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的书籍编辑实践

编辑思想是书籍编辑实践的行动指南，而编辑实践则是产生编辑思想的源泉。魏晋南北朝书籍编辑实践丰富，书籍类型多样。在传统经部书籍、史书等类型的基础上，还诞生了总集、别集、类书、佛经译品等新的书籍类型。这些不同门类的书籍编辑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相似性。他们的编辑实践，成为编辑思想产生的丰厚土壤。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 别集、总集大量涌现

别集、总集的大量涌现，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书籍编辑的一大潮流。所谓别集，就是作家个人作品的总集，就像现在的作家全集一样。《隋书·经籍志》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这句话，不仅指出了别集的起始时间，而且说明了别集出现的原因。别集大约出现于东汉。兴盛的原因是，后来的士人为了欣赏、研究前代文学创作者和文学作品，才将单个创作者的作品汇集起来。由于别集数量庞大，最后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书籍类型。《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除去隋代18部，其余基本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编辑的。如果按照时间统计，这一时期别集编辑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由上述数字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别集编辑之兴盛。这一时期的著名士人很多都有别集问世。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都有别集编辑。《隋书·经籍志》著录曹操的别集情况如下：《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帝逸集》十卷，亡；《魏武帝集新撰》十卷。曹丕的则有《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曹植的《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这其中，曹操和曹丕别集有不同的卷数，说明他们的别集在当时有不同的版本。此外，著名文学家阮籍、嵇康、张华、左思、陆机、陆云、陶渊明、谢朓等均有别集问世；著名的政治人物王朗、杜预、钟会、羊祜、山涛、庾亮、王羲之、桓温、王坦之等，也有别集编辑；著名思想家王肃、何晏、夏侯玄、欧阳建、皇甫谧、郭象、郭璞等也都有别集编辑。

所谓总集，就是多人作品的汇集。曹之先生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指出，多体总集出现是魏晋南北朝图书编辑的一大特点。他认为：“《建安七子集》是我国最早的多体总集。晋代以后，总集逐渐增多。”《隋书·经籍志》著录该时期总集编辑的情况是：“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四十卷。”这些总集，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诗文评著作。编者在汇集作品的同时，还对作品进行评论。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等。另一类是作品汇集，仅仅汇集作品，如刘义庆的《集林》，沈约的《集钞》，李充的《翰林论》，孔官的《文苑》，萧统的《文选》《词林》《古今诗苑英华》《文海》《吴朝士文集》《妇人集》，谢灵运的《赋集》《诗集》《诗集钞》《诗英》《七集》，等等。这两类之中，又以第二类数量巨大。从《隋书》所著录的当时总集的书目来看，总集的编辑体例也很丰富，既有诗文评，还有诗文汇集。就诗文汇集来看，其包含的范围也甚广，诗文、赋、七、箴铭等多种文体形式，可谓应有尽有。因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当时总集编辑的范围来看，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总集的编辑当为其时书籍编辑的一大潮流。

二 类书编辑开始出现

类书是出现于魏晋南北朝的一种书籍新类型。它是指按照一定的类别方式将文献资料原文编排在一起，并注明引文出处，以方便读者检索的书籍类型。《隋书·经籍志》著录了该时期的类书有十七部、二千九百七十一卷。张涤华在《类书流别》一书中，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共十八种之多。主要有：《皇览》《要览》《合皇览》《史林》《四部要略》《皇览钞》《类苑》《华林遍略》《寿光书苑》《法宝联璧》《学苑》《语对》《鸿宝》《语丽》《书图泉海》《帝王集要》《修文殿御览》。这些类书既分类广泛，又体例多样，无不为后世类书的编辑提供了借鉴。

三 经部书籍编辑活跃

经部书籍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经部书籍编辑起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编辑“六经”，形成于两汉经学研究实践。西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定儒学于一尊。其后不久，政府开始建立博士弟子制度，设立“五经”博士，明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立道统。由此，两汉学者围绕儒家经典著作不断地编校、整理、注疏，开创了经学研究的传统和经部书籍编辑的传统。由于研究理路、旨趣、方法不同，两汉经学研究有今、古文两种学术流派之别。今文经学偏重于“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则以“名物训诂”为依归。尽管今、古文经学在有汉一代长期纷争不已，但是都促进了书籍编辑的进步。因为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是围绕儒家经典进行注疏、编写，都是编辑活动的类型。它们都是通过“解经”的方式来成书的。所谓解经，就是以孔子编辑的“六经”为基础，对其进行传、说、注、疏、诂、训、章句而已。由这些解经方式所形成的书籍，我们称为经部书籍。而这些书籍，既有著作成分，也有编辑成分。尤其是训诂、注疏等成书方式，更多的属于编辑活动。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政治大一统局面的解体，经学逐步丧失了统治地位，士人对经学的信念开始动摇。皮锡瑞先生在《经学历史》中指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三国志·杜畿传》中杜畿之子杜恕曾上疏指出：“今之学者，师商、韩而尚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则风俗之流弊。”在这里，杜恕对当时士人摒弃经学而崇信法家的情况表现出了深深忧虑。其时的董昭也曾上疏指出，文教之盛不复，经学之念丧失。他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经学衰落、士人思想多元化的情况。《三国志·儒家传记》注引《魏略序六》有这样一段话：“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这段话更加具体地说明了当时经学衰败之貌，那就是人怀苟且，文教不兴，儒学衰败，最终导致志学之士陵迟，饱学之士鲜见。

需要指出的是，经学的衰落不等于经学发展的停滞。衰落是相对于极盛而言的。经学本身的价值，也要求其在新的时期获得发展，尤其是在政权巩固、动荡结束的时候。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改年号延康为黄初元年，废汉献帝，临朝称制，建立魏国。他一改曹操尚刑名、重法治的统治思想，开始寻求恢复经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黄初二年（221年），他下诏尊孔崇礼，称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黄初五年（224年）四月，他“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他还让人修复熹平石经，后又采掇亡书，令秘书郎郑默编校整理，是为《中经》。曹丕曾在诏书中说：“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若泰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由此可见，曹丕崇尚并致力于恢复经学，以求达到治乱兴平之目的。魏明帝曹睿继承了父亲曹丕的思想，更加致力于经学的恢复。太和二年（228年）六月，他下诏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高选博士的政策取得了成效，到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洛阳太学生已增至一千余人。与此同时，蜀吴两国也都有相应的恢复经学的措施。泰始元年（265年）冬十二月，司马炎废掉魏帝常道乡公曹奂，禅位称帝，建立西晋。经过两代的努力，西晋灭掉了蜀国、吴国，统一了南北方。西晋司马氏政权一开始就以经学立国，崇尚名教，倡导经学。到泰始八年（272年），太学生有七千余人。但是，很快“八王之乱”爆发，继之是“五胡乱华”，西晋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下很快覆灭，南北再次分裂，经学恢复再次陷入困境。南北分裂之后，司马睿建立的东晋政权偏安一隅，且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一方面北方边患不已，另一方面内部战乱频仍，如王敦、桓温和苏峻等先后叛乱。在此情况下，东晋王朝虽然做过恢复经学的努力，但是始终收效甚微。再加上玄学之风浸润和佛学开始盛行，经学的发展到此时呈现出玄学化和佛学化的趋势，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特色。其后的南朝基本上沿着这样一个线路。与南方相对的北方，由于不同的政治环境，儒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北方特色，后来被称为“北学”。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虽然衰落，但发展并未停滞。与之相应，经学发展的载体——经部书籍的编辑，有很大发展。《隋书·经籍志》著录这一时期经部书籍“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其中，又把经部的书籍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等几个类别。这些书籍编辑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编辑数量很大。尽管在这一时期，经学的发展呈现衰微之势，但是经学的发展并未停滞，士人对经学的信念并未完全丧失。在政权稳定之后，统治者比较重视经学，如曹魏的曹丕、魏明帝，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北魏的拓跋氏等，都崇儒兴学。同时，一些著名的士人在经籍编辑上孜孜不倦，无论是经部书籍的编辑思想，还是编辑方法，都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如三国时王肃的经书编辑，何晏、王弼等人的经书编辑，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的价值取向。再如西晋杜预对《春秋》的经解。又如东晋范宁编辑的《春秋谷梁传》，微言大义，探幽析赜，自成一统。二是经部书籍的编辑体例创新不断。这一时期的经部书籍编辑体例在前代基础上不断创新，出现了诸如集解等的新型编辑体例，在书籍编辑体例上进行了创新，对后世影响深远。

四 史籍编辑蔚然成风

中国古代史书编辑的传统悠久。据传，早在上古时期，就“咸有史官，以纪言行”。先秦时期的史学有很大发展，形成了编年体和国别体的史书编辑体例。到秦汉时期，史书编辑成就更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无论是在史学精神，还是编辑思想上，都对后世影响深远。在继承秦汉史书编辑传统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史书编辑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的史书编辑有如下几点特征。

一是数量巨大。与前代相比，魏晋南北朝的史书编辑数量前所未有。据《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记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八十卷。”除去司马迁的《史记》、荀悦的《汉纪》等之外，大部分编辑于魏晋南北朝。《汉书·艺文志》是在汉代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基本反映了西汉之前的书籍文献。其中所录的史书有“《书经》十四家、五百四十八篇”。较之这个数量，魏晋南北朝的史书编辑数量倍增，可谓前所未有。

二是体裁众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体裁更加多样、丰富、细化。史书不单有正史、杂史之别，而且出现了史注，对史书本身进行注释，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的《史记集解》等新的史书体裁。

三是史家迭现。这一时期史书编辑另一大特点是名著不断，名家迭现。如在断代史中有陈寿编辑的别具一格的《三国志》，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南朝沈约的《宋书》，南朝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魏北齐魏收的《魏书》，等等。尤其是陈寿、范晔都是享誉后世的史书编辑大家，不仅史学思想博大精深，而且史书编辑思想内涵丰富。

四是私人编史成为风尚。如东晋之初的王隐，他父亲王铨就曾“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但是，由于过早逝世而书未编成，王隐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而编辑《晋书》。与王隐同时的虞预也曾“私撰晋书”，但由于生长于江南，不知道中朝之事，曾数访于王隐。《晋书》称虞预“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最后搞得两人关系紧张，不欢而散。不过，虞预也算是当时私编史书的代表之一。他编辑的《晋书》四十余卷，均有历史记载。这些史事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官修史书之外，私人编史也颇为流行。

五 佛教典籍编译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佛教的广泛传播，离不开佛经编译活动。而佛经编译活动则是我国古代书籍编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三国之前，佛经典籍的编译活动就开始零星出现。现存的《四十二章经》被认为是最早的佛经译品。据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四十二章经》为东汉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共译。《高僧传》中说：“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后的《竺法兰传》中则指出：“（蔡）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末，比较有名的佛经翻译高僧还有安清和支谶。据《高僧传》记载，安清是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由于他笃信佛道，深惟苦空，厌离形器，最后让国位于叔父，出家修道，四方游化。《高僧传》中说安息“才悟机敏，一闻能达”，后来到达中原之后，很快就“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安清前后所出经录，据《高僧传》云有三十九部，且“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正是因为安清所译精良，因此他所出经论，被认为是“群译之首”。汉末的另一位译经大师是支楼迦谶，亦直称支谶，月支人。据《高僧传》载，支谶于汉灵帝时来到洛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支谶译经，可谓深得经意，后来高僧道安在校定前经时曾说过：“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到了三国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洛阳和建业两个一南一北的佛教重镇。北方的曹魏和西域诸国交通密切，形成了陆路佛教传播之径；南方的吴国与天竺等诸国交通频繁，除了通向北方的陆路交通，可能还有海路佛教传布之踪。据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世译经有四位僧人，分别是昙柯迦罗、康僧铠、昙无谛、安法贤。《高僧传》云昙柯迦罗是天竺人，出身大富之家，天资颖悟，博学洽通，后舍弃世荣，出家精苦，志于佛道。昙柯迦罗在魏嘉平中（249年至253年）到达洛阳，其所译《僧祗戒心》为当时所看重。康僧铠也是来自外国的僧人，但《高僧传》并未言及他来自何地。他在嘉平末年来到洛阳，所译佛经有《郁伽长者》等四部、《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六部。三国时，南方吴国的佛经翻译名僧有支谦和康僧会二人。支谦，亦名越，字恭明，西域月支人。他师从汉末高僧支谶的弟子支亮。《高僧传》言其“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技艺，多所宗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支谦深感佛教虽然其时传播甚广，但是经多梵语，于是就“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222年）至建兴中（252年至253年），他前后译有《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并注《了本生死经》等。其所译经文被称为“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康僧会，祖籍康居，世居天竺，大约是在赤乌十年左右到达建业。他对当时佛教传播的贡献之一是兴立图寺。据《高僧传》载，康僧会是以舍利之感应，让当时的吴主孙权肃然惊起，大为叹服，并为之置寺建塔，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这当然不无虚妄之辞，但是兴立图寺确是康僧会的一大功劳。此外，康僧会在译经事业上也功莫大焉，前后译出经文有《小品般若经》《六度集经》二部十四卷，同时还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为其制作经序。他所译经文被誉为“妙得经体，文义允正”，所注经文被称为“辞趣雅便，义旨微密”。

到了两晋和十六国时期，佛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南北寺院众多，佛徒广布，而且教义大畅，名僧辈出。与此相随，佛经编译工作也更为深入，并出现了众多德高望重、成就斐然的佛经编译高僧。竺昙摩罗刹，又名法护，先祖月支人。《高僧传》云，竺法护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师从外国沙门竺高座，“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晋武之世，他感到当时佛教有很大发展，寺庙图像，受崇京邑，但是人们对经文却不达蕴意。于是，竺法护慨然发愤，立志弘道，要在佛经编译和传布上做出贡献。他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遍观群经。《高僧传》云其“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他随后从敦煌到达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前后所译般若、法华等各派经典达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之多。《高僧传》说他是“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在编译思想上，竺法护追求“以弘通为业”，晚于其后的道安曾这样称赞竺法护的工作：“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除了竺法护之外，这一时期从事佛经编译的名僧还有很多，比如昙摩难提、僧伽提婆、竺法度、道安和鸠摩罗什等。当然，其中最有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道安和鸠摩罗什两位高僧。由于他们的贡献突出，在下面将会单独论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加深入。从理论本身演变来说，佛教自进入中国之始，就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早期的佛教经义存在着佛道混融的特点。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魏晋时期，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玄学印记，受到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其教义本身有着明显的以玄释佛，甚至玄佛合流的思想特点。罗宗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中指出：“玄学的虚无与佛学的空无，在哲学上同属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系，其思想学说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如在修心方面，玄谈家主张‘清净无为’，佛学家主张‘安般守意’。康僧会就曾巧妙地将两者结合起来，说‘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的合流和交互影响，还表现在当时名僧和名士的酬唱交往之中。《世说新语》中有诸多篇章描写名僧支道林与当时的东晋名士玄谈、交往的故事。名僧和名士相互推重，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玄佛合流的思想现实。魏晋之后，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入，并较之此前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本身的学派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以《成实论》为宗的成实学派和以《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宗的“三论宗”两个比较有影响的学派。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学派。二是南北佛教发生分化，形成南北分流之势。南朝佛教重义学，追求旷达之玄风；北朝佛教重行为，强调修心与养性。佛教发展的这种变化对当时的佛经编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这种变化也是佛经编译的产物。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译经高僧有南朝的佛驮跋陀罗、法显、求那跋摩、求那跋多罗、真谛，等等。佛驮跋陀罗，又名觉贤，从小就度为沙弥，以习诵为业，博学群经，修学精勤，聪敏过人。觉贤后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前往从之。《高僧传》言其二人“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后受慧远之邀，前往庐山，译禅数诸经。大约是在晋义熙十一年（415年）到建业，止道场寺译经，前后所出有《观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和《修行方便论》等，凡一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高僧传》中这样描写觉贤译经的场面：“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可见，当时的译经场面是何等壮观，百余人参与译经过程。觉贤编译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会通追求，强调翻译过程中“究其幽旨，妙尽文意”。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是诠定文旨，然后会通华戎，最后才能达到妙尽经意。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今山西临汾）。法显三岁时就度为沙弥，远尘离俗。他当时深感“经律舛阙”，而誓志寻求真经。为寻求真经，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等自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过西域，历三十余国而至天竺、师子国，求得《摩诃僧祗律》《杂阿毘昙心》《方等泥洹经》《弥沙塞律》《长杂》等经书。后经海路，历尽千险，随同商船回国。法显后来到达南朝刘宋国都建业，在道场寺译经，前后所译有《摩诃僧祗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等部，最后圆寂于荆州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这一时期北方比较活跃的译经高僧有北魏孝文帝时的昙摩流支、法场、佛陀扇多等人，其后北周时期也有诸位僧人志于译道，如阇那耶舍、耶舍崛多、达摩流支等人。

六 科技典籍卷帙浩繁

随着科技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典籍的编辑有很大进步。这一时期的农学、医学、地理学等，都有巨著出现。尤其是贾思勰编辑的《齐民要术》、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等，对后世的同类书籍编辑影响深远，其中蕴含的编辑思想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