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产业政策理论

（一）公众参与理论

公众参与理论的先驱安斯坦（Arnstein）[127]认为，公众参与是公民权利运用的一种方式，是对权力的再分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公民，通过公民参与能使他们的意见被有计划地列入考虑，作为政府行动的参考。张维迎指出，“公众参与进来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因为效率损失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而减少”。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牵涉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就不能脱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利益相关者而独自制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政策。因此，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公众参与。农民的话语权应得到尊重，农民具体需要什么，什么需要调整优化，农民的需求应得到充分表达。建立自主决策机制和合理的表达机制，应该让农民参与各项农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确保各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政策得以落实，激发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农业发展充满生机活力[128]。因此，要从公众参与的理论视角来研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二）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最先是生物学家用以描述生物演进路径的。而后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115]，即用来描述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强化性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出现了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学说，比较著名的是诺斯的观点。诺斯[129]指出：阿瑟提出的技术变迁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斯指出“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各种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诺斯认为，像技术演进一样，制度变迁也存在自我强化机制、报酬递增机制。受这种机制的影响，如果制度变迁走上某一路径，以后会得到自我强化。因此，“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18]。沿着原来的路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变迁或许能够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且迅速优化；也有可能顺着以前的错误路径一直下滑，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利益集团与其他组织，那么，这些利益集团与其他组织就不会推动现有制度的变迁，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路径持续下去[130]。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诺思指出：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131]。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指出：人们一旦做出某种选择，惯性的力量会促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人不能轻易改变路径[13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政策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一旦其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利益机制将诱致更高水平的农业产业结构出现，而一旦陷入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境地，其产业发展将难以从这种被动状态中予以解脱[133]。从技术变迁来看，几千年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和组织方式、农民的文化素质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使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中有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来看，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和低效率的乡村治理模式，使一些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力维护这样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以便他们从农村获得更大的既得利益，这使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中存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134]。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过程中，始终受到路径依赖问题的困扰，致使农业产业结构形成了一定的惰性（刚性、黏性），始终无法突破传统农业产业结构的束缚[135]。因而必须评价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绩效，以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引入正确的发展路径，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政策的制度变迁。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体——农民来讲，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一旦掌握一种农产品生产技术，就不愿意轻易地去改变，必然会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政策的实施及预期目标的完成。要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预期目标，必须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