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清廷解除了蒙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威胁，避居康区惠远寺六年有余的七世达赖喇嘛即将返藏，重掌政教大权。雍正皇帝派他的胞弟——果亲王允礼——亲赴该地处理诸项事宜。在逗留月余后，果亲王写下一首《七笔勾》，描画了这位在华夏文化中浸淫颇深的清宗室贵胄对这片“化外之地”的印象。

一、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途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锦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二、蛮栅拴牛，人住其间百尺楼。满屋屎尿臭，遍地丧家狗。乱石砌墙头，彩旗前后；金顶标杆，独立当门右。因此把画栋雕梁一笔勾。

三、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白雪堆山厚，帘下寒风透。纱葛不须求，氆氇耐久；一口钟儿，常挂当胸扣。因此把锦绣绫罗一笔勾。

四、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绉，半截衫无钮。腿裤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把礼义廉耻一笔勾。

五、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瓯。蛮冲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罢休。因此把珍羞美味一笔勾。

六、万恶秃头，铙钹喧天不住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黝黝，如禽似兽；偏袒露肩，黑漆钢叉手。因此把释教风流一笔勾。

七、出入骅骝，胜过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阁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执经，去向文场走。因此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1937年，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马鹤天以一首《反七笔勾》，对同样的场景做出了全然不同的描绘。

一、万里遨游，漫道西康是荒陬。清流随处有，山峰峻而秀。草木绿荫稠，花开锦绣；夏鲜蚊虫，温泉遍地觏。因此把绝塞穹荒一笔勾。

二、驰骋骅骝，山巅水涯牧羊牛。河谷耕田亩，胝足又胼手。早起事虔修，体健人寿；勤劳诚朴，性情儿忠厚。因此把懒惰虚伪一笔勾。

三、野地高邱，半是毳幕半是楼。守户有猛狗，乱石砌墙厚。山环水抱周，日光照透；独木为梯，屋顶随意走。因此把湫隘嚣尘一笔勾。

四、我有羊裘，欧美呢绒不须求。革履家有牛，皮帽山有兽。何必缎与绸，氆氇耐久，博带宽衣，古风今依旧。因此把洋服舶品一笔勾。

五、客到即留，茶面酥油不索酬。自制青稞酒，自割牛羊肘。万里任遨游，糌粑即够；生活简单，饮食何嫌陋。因此把饮食纵欲一笔勾。

六、林满山头，遍地黄金任取求。草地可牧畜，山中可猎狩。倘使便车舟，商贾辐辏；宝藏开发，民足国亦富。因此把地瘠民贫一笔勾。

七、赤足丫头，步履便捷莫与俦。家事一身负，善舞恃长袖。恋爱本自由，吉士免诱；健康为美，似染欧风久。因此把纤弱娇羞一笔勾。

两首《七笔勾》的反差引人深思，它反映的并非现实事物的变化，而是两位作者之心境的差异。马鹤天解释了他的创作动机：“前清果亲王有七笔勾词，讥鄙康地风俗，虽为文人游戏笔墨，实增边疆民族恶感，识者憾之。余此次来康，八阅月来，所见所闻，均觉相反，岂康俗之非昨？乃观点之不同。爰仿其体，而反其意，草反七笔勾词。”他未曾言明，在这种“观点之不同”背后，乃是时代精神的巨大变迁。从“大清王朝”到“中华民国”，来自内地的精英阶层对中国边疆的态度发生了翻覆性的转变。

两首《七笔勾》描绘的地方正是本书所关注的区域，它大体上相当于当代行政体制中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藏文明三大人文单元之一的“康区”的一部分。从清代、民国及至今日，在被称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共同体中，这里都是典型的边疆地区，与内地在地理、气候、习俗、宗教乃至社会结构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康区”在当代的形象使两首《七笔勾》的对比有了一个戏剧性的新发展。进入21世纪，康南各县发起了一场争夺“香格里拉”的竞争。2001年，云南省的中甸县在竞争中拔得头筹，获准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四川省的稻城县也不甘示弱，遂将所辖日瓦乡更名为“香格里拉乡”。2004年7月，发行量颇大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出“大香格里拉专辑”，康区的雪山、牧场和头系英雄结的康巴汉子被印在色彩绚丽的图片上，这片曾经的“化外之地”成为现代人心目中未被污染的“心灵家园”。

如今，一队队骑单车的“驴友”成为素以路险难行见称的川藏公路318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穿行在蓝天、雪山、草场、流水中的“驴友”们相信自己来到了传说中的“香格里拉”。这里远离现代文明，人民热情质朴。他们中很少有人了解，在不到100年前，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和“香格里拉乡”所在的区域是令人闻之胆颤的“匪窟”。这里的居民以外出劫掠为生，近处的上、下稻坝和理塘各处常年处在这些“民匪”的势力之下；东起康定，西逾巴塘，北至甘孜、炉霍的大片地区都曾遭到他们的洗劫。这里常年械斗不断，商旅裹足，人民几乎把围攻官军、抗粮抗差当成家常便饭，莫说没有汉人游客，连县府官员也不敢轻易踏足。

历史的转变令人瞠目，但并非无迹可寻。本书的目标正是探寻上述转变背后的“大历史”及其演进逻辑，其间的核心线索则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一 主题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型体现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的主题是考察其中的一个维度，即在传统王朝时期以松散、灵活的方式联结的“边疆”地区如何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同一化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单元。

这一进程是在晚清政府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情形下开启的，历经清代末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各届政府不间断的探索和调适，不仅成为形塑当代中国边疆、民族问题中诸多结构性特征的直接情境，而且其中若干未解之局直到今天仍构成该领域的重大议题。

“天下”图景中的“边疆”

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被描述为“天下秩序”和“文化共同体”。所谓“天下”，是至近代与外来强权发生碰撞前，“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与构建，它产生于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自然与人之关系的最原始、最朴素的想象与概括，又历经先秦思想家的反复阐释，遂构成此后两千余年之“中国”思想的核心。

在先秦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四海”“九州”等概念，代表了早期朴素的“天下”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五服制”和“三重天下”的说法。“五服制”将“天下”由内而外划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与荒服，用以概括在整个“天下”范围内与处于中央的“天子”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等级关系。“三重天下”则是对“五服制”的修正，将“天下”划分为三个同心圆：最内是由天子直辖的王畿，中间是公、侯、伯、子、男的诸侯国，这两个圈层都被称为“华夏”，外围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之国。

“五服制”和“三重天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在“天下”中引入了等级的概念，根据与中央之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来规定“天下”内部的政治关系，从而使“天下”超越了最初朴素的哲学观想，构成了塑造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核心思想。

“三重天下”中蕴含了“华夏”与“四夷”之间相当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四夷”不是“华夏”，二者是有区分的；另一方面，“华夏”和“四夷”共属一个“天下”体系，可以相互转化。“四夷”与“华夏”相区别的标准在于“文化”，或者说是否遵行“礼制”。因此，“四夷”可以通过“向化”而成为“华夏”，同样，“华夏”如果不遵行“礼制”，就会“退化”而沦为“夷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天下中国”是一个以“礼制”来联结并建立内部秩序的“文化共同体”。

这种基于“文化”的等级关系，反映在政治秩序上就形成了层级式、差异化的统治结构。自秦代实现“大一统”起，原来处在中间层的诸侯国逐渐消亡，其属地和人民全部被纳入“王畿”的范围，成为“皇帝”的直辖区。通过统一的郡县制、流官制和编户齐民体制，这个扩大的“王畿”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构，该结构内的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子民。与此同时，处在外围的“四夷”并未被放弃。对这些尚未成为“华夏”的区域，中央王朝继续保留了其“封建”的形式，以“羁縻”为原则，根据具体情形而实行不同的统治策略。

《史记》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这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央王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族群政权之关系的基本原则。“羁縻”的方式有很多种，历朝历代都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对边疆少数族群聚居区的统治政策。“和亲”是汉代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时开始使用的方式，而最著名的“和亲”当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及由此建立的吐蕃与唐王朝的“甥舅之谊”。唐代，在处理与东突厥势力下的西北游牧部族的关系时，太宗皇帝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这是一种典型的“礼身份”，唐王朝的皇帝同时成为周边众多少数族群集团的首长。至元代，王朝与藏传佛教建立起了“施主—上师”的关系，西藏萨迦政权的贵族、佛教高僧八思巴被尊为“帝师”，同时执掌宣政院。此外，唐代在边疆少数族群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委任土著首领担任“地方官”，开始了在王朝的政治架构内以“土官”治理“土人”的尝试。至明代，这一方式已发展成为一套完备、详细的制度体系——土司制度，成为王朝治理西南和部分西北少数族群聚居区的标准模式。上述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可被视为“羁縻”原则在具体时空环境中的应用。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这是一种以“礼身份”联结起来的体系，它在边疆族群的政治体系与中央王朝的统治核心之间建立起了链接，这种链接依赖的是“礼制”意义上的身份关系，而非实际的行政控制。这种以“礼制”为核心的“天下”思想构成了王朝中国的政治统治结构的精髓。

清王朝无疑是将这一精髓理解得最透彻、实施得最成功的王朝。至清代，这种以“礼身份”构建的、层级式、差异化的政治图景发展到了极致。清代立国后，采取了“一国多制”的统治结构，在以汉人为主的内地实行以省、府、州、县统辖的中央集权制，形成后来被西方人称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十八个行省。针对边疆少数族群，清政府则因地、因俗制宜，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在满洲及东北少数族群内部实行八旗制，在蒙古地区实行札萨克盟旗制，在回疆地区实行伯克制，在西藏地区实行“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政教合一制，在西南及部分西北少数族群聚居区实行土司制。多元的政治结构，使清王朝成为一个地域广大的多族群王朝。

从“天下王朝”到“民族国家”

当“多元化天下”的图景达到鼎盛的时候，王朝中国也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清代后期，面对内外局势的困境，清政府开始主动改变这种“一国多制”的统治结构，以对抗环伺四周的英、俄等帝国主义力量的渗透。其中最重大的几项举措包括：清代中后期在蒙古和东北地区开放垦禁，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1905年在川边改土归流，1906年在西藏推行新政，以及1907年设立东三省。

自秦汉实现“大一统”起，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向外拓展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趋势。清代后期的上述转变尽管仍可视为这一趋势的延续，但已具有相当新鲜的时代特质。这一特质的实质就是今天被称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共同体开始了从“天下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延续了2000余年的“羁縻”原则遭到彻底否定，边疆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特质不再被视为需要实行差异化的行政体制与治理结构的理由，对“主权”的要求取消了在疆域内任何以“封建”形式存在的政治实体的合法性。

逊清以后，这一转型继续进行。1914年，北洋政府在原来的内蒙古盟旗地区和川边土司辖地设立了绥远、察哈尔、热河与川边四个“特别行政区”。1928年，刚刚实现国家统一的国民政府通过了新建绥远、察哈尔、热河、宁夏、青海与西康六个行省的决议。至1929年，除西康省外，其他五个新省先后设立。西康省则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39年方才正式设立。

这六个新设行省都处在原来的“王朝边疆”地带，属于“内地”与“藩部”的交界。在它们之内，是以汉人居民为主的内地，以同一的省、县体制处于国民政府的统辖之下；在它们之外，北部是已经宣布独立的外蒙古，西部是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西藏。这六个新设行省所辖区域都是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区，相对于外蒙古和西藏，它们较早地进入了中央政权的政治控制范围，与汉地的交往更频繁，联系更紧密；相对于内地，这些区域具有相当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宗教文化体系。

国民政府新设六个行省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在现代国家的原则下，它需要将“国家”的力量推进到这些原来以“封建”形式存在的边疆社会，在统一国家内建立同一化的行政体系。另一方面，它需要通过这些“过渡地带”的“内地化”，加强与再外一层的外蒙古和西藏的联系。

20世纪40年代末期，人民政权在各地相继建立后，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中，边疆整合的政治目标与“民族平等”的意识形态诉求结合起来，上述边疆地区获得了新的定位。1947年5月，新政权在蒙古族聚居区设立了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上述决议被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55年到1965年，另外四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相继设立。除此之外，在非民族自治的省份内还设立有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55个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定代表了中国从“天下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型在“边疆”与“民族”这两个议题上的“当前状态”。然而，这一状态并非此历程的终结，未来仍是一条不断探索和调适的路。

20世纪上半期的“边疆危机”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开始的现代转型是由晚清王朝在外交与内政两个维度上的困局所推动的。在外交方面，自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历经一次次战败、割地、赔款、通商，曾经的“天朝上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化的境地。同时，在列强的操纵下，周边的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等传统“朝贡国”与清王朝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现代意义上的“条约体系”开始对“中国”的概念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予以重塑。

外交方面的冲击反馈到内政上，首先在朝廷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系列自强运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在半个世纪的“体用之争”后，中国的现代转型最终落脚于国家政体这一核心议题，其间又涉及作为人口占少数的统治族群（满）与人口占多数的被统治族群（汉）的政治地位问题。1911年，这场尚未得出结果的争论被辛亥革命的枪声结束，中国进入由“军绅政权”主导的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在近千场的大小内战后，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中国也走上了由国民党领导的“党国体制”。

总体来说，上述两个方面的争论与应对都主要来自以汉人居民为主的东部地区的政治困局，而鲜少涉及广大的北部、西部边疆地区。对晚清时期的汉人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保国”“保种”“保教”之间的权衡，是“朝廷”是否等同于“国家”的争论。直到20世纪初叶，清王朝在内陆边疆地区的统治地位所受到的冲击都相当有限。在200余年建立起的多重纽带下，清王朝对各边疆政权的凝聚力仍颇为有效。

然而，悖谬的是，当清王朝及它的后继者们为应对出现在东部地区的困局而迈开了走向“现代国家”的脚步时，却意外地在内亚边疆引发了危机。

1912年2月，清皇室以隆裕皇太后的名义发布了《清帝逊位诏书》。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之言，为此后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对清王朝全部领土的主权要求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却无法消除这场变革在边疆地区催生的离心倾向。

首先，如前所述，清王朝与边疆政权间的联系纽带是建立在传统政治文化上的“礼制”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清皇室对边疆土著贵族的政治册封、宗教皈依和亲族联姻等多种方式建立。因此，边疆政权对清王朝的臣属和忠诚与作为王朝统治者的清皇室关系密切。清代末年，当清王朝开始推行新政，试图将内地的省、府、州、县体制向这些边疆地区推进时，这种传统纽带已经遭到破坏，并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民元以降，随着清帝逊位，这条纽带被彻底斩断。作为继任者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重建这条纽带。以“民族—国家”形式构建的现代政体要求将同一化的行政体制、经济关系与社会结构推行于之前“自治”的边疆地区，而这必然导致边疆地区传统贵族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害，因而遭到他们的抵制。

其次，清帝逊位后，中国并没有顺利地建立起共和政体，而是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淖。疲弱的中央政府对内地各省份尚难建立起有效控制，遑论本就没有直接统治经验的边疆地区。在此情形下，外国势力的渗透进一步增强，边疆地区的离心倾向也就无可避免了。

北洋政府设立的4个特别行政区和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6个行省都是应对这一危机的举措。然而，这种行政上的设计并不能解决形成这一危机的深层矛盾。“边疆危机”成为贯穿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进程的一条核心线索，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构成理解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视角。

化边之困

本书的题目定为“化边之困”，力图描述的就是前民族国家时代的“王朝藩篱”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行政单元”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遭遇的根本性困局。

“化边”代表的是来自国家中枢的努力，它是一项自秦汉实现“大一统”起就开始的改造边疆、整合边疆的实践，而“困”则反映了边疆社会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对上述努力的抵制。在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史中，这两个方向的运动始终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并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情境中衍生出了新的形式。

本书旨在通过再现具体的历史场景，来探求造成这种困局的深层原因，但并不试图给出化解的答案。事实上，作者并不认为存在一个一劳永逸式的答案。从以“礼制”为核心联结方式的“天下王朝”向多族群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反复的，并且永无止境的过程。探究历史逻辑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对今天的处境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以更多元的视角和更宽广的胸怀去理解我们自身。正如本书所试图展现的，过去的路是一条由不间断的试错与调适构成的艰辛之旅，而未来依然如此。

二 研究对象

本书对上述主题的探讨，将通过对一个典型的边疆地区——川边康区——在20世纪上半期的政治、社会和族群变迁的具体考察而呈现。

“川边康区”是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特殊的少数族群聚居区。无论在传统王朝，还是在当代中国，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文化传统来看，这里都是典型的“边疆”地区，并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的重要场域，在行政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民族结构等方面经历了重大转型。

地理位置

“康区”这个汉语名称来自藏语的音译，本是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泛指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地带，为藏文明体系的三大人文单元之一。

当代对“康区”之地理范围的官方定义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全部，以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部分，总面积50余万平方公里。

本书所涉及的地理区域是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面积为15.3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近1/3。选择这一较小区域而非完整的“康区”作为研究对象，是与本研究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本研究的核心主题是通过考察一个典型的边疆地区在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进程，来探究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所遭遇的历史困境。尽管人文意义上的“康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诸多相似性，但其内部的差异——尤其是由于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体系而导致的在社会结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

在本书所关注的时期（1905～1950年），今四川省甘孜州所辖部分（也就是本研究关注的区域）大体上先后隶属于北洋政府的川边特别行政区和国民政府的西康省，是现代中国同一化行政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内地其他省区执行同样的制度和政策，并历经了西康省政府力图构建“省籍认同”的努力，因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地域共同体。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所辖部分在20世纪上半期的大部分时间处在西藏噶厦政府的控制下，由“朵麦基巧”（昌都总管）实施治理。两个地区尽管属同一人文单元，民间社会交往频繁，但不同的行政体制终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在20世纪上半期，二者的社会进程呈现诸多差异。因此，关于昌都地区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讨论尚需开启另外一个专门的研究。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在行文中如何称呼所研究的区域，笔者考虑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是称之以“康区”，这在当代对该地区的研究中是很常见的。但这无疑犯了以小概大的错误。第二种是以“川边藏区”或“甘孜藏区”来指代。这两种方式的含义很明确，不容易引起误解。但问题在于，这并不是20世纪上半期的用法。“藏区”这一用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非常明确地指代金沙江以西的西藏噶厦政府控制区，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进行讨论。第三种是用“西康”来指代，但考虑到“西康省”的建制仅存在于1939～1955年这16年间，实不足以涵盖这段丰富的历史。况且当时的西康省尚包含宁、雅两属，这一省制辖境并不等于本研究的区域。

最终，本书选择了“川边康区”这一多少有些别扭的说法。与此对应，当提及金沙江西岸今昌都地区时，则以“藏边康区”来指代。这种“川边”与“藏边”的说法也正好符合康区在汉—藏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即它处于两个政治与文化体系的边缘。

生态特征

“川边康区”作为“边疆”的独特性——尤其是其在汉藏关系中的地位——是与其特殊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的。它位于东经98°～102°与北纬28°～34°，正是中国地势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过渡的地带，为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属横断山系北段川西高山高原区。

若从空中鸟瞰，在青藏高原东缘，五条南北向的大河呈并列状纵贯流淌，自西向东依次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将高原切割成一条条深深的峡谷。在大江之间，是同样南北向的山脉，自西向东分别为怒山、芒康山、沙鲁里山和大雪山。

这正是横断山区“高山峡谷”的独特地貌，高山与深谷在形成壮美的地理景观的同时，也造成了罕见的地形阻隔。在每一个“两山夹一川”或“两川夹一山”的区域内，从河谷底部到山顶的高差经常达到2000～3000米，甚至形成“相对可闻声，见面要十天”的奇特现象。在现代化的交通、通信工具进入康区以前，这种高度阻绝的地貌特征对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政权体制具有结构性的影响。

人口指标

与自然生态特征相关联，康区的人口密度相当低。表0-1呈现了自1930年前后至2010年川边康区的人口变化情况。

如果表中估计的数值大体准确，在20世纪30年代，川边康区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3.12人左右。尽管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里的人口数量比1930年翻了一番多，但人口密度仍仅为每平方公里7.14人。同一时期，全国平均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1.77人，四川省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6.05人，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9人，青海省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86人。

三 学术脉络

本书的讨论将在两个既各成体系又相互交织的学术脉络下展开。第一个脉络是关于中国王朝历史上的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关系之演进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呈现的是一条随时间而演变的纵向线索，重点在于从长程历史的角度来展现华夏王朝之“中心—边缘”关系的演变，及其在20世纪上半期的重塑。第二个脉络是关于20世纪上半期以“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之形成过程的研究。在这一脉络下，呈现的是一条贯穿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各个地区和领域的横向线索，重点在于从宏观的“国家史”的层面理解“边疆”与“民族”的议题在现代中国形构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及其影响因素。

脉络一：“边疆研究”的发端与发展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边疆史地”是一个位置略显尴尬的分支，既无可回避，又难占显位。但无论地位如何，这些传统记述都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边疆研究”无甚关联，而是反映了某种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相关的记录方式与表述传统。

本书所关注的关于中国边疆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则更多继承了来自西方的学术传统。在国际学术领域内，“边疆研究之父”的荣誉被授予了美国历史学家费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 Turner,1862-1932）。他在1893年的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边疆”的扩展和演变历程来对整个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这种从“边疆”理解“中心”的视角不仅开创了“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边疆学派”，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边疆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到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这个主题始终是曾经的“汉学”（Sinology）和今天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核心议题是传统王朝时期的“中心—边缘”关系的模式及其演变。

在这一领域中，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中原王朝之“治边”与“化边”的整体思路、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模型”当属费正清（John Fairbank）提出的“同心圆理论”和“朝贡体系”。在1968年为其主编的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所撰写的导言“一种初步的构想”中，费正清完整地阐释了这一理论模型。他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其中，“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同时，费氏相信，在涉及来自内亚、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时，这样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模式仍然得到了延续。这些“异族”统治者“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

“同心圆理论”和“朝贡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了学术界对传统时代中原王朝之边疆政策的解释，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清史学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研究范式，才对上述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新清史”尽管是一场在清史研究领域发动的“范式革命”，但因其核心关旨是强调清皇室的“族群特性”和“满洲中心观”在清代历史——尤其是清代的边疆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因而事实上是对以“同心圆理论”为代表的“汉化模式”的挑战。它的影响力超出了清史研究的范围，引发了“中国研究中的族群转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

与上述寻求对中国边疆进行整体性解释的研究不同，第二类研究成果将视角聚焦于某一具体的边疆社会，并探究其历史变迁——尤其是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的演进——的内在逻辑。

在这类研究中，早期经典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于1989年出版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这两部著作都是宏大叙事类的作品，作者的目光落在蜿蜒在华夏王朝北部、西部的“长城边疆”上，分析的主题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文明及其政治实体与以“农耕”为基本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的华夏王朝之间既不可融合又无法脱离的互动关系，并将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在“北疆”上的互动视为理解中国古代史的关键线索。

自20世纪90年代起，几乎与“新清史”的兴起同步，海外学术界的“中国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一场“范式革命”，形成了姚大力所称的“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与拉铁摩尔时代的研究相比，这一新范式呈现如下特点：首先，田野地点由北部边疆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其中以云南和贵州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次，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注重通过对一个较小的人文区域的深描式研究，来展现边疆社会变迁的宏大主题。最后，强调“边缘的”“地方的”“土著的”视角，主张将土著居民视为主动的、运用各种策略的行动者，力求从他们与外部力量的互动中理解边疆社会的发展进程。

与上述学术脉络相关联，本研究将20世纪上半期的川边康区的政治、社会与族群演进视为贯穿中国历史的“中心—边缘”关系的一个片段。自先秦时期就开始演进的“中心—边缘”关系，经过历代王朝不间断的试错与改进，呈现历史发展的长程逻辑。这一逻辑既与中国地域广大且环境多样的自然生态特征相联系，又与华夏王朝以“天下秩序”和“文化共同体”为核心的“国家”理念互为因果。在20世纪上半期，当“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体的“通用”形式后，上述长程逻辑面临新的动因。本书试图通过对川边康区这样一个具体个案的深描式研究，展现上述长期的历史逻辑在新的时局中的延续与演变。

脉络二：“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边疆”与“民族”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形成过程的考察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主题。所谓“民族—国家”，是指19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它的对应物是之前的“帝国”或“王朝”，核心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国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拥有对外和对内的全部主权；二是“民族—国家”成为其内部成员的首要效忠对象，并在二者间形成“国家—公民”关系。

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上述两个特征被区分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两个过程。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权威体系由多中心的、分散的形式向单中心的、集中的形式转变，“国家”对基层社区的控制力大为增强。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归属中心向上移动，超越了地方性的认同体系，形成“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忠诚、参与和承担义务。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在欧洲各国的形成历史中，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出现往往先于具有共同归属感的“民族”的形成。

当研究的对象从19世纪的欧洲转向20世纪的中国时，“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这两个主题同样构成了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政治体制与社会组织方式之整体转型的核心概念。不同之处在于，在欧洲，上述过程是历史演进的自然结果，在中国，这一过程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关系密切。

这一差异导致在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与模式。首先，这二者是同步的，并且相互交织；其次，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相对于欧洲国家集中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由“反帝”和“排满”情绪共同形塑的“民族主义”则带有明显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成分。

与中国历史的这一独特性相对应，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形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入手，这类研究的主要议题是士绅社会、地方自治、国家基层代理人等问题，探讨的主题是国家力量如何深入自治的村社共同体，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二是从“民族形成”的角度入手，这类研究的主要议题是自清代晚期起在内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形成的“反帝”“排满”情绪以及对各种建国方案的争论，探讨的主题是自19世纪晚期开始的民族危机如何唤醒了中国人对国家领土与国民身份的意识。

相对而言，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关注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社会变迁，而较少以边疆地区与少数族群为研究对象。然而，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偏向与区隔，可能导致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产生偏颇。以“民族—国家”形式构建的现代中国是从之前的多族群王朝脱胎而来的，王朝时期多元化的制度体系与社会结构迫使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完成整合。国家的行政力量不仅要在纵向上深入基层社会，而且要在横向上扩展至边疆地区，二者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边疆”与“民族”的主题，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研究范畴的应有之意，而且构成了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维度。事实上，国家在边疆整合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其根源并非存在于边疆地区，而是与“中国”这个由“文化共同体”转型而来的“政治共同体”在现代世界秩序中的总体处境密切相关。

本书对川边康区的研究就将在这个关照下展开，希望通过讲述这个小地方的小故事，为观察上述宏大问题提供一个视角。

四 文献回顾

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关系最密切的文献是关于康区近现代史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类，分别代表了三个具有不同传统和旨趣的学科对这一问题的贡献。

历史学的传统

历史学传统下关于康区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多来自中文学术界，以制度史、事件史研究为主。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类为几个主题：改土归流、川藏关系与西康建省。

（1）关于“改土归流”的研究

关于“改土归流”的研究大体可归为“制度史”的范畴，其中较详尽的是马菁林的《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该研究的特点在于并不将清末“改土归流”视为“赵尔丰一人所为的简单、孤立的事件”，因而重点也不在于考证赵氏经边政策的种种细节，而是将这一事件放在传统中国边疆统治的整体脉络中来理解。在此立意之上，作者仅用了1/5的篇幅梳理了川边“改土归流”的政治、经济、社会举措，而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分析促成这一事件的历史源流。作者探讨了传统中国政治史上关于“藩屏”“羁縻”的边疆统治方式的争论，追溯了“改土归流”这一政治举措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贯穿整个清代始终的历史源流，从列强环伺、藏政糜乱和清末新政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背景，并对从鹿传霖、经锡良，再到赵尔丰的经边方略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在这一宏观视角的分析下，作者认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这一事件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在历朝边制政策的教训之中，实现了对‘藩屏’制度的彻底否定”。

（2）关于“川藏关系”的研究

在“川藏关系”这一主题上，既有研究大体是以“外交史”和“战争史”的思路展开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冯明珠和王海兵的研究。

冯明珠的《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是一部典型的“外交史”，其中部分章节涉及了康区的政治变迁，但仅是一种较粗线条的描述，主要服务于交代西姆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王海兵的《康藏边疆政治格局演进中的战争与权力：1912—1939年康藏纠纷考察》则大体上是一部“战争史”。该研究分析的焦点是1912～1939年发生在康藏边疆地区的一系列大小战事及谈判，包括尹昌衡西征、1913～1914年的康藏划界谈判、1917～1918年由“类乌齐事件”引发的边藏冲突及其后之藏案谈判、1918～1927年康南地区的混乱局势、20世纪30年代由“大白事件”引发的康青藏战事及大金寺僧安置问题。在对这些战事和谈判的分析中，作者分别对四个利益主体——民国中央政府、西南军阀、康区土著精英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动机、利益、主张和成就进行了讨论，由此展现出康藏边地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互动。

（3）关于“西康建省”的研究

关于“西康建省”的议题，较完备的研究是黄天华的《国家整合与边疆政治——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作者从“制度史”的角度，梳理了“西康建省”之议从清末初提，经民初停滞，在刘文辉入主后再起，至抗战爆发后方才实现的历程，其中伴随着从清末的“川滇边务大臣”，到民初的“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到1927年的“西康屯垦使”，到1928年的“川康边防总司令”，再到1935年的“西康建省委员会”，直至1939年正式设立“西康省”的行政制度演进的过程。在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讨论中，作者穿插了关于中央政府如何介入地方行政、土著精英如何争夺地方权力、川藏纠纷如何影响川边政局等问题的探讨，从而展现出40余年间川边康区纷繁复杂的政治图景。

相对于上述主题，关于康区社会史的研究则相当薄弱。王川的《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社会史的内容，对康区近代的一些具体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如德格土司兄弟争袭事件、大白事件等，但并未形成对康区社会的体系性研究。

社会学的视角

以社会科学的视角探讨康区近现代历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大都来自英文学术界。较早关注的是赫尔曼（John E. Herman）关于清王朝之西南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在199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民族整合与区域统治：清代国家扩张的政治与文化动力》中，赫尔曼将清代中央政权在“朵康”（东部藏区）与“贵州”两个同处中国西南的边疆地带所采取的不同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清代边疆政策的逻辑。作者认为，不同于贵州、云南、湖南以及四川南部等处的土著社会以“教化”模式逐渐纳入中央王朝同一化行政体系的历程，康区进入中央王朝视野的方式则是相当被动的。清康熙、雍正年间，西藏发生的几次重大的外来占领事件——尤其是蒙古准噶尔部与清王朝争夺藏传佛教之保护者地位的斗争——才使康区作为连接内地与卫藏的重要通道的位置凸显出来。同时，赫尔曼强调了在将中央王朝的力量推进到康区的过程中，年羹尧、岳钟琪等经边重臣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遗憾的是，赫尔曼的后续研究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贵州等处，并没有继续推进对康区历史的探究。在他之后，关于康区历史的专题研究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2000年，第九届国际藏学会议专门开辟了一个专题小组，以“康巴历史”作为主题。两年后，以这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为主体的文集《康巴历史：人群、地域与权威》出版。该文集收录了七篇文章，分别对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康区社会的某些侧面进行了探讨。例如，Wim van Spengen的文章分析了20世纪初期在康南的乡城、稻城、得荣与中甸一带持续不断的兵乱、匪患和政治混乱。William Coleman的文章讨论了1905年的“巴塘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长期后果。彭文斌（Peng, Wenbin）的文章讨论了在20世纪30年代康区发生的三次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谷岚（Fabienne Jagou）的文章别出心裁，通过对六世班禅喇嘛所接受的称号的政治象征的分析，探讨了“关于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的现代观念如何在时间流逝中被修正和改变”。由于会议论文的篇幅所限，这些文章都是就某个具体历史细节的探讨，尽管这些细节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但显然作者们都未在这个大背景上花费足够的笔墨。进而，由于不同作者的思路、视角、关注点存在差异，整本文集只是若干零散研究的集合，并未体现清晰的主题。相对而言，这本文集的贡献更多地在于它将“康巴历史”带进了“藏学研究”的视野。

进入21世纪，英文学术界对康区的关注显著升温，先后有三篇博士论文问世，从不同的侧面对康区近代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探讨。

金红梅（Yudru Tsomu）的博士论文《地方抱负与国家束缚：贡布朗杰的权力之路（1836～1865）》是一部关于川边康区的一个著名土酋——瞻对的贡布朗杰——的个案研究。在19世纪中期的20年间，贡布朗杰的势力控制了川边康区的大部分领土，并拒绝接受清王朝和西藏噶厦政府的统治。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分析，作者的目的在于探索形塑贡布朗杰及其权力之路的康区地方的社会—文化图景。同时，通过将这一人物及与之相关的事件置于东、西两个权力中心的紧张关系之中，作者探讨了汉—藏双方对康区控制权的争夺，以及地方政治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逻辑。从研究旨趣上看，作者秉承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单纯的“国家史”视角的批判，强调处在边疆地区的土著行动者在“中央—边缘”关系上具有平等、主动的地位，他们对地方权势的追求产生了超出其所在地域范围的影响，成为“国家进程”的组成部分。

王秀玉（Xiuyu Wang）的博士论文《最后的帝国边疆：清代康巴藏区的国家方略与地方性，1890～1911》是一部专门以康区历史为中心的研究著作。该研究关注的主题是清末由赵尔丰领导的川边“改土归流”，作者将这一行动称为晚清王朝的“令人惊异的强势”。该研究从“国家方略”和“地方性”两个层次对“改土归流”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探讨。一方面，从“国家方略”（statecraft）的角度，文章探讨了“改土归流”的各项举措，包括官僚机构、税赋制度、经济和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地方性”（locality）的角度，文章考察了地方社会对“国家”力量进入的反应。相对于前述马菁林的研究，该著作的可取之处在于其对川边“改土归流”这一事件的诸多细节——尤其是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窒碍和反复，以及“改流”政策在康南、康北、康西北不同地区的差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从而使研究结论减少了“目的论”的危险。

Scott Relyea的博士论文《凝视西藏高原：20世纪早期的主权与中国国家扩张》是最近一部以康区近代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将研究的时段限定为1904～1922年，提出了“内边疆帝国主义”（infrontier imperialism）的概念，作为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作者将“内边疆帝国主义”定义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中央派出的行政官员来取代由帝国册封（imperially-invested）的土著首领，在这一过程中，通常需要使用军队来协助”；第二阶段“通常与第一阶段同时发生，内容包括实施一系列旨在改造边疆社会的政策，使土著居民接受帝国的文化，并将其经济整合进国家经济体系”；第三阶段是“在边疆地区设置行省，从而增强国家宣示主权的合法性”。作者试图将三个层面——地方的、国家的和全球的——的分析结合起来。就“地方”层面的分析来看，该研究的一个贡献是，对四川省与康区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分析了在1911～1915年这段国家政权变幻莫测、康区基本处于失治状态的时期，四川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如何理解、设想康区与西藏、四川及整个中国的关系。这一理解与设想无疑对后来“西康建省”等多个重大事件具有影响。

在中文学术界，卢梅的《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是为数不多的以社会学视角对康区近代历史进程予以讨论的研究。作者从“国家”和“省府”的中、宏观层面考察了川边康区“改流”规划对多种制度的讨论和尝试，包括仿金川五屯改制、增设厅道、仿宁夏青海之例采用军府制、新建行省等，最终选择了设立军府制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通过对康区改流中这一制度选择过程的分析，作者试图展示的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对民族地方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程”。然而，由于文章篇幅有限，该研究只进行了框架性的考察，并没有更深入的探讨。

人类学的贡献

另外一类较为不同的研究成果来自人类学对土司社会的研究，其中较典型的是郑少雄的《康定土司的政治过程——以清末民初的明正末代土司为中心》和刘琪的《命以载史：20世纪前期德钦政治的历史民族志》。两部作品都是以民国时期的康区土著精英的生命史为内容的研究，前者的研究对象是康定的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后者的主人公是民国时期云南省德钦县的土司禾尚忠和民团司令海正涛。两部作品都试图通过对土著精英——在地方社会具有绝对影响力的人物——的生命史的研究，获得对所涉及的区域和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理解，并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康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中间地带——独特的社会结构。

由于人类学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旨趣有较大差异，两部作品着重于对土著社会之深层结构的挖掘，而较少涉及对民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的分析。此外，对于“某个”土司之生命史的研究，是否能够获得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土司社会”的更宏观层面的运行逻辑的理解，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扩展：边疆研究的成果

正如在前面的学术脉络梳理中所呈现的，本书对川边康区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进程的探究，只是更广阔的研究旨趣的一个部分。在这一更大的视野中，与本研究有一定关联，并能够在方法、视角和史料方面有所贡献的研究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西南边疆的研究

从地理位置上看，康区位于“西南”与“西北”之间，既带有西南山地民族的特点，又带有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尤其是“土司制度”是自明代起广西、贵州、云南等处的“通用制度”。学术界对西南边疆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厚，这些研究一方面为理解康区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将康区与西南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对该区域之独特性的理解。例如，赫尔曼（John E. Herman）对贵州的研究，纪若诚（Patterson Giersch）、杨斌（Bin Yang）对云南的研究都对本研究之思路的形成有所助益。

此外，在中文学术界，原来以“华南研究”为主体而形成的、以“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为方法和框架的“华南学派”，也将研究的视野推向了西南边疆，如温春来、陈贤波等对贵州地区深入的社会史研究为理解传统王朝时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关于清末、民国转型期的边疆研究

就研究覆盖的时段看，本研究关注的是中国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性转型。在该时期，中国的边疆危机不仅出现于康区，而且发生于各边疆地区，如西藏、内外蒙古、新疆、青海、东北等。各边疆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变迁既因共处于同一宏观政治背景下而具有共性，又因各自独特的地理、历史、人文特质而具特性。就思想层面而言，这一时期的边疆危机在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方面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边疆地区的范围，在内地知识分子中激发了大规模的讨论乃至实践。因此，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其他边疆地区的研究，以及关于“边疆问题”在思想文化界产生的影响的研究，都可与本研究形成有效的对话。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代表性著作包括Justin Tighe的《建设绥远：20世纪早期中国西北领土的政治与开发》、常宝的《漂泊的精英：社会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与蒙古族精英》、陈志宏（Zhihong Chen）的《伸展民族的皮肤：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国家与边疆（1927～1937）》和滕华瑞（Gray Tuttle）的《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等。

既有成果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上述关于康区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中，除视角、主题和重点的差异外，既有研究文献中还存在几点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澄清。

康区社会的基本形态、结构

几乎所有对康区近代历史的研究，都将康区默认为一个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政治共同体”，该“共同体”位于汉、藏两个权力和文化中心之间，“土司—寺院”的“两翼体系”构成了土著社会内部的统治结构，“政治的东向性与宗教的西向性”塑造了其基本的文化特质和行为逻辑。然而，上述假设并未接受“社会史”层面的检验，关于该社会内部的结构和运行规则，尚需深入探究。

这个问题涉及的基本事实是，川边康区是一个高度分割的社会，它并不是由某一个在东、西之间“摆动”的土司所主宰，而是由122员土司、300余座寺庙及若干“野番”酋领共同构成。在这样一个“各为君长，互不相属”的区域社会中，社会运行的主线未必是土著酋领们在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摆动”，而更可能是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这个问题对本书的研究主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实质上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康区社会整体转型的“舞台”，晚清和民国的历届中央政府与地方主政者的全部政治设想与措施都不得不在这个“舞台”上的既有场景中展演。本书的第三章——“内部结构：‘土司社会’的逻辑”——将对这一问题作专门探讨。

多层次的康区近现代史

前述诸成果大部分是宏观层面的研究。尽管王秀玉和Relyea的研究都试图在多个层面展开讨论，但相对来说，在“全球的”和“国家的”这两个层面的讨论较为充分，而在“地方的”这一层面则相对薄弱。大体而言，研究者只是将“川边”或“康区”视为一个整体，分析的视角很少深入县及县以下的社会生活中。这一缺陷固然是由史料缺乏所致，亦与研究者的取向相关。与之相对，郑少雄和刘琪的人类学研究则只关注一个土司辖地内部的社会变迁，而较少将这一变迁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相联系。

本研究将力图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将国家、省级、县及县以下三个层面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

康巴人的“族性”问题

康区位于内地与西藏之间，其文化特质既受汉、藏双方影响，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20世纪上半期是“现代中国”之形成与“中华民族”之构建的关键时期，康区作为一个典型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族群聚居区，关于其土著居民之“族性”的讨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既缺乏对该问题的专门研究，研究者所提及的观点和论述又常带有某种武断的成分。例如，在《康巴历史》中，主编爱泼斯坦（Lawrence Epstein）在“导论”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

大体来说，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瞻对发生贡布朗杰起义，清王朝和西藏在边界区域采取行动之时，康区才突然强势地进入了中国和西藏的意识中。然而，有明显迹象表明，甚至在此之前，在康巴人中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族裔民族主义的意识（ethnonational consciousness），而贡布朗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贡布朗杰试图重塑社会结构，并建立一个康巴国家（a Khampa state）——由利美运动注1所宣称的宗教哲学联盟。关于这类十九世纪的康巴运动与格萨尔崇拜——该联盟的奠基性神话——的复兴之间的关系，我们还缺乏纹理清晰的研究。当然，将这些运动整合起来看，这似乎显示出一种已经萌芽的康巴民族认同（Khampa national identity）。

注1“利美运动”（），即“无宗派”“无偏见”运动，是19世纪后半叶以德格地区为中心兴起的一场教义研究运动。此运动之精神强调：信徒并不需放弃本来的教派或修学重点，而是同等地尊重所有教派的喇嘛和教义，因此可以研究不同的教理，从事不同的修行。但修行道路必须依照一个传承的系统，才不会紊乱，等到能够证悟佛法本质时，自然就会明白各宗派在佛法的本质上完全相同，各宗派之不同只是重点和善巧方便的不同而已。参见http://www.zongsa.com/lmjy/detail_1.html。

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仅有关于康区地方之行政隶属关系、土司体系和寺院体系的发展进程的研究是相对成熟，并有足够史料支撑的。而关于该地土著居民之“族性”“政治认同”等问题的判断大体属于建立在少量史料基础上的猜测，很难得出上述明确论断。本书的第七章将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康区在“中心—边缘”关系中的长程逻辑

从元、明两代的“朵甘思”，到清代的“四川省雅州府打箭炉厅”，到民国前期的“川边特别行政区”，再到民国后期的“西康省”，直至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川边康区在国家整体政治架构中的地位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对上述历史进程中的某一时段之行政体制变迁的讨论，而缺乏对更长期的历史逻辑的探究，缺乏从根本的层面上对影响川边康区之地位形成因素的分析。

从长程历史的角度观察，川边康区在20世纪上半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只是更长期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片段，而这个更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暗含的内部逻辑是与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区位紧密相连的。20世纪上半期的场景，尽管展现出历史转型期的独特面貌，但仍然无法超越长期的历史逻辑所划定的边界。本书的第一、二、七章都会涉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五 思路与视角

综上，本书将以川边康区在20世纪上半期的政治、社会与族群变迁为对象，探讨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型在“边疆”和“民族”的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

四个方面

针对这个主题的讨论将从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涉及行政体制、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与人群分类四项内容。第一项是“行政体制建设”，主要内容是以全国同一化的省、县体制重新划分行政单元，并在每个行政单元中，以中央委派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司”，掌管地方之民政、财政、司法诸事务。第二项是“身份改革与社会控制”，主要内容是在土著社会清查户口、编排保甲、征收粮税、支派徭役，目的在于将土著居民的身份从土司的“属民”转变为国家的“国民”，同时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体系。第三项是“移风易俗”，目标是改变土著社会旧有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重点是树立土著居民的“国家意识”。第四项是“人群分类”，主要内容是对土著人群的“族属”类别予以重新定义，并使之成为“社会身份”的一个维度。

在这四个方面中，前三项是传统王朝时期将华夏的“州县体制”向“非华夏”地区拓展时所需要完成的“常规任务”，第四项则是因应时局出现的一项新任务，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兴起和民族话语的传播密切相关。这四个方面能够相对完整地呈现20世纪上半期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直到今天仍构成理解当代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的重要维度。本书将以四章内容（第四至七章）分别对这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三个层面

上述四个问题的讨论都将在国家、行省和基层三个层面上展开。国家层面讨论的是中央政府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内容涉及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在康藏问题上的立场、考量、策略和制度设计，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形势乃至国际局势对这一问题的影响。

行省层面讨论的则是西部地区的川、滇、青、藏的省际政治及四川省内的军阀争斗对川边康区的政治进程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尤其将关注主政康区的省级行政、军事长官——如清末的赵尔丰和民国时期的刘文辉——的个人特质与治康策略和该地区的近现代转型的关系。

基层层面的讨论则将视角压低到县及县以下社会生活中，通过征粮、催差、械斗、抢劫、偷盗、通奸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考察土著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以及不同身份、地位、族群的人群交往与互动的模式，尤其将关注土著社会的传统结构在新的时局下所发生的变化。

四类人物

上述四个方面的制度改革与三个层面的政治博弈，最终都落实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选择与行为。同时，每个个人的行为方式都无法脱离其特定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立场和观念。本书将以两个维度，将川边康区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划分为四个类别，每个类别代表了一种身份定位，也因此决定了其在纷繁的政治局势中的选择。

第一个维度是“土著—外来”，这是从“籍贯”的角度来区分的；第二个是“中央—地方”，这是从权力来源的角度来区分的。事实上，这两个维度涉及的都是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每一个维度的哪一端更具合法性，答案并不唯一，而是与所处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例如，在有两千余年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在“中央—地方”这个维度上，显然前者更具合法性，但对具有漫长的封建政治历史的西欧社会来说，可能“地方”更具合法性。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曾短暂出现过席卷全国的“地方自治”浪潮，“湘人治湘”“粤人治粤”“川人治川”的口号此起彼伏，在当时的情境下，“中央集权”被与专制、皇权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就地方统治权来说，“地方”可能比“中央”更具合法性。但经过十数年的军阀混战后，渴望统一与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北伐胜利后，集权的声音重新压倒了地方性的诉求。尤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作为统治权力的赋予者，其合法性再次超过“地方”。

在“土著—外来”这个维度上，情况同样复杂。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地方官“避籍”是一项严格的制度规范，因此，“本地人”并不会在执政合法性上有何优势。但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则是地方士绅掌控的世界，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个层面上，“土著”又构成了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在未纳入王朝州县体制的边疆地区，“土著—外来”这个维度与统治合法性的关系并不确定。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前现代社会中存在“外来者—王”的模式，即将本地的土著贵族的统治合法性追溯到某个外来的强大力量。在川边康区，这种情形同样存在，甚至有所谓“蛮不支蛮差”的说法，即土著居民承认向王朝中央派来的官员支应差徭的义务，但拒绝向与自己没有统属关系的土著贵族支应差徭。这代表了传统王朝时代的“皇权”在土著社会所具有的神圣权威。20世纪上半期，在源自西方的民族、民主话语传入后，“边疆”和“少数族群”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获得了新的定义，在地方政治的博弈中，“土著”的身份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砝码。

由此可见，“土著—外来”与“中央—地方”这两个维度既互有重合，又各有重点。在20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的具体情境中，它们的组合构造了政治精英的四种身份。

传统流官

在图0-4中，右下角的“外来—中央”组合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流官”。在川边康区的历史上，有此身份者并不多。在1905年以前，这里为土司辖地，地方上由土著酋领自治，除了几个负责军粮储运的“粮务委员”外，并不存在如内地的州、县官一类的“流官”。只有在1905～1911年这7年间，作为王朝中央之代表的“流官”才正式进入这一地区。主持“改土归流”的赵尔丰和傅嵩炑是其代表，在“籍贯”身份上，他们是“外来者”；在权力来源方面，他们则是中央王朝的代理人。

新式地方官

在图0-4中，左下角的“外来—地方”组合代表了民国时期的“新式地方官”。清帝逊位后，新兴的中华民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泥淖。在此情形下，中央政府不再有委任地方官的能力，因此，“新式地方官”都是由各地的地方实力派自行派放的，而地方实力派的地位则毫无疑问地建立在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基础之上。在川边康区，主政22年之久的刘文辉就是通过四川省内的军阀混战而最终坐上了“西康省主席”的位置，而西康省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县级官员——则大都是他一手培养和任命的。在“土著—外来”的维度上，他站在“外来”的一端，而在“中央—地方”的维度上，他又被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视为“割据势力”。对于刘文辉和他手下的各级官员来说，他们在地方上的统治合法性是以军事征服为开端的，而在此之后，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树立起人民对政权的认可，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旧式土著精英

在图0-4中，左上角的“土著—地方”组合代表了川边康区土著社会的传统统治力量，包括土司、头人和寺庙领袖，在本书中被称为“旧式土著精英”。在20世纪以前，他们是世袭的贵族，在自己的辖区内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其统治合法性根植于康区社会根深蒂固的部落社会传统。改土归流以后，他们的名号虽被取缔，但其在土著社会的传统权威和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并未消失，因此依然在地方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式土著精英

在图0-4中，最特别的一个类型是右上角的“土著—中央”组合，它代表了民国时期川边康区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本书中被称为“新式土著精英”。一方面，他们都来自土著人群，与“外来”的地方官相比，他们在土著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与号召力。但另一方面，与“旧式土著精英”不同，他们并非贵族出身，不属于土著社会的传统权势阶层。他们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机会，来自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现代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远赴南京、北平等城市求学，甚至直接与国民政府的最高首脑建立了私人关系，并获得了在蒙藏委员会一类的中央机关任职的机会，从而跻身“国家精英”行列。当这些“新式土著精英”回到川边康区，参与地方上的权力竞争时，他们就将“土著”的身份与“中央”的授权结合在了一起。

六 本书结构安排

作为一部具有社会学关怀的研究，本书尽管以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但并未如大多数历史作品一般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而是更多地考虑了“共时性”和“结构性”的要素，以“化边之困”这一主题为线索，按照逻辑结构来展开讨论。

除“导论”和“结语”外，本书包括七章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对川边康区的自然、人文特质和历史背景予以总括式的分析。其中，第一章和第三章分别考察康区社会的“外部地位”和“内部结构”。前者从地理区位和文化地位的角度出发，探讨康区处于“华夏”与“西藏”两个政治和文明体之交汇地带的独特地位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特质；后者则考察在康区土著社会内部基于自然生态和历史传统而形成的“土司社会”的“碎片化”政治格局，以及立基于此的社会运行逻辑。相对而言，这两章的内容都是对“长程历史”的考察，而第二章则对20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的政治变迁予以描述和分析。这三章内容构成了后文关于具体的“化边”举措及效果的讨论的“大背景”。

后四章为第二部分，也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分别对应了在第五节中提及的“四个方面”。具体而言，第四章讨论流官体制在土著社会的设立和施行情况；第五章讨论编查户口、清查地亩和设立保甲的情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粮税、差徭制度；第六章讨论将华夏文化和国家信仰注入土著社会的努力；最后一章则从“族性”的角度切入，考察在前述诸项改革实践中，作为一种“社会进程”的“族群意识”与“族群关系”的变化与演进。

总体来讲，上述四章内容涵盖了国家“化边”工程的主要方面。就每个方面而言，无论是“国家”的举措，还是土著社会的反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上半期，“国家”的边疆整合策略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演进的过程，同时，土著社会对“国家”以及自身位置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与更新。

河谷向着东南方向渐渐敞开。明天，父亲和哥哥就要从那个方向回来了。这天我望见的景色也和往常一样，背后，群山开始逐渐高耸，正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一条河流从山中澎湃而来，河水向东而去，谷地也在这奔流中越来越开阔。有谚语说：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

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

——阿来《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