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新内涵的演变：从创新到自主创新

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在熊彼特那里，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进行重新配置，实现一种创造性的变革，而实现这种变革的主体就是企业家。熊彼特开出的创新药方主要包括如下五方面：①采用一种新的产品；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一个新的销售市场；④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⑤实现一种新的组织。这五方面就是熊彼特认为的资本主义企业有效率的秘诀。坦率地说，这种模式仍然把创新局限在企业范围内，它只能通过无数个企业的创新来推测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过程，而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论思维模式，换言之，个别企业的创新无法得出整个社会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仅是一种局部理论，我们称其为第一代创新理论。20世纪5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的创新理论，我们称作第二代创新理论，这个时期的创新理论在思想上主要基于美国科技政策专家万尼瓦尔·布什的线性模型，即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由此带动开发与生产经营的扩张，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带来社会整体的创新。这个模型在技术领域的展现就是从发明到创新再到扩散的模式，它倡导的创新理念是“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带动广泛的应用研究。而在布什报告发表50年后，其理论遭到美国学者的质疑和批评。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按照美国布什模式，而是采用了一条全新的创新路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导致人们开始质疑线性模型是否是创新的最佳选择。

线性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关于创新的主流模式，其主要有两种类型：技术推动型（technology push）和市场拉动型（market pull）。技术推动型是典型的布什模型，主要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而市场拉动型则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主要思路就是：市场需要—发展—生产—销售，从这些环节中可以看出，创新的源泉在于市场的需要。在两种典型的线性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想化的创新模型在任何一个环节中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因此，当一个社会整体创新乏力时，是不容易找出一个真实原因的，这也是人们逐渐放弃线性模型的深层原因。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创新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第三代创新理论。这个时期理论创新比较多，但是具有统领性的创新理论并不多，其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亨利·切斯伯勒（Henry 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性创新”理论（2003）还有一些新意的。它是基于对当代社会知识的存在状态而提出的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创新模式，关涉如下一些概念：使用者创新、累积创新、技术贸易、大众创新与分布式创新等，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新奇，只不过平时没有为人们所注意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创新活动是遍布于生活的每个角落的。开放性创新概念的提出，直接指出了传统的封闭性创新在全球化时代与知识传播方式迅速改变的今天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创新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企业内部，它是开放的、全方位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封闭式创新面临着如下几种挑战：

（1）迅速增加的可获得性与熟练工人的流动性；

（2）风险资本市场的快速增加；

（3）来自于外部的观点被束之高阁；

（4）外部供给能力的增加。

正是上述四种挑战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封闭性创新存在的基础，而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全方位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弗里曼、纳尔逊、伦德瓦尔等人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从李斯特的“国家体系”入手，开始倡导国家创新体系，把创新行为从单纯的个体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反映出创新理念的一种根本性变化。这种趋势暗示了一种主旨，强调各国都加强了制度对于创新的巨大影响，但是这种加强是有限度的，制度扶持不能代替市场对于创新的追求。在这方面有两个认知误区：其一，把创新完全等同于一种本能行为；其二，把创新完全等同于制度行为。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执行这两种极端做法的国家，创新能力都不强。目前，我们国家提出的自主创新理念，更多地透露出一种极端制度化的取向，这种倾向值得注意。由于创新的主体是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国家不能代替企业和个人来完成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确国家在创新中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制度性的干预会成为创新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