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石器时代

第一章 西藏高原旧石器中的华北文化因素

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被初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点共有八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两个地点，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吉隆县的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阿里夏达措。尽管以上这些旧石器地点，其旧石器标本均为地面采集，缺乏原生地层证据，对其较准确年代的判定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以及同周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进行比较之后，将它们确定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遗留大体没有问题。

考古学者在对西藏发现的这些旧石器进行初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西藏的旧石器明显地呈现出华北旧石器常见的一些特征。例如在石器类型上，西藏旧石器的石片石器占有较大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有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和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另外，在藏北申扎、双湖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这些器形都同样出现在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以及宁夏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以，考古学者认为西藏旧石器文化的特征与华北旧石器传统相一致。

西藏高原旧石器为什么会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文化特征与技术传统，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关于这一问题，还得从2000年以来有关人类起源研究取得的重要突破谈起。

过去，曾流行过一个颇令人鼓舞的观点，青藏高原特别是作为其腹地的西藏极有可能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此观点曾对从事青藏高原史前及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产生过相当影响，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认识，甚至有学者还将青藏高原人类乃至藏族始祖人群直接或间接地追溯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元谋猿人。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在人类起源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过去有关人类起源所建立的传统认识体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与挑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非大峡谷一系列有前后年代关系的人类起源实物证据的发现，特别是美国遗传学家瑞贝卡·卡恩（Rebecca L. Cann）和艾伦·威尔逊（Allen Wilson）将分子生物学技术运用于人类遗传多态性研究所得出的全新结论，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1987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发表了关于人类线粒体多样性的研究成果，首次从人类mtDNA多态性数据推断出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起源的时间，其简明的结论是：“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DNA，共同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所找到的无论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爪哇人还是北京人都不是今天地球人类的始祖，他们的后裔没有能够延续下来，换言之，他们均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上遗传演化与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当今地球人类的真正祖先是晚期智人。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e）的直接祖先则是距今9万～22万年前（现常用15万年前作代表）同一位女祖宗（被喻为“夏娃”）的后代。他们当时是从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e）进化而来的一个东非的小群体，这个种群据估计当初的人口总数可能只在1万人以内，那时他们身上的mtDNA应还完全相同。

2000年，有关人类起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再次取得重要突破。以彼德·昂德希尔和彼德·欧芬纳为首的20余位科学家在《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共同研究成果，这项大型研究成果根据对男性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其结论不仅仍清晰地显示当今分布于世界各大陆的现代人均起源于非洲，而且对于人类起源及其迁徙时间得出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在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祖先是从5万年前才开始由非洲向外迁徙，并逐渐散布于世界各地的。Y-染色体研究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科学家们根据世界各地Y-染色体谱系的分布图，还大体勾勒出了现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大陆迁徙的路线与时间，根据其研究，现代人进入东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5万～3万年。

按照Y-染色体分布图所得出的结果，5万年前现代人由非洲迁入东亚主要走了南、北两条线路，对此，美国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描述：

从基因图谱中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像一双“钳子”或“筷子”，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走的是北方路线，他们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由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进入东亚，而走南方路线的海上移民部落，他们迁徙的时间比欧亚部落要早，约在5万年前。今天东亚存在的谱系证明了古老的南—北区别。路卡·卡瓦利-斯福特曾和中国同行合作，对东亚人数十个非Y-染色体多态性进行了检测，他们发现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比如北方的汉族人和南方的汉族人，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多的是地理上的，而不是民族上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部落的后代，几万年前两个部落从不同方向进入中国。今天，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

那么，按照现代人分南、北两路进入东亚之情形，西藏高原旧石器人群是从什么方向迁入的？他们是属于北方人群还是南方人群？对此，人类基因Y-染色体图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关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进入东亚的情形，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描述：

随着一些欧亚人沿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欧亚部落的另一些人沿着天山的方向，向东、向北迁徙，其中有些人很可能通过“准噶尔裂谷”（成吉思汗正是由此侵入中亚的），进入了现在的中国。大部分移民很有可能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我们现在有幸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这些移民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M175，这个标记只能在东亚找到，在西亚和欧洲完全没有。

今天，出现在欧亚M9谱系的M175标记，在韩国的比率高达30%。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在大约3万5千年前，与朝鲜、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间相一致。……今天生活在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大部分亚洲男人，他们的“配方”里都有M175标记，是它形成了东亚部落。

也就是说，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实际上分成了三支：一支沿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一支向东可能是通过“准噶尔裂谷”（在今中国新疆）进入了中国，但人数较少；其中“大部分移民”即最主要的一支则是“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而进入东北亚并成为携带M175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这一支绕道经南西伯利亚南下的东亚主体人群可能是构成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的主要来源。而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的迁徙与扩散，可能正是造成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出同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关于西藏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还可由另一事实得到有力佐证。目前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共发现5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和地点，它们是：汉源富林遗址、汉源狮子山地点、攀枝花迥龙湾洞穴遗址、甘孜州炉霍县人牙化石和石制品地点、北川县人牙化石地点。这5处遗迹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均主要表现为小石器或细石器类型。而考古学者也普遍认为这些小石器类型明显是承袭了华北旧石器的小石器传统，故学者们据此推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1万～2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川西高原），他们将源自华北的小石器或细石器传统带入了这一地区。他们当时主要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河流阶地、河谷盆地及洞穴地带，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既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具有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由黄河上游甘青高原南迁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那么，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沿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向西进入西藏高原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以此背景而论，西藏高原旧石器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的相似的文化传统就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毫无疑问，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可能揭示了一个事实：西藏高原旧石器时代的主体人群不仅属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向东迁徙的“欧亚部落”，而且是欧亚部落中主流的一支即属于携带M175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他们进入西藏的路线乃是“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而南下东北亚及华北大平原，再由华北平原向西迁移沿黄河上游进入西藏高原。正因为如此，才直接导致了西藏旧石器的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及文化传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并不完全单一，也呈现出某些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尤其在西藏西部及西南部某些局部区域较为明显。例如，在西藏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其总的特点是以砾石石器为主，少见石片石器，器形组合也以刮削器和砍器为主，不见尖状器，石器原料绝大部分为黑色板岩，均由扁平砾石加工而成。调查者认为，吉隆县旧石器标本呈现上述面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吉隆盆地的生态环境，也有别于西藏高原的其它各处旧石器地点”。也有学者认为，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与中国南方盛行的以砾石作为原料制造石器的旧石器传统之间存在联系，理由是：“在打片技术上以直接锤击法为主，工具以重型砍砸器为主，加工方法上不见棒击法的压制技术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从空间关系上讲，西藏的东北部紧邻四川盆地，东南部与云贵高原相毗连，因而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在文化的发展上便已有着时空上的联系性，也不是不可能的。”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面貌所呈现的某些多样性和区域性特点是否意味着西藏高原的旧石器人类也有从其他方向如中国南方进入的可能性？这一点目前虽难以得到确认，但其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过去曾有学者将西藏高原的旧石器同西面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现的旧石器进行过比较，其结论认为，“巴基斯坦的梭安（soan）文化和印度的聂瓦斯（nevasian）文化都和西藏的发现（指旧石器）有着显著的不同。说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横亘于西藏高原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相当明显。不过从最近某些考古发现材料看，这并不是绝对的。例如，1992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小组在西藏阿里最西边的夏达措发现一批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标本，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和带有明显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其中即有一种十分独特和引人注目的手斧。这种手斧的特点是由厚石片、砾石或石块制成，器形平面呈叶形或矛头形，两面均经过修理，一般认为这类手斧用途与加工动物皮肉有关。这种手斧的发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有特殊意义。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莫维士（Hallam L. Movius）曾将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两种传统，即“手斧传统”和“砍砸器传统”，前者主要分布于非洲、欧洲西部、中部和南部，中东和印度北部；后者则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北部和中国。虽然莫维士的分类因论证过于武断和粗疏曾受到批评，但这一分类体系仍大体成立。故调查者认为，夏达措旧石器中手斧的发现，“与西藏高原其它石器地点所反映的文化面貌都有相当程度的差别，而与相邻近的克什米尔、帕米尔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以手斧为例，过去在南亚西北部的‘索安文化’中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器物，形制上与夏达措地点发现的手斧也接近，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童恩正对西藏高原手斧的研究，其结论也认为：“西藏高原的手斧，很可能是受了印度北部手斧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由此可以认为，旧石器时代尽管作为地理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在总体上构成了东亚与南亚印巴次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但却并未阻断和隔绝两地间的交流，西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西部与印巴次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仍然较为密切，两地旧石器人类之间应存在相当程度的联系与交往。不过，从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主要分布于非洲、欧洲西部、中部和南部，中东和印度北部来看，拥有手斧传统的旧石器时代人群显然也应属“欧亚部落”，印度北部拥有手斧传统的旧石器时代人群显然应属斯宾塞·韦尔斯所提及的东迁欧亚部落中沿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的一支。

综上所述，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我们对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至少可得出以下两个较为明确的认识：

（1）西藏旧石器文化遗迹的上限年代约始于距今3.5万～3万年。

（2）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的主体人群不仅属于由北方欧亚草原向东迁徙的“欧亚部落”，而且是欧亚部落中主流的一支（携带M175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他们进入西藏的路线可能是“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南下至东北亚及华北大平原，再由华北平原向西扩散沿黄河上游进入西藏高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面貌明显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

此外，若将西藏旧石器文化放在东亚和南亚这一大的地理区域中来观察，有一点较为明确：西藏旧石器文化的总体面貌主要与东亚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传统相接近，而与西面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旧石器进行整体比较则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基本上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说明旧石器时代横亘于西藏高原与南亚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不仅是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同时也成为东亚与南亚之间一道文化屏障。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造成了西藏高原旧石器更多地与东亚尤其是华北地区旧石器传统相接近的事实。不过，西藏高原旧石器也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区域性特点，这些特点显示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同时也同中国南方乃至南亚印度大陆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