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整体创新不足的要素分析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从来不缺少能力，而且我们所取得的诸多进步也都与各个方面的创新有关。然而，日本、韩国等创新能力强劲的国家，在过去30余年的创新活动里所取得的进步要比我们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创新是带着镣铐在跳舞，这种来自深层的负荷，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整体创新能力的释放，这也是我们最应关心的问题。如果不能把这些影响中国创新的深层因素梳理清楚，创新仍然会停留在一种本能阶段，缓慢的进步就意味着退步。表2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创新活动情况。

从表2中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即低技术产业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中低技术产业变化不大，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合计上升了约4个百分点。这说明，5年来，我们在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中的确有所进步，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是，我国低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仍然占有接近57%的比例，这说明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不高，通过创新得以提升的空间还很大。问题是为何5年内仅有约4%的变化？这种进步能算真正的进步吗？这与中国当下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相去甚远，而这也正是本报告力求梳理与分析的主要问题。

根据近来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可以看出，创新失败的原因很多，一种是来自组织外部并且是不可控的，另一种则是来自组织内部，最终是可控的。来自组织内部的原因可以分成两类：其一，与文化基础设施有关；其二，与创新过程有关。据苏利文（O. Sullivan, 2002）的研究，尽管各种组织的文化基础设施各异，但是所有组织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都会出现如下五种导致创新失败的原因：

（1）糟糕的领导（poor leadership）；

（2）糟糕的组织（poor organization）；

（3）糟糕的交流（poor communication）；

（4）糟糕的授权（poor empowerment）；

（5）糟糕的知识管理（poor knowledge management）。

在创新过程中导致创新失败的组织，其原因可以分成以下五种类型：

（1）缺乏明确的目标（poor goal definition）；

（2）缺乏达成目标的行动联盟（poor alignment of actions to goals）；

（3）缺乏团队合作（poor participation in teams）；

（4）缺乏结果的监测（poor monitoring of results）；

（5）缺乏交流与信息的获得（poor communicat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结合苏利文关于创新在文化基础设施与过程中存在诸多失败原因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很多企业的创新过程中，这些因素是普遍存在的，进而也不难推测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高的原因。关于技术创新绩效的分析也是目前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比较著名的有2000年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议会推出的《里斯本计划》（Lisbon Strategy），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使欧盟在基于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世界里，在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保持最强的竞争力和活力，并且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以及保持社会的最大团结。它的计划期为2000～2010年，今天看来这个10年计划的许多目标并没有实现。稍早一点的比较有名的测评指标还有OECD国家于1995年制定的《奥斯陆手册》（Oslo Manual），目前最新的是2005年出版的第三版，《奥斯陆手册》出台的最初目的是：科学与技术活动的测量，用于为收集和执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指导原则。这里比较有新意的提法是探讨了非技术性创新活动（non-technology innovation）的定义与测量问题，其中非技术性创新主要是指组织创新与市场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于创新，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深刻的体认和教训。至少从过往的教训来看，我们走过的弯路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认为通过单纯的引进就可以达到消化与创新。而实际上，从引进到消化吸收有漫长的基础工作需要做，单纯的引进并不能主动带来消化吸收与创新，反而会产生“引进依赖症”，而现今这种“引进依赖症”依然很严重。其二，认为市场可以换来技术。近来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使之加紧了对自有核心技术的控制，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应遵循如下原则：其一，开放性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自主创新不是指关起门来一切都靠自己的创新，而是一种以自我为主导，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开放式创新。中国地广人多，学习吸收能力强，文化开放包容，对于外来知识与产品的接纳度高，因此，十分适合采取开放式的自主创新战略。其二，简单化原则。由于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阻碍创新的因素千头万绪，如果不能跳出这种认识怪圈，自主创新的步伐将迷失于杂乱的现象丛林中，简化评价指标体系，恰恰是简单性原则的最好体现。其三，中国自主创新处于追赶型发展阶段。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克服急躁冒进而引发错误判断。

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自主创新，是有严格的约束条件以及发展轨迹的。所谓约束条件就是指实现自主创新所需要的必要社会基础条件，如果缺少这些基础条件，自主创新是无法真正运行的。同时由于各国制度的差异，自主创新的发展轨迹是有区别的，只有把影响自主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搞清楚，自主创新才是可能的。根据多年的观察与研究可以初步诊断：我国的创新事业主要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被动型创新策略，客观上它与真实的社会需要脱节，与社会具备的基础条件不匹配，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公众对创新的认同与支持。而完全的自下而上的主动型创新虽然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的需求以及社会基础条件存在的问题，但由于缺少有力的制度性支持以及创新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这种来自基层的创新推进速度缓慢，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有限，很容易夭折；而且这种类型的自主创新发展进程不可控，这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创新，它无法加速创新事业的发展。因此，只有采取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综合创新模式才是可行的，它既不是政府完全主导的，也不是由企业完全自发引起的创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并被市场需求牵引决定的，这也就是我们目前提出的兼容性自主创新的深意所在。因此，为了实现有效的自主创新，需要厘清创新与社会基础条件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这也是造成前期创新工作低效的主要原因。

根据研究，我们认为影响自主创新的社会基础支撑条件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经济支撑条件、制度支撑条件、人力资源支撑条件、文化支撑条件、舆论支撑条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实行自主创新有两个有利的社会基础条件，分别是经济支撑条件与人力资源支撑条件，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积攒下的成果。不利的社会基础条件有三个，其一是制度支撑条件，其二是文化支撑条件，其三是舆论支撑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制度支撑条件对于创新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由于我国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影响了创新的命运与动力，比如，在创新链条上，将科学知识运用在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进而创造经济效益，需要依赖三种人：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而我国最具有创新潜力的国有大企业，其领导人恰恰不是由市场选拔出来的企业家，而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政治家，他如何有能力与意愿进行创新呢？这个简单事实就直接证明了制度因素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至于文化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封闭的等级制文化，而且由精英主导的创新远离公众与社会的真实需求，从而导致创新目标陷入认同危机。此外，处于半失灵状态的舆论支撑条件，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制度约束与精英垄断的供给模式造成的恶果。这些因素直接扭曲了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也不能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从而扼杀了公众自主创新的热情。

通过对上述五个影响自主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分析，本书力图解决如下四个问题：一是厘清社会基础条件与自主创新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换言之，如果缺乏这些社会基础条件自主创新是否可能？二是力图揭示我国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如何推进自主创新的实现程度，它的作用机制与途径是什么？三是不利的社会基础条件如何阻碍自主创新目标的实现？它的作用机制与途径又是什么？四是五个社会基础条件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的权重是怎样的？实现自主创新至少需要满足几个社会基础条件？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制定出推进自主创新计划的路线图以及应对策略。为了检验社会基础条件对于自主创新的影响程度，我们需要将主要基础条件对自主创新的效率与质量的影响进行初步说明，从而制定出符合自主创新要求的有针对性的社会基础条件的动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