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易有太极说

《系辞》所谓“易有太极”章与“大衍之数”章，实际是用两套不同的语言，阐述天地万物的产生及八卦、六十四卦的起源。只是，历代易学家对这两章所表达的内容和主旨，一直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有的易学家认为“易有太极”章讲的是宇宙本体论，如程颐、朱熹；有的认为此章讲宇宙发生论，如邵雍；有的易学家认为这两章均讲揲蓍成卦。陈法即认为“大衍之数”章是讲揲蓍成卦的。笔者赞成陈法的观点，但又有所补充，即“易有太极”章和“大衍之数”章均讲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八卦、六十四卦的起源。当然，前者是从哲学上讲，后者则以所谓河图之数为基础，直接讲揲蓍成卦。“太极”即揲蓍中“不用之一”，“两仪”即揲蓍中之“分二以象两”，“四象”即揲蓍中“揲四”的成果，结果都是讲八卦的起源。

《系辞》云：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这是宇宙论的太极观。

一 宇宙论和本体论太极观的对立

邵雍是易学数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起源，朱伯崑先生认为邵雍采“大衍之数说”和“参天两地而倚数说”，并以此解释其他说法。

但从所谓大横图关于八卦、六十四卦的形成程序来看，邵雍和朱熹对易的起源实际上持有三种说法，一是“易有太极说”；二是“大衍之数说”；三是“参天两地而倚数说”。首先，邵雍以易有太极说解释八卦、六十四卦的形成，他说：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

这是从“易有太极说”的立场讲八卦和六十卦的起源。因此，邵雍所谓“加一倍法”或“一分为二法”，实际上可归结在“易有太极说”中。

邵雍和朱熹均认为八卦的形成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过程。一即太极，二即阴阳，四即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再加以推衍，即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便导出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横图，又叫大横图（八卦次序图则称小横图）。

六十四卦乃阴阳（或动静、刚柔）对立面经过六次分化而成。程颢将这种方法称为“加一倍法”，他说：“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朱熹则称之为“一分为二法”或“四分法”，他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这种“加一倍法”或“一分为二法”推演的基础就是在八经卦的基础上分别加一奇一偶，则由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即得到大横图。

朱熹对邵雍的“一分为二法”，以及邵雍关于八卦、六十四卦形成的观点是大加赞赏的，他说：“邵氏先天之说，则有推本伏牺画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当率尔妄议。”他认为邵雍的一分为二法，说出了八卦形成的本源，有“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易之心髓，全在此处。”这是对邵雍先天图高度的逻辑性和严密性的肯定，说明邵氏易学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与邵雍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一分为二”后，“二”中包含“一”，即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而两仪、四象和八卦中又各具太极，这就使其太极观具有了本体意义。而邵雍的观点，停留在发生论的阶段。朱熹所谓太极，也与程颐所谓“理一”不同，理一对“万理”而言，理一并不包含万理。朱熹的这一思想，又被明代的薛瑄所继承，其结论是以理为本，理在事上，终致体用脱离。

邵雍所谓“一分为二法”是讲宇宙论的，王夫之从本体论立场对之做了批评。王氏指出，“易”指六十四卦之全体。“易有太极”是指六十四卦含有太极之总和；“是生两仪”是指太极自身包含阳奇阴偶两方面。太极展开，则四象、八卦、三十六象随之显现，进而六十四卦象皆具。太极与卦象为体用关系，太极者体，卦象为用，体用不离。故每卦均含太极之全体，此即“易有太极”。王氏这种观点，乃朱熹“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极”之义的发挥。王夫之本体意义上的太极观，是对邵雍加一倍法的先天卦序图的否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宗羲继承了朱熹和王夫之的本体论观点，认为两仪即含四象，四象即含八卦。关于“易有太极”章中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之“生”字，黄宗羲认为此所谓生是指阴阳不断变易的形式，而不是邵雍所说次第生出。依黄氏的看法，八卦和六十四卦中即含两仪、四象，两仪、四象间没有时间先后的次序。他在答万公择时说：“统三百八十四爻之阴阳，即为两仪；统六十四卦之纯阳纯阴，阳卦多明，阴卦多阳，即为四象；四象之分布，即为八卦。故两仪四象八卦，生则俱生，无有次策。”生则俱生，这里取朱熹本体论的太极观。

关于“易有太极”章之旨，黄氏取阴阳变易说，而不赞成画卦说和揲蓍成卦说。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所谓一阴一阳者是也。其一阳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奇，其一阴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偶，以三百八十四画为两仪，非以两卦为两仪也。”这是以阴阳二爻之总括为两仪。

笔者认为，如果把邵雍的大横图理解为他对八卦、六十四卦形成过程和方式的一种解释，那么，邵氏的“一分为二法”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从哲学的学理立场讲，我们更赞成朱熹从本体意义上对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及其关系的解释。因为，朱子的解释，更具有易学哲学的特色。

二 陈法太极观的宇宙论特色

关于“大衍之数”五十，陈法以其不用之一为太极，这是本朱熹的说法。他认为“大衍之数”章所讲的是揲蓍成卦的过程。他认为大衍之数五十，称为五十蓍，即“太蓍”，曰“大衍”，乃尊称。

虚一以象太极，故策数只用四十有九。盖太极之理，开天明道之圣人已默契之，隐而不发。（《易笺·卷五·大传上》）

就是说，大衍之数是五十。这种看法与邵雍的说法是一致的。邵雍说：

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天数二十有五，合之为五十。地数三十，合之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数也，六十者卦数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则六十四为大成也。

这里，既讲了大衍数，也讲“倚数”，即八卦、六十四卦由大衍之数和揲蓍之数而形成。邵雍认为，筮之数和卦数分别出于天地之数，揲蓍求卦的过程，即是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

《系辞》所谓“大衍之数”的说法，与《说卦》中关于揲蓍成卦的说法，虽有所差异，但其实质为一，均认为八卦、六十四卦皆揲蓍之数而成，即有数而有象。

《系辞》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说卦》也提出了八卦出于揲蓍之观点：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是讲由揲蓍而生数和象，即揲蓍而生八卦之象。但《说卦》的观点，与《系辞》又有所差别。《系辞》讲了八卦、六十四卦产生的程序，即揲蓍的程序。《说卦》则主要从阴阳、刚柔的变化，讲卦爻象的产生。

南宋的朱震以太极为不动之数，或不动之一，既是受了邵雍太极说的影响，也是对程颐说的发挥。朱震把四象、八卦看成大衍之数自身的展开，以不动之一即太极为八卦和六十四卦之根源。

关于易的起源，也即关于八卦、六十四卦起源的认识，易学家们通常有两个思考向度，一是考察原生形态的易的起源，或者认为八卦、六十四卦源于伏羲得龙马河图，则之画为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彖辞，周公作爻辞；或者反对八卦、六十四卦源于河洛，即反对先天易学。一是考察圣人如何根据河图中所谓大衍之数，经过“虚一”“分二”“挂一”“揲蓍”等程序，从而由数生象，推导出八卦、六十四卦，并以之断吉凶。可以说，前一个向度是指向原生的，后一个向度是指向后天的。陈法关于八卦和六十四卦起源的讨论，正是沿着这两个向度展开的。

陈法将“天地之数”“河图之数”与“大衍之数”并说，如其解“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章说：

大衍之数即乾坤之数，阳开阴闭，如“户”之“阖”“辟”，而两仪可见。“一阖一辟”，四时之“变”；“往来不穷”，日月之流“通”。其见于图书，则有奇偶之象。成形而为蓍，则为器。圣人则河图而生蓍，“制而用之”，因象以制器，而即器以显象，则为大衍之法。（《易笺·卷五·大传上》）

这样一来，乾坤之数、河图奇偶之数和大衍之数，也就视之为一了。陈法说：

夫乾坤之阖辟也孰主张？是有理而后有气，是为“太极”以为阖辟之根柢，往来之枢纽。然有理而无形，故大衍虚一以象之。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生，《易》分而为二以象之。“两仪生四象”，《易》揲之以四，以象四时。由阴阳、老少之变而生“八卦”。六十四卦，无非八卦之相错而成，而“吉凶”以之而“定”。（《易笺·卷五·大传上》）

这是从河图之数、乾坤之数、大衍之数的立场，讲了从太极到八卦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揲蓍成卦的过程。

从以上所谓后天的向度看，陈法关于八卦、六十四卦起源的模式是：河图之数（奇偶点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揲蓍成卦（八卦、六十四卦）。大衍之数五十乃是天地之数五十五的用数，由天地之数五十五减去小衍之数五而得。小衍数五为天地之体数，大衍五十为天地之用数。朱熹认为，大衍之数五十是由中宫衍母之数五乘以地十之数而得，他说：

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

陈法亦说：“大衍之数，中宫以十含五，四方之数由五之合，故虚其中以为衍母。”（《易笺·卷五·大传上》）五为衍母，为天地之体数，五十则为天地之用数，即大衍数。

显然，在易学哲学观上，陈法继承了程朱的说法，即以理为太极。而太极则是阴阳阖辟的源头。在这里，宇宙生成的过程，也就是揲蓍成卦的过程了。陈法与朱熹、王夫之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强调理、太极与两仪、四象、八卦等有则俱有，生则俱生。因此，其太极观，仍属于宇宙论的范畴。

按照陈法上述观点，圣人则河图之数而画卦，河图之数以中五为衍母，故大衍数为五十，其用四十九，揲蓍以前民用。然陈法在解释《系辞》“制而用之”时又说：

夫是太极、两仪、四象也，圣人则之以画卦，又则之而衍筮，所谓“制而用之”也。（《易笺·卷五·大传上》）

太极、两仪、四象到底是圣人在画卦、揲蓍过程中得到的概念呢，还是圣人根据太极、两仪、四象的概念而画卦和揲蓍？陈法和历史上大多数易学家一样，并没有讲清楚。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易传》是后世易学家解释《易经》的作品，传文和经文通常没有必然的联系。

欧阳修就认为《系辞》关于八卦起源的观点充满矛盾，《系辞》非圣人所作，非一人之作品。欧阳修指出，《系辞》关于八卦起源之说有二：一是河出图，洛出书说；一是圣人设卦观象说。欧阳修指出，这两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他认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说，“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可是《系辞》观象立卦说，又意味着“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另外，《说卦》又提出八卦出于揲蓍说，与《系辞》说又不同。由此，欧阳修得出结论说：“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欧阳修可谓一语击中要害。

我们认为，作为后学者，与其根据神话、传说一类的思想资料，无休止地讨论易的来源和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还不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象、辞、意（理）、数等范畴及其关系的探究上。尽可能地剔除《周易》主要范畴及判断源自农业社会的直观性、自发性和猜测性特点，彰显古代思想者以易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的智慧。这样的研究思路，应该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