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九五六年四月）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的地位根本改变了，由过去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成了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富裕起来了。在旧中国劳动者的那种朝不保夕、经常陷于贫困和饥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再来了。现在，劳动是无上光荣的事情，劳动者有崇高的地位，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着。这是新中国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帜。

一

劳动权是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保证。新中国的劳动人民第一次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保证我国劳动人民能够逐步实现劳动的权利。劳动权有了保证，生活水平必然会不断的高长。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根本不能实现劳动权。失业现象大量存在和不断增加，就是一个证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45年10个大城市中失业工人即有46万人，1947年就增至1百余万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失业现象的不断增加和大量存在，劳动权也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以美国来说，1929年，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11%, 1946年增至18%, 1951年达到20%。1955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为“稳定的繁荣”时期，根据官方的统计，美国完全失业的人数为300万人，半失业的人数为900万以上；西德有100万完全失业的人；意大利完全失业的人数为200万，另外还有同样多的半失业的人。1954年，日本完全失业的人数达到60万，半失业的人将近900万。毫无疑问，失业是劳动人民的大灾难，必然地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人民民主国家中，才能彻底实现劳动权和消减失业。在苏联，职工人数是不断的大量增加的，人民早已不知失业为何物。苏联职工人数，1928年为1080万人，1932年为2280万人，1937年为2700万人，1940年为3150万人，1950年为3920万人，1955年增加到4790万人，根据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1960年还要增加到5500万人左右。

我国是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的，职工人数也是不断增加的。职工人数如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1, 1951年为166.5, 1952年为216.3, 1953年为262.3。按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1957年，职工人数将从1952年的1012.4万人，增加到1548.4万人，增加了52.9%。工人职员人数的增加，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

由于工人职员人数的不断增加，我国国民经济各部分的劳动力的构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清楚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断改善的。

第一，工人职员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上升，在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下降。按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全国职工总人数中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将由1952年73.9%，上升为1957年的74.9%；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26.1%，下降为1957年的25.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第130页）。这种比重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因为，增加社会财富，原要依靠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是不创造物质财富的，并且还要用去一部分物质财富。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力的比重上升，说明了物质财富不断的增长；而物质财富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工业的劳动力大量的增加，而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搬运业等经济部门的职工人数迅速的减少。根据五年计划规定，工业的劳动力将从1952年的286.4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513.5万人，共增加227.1万人（《计划》，第128页），在全部增加的职工人数中占将近1/2；而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搬运业等，估计从1952年的1089.7万人，减少到1957年的975.7万人，将减少114万人（《计划》，第129页）。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在1955年12月底“资本主义大型工业以产值计算，已有30%以上实行公私合营”。“全国已有手工业合作社7万多个，社员200多万人，约占手工业从业人员785万人的25%强，再经过两年即到1957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前面，落后经济部门的职工人数，其减少的速度，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还要大得多。

第三，农业合作化的人口迅速地大量的增加，而小农经济的人口则急剧的下降。1956年1月底，农业合作化的农户，已经占总农户数的78%，包括9281万多农户，其中属于高级社的农户为2549万户。按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要求在1955年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由此可见，无论城市或农村，目前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落后经济部门的人口，迅速地大量地过渡到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部门。这种过渡，同时也就是我国劳动人民，由贫穷破产的道路，走上了真正富裕繁荣和幸福的道路。

第四，因为工业和农业日益发展，工资增加，购买力提高，人民的需要也就日益增长，商业的活动也必然随之扩大。做好商业工作，保证市场的供应，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合理分配，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随着商品流转的增加，在商业方面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也必然是增加的。这方面将由1952年的113.4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208.7万人，1957年为1952年的183.4%（《计划》，第120页），在增加的全部职工总人数中仅次于工业；建筑业人数的增加，同样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7年的人数将从1952年的102.1万人增加到176.5万人，共增加74.4万人（同上），在增加的全部职工总人数中次于工业和商业。

第五，文化教育、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等，这些部门的工人职员，虽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他们的劳动是提高人民的福利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所不可缺少的。这一方面的人数绝对和相对的增加，说明了人民的文化福利生活不断的增长。五年内，文化教育、卫生、城市公用事业共增加51.8万人，在增加的全部职工总人数中次于工业商业和建筑业。

第六，增加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可以增加财富；减少非生产人员，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增加积累。因此，国家机关和金融部门的工人职员人数所占比重，将由1952年的9.8%，下降为1957年的8.8%（《计划》，第130页）。

总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业人口的增加，先进生产部门人数的增加，落后经济部门人数的减少，以及分配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有利于增加生产的劳动力的比重的上升，而非生产人员的比重下降。这些现象，都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还存在着失业现象；但是这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果。这种失业现象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完全不同，是可以彻底消减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事业人员的生活和就业，特别予以关怀。1950年6月17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 1952年又作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这就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得到了初步解决，劳动人民避免了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遭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就业不断扩大，从1950年7月到1953年底，仅由各地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的就有207万人左右，自行就业的还不包括在内。目前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100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专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10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城市失业人员移50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多说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100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工人职员人数的增加，不但是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意义。这就是扩大了我国的工人阶级的队伍。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工人阶级队伍不断的扩大，这是符合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规律的。第一，扩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这也就加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式样的社会劳动组织。要点就在这里。共产主义所具力量的来源及其必然完全胜利的保证，就在这里”。第二，可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国防力量，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第三，工人职员人数的增加，也是增加生产的重要方法之一，国营企业1957年比1952年增加的产值有1/3是要由增加人数得来。

不但如此，工人和职员人数不断的增加，同时也使我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不断的提高。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增长和完善的，要求有高度文化技术水平的工人掌握技术，这就要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

我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原是很低的。“科学技术人才的缺乏，显然是我们前进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熟练工人，以及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计划》，第213页）。我们培养的工作，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第一，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共计117万1千3百人；第二，开办各种训练班、技术学校、业余学校等，以提高工人职员的熟练程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仅就中央工业、农业、林业、运输、邮电、劳动等部门来说，即将培养熟练工人92万多人。此外，我们还派遣留学生和实习生到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去学习。五年计划时期，共派遣10100人，学成归国的为900人。

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的提高，这是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指标之一。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苏联在1913年工业中每1千人中，工程技术人员占18人，其中只有3人具有高等教育程度；而现在每1千名工人中就有12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增加到30人了。1927年，苏联工业中熟练工人的比重为74.6%，到1934年就增至80.7%了。我国是按照苏联的方向前进的。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情形完全相反，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是降低的。1947年美国21岁以下青年工人，其中熟练的或者曾受过专业教育的只有3%，半熟练的为23%，完全非熟练的占74%。这是很可以理解的。资本家根本就不关心劳动人民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恰恰相反，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所要求的正是技术水平的下降。

二

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又鲜明的反映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面。

全国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1952年比1949年提高60%～120%。根据中央五个工业部门的统计，1952年按货币计算的平均工资比1950年增长84%。1954年职工所得货币工资比1953年又提高2.6%。按五年计划规定，1957年比1952年，平均工资要增长33%。

农民的生活也是逐渐改善的。1952年，大多数农产品产量已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产量。目前农业生产又大大提高了。1955年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粮食增加20%以上，棉花增加70%。五年计划规定，全国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五年内增长23.3%，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值将增长12.2%, 1957年比1952年，农民购买力提高将近1倍（《计划》，第134页）。

工资水平不断增长，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工资水平不仅低下，而且不断下降。以上海缫丝业工人工资来说，1930年平均日工资为0.65元；1931年为0.60元；1932年为0.50元；1934年为0.42元；1935年降至0.32元。并且这种水平是不能维持最低生活费用的。根据1931年反动政府的统计，上海305家工人家庭的每年平均最低生活费用需要454元。如以平均日工资0.60元计算，每人一年可收入216元。如果家庭只有一人做工，这就不及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两人工作，也还相差22元，达不到最低生活费的标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资水平也不是增长，而是不断下落。以美国来说，制造业每小时的工资率如以1939年为100%，则1950年降至93%, 1952年只及90%。加以物价不断上长，工资又远落在物价之后，购买力就一天天下降。1950年的平均工资仅为最低生活费的72%。至于农民也是不断贫困和破产的。自1947年到1953年，美国农民的购买力降低了35%，在1942年到1952年这十年间，美国有70万农民陷于破产。

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上，工资不断增加，这是必然的趋势。苏联的情形就是如此。1928年，苏联工人每年平均工资为708卢布，1940年达到4054卢布。1950年平均工资为1940年的219%，第五个五年计划工人职员实际收入增加39%，到1960年，实际工资还要平均提高约30%。不但如此，苏联还经常采取降低物价的办法，以增加劳动人民的收入。苏联农民的生活也是不断提高的。1940年同1913年相比，农民收入大约增加2.5倍。1952年同1940年相比，农民的收入大约增加72%。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50%，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提高至少40%。

正是因为我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工资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商品流转也就自然随着扩大。195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增至325万亿（旧币）元，为1950年的1.8倍。1954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比1953年增加12%左右。按五年计划规定，到1957年，商品零售总额比1952年还将提高30%左右。

但是，由于我们的生产还很落后，短时期还不可能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由于就业人数与日俱增，农民的购买力还会增长，过去对于这些消费品消费得少的人都有可能增加消费量，而全国人口有六亿之多，因此，实际上平均每人能够增加的消费暂时还是有限的。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可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经过六亿人民克勤克俭的劳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生活水平将会逐步上升，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应该正确的理解，生活水平和生产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分不开的。正如李富春副总理所说的：“人民需要的满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于社会所拥有的现有物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计划》，第216页）

为此，我们在工资增长上面，不可不增，但不可多增。不增，那就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多增，那就会超过我们目前生产水平的担负。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工资水平增长33%，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也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一，工资水平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我国现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虽由1952年的26.7%，上升到1957年的36%，这个标帜着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工资水平不能不服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第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64%，平均每年约提高10%；五年内平均工资约增长33%，每年少于10%。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只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于工资的增长的条件下，“才能创设物质基础，才能积累资金，以便保证工资的增加，扩大那些需要增加流动资金直部门的生产，修复业已破损陈旧的机器装备，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培养教育年青的一代，及满足国家管理与国防的需要”。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不合理的随便增加工资，把资金大量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就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那种认为不经过刻苦的建设而希望一整夜的工作就能够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得很高，这种提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不正确的。

另一种是在可能的条件下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那种对人民生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注意解决那些必须解决而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是错误的。“很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除工资外，我国劳动人民还从国家得到社会保险、免费医疗等费用的补助。1951年，我国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参加劳动保险的职工，从1949年的60万人，增加到1954年的538万人，增加了8倍。1952年7月起，全国机关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到1953年止享受这种待遇的工作者已有529万人。由于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的实行，这就解决或减轻了工人职员因生、老、病、死、伤残而发生的困难。五年计划时期，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支付的劳动保险金、医疗费、福利费等，将共达50亿元以上。

保健事业的发展，这是人民福利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卫生部系统所属卫生事业来说，1950年病床总数为60.2千张，1954年增加到178.2千张；门诊部，1950年为759个，1954年达到10058个；卫生防疫站，1950年只有30个，1954年达到264个；妇幼保健所，1950年为141个，1954年达到3028个；医生（包括护士、助产士）, 1950年为32.2千人，1954年达到121.7千人。

五年计划时期，还要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1957年比1952年，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和中央产业系统所属医院的病床，增长77.2%；疗养院的病床增长237.1%；区卫生所、卫生防疫站、保健站和保健所增长56.1%；医生人数增长74.3%。

由于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是不断提高的。1953年发病率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90%，天花降低95%，这些都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现在已经基本上制止了它们的流行。因此，人口死亡率逐渐下降，自然增加率逐渐上升，这是必然的结果。我国人口的规律已经摆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高死亡率与低自然增加率的道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33，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纪录，自然增加率为千分之5，又是最慢的速度。而现在根据内务部在若干典型单位包括3019万人口调查的结果，死亡率为千分之17；自然增加率为千分之20。

住宅条件的改善，也说明了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2年，国家拨款2万8千6百余亿元（旧币），进行修建住宅，可以解决110余万工人职员的住宅问题。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拨款建筑工人职员住宅达4600万平方公尺。

工人职员的住宅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根本不能解决的。由于严重的缺乏住宅，工人阶级只能住在恶劣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甚至栖息在露天之下，恩格斯说：“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指明，挤满了供人们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的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瘟疫病的发源地。”这一切瘟疫病的发源地，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消减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永远不能解决工人住宅的问题。恩格斯指出：“要结束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一般地消减统治阶级对各劳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然而，在我们国家里，住宅缺乏使工人住在一切瘟疫病的发源地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再来了。

工资，劳动保险，医药卫生保健事业以及住宅等，都是和劳动条件密切不可分的。这一些方面的改善，当然是劳动人民生活提高的标帜。在劳动条件里，最重要的，还有工作时间的劳动保护的问题。

旧中国的工作时间是很长的。工作时间，一般是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有长至18个小时的。对于工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根本不注意的。劳动保护也是极端缺乏的。因此伤亡事故不断发生，简直骇人听闻。例如煤矿中由于没有通风设备，经常发生瓦斯爆炸，死人成百成千。1942年井陉煤矿一次炸死343人，1943年本溪煤矿一次炸死1600余人，这种万分惨痛的事，在旧社会，并不以为奇怪。

新中国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国营企业机关都已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度，并在宪法上规定了休息的权利，保证了劳动人民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在劳动保护方面，党和政府特别加以重视，以国营煤矿来说，矿井采用机械通风的已达到了92%以上，这就大大减少了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采煤的机械化程度已达到34%，这就大大的减轻了矿工的劳动，从而保护了工人的生命的安全。

由于厂矿企业重视劳动保护，伤亡事故不断减少。1951年比1950年死亡事故减少了10.7%，重伤减少了9.6%; 1952年比1951年死亡事故减少了39.1%，重伤减少了38.3%。

三

我国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生活，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这是因为，第一，是我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及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所带来的伟大的成果。“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断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计划》，第216页）第二，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不断的关怀人民的生活的，因而保证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可以不断地改善。第三，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是我们物质生活能够不断改善的基础。1952年，我国工农业的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现代工业增长了178.6%，农业（包括农村副业）增长了48.5%（《计划》，第13页）。1955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又增长62%，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丰收，粮食产量达到3650亿斤，比1952年增产了372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006万担，比1952年增产了396万担。我国劳动生产率也是不断的提高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每年平均提高18.5%，国营公司与合营企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如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25, 1951年为146, 1952年为166。根据五年计划规定，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1957年比1952年要增长64%。这种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第四，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民生活高涨的一个重要源泉。人民的幸福要靠人民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取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态度改变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的提高，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从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上得到说明。1950年有68.3万多工人参加劳动竞赛，1951年就有238万人参加竞赛。目前，我国各产业、各地区职工正以空前壮阔的规模，迅速开展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为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过去几年在竞赛过程中，工人群众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从1950年到1952年，合理化建议就将近40万件，1953年，合理化建议有62万9千892件，1954年合理化建议即有84万8千6百多件，已被采纳的46万3千多件中，仅10万2千966件，为国家节约有1亿7千431万2千6百余元。

四

毛主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是经济的反映，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对于文化的需要，也就会日益增长起来。目前，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不可避免地也就要来到。

我们的党和政府是非常关心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采取各种措施，创造条件，来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首先，我国劳动人民第一次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4条）

全国各级学校（包括小学，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1949～1950年为2577.6万人；1953～1954年为5550.9万人；1954～1955年达到5572.1万人。按五年计划规定，到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434600人，为1952年的227.4%；中等专业学校为671800人，为1952年的105.6%；高级中学为72.4万人，比1952年约增长1.8倍；初级中学为393.3万人，比1952年增长78.6%；小学为6023万人，比1952年约增长17.8%。

应该着重指出，我们的教育是为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服务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只有上层剥削阶级，才有受教育的特权，广大工农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90%是文盲。现在教育已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党和政府给予工农子女入学的各种便利条件。现在小学学生中，工农成分的子女已占80%以上，中学占到58%，高等学校中工农子女也在不断的增加。

我们的教育是普及的，将要使新生一代人人能够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明确地提出，“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这是一条具有重大意义的纲领。“普及义务教育就是要使新生一代人人都受到必要的基础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他们具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道德，有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明白工农业生产的基本原理，有运用简单生产工具的技能，有健康的体制，爱好艺术的兴趣和欣赏艺术的能力。”1955年，全国小学已有51万所，平均每个乡有2.1所小学，小学在校学生数占学龄儿童的75.7%。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在成年人里面扫除所有的文盲。目前全国已经有4500万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各种业余文化的学习组织，农村中的1.8亿青壮文盲，在7年以内，要逐步成为读书识字的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3亿以上的文盲，将在7年内加以扫除。

其次，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的扩大，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我国普通知识分子384万人，高级知识分子10万多人。在全国高级知识分子10万多人中，讲师以上的教育人员为31000余人，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学研究人员有31000余人，高级文化艺术人员6000余人，其他专家有5000余人。其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生力量占35%。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政府已拟定一个12年培养的规划，根据初步计算，今后12年内至少要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总理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党的正确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下，他们的觉悟水平不断提高。根据北京、天津、青岛4所高等学校对141个教师的统计，过去六年中，进步分子由18%增至41%，落后分子由28%降至15%。估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将占四分之三以上，而使落后分子降到5%左右。在思想觉悟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很多知识分子申请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重工业部有色金属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1920人，申请入党的605人，占31.5%；天津六所高等学校讲师以上291人，申请入党的106人，占36.4%；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31人，申请入党的53人，占40%。到1962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数量还要扩大，将占1/3左右。

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也是不断上升的。仅以高等学校的教员来说，1950年全国高等学校助教只有6796人，到1955年已增至24479人，为1950年的3.6倍，占全部教师42066人的58.2%; 1950年讲师只有3637人，到1955年增至10095人，为1950年的2.78倍，占全部教师的24%。

最后，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也标帜了我国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几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的科学技术界在地质勘探方面，基本设计和施工方面，新产品设计和试制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得到了显著的成就。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1952年到1955年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已经约有3500种左右，少数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经有240多种；我国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已经达到苏联1952年的水平。在理论科学方面，我国在数学、物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的若干部门中的成就，也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重视，其中一部分已经对生产的实践有了贡献。”

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已经到了原子能的时代。苏联已经建成了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今年又将建成一座新的原子能发电站，有10万瓦的发电能力。无可讳言，我们在科学方面，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虽然我们的科学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在国际上是有相当地位的。为了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水平，党和政府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这就可以把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12年内接近正在不断发展中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文化艺术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了迅速的发展。电影放映队，由1950年的522队增加到了1954年的2723队；电影院，由1950年的641座增加到1954年的2120座；文化馆1950年为1693个，1954年达到2392个；公共图书馆1950年为63个，1954年增加到93个；博物馆1950年为22个，1954年增加到46个；1950年全年报纸出版798万份，1954年达到1711万份；杂志在1950年为35万册，1954年达到205万份；图书全年出版数在1950年为275万册，增加到1954年的940万册。按五年计划规定，文化艺术事业，到1957年还要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报纸发行分数1957年比1952年增长55.2%；杂志，增长93%；图书馆增长54.2%。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的说明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家尽可能的创造条件，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在教育、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需要。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绝对不可能的事。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是不关心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的。劳动人民越是愚昧和落后，就更加符合剥削阶级的利益，更利于他们的残酷剥削和统治。而我们的国家完全相反，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发挥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天才和智慧。列宁说得好：“以往全部人类智慧、全部人类天才的创造，只是把技术和文化的一切财富观给予一部分人，而剥夺另一部分人最必需的东西——启蒙和发展。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