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实业救国与文化自觉

3.1 义利天下与自觉办电

3.1.1 义利天下与实业救国

前文已经提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法国和清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法续订界务专条》《中法滇越通商章程》《中法滇越铁路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法国在云南相继开辟蒙自、河口、思茅、腾越等口岸，派驻领事、大规模开采锡矿、修建滇越铁路。这些按照不平等条约开设的商埠被称为“约开商埠”。虽然昆明不是约开商埠，法国、英国却借机在昆明设立领事馆的派出机构，图谋将通商口岸开到昆明。1901年滇越铁路开工修建，同庆丰票号总理王炽和云南的士绅罗瑞图、吴永安等人担心滇越铁路开通后法国在昆明开设通商口岸。

前文提到过同庆丰是清朝云南最大的票号，王炽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昆明设立，同庆丰与当时的山西票号齐名，北有山西平遥的百川通票号，南有云南的同庆丰票号。清末同庆丰票号设在昆明三牌坊邱家巷，省内在大理、保山、思茅、蒙自、个旧、昭通等设分庄或办事处，省外在重庆（最早设立）、北京、上海、南京、常州、汉口、贵阳等地都设立分号，在香港和越南的海防也设办事处；本地的票号被称为“同庆丰”，外地的票号被称为“天顺祥”，王炽任票号总理。他虽富甲一方，人称“钱王”，但不唯利是图，重德重义，德以经商，义利为天下，实业救国。王炽曾在中法战争中用同庆丰的60多万两白银慷慨支援清军和云南人民抗击法军，同庆丰票号被当时的云贵总督岑毓英授“急公好义”的匾额，被参加抗法战争的清朝提督鲍超授匾额“义重指国”。

为了实业救国和保护地方矿业不被英法染指，王炽冒险夺标与官府一同开发云南锡矿、铜矿业。1887年云南巡抚唐炯被清政府派来在滇设立矿务局，组建矿务公司，唐炯派王炽任矿务公司总办，当时的滇政府财库亏空，矿务公司开建不久后就难以为继。为了发展地方资源，明明知道矿业是无底洞，王炽还是全力以赴，先后垫款数十万两白银，“当时乡党有谏阻者，以免将来受累。兴斋（王炽）以发展地方资源为重，明知事属棘手，困难大，问题多，但决心全力以赴，不为所动，任劳任怨，毫不诿卸”，开发了东川的铜矿和个旧锡矿，促进了云南近代矿业经济和资源开发。除此之外，清末陕西和山西大旱，王炽除了赈济灾民外，还让同庆丰捐出数百万银两给清政府的工部兴修黄河水利工程；当他听说四川泸州木桥被水冲塌后，便捐资在当地修了一座坚固耐久的跨江铁索桥。

为了发展云南地方实业和教育文化，同庆丰票号总理王炽又与云南士绅罗瑞图、万征衡、吴永安等人于1893年创办了“兴文当”，其中同庆丰捐纹银一千五百两，“兴文当”就设在同庆丰隔壁。“兴文当”成为当时云南最大的典当行，“兴文当”与当时云南的其他典当行不同的是：兴文当是一家完全公益性质的典当行，“是为了振兴地方教育文化及解决办理地方公益事业筹款的困难”，将收入所得用于援助云南的贫困学子，发展云南教育和文化事业。从1893年到民国初年兴文当先后资助云南各地学生数百人，前面提到的云南的第一个状元袁嘉谷（也是后来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推动者）就在1898年到北京参加京试时得到过兴文当的资助。很多从云南到北京、武昌等地读书的学生都得到兴文当和同庆丰的资助，有的学生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骨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中记载：

兴斋（王炽）对办理地方公益，不遗余力，凡有所求，不论多寡，慷慨无吝啬。在乡里入捐资重建虹溪书院、虹溪试馆，设义仓，兴私塾、造盘江铁索桥；在省城入设兴文当、牛痘局，施药饵，并捐万树千金置房产入卷金会，以其租息作三迤举贡赴京资斧……山陕灾民甚众，报效数千金赈济之……其他善举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兴斋（王炽）虽富有，然肯为人民为地方做好事，尚属难能可贵，较诸一般巨商大贾，富而不仁，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辈，不可以道里计也。

同庆丰的王炽义利天下的思想和实业救国以及急公好义的行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1903年王炽积劳成疾去世，同庆丰由其长子王鸿图（字筱斋）继承，王鸿图在才干和魄力方面虽远不如他父亲，“但对地方公益事业，尚能热心尽力而为”。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滇越铁路正在修建，作为同庆丰总理的王鸿图联合云南士绅罗瑞图、陈荣昌以及四川补用道解秉和等人联合起草了请求昆明自开商埠的禀帖呈交给云贵总督丁振铎。禀帖中说：“省城南门外得胜桥地方，乃官商往来孔道，货物骈集，市廛栉比，且车栈附近，应照山东、湖南等省成案章程，就该处开作商埠，以便通商而扩利源。”丁振铎采纳了他们的建策，立即向清政府上奏折曰，“云南地处极边，外来商贾本属无多。比年以来，蒙自、思茅、腾越先后开关，中外通商贸易渐臻繁盛，滇越铁路转瞬畅行，省会要区商货尤为辐辏，自不得不开商埠，以保主权”，奏折得到清政府的允准，1905年昆明开辟为商埠。1907年9月，在昆明东门外设立了云南商埠清查局，1908年清政府划拨海关附捐作为经费，设立云南省商务局，地址在昆明福照街。1909年清政府将云南省商务局改组为云南商务总会。商会是由云南各商业行帮组成，其总理由商会会员选举产生，首任总理为马尚斋，之后同庆丰的总理王鸿图被选举为第二任云南省商务总会总理。1909年滇越铁路即将通车到昆明，滇越铁路南起越南海防，北到云南昆明。当时新任的云贵总督预计到滇越铁路开通将会促进昆明商业经济的繁荣，便将商埠清查局扩大为商埠总局，并且拟订《云南省城商埠总章》上奏清政府后获得批准，另外还有《办事权限专章》十六条作为《总章》补充实施。《总章》的宗旨明确：“本埠系自行开放，与因条约所开各埠不同，埠内一切事权，均由中国自主。”《总章》中要求外国人在昆明商埠内居住要事先在商埠总局申请登记，必须遵守《总章》规定的八条，兴办各种商业须获中国政府批准。值得一提的是，昆明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不同，它保持了土地所有权、行政管理权、警察司法权、税收权等权利的完整。昆明自开商埠是近代史上云南第一次主动地对外开放通商。

昆明自开商埠是云南近代史上以同庆丰总理王鸿图为代表的士绅和晚清云南地方政府联合发动的一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的自救行动。这场自救行动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也是一种自主的制度创新，抵制了英法等国在昆明的经济文化扩张，同时，也为云南近代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工业的兴起提供了制度条件。自此以后，以滇越铁路为线，以昆明、蒙自、开远、河口为点，云南形成了一条国际经济文化的通道，为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引进外国机器设备和技术创造了条件。

3.1.2 水电利权与文化自觉

昆明自辟商埠后，法国人看到昆明的商业繁荣，又想将昆明作为约开商埠，法国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将昆明改为约开商埠，清政府拒绝了法国的要求。法国人看一招不成，又出一招。1908年以前法国人通过勘察地形发现滇池出海口螳螂川的水力资源可以利用，1908年滇越铁路即将通车前，法国人以滇越铁路修建急需电灯为由，要求清政府准其利用昆明滇池出海口螳螂川的流水，在螳螂川开办水力发电站。法国人预谋以帮助云南开发水力资源为名，夺取在云南办水电的利权，消息传出，云南百姓和许多士绅纷纷抗议，因为滇越铁路的“路权”和云南七府的“矿权”已经都被英法两国夺取，云南人民要求“求富强，保利权”“实业救国”，在国内人民的反对声中，清政府“以利权所在”予以拒绝，并批由云南劝业道办理。昆明自开商埠后，商号和洋行林立，工商业发展很快，但和当时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相比，还是有所差距，当时这些城市已经有了火力发电机，大都由英美等国创办，却还没有水力发电机。可是当时昆明的富商和官府也只能点蜡烛和松油灯，市民们听说用水可以点灯，而且长明不灭，一时竞相传闻，无不心向往之。云南的一些士绅在和英法等国通商的过程中就已经知道世界上发明了电灯的消息，所以也早就筹划着云南也能办电业和点电灯。因此他们一听说法国人要在昆明办电，担心办电权被其夺去，于是极力主张自办。云南省劝业道道台刘永祚（字芩舫）顺应百姓呼声，为保护主权而加以拒绝，并向云贵总督李经羲请准由本省官商合办。1908年年底同庆丰和劝业道联合在昆明街头贴出告示：

各商号市民均请注意：

今有法人企于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办电，为吾国吾民之利权所在，为壮我民族之实业，经与云贵总督府初议，拟由本省官商合资自办。兹鉴政府财力所限，如愿意入股集资者，不分卑贱多寡，望即与劝业道索函取章，共促办电早成。

告示贴出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老百姓和商户很少有人响应。前文我们提到云南当时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根据地，1908年孙中山派黄兴以滇越铁路河口车站为中心发动河口起义，同时云南的同盟会员创办的进步刊物《滇报》《星期报》等积极宣传推翻腐朽封建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云南人民较早地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对如受蠹之木的清末王朝已经失去信任，所以半年多来没有人愿意参股拿钱与官府合资办电站。刘永祚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忽然想到了和他交往较好的同庆丰票号总理也就是云南商务总会会长王鸿图，就亲自到王府与其磋商集资办电事宜。王鸿图对法国人来滇办电之事早有耳闻，已经有不少同庆丰票号的店员和云南商务总会的会员多次找他商议办水电的事情。而且，昆明自开商埠后，王鸿图在和欧美商人及领事交往中，了解到西方国家已经点上了电灯，在中国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有许多电厂或电灯公司，除了少部分是中国民族资本经营外，大都是外国人办的，但是这些电厂或电灯公司都是火力发电，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水力发电。所以王鸿图听了刘永祚说的情况后，为了不让办水电的利权落入法国人手中，更为了利用水资源发展电力，促进云南现代化的发展，实现父亲王炽实业救国的愿望，决定以商办的方式建水电站，由同庆丰垫本，又因为同庆丰力量有限，以云南商会名义招募商股。王鸿图和刘永祚经过多次商讨，最后决定为了实现实业救国和光耀中华的理想，决定将公司命名为“耀龙”，全名为“云南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希望通过商办水电实现“耀龙”即救国和兴国之志。

云南人自办中国水电这不是简单的“冲击-反应”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自觉的历史过程，它离不开外来工业文化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也离不开作为文化主体的行动者的内在精神自觉。费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后他又将文化自觉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给文化自觉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方位：时间上即从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来观照当下和展望未来，空间上即从天下的视野定位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其存在的意义。云南人自办中国第一座水电站，而且希望它能“光耀中华”，这是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实践过程演绎，这个过程，不仅是石龙坝人作为文化主体自身的心智洗礼和心性历练过程，更是在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保卫以及自我创新，文化自觉的直接动力源自中西文化的互动场域中的交流和冲突。这种文化自觉也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没建在最早对西方开放的中国东南沿海，而是建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