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成就与面临问题

2000年11月2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10+1）会议上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设想，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01年11月6日，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10+1）会议上，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授权经济部长和高官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China-ASEAN FTA），并正式启动了自贸区建设的进程。

2004年1月1日，自贸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2004年全年早期收获产品贸易增长40%，超过全部产品进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2004年11月29日，温家宝总理出席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双方签署了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双方还签署了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1608.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2007年1月14日，温家宝总理出席第1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双方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并于当年7月1日顺利实施。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5.9%，提前三年实现了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双边贸易实现了稳健、持续的增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自贸区《投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和东盟各国愿同舟共济，携手抗击金融危机，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为东亚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双方约有7000种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2009年12月29日，商务部国际司商务参赞张克宁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和东盟6个老成员，即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之间，将有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将从目前的9.8%降到0.1%，东盟6个老成员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将从目前的12.8%降到0.6%。东盟4个新成员，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也将在2015年实现90%的产品零关税的目标。[12]除了货物贸易之外，双方服务部门的开放水平也有进一步的提升，投资政策和环境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更加稳定和透明。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2013年10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2014年8月，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升级谈判。经过4轮谈判，双方于2015年11月22日，在李克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东盟10国部长分别代表中国政府与东盟10国政府，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国与东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是我国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完成的第一个升级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是对原有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体现了双方深化和拓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和现实需求。《议定书》的达成和签署，将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加快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并将促进RCEP谈判和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进程。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最大的自贸区，有力地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间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良好合作范式。在自贸区各项优惠政策的促进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从2002年的548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4804亿美元，增长了近8倍，双向投资从2003年的33.7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22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目前，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累计相互投资已超过1500亿美元。[13]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基本实现自由贸易，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会显著提高，双方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也将对亚洲及世界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和谐做出积极贡献，并产生良好效应。

首先，中国-东盟自贸区呈现递增式互动性效应。第一，双方从树立建设自贸区信心的“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到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再到签署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最后到签署自贸区《投资协议》，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地享受到自贸区带来的好处，从而给进一步深化双边经贸往来注入更大的动力。第二，由于双方通过一系列具有法律文本性质的协议等深化了经济方面的依赖程度，反过来又会充实和质化双方在政治、安全方面所达成的协议等，使得中国-东盟自贸区朝着向涵盖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复合体”形态发展。

其次，中国-东盟自贸区引起链锁式趋同性效应。中国与东盟于2001年11月6日在文莱召开的第5次“10+1”领导人会议上迅速达成协议，一致同意10年内建成自贸区，并于2002年11月4日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的这种后来居上，率先行动，在东亚，尤其是周边地区引发了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高官惊呼：“日本在与东南亚的自由贸易方面已落后于中国，在外交上很难堪。”[14]于是日本抱着很强的危机感，慌忙地紧随在中国之后开始与东盟展开协商。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随即于2002年11月5日同东盟10国在金边签署了一项共同宣言，决定建立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并于2003年10月与东盟达成尽可能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2005年4月，东盟和日本正式就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进行谈判。2007年11月，双方谈判顺利结束。2008年4月，双方在泰国帕塔亚正式签署《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将对从东盟进口的按价值计算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中国、日本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给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15]2003年10月，韩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同意加强对双方经济关系进行研究，韩国提出建立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9月，在印尼召开的“10+3”经济部长会议上，东盟建议从2005年开始与韩国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2005年12月，在韩国与东盟的第九届首脑会议上，双方签署了《韩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内容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纠纷解决程序及经济合作等方面。2006年8月，东盟与韩国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11月，东盟和韩国在新加坡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双方向2010年前建立自贸区迈进了一步。2009年4月，东盟与韩国完成《投资协议》谈判，并于6月在韩国济州岛正式签署这一协议。《投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已经完成。

2003年，印度与东盟正式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然而直到2009年双方才签署了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10年1月1日生效。印度“紧跑慢赶”的压力似乎来自中国，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在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自贸区之际。《印度时报》2010年1月3日报道，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启动，印度出口商将面临新的挑战，必将“迫使”新德里与东盟国家缔结类似的贸易协议。[16]2012年12月20日，印度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新德里召开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上宣布，双方已经完成了服务与投资自贸协定的谈判，这也意味着印度与东盟间全面的自贸区已经建成。

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国内一直都有“中国威胁论”的市场。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有疑虑的态度，往往借区域经济合作夸大中国对澳大利亚和东盟的经济威胁，进而在防务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制造难题。[17]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积极稳步发展，让视东南亚为自己“后院”的澳大利亚着实感到不安。2002年，澳大利亚（1983年1月1日，《澳大利亚-新西兰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协定》即CER生效，澳大利亚、新西兰实际上已连结为一个市场，在自贸区谈判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同东盟进行谈判）与东盟正式签署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部级宣言》（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he AFTA-CER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但直到2004年11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在老挝万象举行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纪念峰会之际，各方才同意在2005年正式启动涵盖货物、服务和投资等内容在内的综合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迟至2009年2月27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东盟正式签署《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自由贸易协定》（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EAN-Austrilia-New Zealand FTA）。

美国本来就很担心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外。而中国率先提出与东盟建设自贸区，更加剧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野心是以目前和未来的美国战略利益为代价的”，呼吁“美国需要再一次成为东南亚的领袖”。[18]其实，早在2002年，美国就曾经和东盟探讨建立自贸区的问题，但后来一直忙于同东盟的各个成员之间建立双边的FTA。直到2006年7月，美国才在深入与东盟整体的自贸谈判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时任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与东盟10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并于当年8月，美国与东盟达成《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简化双方办事程序，鼓励双方贸易流动，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知识产权等。目前，随着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正式签署，美国似乎达到了分化东盟、空心化APEC、孤立中国的企图，就不再急于同东盟全面推进自贸区谈判。总之，日、韩、印、澳、美等中国周边地区大国之所以加紧与东盟商谈和签署FTA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率先效应”和“催化效应”。[19]

最后，中国-东盟自贸区显现集团式主体性效应。一是与中国和东盟采取“1对10”的谈判方式不同，日、美等国采取了“迂回”战略，即一方面积极与东盟部分成员国达成双边FTA，另一方面尝试与东盟尽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这种看似巧妙的“各个击破”的方法，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积极稳步建设过程中，越来越显得苍白乏力，日、美等国最终加速了与东盟整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同时也反过来，使得东盟认识到自身的规模效应和集团力量，进而加速提高自身的一体化程度。二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到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形成了一个拥有19亿人口、GDP近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它也成为继欧盟和北美两个自贸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贸区。这种身份的主体性作用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平衡性作用；另一方面，促成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东盟自贸区谈判的达成，促使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早日结束，最终有利于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3”的东亚自贸区，以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10+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加速达成。

当然，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道路也将面临着不少问题。首先是外部因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等不愿看到中国与东盟双方更紧密关系的发展“威胁”到其既得利益，便利用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的某些问题，“使绊子”，阻碍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顺利发展以及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顺利发展，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也会越来越多，东盟因此也会要价更高，这样多多少少就会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产生“牵制”作用。

其次是内部因素。一是东盟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导致一些成员“离经叛道”，单独与外部国家或地区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一定程度上起了离心作用，不利于提升本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领土争端等问题，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华人、华侨问题；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雷同问题，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问题，外来投资与当地人居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问题，货币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等等，都有可能随时发难，从而减缓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