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高皇帝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以力服人者霸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里，皇权是一个基本的权力。今天，我们生活在没有皇帝的国家，皇权对于我们不免相当陌生。在民元前，帝制没有推翻，老百姓心里，皇帝是无上的威权。“真命天子坐龙庭”，“国不可一日无君”，自秦统一，以迄清末，成为天下一统的象征。
在秦以前，没有皇帝只有王，从王到皇帝，我国传统社会结构有一个空前的改变。这改变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本质上。因为在秦以前，王之下有诸侯，诸侯之下有卿大夫。诸侯封有领地，割据一方，号称国王，诸侯管制下土地，就是顶头高高在上的王也丝毫没有权力可以干预。至于诸侯下的卿大夫亦分有领地，世代传袭，也不是诸侯的力量可以任意调遣的。王、诸侯、卿大夫，这是一个贵族的封建等级。权力是分散。谁都不是绝对的盟主。自秦以后，一改旧观，权力集中在天子一人手里。在崇高无比的天子前，谁都不敢正面仰视，其下文武百官，不过是皇帝的耳目，家奴臣仆，“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至诸民者也”。君、臣，这是一个官僚的封建等级。权力是集中的，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老百姓是不必说了。
皇权是绝对的，靠武力取得，靠武力维持，也被武力推翻。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开创帝王基业，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迈五帝。“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法令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秦始皇本纪》）从此皇帝在传统社会里两千余年，一直是武力服人的霸主。
正因为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夺取帝王的宝座。将相本无种，武力的成败便是改朝换姓的依靠。“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汉高祖虽是流氓出身，观秦皇帝，喟然叹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史记·高祖本纪》）说穿了，皇权的根源，并不神秘，只要看看历朝的开国君主，哪一个不是靠的军力？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说不过是帝王的家谱，兴衰的记录，“改正朔，易服色”，开创的君主，都是武力里起家的。登了宝座，坐上龙庭，就是皇；那些失败的、反对的，压在皇权的底下，不是困死草野，就是流亡异地，叫做寇。尽管历史上有“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握有武力成功的皇帝，都可以改写历史，武力的成功者不但是“英明”，而且“神武”？
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成则为王的天子，大至可以分为四种方式：第一，流氓型的，刘邦、朱元璋、刘渊、石勒、朱温，可以说都是出身流氓，无业起家，他们反对专制，起来革命，从流寇一变和地主利益结合在一起，打下天下，登上龙门。第二，地主型的，每当天下大乱，地主起而为了自卫，如秦末的贵族项羽，西汉的地主刘秀，三国时曹操、孙权，隋末的李世民，清之曾国藩，都可以说是代表地主利益，起而平定天下，有的失败，如项羽、唐之诸藩镇；有的成功，如刘秀、曹操等。第三，农民型的，陈涉、吴广，揭竿而起，西汉末之新市、平林，三国时之黄巾，隋末的王薄，唐之黄巢，清之太平天国，都被地主军打败，变成流寇。第四，游牧民族型的，异族入主中国，魏、辽、金、夏、元、清，都是农业民族为游牧民族所征服。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是力的决赛。天下是打来的，流血的代价，成为我们的统治者唯一无二的法门。今日我们虽在没有皇帝的名目下过日子；可是当政者的血肉里似乎还遗留有传统对于皇权的想法。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观念里，要树立起近代式的民主是非常困难的。
皇权的无为和有为
近年来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观点讨论传统社会的许多问题，提出皇权、绅权等等概念作为分析的起点，引起不少辩论，这是很好的现象。大家从不同的看法里对于传统社会结构加以分析，当然可以增加对于传统社会的了解。其中关于皇权的看法，费先生的意见引起了吴晗先生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皇权是无为的，有约束的；后者说皇权没有约束，是有为的，简单地把他们的意见引述如后：
皇权是无为的：“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这个无为的理由，因为“农业的乡土上并不能建立横暴权力，相反地，我们常见这种社会是皇权的发祥地，那是因为乡土社会并不是一个富于抵抗能力的组织，农业民族受游牧民族的侵略是历史上不断地记录。东方的农业原是帝国的领域，但是农业的帝国是虚弱的，因为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强大的横暴基础不足，农业的剩余跟着人口增加而日减，和平又给人口增加的机会。”（见《乡土中国》）
“中国的历史很可助证这个看法：一个雄图大略的皇权为了开疆土，筑城修河，于是怨声载道，与汝偕亡地和皇权为难了这种有为的皇权不能不同时加强对内的压力，需用更大，陈涉、吴广之流，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了。人民死亡遍地，人口减少，于是乱久必合，又形成一个没有比休息更能引人入胜的局面，皇权力求无为，所以养民。”（同上）
有两道防线约束皇权，一是无为而治，一是绅权的缓冲。这是费先生的主张。
另一方面吴先生的看法是：皇权是片面的治权，代表着家族利益，但是并不代表家族执行统治。这个治权就是被治者说是片面的、强制的，即就治者集团说，也是独占的、片面的，即使是皇后、皇太子、皇兄皇弟甚至太上皇、太上皇后，就皇帝的政治地位而论，都是臣民，对于如何统治是不许参加意见的，在家庭里，皇帝也是独裁者。皇权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皇权所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绝非百姓的利益。
从这一个立场出发，皇权的约束也就不存在了。无为政治并不是使皇帝有权而无能的防线，相反，无为政治在官僚方面说，是官僚做官的护身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皇帝方面说，历史上的政治法术是法祖，即使是法祖也不是皇权有权而无能的防线，祖制反而成为士大夫的工具。因为从另一方面看，第一，祖制的方法，有适合于提高或巩固皇权；第二，议的制度也是巩固皇权的工具；第三，隋、唐以来，门下封驳制度、台谏制度，在官僚机构里，用官僚代表对皇帝的诏令的同意副署，来完成防止皇权泛滥的现象；可是说这话的人，指斥这手令政治的人，就被这个手令杀死。总之，皇权是没有约束的。
以暴易暴
费、吴两先生的看法，给我们对于皇权的了解，都有很大的帮助。彼此相得益彰，互有发挥。本文想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皇权，或者对于费、吴两先生的意见，多少有点补充。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也。”创业的君主，成则为王，都是以武力得来的天下，一将成名，万古皆枯。皇权的本身是有为的，残暴的。然而这个有为的皇权，在老百姓的心里反而变得无为了。因为老百姓都希望真命天子坐龙庭，除暴安良，大家过着太平日子，特别是戎马倥偬，干戈不息的时际，生民涂炭，一般人喁喁望治的心情，莫不都是寄托真命天子下凡者一类神话里面，获得无穷的慰籍。因之每个创业的皇帝即位，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履行一套所谓“应天顺人”的典礼。
应天顺人，使一般人可以忘却皇权的根源出自残暴，这是无为的开端。历代帝王的哲学，似乎都是以无为作为治天下的策略，所谓“主逸臣劳。”《庄子·天道篇》说：“帝王之德”，“以无常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这虽是庄子所谓帝王的模范，实际说来，历代的贤君相垂拱而治，未始不是朝这个理想。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民心的向背，几乎可说是天下兴亡的测量器。
根据前面皇权取得的形式来看，皇权是建筑在地主阶层上的，也是农业社会统治权的中心。在我国天地两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名词，实在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天是皇权的象征，地是土地的代表，中国的皇权也是管理土地的特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之帝王实际上是个大地主。皇权的摄取，如果不和地主阶层连在一起，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广阔的土地，天子一个人的威力，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能马上治之，历代的皇上，似乎都特别知道“儒生有益人主”、“学而优则仕”，士大夫便应运而生帮同天子管理四海，士大夫多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天子的利益是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也是天子的宝藏，天子则利用儒生保障他的天下，儒生也假借皇帝的权威保障自己的土地。既是一种利害的结合，要是皇权过于横暴，士大夫的利益全然只是皇帝一己挥霍的资源，不仅是地主阶层，就是农民以及流氓，也会起而反抗的。历史上皇帝残杀士大夫的例子，固属不胜枚举；但是士大夫完全只是皇帝的帮闲帮忙，而丝毫没有力量阻止无法无天的皇权，恐怕是不尽然的。即以始皇而论，秦之速亡，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得罪了读书人，也是重要的一个。所以苏轼说：“始皇知畏此四人（均系儒士）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之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战国任侠论》）诚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见皇权不是毫无约束的野马。寇仇之间，如果到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最后只有诉诸暴力了。以暴易暴，其间实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天皇神明
以暴易暴可以阻挡皇权的过分的伸张，另一方面皇权的崇高与神圣也是无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隔着很长的一套官僚机构，老百姓伏在地上，皇帝位高比天，如是天高皇帝远，在我们传统社会结构里使得皇帝与老百姓在表面上隔成毫无关系的两极，皇帝在老百姓的心里是天生的圣人、可望而不可即，加以历史典籍的渲染，传说的流行，因之皇帝变成了一个神明的天子。
本来自始皇以来有意或无意的把皇帝的真面目神圣化和凡人不同。赵高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天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作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者，事来，则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史记·李斯列传》）天子之所以贵，群臣莫得见其面，老百姓是不必说了。又如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有龙降到她的身上，于是才怀胎生下了刘邦，《三国演义》中描写献帝出宫避难，黑夜中有萤火成群为他引路的故事，《说岳传》里有泥马渡康王的一回，这些都是要把皇帝神化的象征，使一般人对他莫测高深，顺服在皇权之下。
正因为皇权的神圣，一般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只要苛政不猛如虎，孔子过泰山时，也许就不会听到哭而哀的声音，就是说老百姓能够活得下去，哪怕是最艰苦的日子，也会忍受地伏在土地上苟延残命，哪敢揭竿而起与皇权为敌？这是消极方面。老百姓的惨受苛政，直接压在他们头上的是那些不能为民父母的官吏，“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尽管官僚实际上依仗皇权作威作福，可是老百姓认为这也许并不是皇帝的恶作剧，而是僚属欺下蒙上，因之老百姓受了委屈常常要喊天，大乱时常常希望真命天子降世，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是积极方面。无论是消极或积极，此种心理的养成，与天高皇帝远的关系至为密切。因为皇帝高高在上，握有误伤的威权，普天之下，一人的能力怎能驾御四海？就是皇权有为，“天高”的距离便是一个限制。皇权在他们的心中不过是一个可敬可畏的象征。因为距离的关系，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闻，上下暌隔，神明的天资有时也难免天恩不及兆民，从反面看，土地上的农民，只要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安静的日子，也就谢天谢地了。
民主的难产
要是从天高皇帝远的特性可以分析出皇权在传统社会结构里的功能，皇权的有为无为，似乎并不是一个互相对立的看法。本来天高皇帝远就包含了距离的因素，也指示出皇权不过是无为而有为。帝王大业，鞭长莫及，皇权的无为也许是没有办法的表现，在这个两极中间，官僚可以大显神通，作威作福，狐假虎威，仗势凌人，众暴寡，强欺弱，因之使人有天高皇帝远的感觉。不但神圣了皇权，而且暗淡了民权。皇权的伸张就是民权的式微。何以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二千余年人民要求自由平等的感觉十分软弱，也许是天高皇帝远底下一种特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