地扩展到全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使我们感觉到灭亡的威胁。我们能眼看着走私的恶浪冲灭我们的国家吗？我们能眼看着自己全部的工商业崩溃毁灭吗？不！决不！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救中国！在全人类面前我们从今宣誓：我们誓死不买卖私货！我们一致（一）要求并协助加紧缉私；（二）要求即刻制止私货入境……”另一方面通过吴二爷与蒋老三的对话反映他们从事的“特殊贸易”——走私活动：

“您瞧瞧咱们天津，真不愧是个，嗨，”他（蒋老三）伸出拇指头，“这一份的大码头，五洲万国五湖四海的货品全都赶到咱们天津这儿来，东西是一天比一天多，样儿是一天比一天新，就说咱们的店里，单是一样摆一件也就摆不完，要紧的还得挑着进货呀。咱们做生意，为的是赚钱，那么挑选货物也就该要求 ‘价廉物美’，二爷，您说吗样的货是价廉物美呢？”一问。但没等到答复便又接下去：“不错，咱们这店是老字号，开办很有年头。一直到您手上，都是依照着老规矩，办货专向苏杭，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就糟了，一样的办法，现下就不能赚钱了哪，从前是天下太平，地方富足，大家手里都有几个钱；火车不通，也没轮船，来货的地方，苏杭一带就算挺远的道路；这么样，人人肯买东西，人人都只能买苏杭一带的东西，生意就这么做，钱自然好赚了，您哪。后来呢，来了洋人，洋人带来了洋货，洋货新鲜，洋货便宜，人人爱新鲜，人人爱便宜，洋货有了销路，苏杭一带的东西就连问也没人问了。洋人卖洋货，钱都叫洋人赚去了，怨不来大家都叫穷哩。再又说，南方北方年年打仗，种地人没收成，大工厂到处开办，手艺人没事做，越有钱的钱越多，钱都全向几个有钱人那儿跑去了，您瞧瞧，二爷，满眼只瞧见没钱人。没钱的人也得活呀！您哪，没法子，买东西更挑着便宜的买，嘛最便宜呢？话又说回来了，还数洋货呀——洋货才合着那句话：‘价廉物美’！咱们总守着老规矩，咱们怎能赚钱呢？……这年头，卖洋货也赚不了钱，要赚钱，说开了还得来个 ‘特殊贸易’，懂吧？谁不知道天津卫是那个走私的大本营？那个么，更便宜了，便宜到叫人不相信，还愁没人买？——真的，大家都快穷疯了啊！二爷我瞧定了这一着，要做生意，就得投机，不会投机，趁早准备关门。令亲翁孙五爷跟我正是一条心，他挺赞成我，兄弟我就跟他一道做起来。他替店里办货，不含糊，办得真干净，连改换商标都没问题。再加店里一装修……从此人如潮水一般地来；钱呢，不屈心，能说没个赚么？”

天津作为华北的经济重镇，一直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从事大规模走私活动的桥头堡。据南京政府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1935年末的一份报告记载：“自本年七月以来，现银私运出口不独有利可图，且益沿途易于偷漏，遂肆行无忌，辗转勾结，私运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入口，不独避免关税，低价获利，且可换取现银出口，利上加利。此项私运货品分水陆两路……或由铁路运津，间亦以帆船或汽油船，经由滦河运至滦县装车……其水、陆两路私运入口之货，不经由北宁铁路，而以大车或汽车或肩挑直接运津，及平榆大道运至平、津者，亦所恒有，但数量不如经由北宁铁路装运者之多。”《益世报》连续刊载有关走私的消息。如于1937年4月30日第5版“平津新闻”刊载查获“走私汽车”: “（本市消息）津县蔡家台县警，昨晨在津临公路大寺村附近，满装私货白糖，每车均有韩人及华人押运，嗣因警力单薄，走私汽车乘隙逃遁三辆，津县警察局当即报县请示如何处理云。”5月1日第5版“平津新闻”头条报道“海关缉私员截获大批走私麻织物”: “（本市消息）津海关缉私科长舒博（前译皮沙），奉部令调充汉口关副税务司之职，遗缺另调九龙关主任巴斯接充，巴氏于上周由香港来津，二十九日始正式移交，舒博昨晨赴平转往汉口履新，巴斯即于昨晨到科视事，即召集四现中外稽查班长主任等训话，指示加紧缉私方法，上午十时余，缉私科得报现有大宗麻（即人造丝）织物，分装自行车三十余辆，运赴文安霸县等处销售等语……在杨柳青附近，共截获九辆，捕获运私人犯王兰芳、吴俊、孙立军、王书芬等九人，每人携带各色麻织物一百余磅，共计千余磅……（又讯）津海关缉私员张贵德，会同四局六所长警，昨晨三时许，在河北白庙附近查搜走私洋布一大车，计十一大件”。当时天津走私的猖獗可见一斑，而走私的货物也多种多样，如在5月4日刊载的“海关第三批标卖私货”的消息中可以看到，“此次标卖之私货中，有首饰、钻石、麻织、棉织物、白糖等”。这些新闻消息几乎与小说连载同时刊出，新闻消息成为解读小说的真实例证和注脚，小说连载也成为新闻消息的深度链接。

二

小说对当时重大事件的反映，集中于轰动一时的“海河浮尸案”。海河浮尸于1936年4月开始出现，随后的几个月里，不断增多，截止到6月共发现300多具。1937年4月，海河河面又开始出现浮尸，且逐渐增多。海河浮尸均为壮年男性，死因不明。大量浮尸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益世报》对该案进行了连续报道。1937年4月10日第5版“平津新闻”刊出“大直沽浮尸又发现一具”的消息，称“该尸年在三十许，亦似劳工摸样，着青棉布裤袄”。4月24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大直沽又发现浮尸五具”，称“连续发现达十五具”之后，“昨又发现五具浮尸”，法警验明，“该五尸均年约三旬，赤体，有两名为生前被淹身死，三名死后落水”。4月27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浮尸案在严查中”，称“海河沿岸，去年曾先后发现无名男尸达三四百具之多，迄未查明真相，乃近来又迭次发现均有多具，据水上警局方面揣测，此项浮尸，由海河径流入海者，当然不在少数，市政府方面，重视此惨重奇案，决根究来源，已分令津市海上、水上、津县各警察局，一体查复”。4月30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海河浮尸案津市府严查来源”，称“近日以来，迭据报载，大直沽盐坨一带，海河内又复发现无名男尸多具，多系壮年劳工模样，是否失足淹毙，抑或别有原因，亟请查明真相”。5月4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海河浮尸昨又发现五具”。5月5日第5版“平津新闻”关于“海河浮尸”的报道称“皆系壮丁，亦未若何肿胀，连前将及七十具”。5月9日报道“浮尸案真相渐明”，称“昨日下午三时，东浮桥迤南电话局附近官厕所下坡河沿地方，突又发现移尸五具并有未毙命白面瘾士一名……并见有移尸人二名，当即向前将该二犯逮捕，解局审讯，该二犯供名孔昭儿（年四十四岁，山东人）、杨祥（年二十二岁，武清人）系受某洋行所主使，每次移尸一具，得洋六七角不等，倘在夜间移弃该项尸体，得洋四五角不等。今该洋行内有死者五具，及尚未毙命者一名，均经伊二人移弃等情不详”。又称记者“赴地检处访问首席何承焯，询问前所检验之浮尸，是否均为吸食白面者。蒙接见据谈，自四月六日起所发现之浮尸，多为白面乞丐病死者，但以前所验之浮尸，均为生前淹死，按照《洗冤录》载 ‘淹死者生有水性皱白，死后皮肉白色，手脚均无皱纹’，此为检验员经验所得，现法医业已返处，再发现浮尸时，决令法医前往，加以科学之证明云”。

5月10日《益世报》报道“海河浮尸昨又发现三具”，称“大直沽浮尸案，自破获移尸犯二人后，市行政及司法当局，对案情侦查事宜，进行尤力。前夜十二时续有人抬弃尸体，经拦阻捕获李华孔一名，亦经由侦缉队并案审讯中，至前垂危瘾犯险作浮尸之贾荣起经抬往津市警察医院救治，已有起色”。“又讯”称“连日海河浮尸来源，虽有一部系被弃之白面乞丐，但大部分恐尚另有原因，尚待继续研究，惟其来源系自金刚桥下游，亦无异议，昨日盐坨地又发现浮尸三具，均经救生会打捞，由地检处检验官验明掩埋云”。5月11日报道“浮尸仍未绝迹，海河昨又发现一具”。5月12日报道“大直沽浮尸昨继续发现四具，内有一被害及一自杀者”，称“该四尸内有一名系被害身死，该尸年约三旬，双足捆缚，头有刀伤四处，身着青棉袄，青夹裤，白袜青鞋，类似劳工”。5月14日报道“浮尸业经法医检验，吸毒者仅一小部分”，称“自三月五日起至本月十一日止在大直沽发现浮尸九十四具，相验结果分别统计列表，于昨日函送市警察局用资参考。计浮尸九十四具中，其年龄之分别为二十余岁者四人，三十余岁者四十七人，占全部半数，四十余岁者二十九人、五十余岁者十四人。其致死之情形，据检验所悉，带木物伤被水淹身死者一具，死后带尖铁物扎伤水淹身死者一具，刀物砍伤致死后抛入河中者一具，有吸食毒品嗜好水淹致死者四具，其余八十七具均属无伤水淹身死”。5月18日报道“浮尸续有发现，昨又捕获弃尸犯，被弃者系劳工尚有气息，因病不能远行致被拖弃”，称其“系一名工人，年三十岁，沧县人，来津未久，因病不能远行，挨延病重，被人拖弃”。6月18日，“平津新闻”头条报道“中日交界河沿又发现拖尸案，警探获要犯二名，被拖人尚有气息”，称“关于还是浮尸案，自经侦缉队迭次破获移尸犯，并经中日双方大举搜捕毒犯，结果浮尸似已绝迹，不料自昨中日交界山口街河沿，复有弃尸案发生，弃尸犯二名，已当场被捕”，被弃者“皆在某洋行吸食白面”。

以上报道，尽管前后冲突，或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把浮尸认定为吸食毒品的“白面乞丐”，总而言之好像明知缘由却不能或不肯说个明白，联系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越来越收紧的控制与侵略，其讳莫如深、投鼠忌器的背后以及频频闪现的“劳工”字眼，已经指向了海河浮尸的发生，实与日本在津势力难逃干系。就在海河浮尸不断增多之时，1937年5月27日和28日连载的《海河汩汩流》对海河浮尸案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深度解读。此事缘起刘万福的求告。面粉厂卖与日本人后，工人刘万福面临失业困境，他向吴祥卿求助：

“二爷，我求求您，我愿意给您效劳，求您提拔提拔吧，您哪！老板，嗨，一言难尽，他们净在作难我们卖苦力的人，加了工可不加钱。明说不裁人，还不是叫我们干不了自己走，您哪！我们走了他们就招女工，女工好对付，不会闹罢工呀的什么的，我们早晚总是走定哪。——不走也不成，我们全害怕。这年头，人命不值钱，死一个人跟一条狗一样，您哪！河漂子都是白面客吗？我求求您二爷，求求您给赏碗饭吃。看在我妈面上，看在我帮了这几天的忙。”……在吴二爷看来……人家刘万福要求差事，怎么答复？幸亏那个自己打了岔，一扯又扯到海河里的浮尸，再扯又扯到什么准备着。于是他（吴祥卿）才抓住了话头，反而显出十分关切：“您说吗？河里又浮来死尸，跟去年一样？”眼睛陡然一睁开，手里轮转着的核桃不禁也停住了。“可不，您哪。好几天了，天天都浮着。人说有八十多个了，今天还瞧见了六个哩，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海河汩汩流！阳光下，一湾黄水如奔逐。后浪催前浪，水流开浪花。浪花翻滚之处，骇然一物浮了起来——远看仿佛牛与猪，近看才知道是死尸。肚子胀如鼓，面貌全模糊，一身破棉袄，已成烂布包。一个一个又一个，不懂得他们怎样丢了命，也摸不清他从哪儿流出来，只看其间没有妇女老幼，个个都像是年青汉子，也不像是白面没过足瘾，而自愿轻生的，更不是醉开汽车而掉落在河里。或许是生前被人当作牛，牛的事做完，便又被当成猪。毕竟人不是猪，只好叹口气给龙王，不便居然摆在菜市上卖人肉。情境太凄惨，天也变了色：狂风带黄沙，浮尸不见了。别说眼不见，心不烦，一幅图画却已深深摄在全天津市人们的心版上哪。

王余杞通过小说的描述，已经暗示了这些浮尸的劳工身份，他们服务的对象以及悲惨的景象与遭遇。新闻消息的简略与模糊，在《语林》副刊的小说叙事中得以展开和确证。小说以其虚构表达了事实的真相，补充了新闻无法展现的真实，成为城市叙事的主要方式。

三

如果仅限于叙述城市当下社会事件或热点新闻，《海河汩汩流》可能沦为“时事小说”或讽刺小说，其艺术性必然受到限制。作为新文学作家的王余杞，一方面使其创作适应《益世报》副刊《语林》连载的要求，极力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影射和讽刺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发挥了艺术创造的才能，把天津城市转化为小说叙事的艺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城市空间对市民情感的塑造。

作为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天津因租界区的划界很早就形成了双城并置的空间格局。天津租界区的设立始于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首先照会主持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 “欲永租津地迤南二三里许，坐落紫竹林至下园地一方，约四顷有余，请查明津县地丁原册，立契永租，按照完纳钱粮。每地一亩，给业户租地银三十两，赔补迁银十两。并请转咨直隶总督，饬地方官办理”。法国随后在英租界旁“亦指定一隅，计四顷三十九亩，立定界址”，设立法租界。殷森德牧师在1890年的回忆文章中称，“英租界地区是一片很长的菜园，在现今中街（Victoria Road）稍西一点儿，是一片片破烂不堪的土房；从那儿到海大道，主要是一些高粱地、水坑和一些坟地。戈登用铅笔在这一带未开化地区画出河堤大道、马路，以及建筑用地块等，这些他精心规划的地基，随后在1861年8月，以明确规定的条件，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法国租界同样如此，“曾经满处是深沟大洞、充满淤泥和垃圾的水坑，使人恶心和可怕的道路……被垫平、取直、铺筑、加宽，并设置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便利”。1884年，张焘在《津门杂记》这样描写外国租界：“天津开设通商口岸，始于咸丰十年庚申之秋。准其西洋诸国永租地基，建屋贸易。自紫竹林前至东北沿河一带，为法国租界，房舍尚未盖齐。紫竹林南，自招商局码头以下，地名杏花村之处，为美国租界。居中之地为英国租界，东以河为至，西以海大道为至。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丛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辄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

租界地的划定与拓展，既是国家主权沦丧的后果与表征，也把“异质性”近现代西方文明带入中国，并在认同与排斥过程中引发震惊、自卑、屈从及自卫等复杂心理感应。马褂上挂着“圆圆的证章”、有身份的吴祥卿，乘坐电车去位于租界地的“京来顺”赴宴。但是，他的“身份”在“电车”这一现代化“野兽”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电车也没留心到他。吐出些人，又吞进些人，停一停，就往前走。一转转入旭街，陡然加快，在那比较显得黑暗的街道上，横冲直撞，摇摇摆摆地像一匹醉了酒的野兽，叮叮当，叮叮当，野兽的脖子下面还带着一个铃铛呢。从此一暗，一明——到了中原公司。又一暗，一明——到了劝业场。吴二爷揣过手绢，拍拍身上，在此下车。电车外面，整个变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忽视了吴二爷的身份。不比在他府上，小院子里就数吴二爷重要，伟大，在这个世界里却恰恰相反：渺小，渺小，第三个还是渺小。到此只好安于这个渺小！……能使他吴二爷由伸而屈的人物并不多，其实也不过就只有三种人：头一种是穿洋服的西方洋人，第二种是穿洋服的东方洋人，第三种是穿洋服的好像洋人的中国人。头两种容易懂，第三种呢，他的意思是指的他的长官的主任之类。真难怪他吴二爷担着老大一份心，这时的满街全是三种人！男的女的，手跨着手，硬底皮鞋和高跟鞋，踏在街边的走道上，得得得，科科科，打得脆响。从身边一冲而过，俨然像在示威。跟谁示威呢？吴二爷总疑惑是跟他自己。他原是屈着的，他敢发作？不敢！对于任何人都不敢！这地方连叫花子里面都有洋人，他就连叫花子也得惧怕三分。——猛然挡住他的去路，举手行个军礼，叽里呱啦说上几句，摊开手掌，吴二爷就不敢不在那双手掌上放一个铜子。

租界地给予吴祥卿强烈的感官冲击，他回家向吴二奶奶夸耀：

“您不懂得。——现下又是现下了！人多汽车更多，满街都在唱无线电，您懂得吗？原来的高楼只有中原公司和劝业场，现下又盖起一个什么渤海大楼，比中原公司劝业场还要高，您懂得吗？灯光烧红了半边天，一朵朵的电灯早不时兴了，现下时兴的是一条条的灯管，红的绿的，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做花做字，要什么样子有什么样子。异国地有什么回力球，灯管盘到楼尖顶，鲜红的颜色，像一座珊瑚塔。交通旅馆后面盖了个中国大戏院，只瞧得见光，却瞧不见灯，像一座水晶宫。您懂的吗？还有好些好些个新鲜玩意儿，您都不懂得！——连我也不懂得！”

这种冲击也来自于租界地建筑的内部：

“有一次，他的长官的主任还他们全体同事的席。那真是大排场！吃的是大菜，地方在国民大饭店。酒席设在跳舞厅旁的雅座里。地下铺的是花砖，天花板下悬着的是五彩电灯，屋里装潢得跟那皇宫一样。——吴二爷没去过皇宫，但他理想中的皇宫是最阔的，而现在他认为国民饭店是最阔的，所以国民饭店就等于皇宫，当中摆着一张长条餐桌，桌上铺着白布单，布单上在相当的距离间一字摆着几瓶花。吴二爷顶喜欢花草呢，像如今的冬天，他府上卧室书房兼客厅的窗台上就摆得有两盆麦芽和一颗太像蒜苗的水仙。所以现在他也特别注意到了这几瓶花。然而又不只限于花，此外他也惊奇于那些方巾叠成的各种不同的物象，羡慕于那些辉煌璀璨的刀叉盘碟——在那些东西上面，每一处都光亮得可以照出他吴二爷心下自以为有身份的影子。还好了，真是太好了——太好得叫吴二爷感到不小的压迫。”

租界地内外的压迫和冲击不仅消解了吴二爷的“身份”，让他感到“渺小”和卑微，而且限制了他的行动。在国民大饭店的席上，吴二爷的两只手失去了平常的功能和灵活，“刀叉不听两手的使唤，横来竖去，越小心越弄得叮叮作响。兼之又感到压迫，在他的长官的主任跟前，他的身份决不替他做主的。他只得集中全部注意力于那端坐在桌端的主人身上，听着他一言一笑，瞭着他胖脸上的一喜一怒，虽是自己也则吃着各宗小菜，实在哪里会尝出一些味道来？”在租界地大街上，吴二爷失去了行走的勇气。租界地大街的两边，“是四五层六七层的洋楼，每个窗孔都闪耀着亮晶晶的灯，楼外也是灯，一条条的霓虹灯连接着，自楼顶到脚下，俨然筑成了一道灯的峡谷。峡谷之下，自然是马路，现下的马路也被照耀得如同白昼，车来车往，老远就看得清清楚楚：咕咕咕，呜呜呜，是汽车；叮叮当，叮叮当，是电车——此外吱吱咯咯牵连不断的胶皮还不算。吴二爷原是担着一份老大的心的，摸摸马褂襟前的圆证章也没用，他怎么敢轻易抬起自己的腿？必然得等着，等到一个时间，来往的车流暂时中断，这才能鼓起全身勇气，打算效法拳术上的一纵身蹦过去。终于只是装了装样子，不会真蹦，仍然拖着两腿蹭。战战兢兢地，越想快，反而倒慢了。眼睛这下倒灵敏，从眼镜片外早已望见有电车开来，心里一惊，不由自主地立刻向后转。虽然平安到达街边，可惜仍然是原来站着的一面”。吴祥卿二爷可笑的举动，慌张的心理，皆源于对租界地一种过度的应激与反应。这也折射出租界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状态。在租界地与老城区并置的双城空间模式中，租界地以全面的强势压制了老城区，并把这种压制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并成为当时一切时事新闻及重大事件发生的根源。

从时事新闻与重大事件的反映和影射，到城市空间割裂与对立的再现，《海河汩汩流》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天津城市的各个方面，用小说书写的“虚构”补充和解释了新闻报纸“真实”的表象，以市民心态强烈对比表达了城市内在的沦陷。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余杞的《海河汩汩流》成为天津城市叙事的一个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