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科书在民众知识观念与社会意识的形成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知识载体，传授的是经过选择的特定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观的系统，渗透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制度中，对大多数人产生影响与控制。而历史教科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或认可而颁行的教科书，是政府向其人民宣示其统治正当性及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历史教科书“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 ‘近代化的历史’”,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

一 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研究：问题与方法

近代中国教科书的产生，正是中国民族主义与新史学兴起之时。新史学与近代国家建设基本上是在“共时态”的空间里发生的，新史学发展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叙事主导新史学的“现代史”。塑造新式国民而建立富强国家，成为新史学的主要目的，也渗透到中国历史教学和教科书编写中。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新史学一部分，凭借其特殊的历史教育功用，担负了拯救民族国家的任务。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民族国家问题尤为关切，这决定了其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地位。

（一）历史教科书：联结国家、学界与民众的纽带

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是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民族主义产生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中，“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过程中，所谓的民族共同体一定会按角色分解为两种人：一种是精英，另一种是大众”。普遍民众提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与土壤；民族文化的制造者——通常是知识分子，从历史文本的记录中发掘出往往是乌托邦式的文化梦想；政治家把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结合为政治运动。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将知识精英的思想传达给民众，进行社会动员，形成一般的社会意识与民族主义运动，这样才可以实现精英的政治诉求。如何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结，换言之，精英的思想如何才能成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成普遍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民族主义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目前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较多的关注。一些研究从思想人物与“关键词”入手，考察精英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及“关键词”意义的变迁，这对认识中国民族主义有重要意义。但需注意的是，有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在某一时期内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对普遍民众的影响程度不高。目前的研究没有充分关注到精英思想的社会影响，以致将精英民族思想简单地等同于现实中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民众的民族情绪，忽略了从精英思想到民众观念和社会意识的转化。如清末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清政府倡扬的道德标准在教科书中出现，但其在新式教科书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内涵发生了改变。清政府的教育目标通过教科书而实现的程度尚可讨论。如“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有不同的含义，也主要限于部分知识分子言论中；民国成立后精英的一系列努力，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无疑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从一开始出现到普遍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间也充满了变化。这提醒我们，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要区分精英思想与一般的社会意识，关注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路径及其转化。

教科书是联结政府（国家）、编者（学界）与学生（民众）的纽带，对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民族主义思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达给普遍民众，就实际影响而言，利用国民教育对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是社会动员最有效的途径。统治集团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等意识形态一致化的方法实现其精神和道德领导。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在推行官方民族主义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资讯与传媒尚不发达的近代中国，学校教育是民众获取知识与形成民族意识的重要渠道，学校是培养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场所。在近代中国，在塑造社会舆论方面，教科书的作用比报刊更为重要。因此，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工具，在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中的作用值得关注。

教科书的桥梁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政府或编者的意图全盘照搬，它会有一定的选择。“知识是由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认知的功能是适应，它应有助于主体对经验世界的组织。”这里尤需注意民族主义通过教科书传播的具体情况。一方面，政府与编者的意图经由教科书传达给学生（民众），使得学生对国家政策与编者（精英）思想有所了解，可能会认同政府与精英，因而能够配合他们的要求，形成民族主义运动，以实现其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在经由教科书传达的过程中，政府与编者试图表达的意思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生（民众）在接受过程中会有自己的取舍，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政府与编者的期许。这使得民族主义的传布情况变得复杂，结果也难以确定。因此，对教科书桥梁作用及其在民族主义传布中的效果要具体分析。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在通过教科书的传播过程中会发生何种变化，产生何种影响，这实与教科书的编写密切相连。

（二）历史教科书编写：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

教科书编写涉及多个方面，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教科书知识生产的状况，反映了教科书功能，关系到对教育本义的认识，是教科书研究的重要环节。

教科书编写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教科书是国家教育制度与教育目的的承载物。政府通过颁行教育宗旨，制定教育政策与课程标准，加强教科书审定，来指导和规范教科书，这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编写。从清末到民国，先后有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除南京临时政府外，各政府都颁布教育宗旨，学制也不断发生变动，教育宗旨与学制的变化，相应地会引起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的调整，从而影响到教科书编写。这是影响教科书编写的主要因素。教科书体现了国家意志，这是历史教科书与一般历史著作的重要区别。

二是编者的素养。编者的专业和政治素养，与单种教科书的质量关系最大，是影响教科书编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学制与课程设置对教科书编写的影响，主要在外在形式方面；教育宗旨与编者素养则影响到教科书的内在质量，对教科书的编写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编者是构成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联结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许多政治与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与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与民众。由于编者对国家教育目的的理解以及知识水平不同，不同的教科书对历史的阐释有所不同，所表达的知识观念有一定的差异，其结果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教科书往往成为政治与文化冲突的一个核心。教科书编写的实践说明，政府审定或认可颁行的教科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政府教育要求还需要具体分析，即便是在同一课程标准指导下编写的教科书，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可能有所不同。教科书对历史知识的释读是多样的，编者的个人意志或隐或现，这使得它与一般历史著作又有很大的相似性。

教科书编写过程即政府和编者联合生产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群体的知识被官方裁定为面向所有人的知识，社会秩序因而获得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政府作为特殊的政治组织，会利用自己掌控的教育资源将其统治合法化；编者作为教科书编写的实际完成人，往往将历史知识选择与过滤后写入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编者与政府有所分合：当编者认同政府的教育目标时，会遵循政府的要求；反之，编者就会与政府的要求有所疏离，影响教育目标的实现。编者与政府的分合，使不同教科书之间存在差异，学生接收到的知识可能不同，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不确定性。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教科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对民族主义的形成会产生何种影响。实际上，相对于政府和编者的要求来说，教科书的意味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以自己的方式来影响学生和民众。

（三）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关注民族主义内部因素

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功能除了传授历史知识，还有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确立当前政权的合法性，而后者往往居于主要地位。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本诉求是国家政权问题。所谓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主要是围绕政权展开的，其中统治合法性是重要因素。确立合法性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诉求，也会对民族主义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研究，一般都注意到外国侵略的影响。外国侵略是激发中国民族意识、形成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诱因。但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仅仅着眼于外国侵略的一面，恐怕不足以理解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近代中国对外国侵略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就可能犯“时代误置”的错误。再如，1930年代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要求联合中国各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汉族意识也在此时兴起。仅从日本侵略方面很难对此加以解释。因此，研究民族主义，不仅要注意到外部因素，也要关注内部因素。

关于统治合法性对民族主义的影响，首先，政权更迭可能会改变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形式。近代中国经历了清朝和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变更较为频繁。如何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是各个政权需要面对的问题，教育往往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清政府、民初袁世凯政府以及南京政府都是如此，尤其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使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不同的是，1922年新学制表现出对教育的全新理解。其次，民族主义内部不同权力结构之间政治诉求的差异也对民族主义产生影响。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但这种诉求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意味是不同的。讨论民族国家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谁之认同？认同什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民族主义精英知识分子有不同派别；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所谓民族、国家认同或许有不同意指。政府、精英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民族主义演变的一个因素。

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途径是什么？合法性的确立高度依赖于共同体和民众的社会记忆，历史教育是确立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民族主义者会采取多种叙述策略，把民众的民族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杜赞奇指出，民族主义者为了动员民众，不仅仅依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依靠大量权威性的历史词汇来作为新思想的联结点，使之作为对传承的优先叙述。在历史教科书编写时，政府会要求运用一些诸如“民族”与“国家”等“历史词汇”以达到确立政治认同的目的。编者安排叙述要素如选题和选材、叙述的类型、叙述的结构模式、叙述的语言等的过程，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以实现其政治诉求。

这在关于中国民族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在多民族的现实中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形成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确立政治认同。晚清时民族主义者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上有很大的分歧，在该采取何种方式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民国时期，为应对国内民族分裂的危险以及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民国政府不断调整民族政策；而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政权更迭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清朝和民国政府采取何种方式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自身统治，直接影响到民族主义的演变。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第一，把确立统治合法性作为认同中心会对民族主义产生何种影响；第二，从历史来建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其效果如何。研究中国民族主义，要关注其内部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历史的反建构特征。

基于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情况和历史教科书基本功能的思考，本书拟对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以这一时期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探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本研究将尝试说明：政府与编者（知识界）共同促成了教科书知识生产，二者有所分合，从而构成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政治认同优先于甚至替代民族国家认同，真正的民族国家认同很难建构起来，研究民族主义，要关注其内部因素；利用历史来建构认同，要注意到历史的反建构特征：历史会给通过历史建构的认同带来冲击，甚至动摇认同。

民国时期，政治不统一，除了南京国民政府外，先后与之并存的有中共政权、伪满洲政府和汪伪南京政府。这些政权都在统治区内实行自己的教育，发行自编的教科书。一些地方和学校也使用自编教材。这些教科书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使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写呈现“多样化”状态。本书讨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是指经中央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二 学术史回顾

教科书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教科书研究才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

近年来，在近代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等研究中或有论及教科书，把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来讨论。把教科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有三部著作。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是较早出版的教科书研究专著，对清末西方教科书的传入、清末自编教科书、民初自编教科书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本质是文化选择。该书讨论的范围是清末到1930年代，主要关注教科书编写与审定制度，讨论相对简单。

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讨论了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晚清教科书部分讨论了教会等非学制教育课本与壬寅学制以来的基础教育课本，民国时期教科书部分讨论了常识、语文以及其他各科教科书。该研究的特点有：①从教科书实物出发，引介了大量教科书内容，归纳出其编写特点；②对晚清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几种教科书专门进行了讨论；③对教科书编写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进行了研究。

石鸥的《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是近年来出版的研究中国教科书历史的一部力作，该书讨论了1840～2010年中国教科书历史，有以下特点。一是比较全面。从时间上看，介绍了清代、民国和新中国教科书的百年历史。从种类上看，介绍了各种教科书，不仅讲述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也分类介绍一些特色教科书和校编教科书，还介绍了南京政府时期沦陷区与共产党根据地的教科书。二是对各时期重要教科书进行了介绍，并概括了各时期教科书的特点。三是以教科书实物为依据，结合教科书内容来讨论，史料翔实。石鸥重视教科书研究，主张教科书研究要以教科书实物为支撑，带动了一批人从事教科书研究。

此外，吴科达、张运君对教科书审定情况进行了研究，毕苑、吴小鸥等人对教科书与文化转型进行了讨论，张仲民、王兴亮等人研究卫生与乡土教材，特别是张仲民的研究，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讨论深入，值得关注。

教科书与近代新观念、新教育的萌生与发展密切相关，从教科书来讨论新观念、新教育取得了一些成果。季家珍分析晚清部分修身教科书与国民读本，认为传统的儒家理想在晚清教科书这种新文体中被改造和赋予了新的含义。黄兴涛讨论了清末伦理教科书，指出其编写有一个“开明化”过程，基本固守儒道伦常，但有些宣扬新的价值观念；同时，伦理教科书为现代伦理学科的兴起打下了重要基础。程美宝研究清末广东部分乡土教科书，指出地方读书人运用了一套新的话语，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周婉窈比较了日据时期台湾公立学校国语读本中的插图所呈现的台湾人形象，从早期的较为写实到最后的完全日本化，反映了日本推行殖民统治的变化。黄东兰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揭示其在中国人“近代意识”形成中的意义。刘龙心讨论了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与近代历史知识的转型，认为在近代学科意识冲击下，中国传统地理知识被分解，这影响到史学空间概念。章清讨论了“自由”作为学科术语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呈现，“自由”在不同教科书中表述不同，给国人理解与接受“自由”概念带来了困扰。夏晓虹探讨了《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认为《蒙学课本》中新的伦理道德对新道德观的建构和现代国民基本品格的塑造意义重大。这些研究以问题为中心，对教科书内容进行细致分析，是教科书研究深入的表现。

上述研究虽不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专题研究，但对认识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一定助益，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发行等问题，与其他门类教科书基本一致，通过这些研究，大致可以了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些情况。另外，关于教科书与新观念的研究，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提供了参考。

（二）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专题研究

1．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

教科书编写是教科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较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目前相当多的研究也集中于此。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受到日本的很大影响，清末引译的日本教科书引起研究者重视。李庆介绍了日本史家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骘藏等人的学术历程，对他们的著作如《支那通史》、《支那史》与《东洋史要》的成书过程及影响做了述评，对了解这些书的编纂情况有所帮助。黄东兰探讨了明治时期日本的中国史、东洋史教科书，对日本东洋史学如何表述中国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对了解《支那史要》《中等东洋史》等日本教科书很有助益。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考察了清季对日本中国史、东洋史与文明史教科书的译介，认为汉译日本教科书的编撰形式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重要意义，也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将教科书内容与政府政策相结合，材料丰富，论说明晰。

在单种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中，张耕华对《白话本国史》的研究值得关注。张耕华讨论了《白话本国史》编写情况，对前后修订版本进行了比较，这对认识吕思勉史学思想及当时的教科书编写有一定意义。此外，一些研究者讨论了部分单种教科书或某一时期教科书的编写情况。

2．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

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的重要实践形式，其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变迁。教科书与新史学的关系及其对新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正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周朝民较早注意到教科书的学术价值，指出在新思潮影响下，戊戌变法后的自编教科书在编写思想、内容及体例上开始向新史学转变。陈其泰从编写体例与内容方面对《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进行了讨论，认为该书采用进化论、章节体等，为中国近代史学创立时期的拓荒之作，代表了通史撰著的新方向。对中国史学的讨论与反思往往会关注到线性历史观，线性历史观是近代史学的一个特点，李帆以清季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进行讨论，认为线性历史观有多种表现形式，这里有日本史学的影响，但也不能忽略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线性历史观因素的考索。

近代新史学相较于传统史学有多个不同，首先体现在体裁体例上。新史学采用了章节体等新编写方式。邹振环以清季引译的部分外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指出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的变化中，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的转变过程。王晴佳从历史观改变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此外，有研究讨论历史教科书与史学观念的变迁。

3．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

教科书编写研究也往往会涉及教科书内容，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教科书内容应该是教科书研究的着力点，目前这方面的专题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也出现了一些佳作。袁英光与仲伟民研究了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刘师培运用历史进化论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嬗变、君主制起源及其权力衍化，对先秦社会的礼俗亦颇有研究和创见，但有不少谬误。孙江讨论了清末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认为虽然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还是古代黄帝知识的再生产，近代的黄帝形象与古代既有断裂，也有一定的连续性。该文还对教科书中的黄帝图片进行了讨论。张国荣讨论了民国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叙述，指出其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的教科书中，在1930年代后成为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是出于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

清末中国一些教科书改编自日本教科书，因此，比较中日改编与被改编本的内容，有助于较好地认识中国编者的史观以及近代史学的发展特点。区志坚通过比较柳诒徵《历代史略》对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内容的去取，指出《历代史略》构建了一幅满汉种族合为一体、满汉共同统治的中国国族图像。黄东兰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与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做比较，指出陈庆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和正统观念来重构中国史，考察了日本东洋史转变为中国史的过程。

这些研究对教科书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此外，也有研究者对教科书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4．中国历史教科书案

民国时期，发生了几次教科书案，涉及中日关系以及政府查禁教科书，其中，《现代初中本国史》案、《白话本国史》案有较大影响。张耕华在吕思勉研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白话本国史》编写及《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的经过。王萌考察了《白话本国史》案的经过以及学界就此展开的讨论，认为该案的发生不仅有民族情绪的因素，也有国民党党化政策的原因。李长银讨论了《现代初中本国史》案，认为该案发生的主因是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之间的纷争，还牵涉到国民党当局与学界的争锋、政治内部的争斗以及商业竞争等复杂因素。徐冰讨论了民国时期几起中日教科书冲突，指出日本以教科书冲突为借口，影响国内舆论，推卸战争责任。

（三）小结

上述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回顾，肯定还有遗漏之处。目前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第一，在教科书编写上研究较多，在政府教育政策与出版机构措施对教科书编写的影响上成果丰富。第二，某些单种教科书的研究较多，如对夏曾佑、吕思勉等人编写的教科书的讨论较多。第三，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在教科书与新史学的关系讨论中，既注意到教科书采用新的体裁体例的影响，也注意到叙述内容变化的意义；一些概念史、思想史等研究也注意到教科书材料，从中来讨论新观念的生成与变迁；教科书发行问题也为研究者所关注，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书局间发行教科书时的商业竞争等。现有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情况，对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教育、社会意识等情况也有所助益，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但是，相对于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地位，目前的研究仍显得不足，主要是对历史教科书一般性介绍多，深入性研究少，缺乏标志性成果。具体表现为：第一，相当多的研究侧重于教科书编写，对教科书内容研究不够，其中一些研究仅是从政府教育政策入手，没有联系到教科书内容，是脱离教科书的教科书研究；第二，一些近代教育史、史学史等研究，使用了一些教科书，这种教科书材料似可为其研究“增色”，但由于缺乏对教科书整体的研究和把握，一些论断往往有失公允；第三，很多研究大多仅限于某一时期的某几种教科书，如对清末教科书研究较多，而对新学制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相对较少。

近年来教科书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变化。首先是新研究力量的增长。一批研究生选择以历史教科书做学位论文的题目，他们的研究在资料使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但他们是教科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将会有力地促进教科书研究。其次，研究资料的整理取得进展。一是网络资源的开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的一个难处是资料收集问题，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些单位正在积极努力开展“文献上网”工程，近代教科书正在数字化。二是教科书书目的整理出版。201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王有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教科书书目9100多种，比1995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多了将近一倍，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最后，有学术期刊开辟教科书研究专栏，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学术会议也陆续召开。这都推进了教科书研究。

三 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

（一）研究思路

本书把中国历史教科书看作一种历史叙述和一整套历史记忆，是根据时代需要制作的一种“文本”或“表述”，从中可以看出政府与编者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民族的共同传统，形成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经由政府与编者共同生产的“历史知识”，会给认同建构带来何种影响。前者研究教科书的编写，讨论教科书知识生产；后者研究教科书的内容，讨论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

这里，对上面提及的几个词语略做说明，它们在本书中经常使用。教科书有多个定义，有的认为教科书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和不同级别学生的认知特征而编写的各门学科供教学之用的学生用书。这概括了教科书的基本特征。但晚清引译的外国教科书不符合这一要求。在晚清，教科书是一个泛称，不仅包括现在所理解的课堂教材，举凡具有启蒙性质，能够供教学参考，以及许多介绍新知的书籍，都被称为“教科书”。清末民国时期，像“教科书”“课本”“教本”等词同时使用，含义基本相同。因此，本书使用的“教科书”，采其一般意义，即指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教学和学生用书。但晚清有所不同，凡用于学堂教学的，都属于讨论范围。

“叙述”作为一种叙事表达，使历史意识表现出来，并且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有效的评价，其内在导向即为历史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事件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以一种方式被回忆和再现，通过这种方式，由事件构成的认同得以保持，获得了它特殊的意义。“记忆”如一般“集体记忆”研究者所指出的，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种社会群体都有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和延续。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错误的。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民族”不是由血缘、语言、文化等自然衍生或客观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

“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等词都有多个含义。“认同”有三种含义：同一与等同、确认与归属、同意与赞同，其中以确认与归属为最重要。本书是在后两种含义上使用“认同”一词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包括对本族群的认同和对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本书使用的“民族认同”一般是指后者。“国家认同”或认为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的国家”的心灵性活动，它包括三个主要层面：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其中制度认同就是所谓政治认同，而族群认同相当于一般而言的民族认同。可见，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几个概念的含义有重叠部分，给这些概念的使用带来了困扰。本书使用的“国家认同”主要是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不包括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定义众说纷纭，往往与“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或把“政治认同”界定为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认同，即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并且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相近。“合法性”指正当性或正统性，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表示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本书使用的“政治认同”主要是指在国家中执政的政治权力如何获得所需要的认同，主要是指“统治合法性”。上述两个概念有时候互用，都是指维护统治以及对政府的认同。

（二）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问题为中心，将政府、编者、教科书内容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首先，把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对同一问题的叙述，放在“清末民国”这个时段里，考察其变化过程，从中分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化。其次，把教科书表述与当时的思想和社会相结合，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分析问题，从中讨论政府、编者如何利用历史资源来建构认同及其影响。再次，贯穿本研究始终的方法，是一个“整体”的态度，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看作一个整体，考察一些事件（问题）在清末民国这一时段中的叙述变化；二是对教科书进行全面考察，关注不同教科书中的不同叙述，即既注意到不同教科书中的相同叙述，也注意到不同叙述，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

（三）结构

本书除导论、结语外，有十五章，分两个部分，前六章为上编，主要以教科书的编写为中心讨论知识生产；后九章为下编，以教科书的内容为中心讨论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第一、二、三章分别讨论清末、民初、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清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国民；学界（编者）希望传播新知识，塑造新国民，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民初基本秉持共和教育方针，发扬共和精神成为这一时期教科书编写的指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确立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加强对教科书的管理，教科书编写逐渐模式化。此间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编写。新学制教科书与其前后的教科书都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为认识近代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这三章讨论教科书编写，关注的是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之分合。教科书是遵循政府的教育要求来编写的，但是其中编者的认识也有所体现，这使得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一定的疏离。另外，这部分对教科书文献进行整理，希望达到的目标是：①较为全面地列举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书目；②对清末、民初、新学制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各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特点予以初步总结；③对各时期有较大影响或有特点的单种教科书予以简要介绍。这三章是全书的基础，也希望对后来的研究提供帮助。

教科书编写的讨论离不开编者与书局，他们是教科书编写与发行的实际完成人，直接关系到单种教科书的质量、发行数量与影响。第四章是教科书编者研究。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大多有着地缘与学缘的关系，他们或是职业编辑，或是史学专家，对政府的教育政策或有不同看法，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差别较大，有的带有个人研究与地方特色。第五章讨论书局。教科书是一种商品，要能给书局带来利润，因此，书局很重视教科书的发行，努力将之推销出去，这样教科书才能真正产生影响。清末民国时期，书局具有很高的集中度，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商务印书馆为龙头的出版格局。大书局控制教科书的发行，使得原本具有个人研究与地方特色的知识，成为全国性与一个时代的知识。

教科书是一定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的反映，那么，它与社会意识有何关联？第六章即以孔子叙述为中心略做讨论。清末民国时期，孔子儒学成为思想论争的一个焦点，政府与思想界对孔子的不同态度，在教科书中都有所反映。学生所接收的孔子知识，只是其中的一种，它一方面是政府与思想界某种认识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又与其他认识不同，造成学生和政府与思想界的疏离。学生间接收的知识或有差异，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

前六章是本书的上编，研究教科书的编写，讨论的是教科书知识的性质。一般认为，教科书传授的是社会公认的知识，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教科书中的知识只是某些人的知识，通过国民教育这个特殊渠道而被放大，成为所谓的“经典”知识。这部分研究提醒我们，从事教科书研究时，要关注编者与政府对教育认识的异同，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有所合离，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教科书能够完全体现政府的目标与要求。教科书研究要以教科书内容为中心，结合政府、编者、书局、思想界等几个方面来进行。

第七至十五章为本书下编。从第七章开始进入教科书内容研究，选取与民族认同有密切关系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七章以历史分期为中心，讨论近代中国如何利用历史来建构认同。清末民初，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多个标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不相同，中国历史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

今天中国历史研究中各种分期方式的讨论，基本未超出清末民国时期的范围。这里要思考的是：第一，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转变，从“革命史”向“现代化”范式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西方”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第二，中国历史研究能否跳出“普遍历史”的框架，如何在普遍历史中来安置中国历史。

第八、九章讨论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1920年代兴起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给古史建设带来了希望，国家也希望通过考古发现来增强民族信心。第八章讨论近代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考古发现使中国历史书写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架构下，历史教科书对古史传说重新进行了解释。考古学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但也会削弱民族自豪感。

民族史叙述中，民族起源说有重要地位，关系到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第九章考察教科书中关于民族起源的叙述。清末民初教科书中一般坚持西来说，1930年代后转而坚持土著说。导致这一转变的是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但民族情感也起了重要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认同西来说还是土著说，都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而抛弃西来说认同土著说，说明了民族认同中正向认同的重要性。

这两章的研究提醒我们要关注考古发现对建构民族认同的多种影响，希望引起讨论的是，第一，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会产生何种影响；第二，历史知识的反建构特征，即已有的历史知识对新知识建构会有何种制约。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者尤为致意之处。第十章考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在中国民族问题上，清末存在“大民族主义”和“汉族”的认识。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在中国民族起源、民族关系等方面，采用多种叙述方式，建构起一个包融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从清末“中华民族”一词的最初提出，到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思想与思想史的关系。某种思想萌生较早，但在现实中影响不大，不能以之说明当时社会的一般思想状况。在考察知识分子思想与民众观念之间的关系时，需要注意两者的差异。

第七至十章主要讨论民族认同建构的情况。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功能，不唯建构民族认同，还在于确立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之关涉严重影响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化。接下来的五章讨论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这也是民族认同讨论的继续与深入。

前朝历史是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民国如何书写清史，对认识合法性的确立有重要意义。第十一章以民国教科书中清史为中心，讨论清史与政治认同。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重视清史书写，对清朝都是持批判态度，但二者批判的内容不同，其中差异主要缘于政权性质的变更。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使民族主义诉求与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影响到民族认同的建构。政权更迭深刻影响到民族主义的演化。

第十二章以新文化运动叙述为中心，讨论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民国教科书中有多种叙述。国共两党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态度不同，但都利用这一资源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两党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叙述的取舍，共同促成今天的五四观念的形成，也使得“五四”这一名词本身充满不同内涵。

晚清以来，对中国历史书写产生重大影响的，除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考古发现外，还有帝国主义话语。第十三章讨论帝国主义话语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中，帝国主义话语成为近现代史的一条线索，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提供正当性，有助于确立国民党政府政治认同。不唯如此，整个中国历史编写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其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书写。

清末民国时期发生了数次教科书案，如中日教科书交涉、书局之间诉讼、查禁教科书等，其中历史教科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1929年顾颉刚与王钟麒《现代初中本国史》案和1935年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案。第十四、十五章分别讨论这两个事件。第十四章探讨《现代初中本国史》案，通过围绕该案中的学术著作—教科书、疑古思想—“黄金世界”观念、新文化人物—国民党等学术与政治方面诸关系的考察，认为查禁《现代初中本国史》实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第十五章考察《白话本国史》案。《白话本国史》因为岳飞叙述而被政府责令删改，同时也被人起诉。对该案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于民族英雄叙述的尺度，体现了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缠结。

以上五章的讨论，希望能够关注民族主义内部因素的影响。第一，要注意民族主义内部结构及其诉求差异：建立何种认同，如何来建立认同，其效果如何；第二，历史的反建构：历史本身是一种叙述和建构，但这种建构的历史本身有种反建构特质，会反过来影响到历史与认同。

四 历史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

在本书的讨论开始之前，需要正视一个时刻存在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即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的一些读者在阅读相关教科书研究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笔者在教科书研究中，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思考。所以说，这个问题时刻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又难以回答，因为缺乏足够多的证据来建立学生受到教科书影响的直接联系。

笔者认为，近代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本书开始所讨论的教科书重要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拟从两个方面对教科书影响问题略做探讨：一是我们的常识；二是现存材料中留下的一些记载。

就常识而言，从我们自身的经验与感受中可以说明教科书影响。经历过中小学学习的人都知道，中小学教科书知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甚至会影响一生。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的途径增多，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历史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确实降低。但在近代中国，教科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这在报刊等新式传媒尚未普及的时代与地区尤为明显。有论者指出，相较于名家著述，晚清教科书是传播、普及民主思想的重要工具：“真正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普及到 ‘寻常百姓家’者，既不是各种高深的理论著作，也不是众多的报刊，而是当时编译的各种地理、历史教科书。”“学校教育对于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塑造有重要影响，少年儿童更易于接受意识形态教化。”尽管我们没有或者很少谈及它们给我们的具体影响，但很多人可能不会否认，它们是我们知识观念的重要来源，对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存材料中有一些记载，试举数例。中小学学习和教科书情况，多年后一些人依然记得。周汝昌在回忆其小学学习生活时写道：“课本是采用上海世界书局的一整套教科书（包括教师用的教学本），编印质量很高。我自幼受益于这种课本者实在是并非浅鲜。”胡伯威回忆抗战前的小学读本时满怀赞赏：“战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读本都很精致讲究，用的是厚实的铅画纸，有很精美的彩色插图，和糖果饼干一样吸引人。”冰心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 ‘天地日月，山川水土’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当年在上海时的读书情况，列举了梅溪学堂使用的几种课本，如《蒙学读本》 《华英初阶》 《笔算数学》等。

历史教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后，历史教育与教科书中突出民族主义教育。乡村小学也积极实行国难教育。一位乡村小学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就多次记载了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地方举行抗日大会的情况。该乡村学校在“设备”“训练”“教育”“课外作业”等方面都突出抗日救国内容。范用在回忆小学情况时写道：“老师教我们唱《苏武牧羊》、《满江红》，歌词文绉绉的，不大好懂，但从历史课里我们已经知道苏武和岳飞，他们讲气节，一个做了俘虏不屈服，一个英勇抗敌。这两首歌唱起来，有种悲壮的味道。”汪曾祺回忆1930年代初中情况时说，学校明伦堂的东西两壁挂了16条彩印的条幅，都是民族英雄，有《苏武牧羊》《闻鸡起舞》《班超投笔》《木兰从军》等，“为什么要挂这样的画？这时 ‘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全国上下抗战情绪高涨。我们的国文、历史课都增加了培养民族意识的内容，作文也多出这方面的题目”。一位老人还清楚地记得1930年代历史课内容，认为那时的历史课“颇有时代特点”。1930～1940年代贵阳中学历史课堂的情形，几十年后，对一些学生来说还历历在目：“在讲中国史时，老师也善于借古喻今。如讲唐史时他说，唐之所以能兴盛200多年，归功于唐太宗，而唐太宗知人善任，豁达大度，对于反对他和给他提意见的人，不是一关二杀。”一位老人回忆40多年前的中学历史学习时写道：“历史老师陆人骥，是位地地道道的好教员，教起历史来像讲故事，头头是道，最得学生们的信赖。教我们这一班，他认为最得意。我们个个用功，考历史大部分人都会在九十分以上。不是题目容易，实在是我们知道得太多了。”由此可见，中小学历史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影响，考古学家李济的一位朋友曾说，1920年代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讲石器时代，遭到学生们大笑，而十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这一转变很可以代表“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观念的变迁。社会上对于三皇五帝的忆念，虽仍觉得恋恋不舍，然究竟敌不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所代表的观念的实在；石器铜器时代的史实一天一天地增加，现在差不多可以自成一卷历史。至于三皇五帝是否完全为一个神话，自然另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仍旧相信这些古圣人的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内容也变更了许多。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全是考古学发生出来的影响”。从李济这段话可见，考古学知识可能通过小学教科书普及到一般学生中，以至于中学生对石器时代的说法已习以为常。顾颉刚在回忆当年在北京大学听胡适讲述中国哲学史时说，胡适“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 ‘中国哲学结胎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是说大学听课的情况，没有说到中小学教科书的影响，但顾颉刚大学课堂上的惊异，恰是因为中小学文史的学习与大学讲授的知识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把冯玉祥作为军阀写进中国历史课本“军阀混战”一章里，引起冯玉祥强烈不满。他说：“什么叫 ‘军阀’？依我说，一是封建主义的；二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三是压迫剥削人民大众的。”冯玉祥说，他一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打内战，要求教育部修改这一写法：“你去找教育部长王世杰问问，为什么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印在历史教科书里教育子孙后代，真是荒唐极了。这些人究竟有没有一点历史知识？有没有一点分析能力？”从冯玉祥得知其被写进教科书以及要求修改教科书，可见教科书的影响不只限于学生，也有很大的社会效应。

历史课对学生的人生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萨孟武回忆小学读书时写道：“担任历史课的为黄季芳老师，历史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共计四册，内容虽然简单，而比之今日高中，甚至大学的课本，也许还详细一点。黄老师常摘要《通鉴》，写在黑板之上，令学生抄在书上，以补充课本之不足。这不但增加我对历史的知识，且又培养我对历史的兴趣。”焦菊隐回忆小学历史课时说：“历史课着重讲近百年史。历史老师是一位当时的 ‘维新派’，我们每个学生都能深刻地记得：在他讲到义和团的时候，他咬牙切齿地说：‘李鸿章这个王八蛋（原词一字不错），借来了外国的洋枪队，打了我们中国人。'”著名律师张思之回忆抗战期间中学生活时说道：“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那时正主持东大历史系教务。他没有时间到中学兼课，但能听到他的专题演说。关键是他从东大输送给十八中的历史老师教学得法，点拨学子往往恰到好处。讲日本怎样威逼清政府割让台湾，签《马关条约》，说旧恨直指新仇。讲《尼布楚条约》则着重阐释那是康熙大帝国力强大的结果，从而使初学者茅塞顿开，憬然有悟。我当年有志于研读外交，发源于此。”金庸在回忆60年前的小学学习时指出，有一堂历史课让他铭记终生：“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于 ‘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 ‘天经地义’, ‘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