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朝“化边”的绝唱

至清代末年，在经边大员的眼睛里，川边康区的土司辖地越来越难以容忍。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经边大员多多少少都拥有“开疆拓土”的情结。面对尚未“开化”的土著社会，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绩上，他们都有强烈的动机取缔那些“愚蠢而残暴”的土官，解救备受压迫的蛮民，使之成为大皇上的“百姓”。另一方面，土司辖地上频繁发生的械斗、劫掠，乃至不时出现的“戕官”事件，的确令这些经边大员颇为恼火。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改土归流”“设州立县”是改变这种情况、恢复地方秩序的唯一途径。

改流前夜：1889～1904年

在川边康区，“改土归流”并不是由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戕而引发的偶然事件，而是之前几任经边大员努力多年的必然结果。在19世纪的最后12年中，川边康区关于“改土归流”的议题已三兴三止。

第一次发生在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当时，瞻对发生了土民反抗藏官暴政的起义，驻瞻藏官被驱逐。事件发生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清廷派出军队前往瞻对围剿，起义很快被镇压。就在这一年，四川总督第一次奏请收回瞻对，驱逐藏官，设置流官，但清廷没有允准。

第二次发生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仍与瞻对相关。当时，瞻对藏官率兵赴章谷土司地界，干预朱倭土司与章谷土司的翁婿争袭事件，川督鹿传霖派兵前往弹压，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在鹿传霖对驻瞻藏官之嚣张气焰的渲染下，清廷批准了鹿氏讨伐其兴兵叛逆之罪的请求，谕令“大加挞伐”。鹿传霖遂调遣官兵进剿瞻对，并很快荡平三瞻，包围了“营官”大寨，驻瞻藏官及士兵撤离回藏。以此为契机，鹿传霖提出在瞻对设置流官的主张。

这次建议尚处于争论之中，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德格土司家族发生了内斗，这为鹿传霖的“改流”大计又创造了机会。当时，德格土司与土妇因争权夺利而发生冲突。土司向打箭炉厅控诉土妇受瞻对藏官煽动，欲“废父立子”，请求出兵援助。于是，鹿传霖迅速出兵，平息祸乱，并将德格土司、土妇及二子阖家解往成都，呈请在德格、瞻对及章谷地区“改土归流”。当时，鹿传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制方案：首先，将瞻对收回，设定瞻直隶厅，将打箭炉厅升格为打箭炉直隶厅，二者皆归属建昌道，并将建昌道移至打箭炉；其次，将邻近瞻对的章谷、朱倭两土司辖地仿金川五屯之制“改土设屯”，麻书、孔萨与白利三土司分别隶属两屯官，归新设立的定瞻直隶厅管辖；最后，在德格设屯官、都司，隶属定瞻直隶厅。

这次大张旗鼓的改流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由于鹿传霖与当时的成都将军恭寿素有怨隙，恭寿在得到驻藏大臣文海的支持后，借机弹劾鹿氏，鹿传霖被调回北京，改流之议遂息。只有章谷土司因绝嗣无人承袭，其辖地改设炉霍屯，成为这次改流仅得的成果。

当然，这次改流提议半途而废并不仅仅是官员间互相倾轧的结果，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仍然是王朝中枢在如何治理康区的战略选择上，在“剿”与“抚”之间的摇摆。在鹿传霖军事行动告捷之后，军机大臣对如何处理后续问题一直犹疑不决：

三瞻虽已全克，或收回内属，或赏还达赖，均于大局颇形窒碍，实属势处两难。即使酌赏银两，能否令其心服，亦无把握。向来藏内军饷归番商汇兑接济，兵米亦资商上。倘达赖因此觖望，诸事掣肘，将来印藏勘界一事更难著手。是收回一说谈何容易？然使竟赏还达赖，又恐藏番生心，威胁邻境各土司，以致出关路阻，将来驼只无人供应何以入藏？是径行赏还，亦有不可。此事鹿传霖力主改设汉官，惟以上窒碍情形不可不熟思审处。

尽管朝廷对川边康区的政策在“剿”与“抚”之间徘徊不定，但进入20世纪，随着英国人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势力愈来愈大，清王朝对居于“内固川省，外拊藏疆”地位的康区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将驻藏帮办大臣的驻所移至川藏之间的察木多，以便居中策应，控制川藏交界地区；二是将打箭炉厅升为直隶厅，改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治，从而加强对关外土司的控制。

在朝廷新举措的鼓励下，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时任建昌道的赵尔丰上《平康三策》，不但明确提出在川边康区进行“改土归流”，还提出了在康区、卫藏设立行省的宏大构想：

首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地皆倮倮，界连越雟、宁远诸番夷，山居野处，向无酋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然地多宝藏，产药材尤富。三边既定，则越雟、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此平康第一策也。故事驻藏大臣及六诏台员每出关时，悉在炉城奏报某月某日自打箭炉南门或北门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执奏报为言，以为炉城以西，皆属西藏辖地，每与交涉，理屈词穷，界限牵混，堂奥洞开。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治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此平康第二策也。川藏万里，近接英邻，山岭重沓，宝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藏疆，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此平康第三策也。

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对赵尔丰的设想大为赞赏，据以入奏。然而，从朝廷对《平康三策》的议复结果来看，关于“边疆方略”这一问题，在经边大员与王朝中枢之间始终存在分歧。在朝官的眼中，这些边臣疆吏都是一些“操切”之辈，好大喜功；而在边臣的眼中，朝官们则优柔寡断，坐失良机。在“剿”与“抚”之间，王朝中枢仍然偏向于“抚”，以避免给藏方以任何生衅离心的借口。

尽管赵尔丰的《平康三策》没有获得朝廷的首肯，但其中的一些思想还是被采纳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兴教化，开发实业”的主张。于是，1904年，打箭炉和巴塘两处分别创办了川边康区历史上最早的“官学”；同时，在康南的巴塘地区开始试办“垦务”；在康北的泰宁地区，开始开采金矿。

从这些发生在1905年凤全被戕前夜的事件来看，川边康区的“改土归流”已经箭在弦上。即使当时凤大臣能够全身而退，“改流”这一必然的结局也不会拖得太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凤全被戕是一件有“预谋”的事件，当时执掌川边的建昌道赵尔丰、四川总督锡良，乃至坐镇军机处的前川督鹿传霖都在等待这样一个事件。

改土归流：1905～1911年

1905年，康北惠远寺喇嘛因阻止开采金矿而戕杀了驻军都司卢鸣扬，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军前往镇压。善后工作尚未处理完毕，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即在康南巴塘被戕。

凤全，满洲镶黄旗人，以举人出身，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捐官入四川，先后署理过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在接任驻藏帮办大臣之前，他以道员留川补用。凤全在晚清官员中有“干员”之称，在川为官近三十年，以“治盗能，驭下猛”而闻名。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四月，清廷免去因“眼疾”一直逗留成都的桂霖的驻藏帮办大臣之职，任命凤全接任，赏给副都统衔，前往金沙江西岸的察木多就职。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凤全抵巴塘，见巴塘气候良好，土地广沃，且为川边垦务首创之地，已初见成效，遂在巴塘停驻下来，并推行新政。在凤全的巴塘新政中，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扩大兴办垦务的面积，招工开垦；二是限制寺院的僧人数目，令当地最重要的寺庙——丁林寺——将超编僧人清理出寺。这两项举措无疑对巴塘的土著贵族、寺庙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同时，凤全为人“性忭急，少权变”。据说，在巴塘时，他“谩骂成性，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或以吸淡巴菰铜斗击夷目首曰：‘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声色俱厉。”这种种因素相结合，终于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结果。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下旬，推行垦务的主要区域——七村沟——的土民在丁林寺僧侣的煽动下，焚烧了茨梨陇垦场，驱杀汉人垦夫，又焚烧了法国天主教教堂。在凤全的行辕附近，骚乱的土著民众聚集达三四千人，并切断了驻军的水源、柴薪。驻军都司吴以忠带兵勇数人欲进行弹压，被当场打死。

当时巴塘的正、副土司分别为罗进宝和郭宗札保，他们虽未参与丁林寺组织的叛乱，并将凤全和天主教司铎保护在土司官寨中，但他们自然也对凤全在巴塘的行动颇为不满，欲借此机会驱逐凤全离境。于是，两位土司力劝凤全返回打箭炉，兴兵重来剿逆定乱。凤全听从了两位土司的劝告，一行50余人匆匆离巴返炉。然而，刚刚行至距离巴塘二里的鹦哥嘴红亭子地方时，即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僧人和土民的袭击，凤全及其随行人员全部被杀。此前，匿于副土司官寨的法国天主教司铎二人，认为土司不可信，乘夜翻墙逃走，途中亦被杀。

在巴塘叛乱中，唯一幸免的是粮员吴锡珍，他因被马踢伤，留在城中，没有与凤全同行回炉。同时，他已在巴塘任职多年，与土著上层关系较好，故未受到伤害。事后，巴塘各乡村民众代表等向吴锡珍递交了四份“公禀”，请他转禀打箭炉厅刘大人和大皇帝。“公禀”上盖了正、副土司印信及各乡村头人图章，控诉凤全只为洋人，不顾百姓，并向王朝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此番原为国除害，实出无奈，求乞恩宥善办，无生兵衅。如再有差派官兵勇丁进来，则众百姓发咒立盟，定将东至里塘、西至南墩十余站差事撤站，公文折报一切阻挡，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誓愿尽除根株，亦无所憾也。

这一事件使得清廷再也无法将这些土民叛乱视为土著社会的“小打小闹”，而决定以强力恢复秩序。1905年四月，提督马维骐率提标兵五营开往巴塘，建昌道赵尔丰以善后督办率两营续进。马提督老于行伍，一战而定。六月下旬，马军进入巴塘城，巴塘正、副土司被擒正法。以丁林寺堪布八阁为首的倡乱僧人据寺顽抗，马军以炮轰击，大殿中弹起火，全寺焚毁。八阁喇嘛等被擒，余众逃往七村沟。于是，马维骐分派营员，继续围剿七村沟，历时十余日，擒获逆首若干，并搜获凤全顶珠领管和殉难各员衣具，巴塘事变始平。八月初，赵尔丰抵达巴塘。此后，马维骐回川，赵尔丰留驻巴塘处理善后，并开始在康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总体而言，赵尔丰在川边康区的改流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自平定巴塘叛乱后，除在1905年底至1906年攻打乡城桑披寺的战役历时六个月，异常惨烈外，赵氏在川边康区的军事行动和改革措施势如破竹。

在这一背景下，已维持180年的汉、藏边界被打破，“改土归流”很快向西越过1727年（清雍正五年）立于宁静山山顶的界碑，进入了以达赖喇嘛为政教领袖的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至1910年，赵尔丰和他的继任者傅嵩炑已将清王朝的州县体制向西推进到了拉萨以东300公里的工布江达，并在这些地区设州立县，派驻了由朝廷遴选、任命的地方官，并开始编查户口、粮税诸事务。图1-1中的“边界2”显示的正是“改土归流”在1911年戛然而止之前的川、藏行政边界。这一边界不但将人文意义上的康区的西部边界继续向西推移了近100公里，还将察隅、波密等“野番”部落也纳入范围。根据赵尔丰的计划，他将在这个基础上设立“西康省”。

王秀玉将清末的川边“改土归流”称为晚清“令人惊讶的强势”。尽管这一论断似乎低估了晚清政府的改革势头，但从“国家”的视角看，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确是此后五十年间，川边康区最让人振奋和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赵尔丰及其继任者傅嵩炑经边的短短七年间，东起打箭炉，西至工布江达的大片土司、呼图克图辖地和“野番”之地全部设治，新设置的行政单元达32个，近代康区的行政骨架基本底定。

理解晚清政府这“令人惊讶的强势”，需要从了解在川边“改土归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入手：赵尔丰、赵尔巽弟兄和接任赵尔丰的傅嵩炑。

赵尔丰（1845～1911年）无疑是川边改流乃至后来西康建省的奠基者。其家族为汉军正蓝旗籍，兄弟四人，尔巽和尔丰分列仲、季。赵父乃道光进士，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尔丰屡试不第，只能以捐纳而入仕途。赵尔丰初任职广东，后分发山西，历任静乐、永济知县，见赏于当时的山西巡抚锡良。此后，锡良历任河道总督、河南巡抚、热河都统，皆奏调尔丰跟随。至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锡良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随同至川，先后署永宁道和建昌道。锡良对赵尔丰的评价是“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坚忍卓绝，忠勇无伦，而尤能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早在1903年，赵尔丰就上疏《平康三策》，不但倡议在川边“改土归流”，还提出了在康区和西藏设立行省的主张。1905年，巴塘乱起，赵尔丰力主乘此用兵。巴塘克后，马维骐回川，赵尔丰留驻处理善后，并开始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经过艰苦的乡城桑披岭战役，赵尔丰在川边康区声威大震，清廷亦对其予以褒奖：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1908年，加尚书衔，兼驻藏大臣。

赵尔丰是一位律人律己都极严格的官员。在川边康区，关于他的为人行事的故事甚多。有谓其凶狠残暴、杀人如麻者，有谓其言出必行、赏罚分明者。但无论所言者何，赵氏经边的功绩和其雷厉风行、严明自律的作风都获得了当时及后世在川边康区从军或任职之人士的一致赞誉。

例如，于1929～1931年入康考察的任乃强对赵尔丰给予了“雄才大略，刻苦奋进，精诚所至，成绩炳然，虽鄂尔泰之改流，左宗棠之开疆，与之相较，应无愧色”的评价；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理化县县长的贺觉非则称赞其“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亲近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并认为“其后三十年之汉官，未尝非有赖于赵之余威也”。

相比上述两位后世文官凭借档案资料和民间传说所作出的评价，后来被誉为“湘西王”的陈渠珍则曾与赵尔丰有过面对面的交往。1908年，钟颖率领的川军入藏。与赵尔丰麾下的边军对比，川军的疲弱无力暴露无遗，只得一路由边军护送。当时在川军中任职的陈渠珍在昌都城第一次目睹了威风凛凛的赵大帅。二十八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仍对其敬佩由衷：

赵尔丰知藏兵已抵恩达，乃亲率边军五营由更庆至昌都。我军齐集四川桥东岸迎迓。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以为常。是日，予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潞国精神，恐无此矍铄也。

赵尔丰之兄赵尔巽（1844～1927年）为同治十三年进士，初任御史，后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等职，至1907年官至湖广总督。1908年，清廷为消除畛域之见，以四川之人力、财力、物力经营边藏，遂调赵尔巽为四川总督，以兄弟二人共担经边大业。这一举措可以视为川边“改土归流”得以强势推进的最重要因素。尔巽在任期间，川省特举办糖捐、油捐，每年数十万两，拨付川边，作为经边常款。

1911年，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川局大乱。6月，赵尔丰驰抵成都，接管川政，遵清廷旨意拘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者蒲殿俊等九人。随即，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四川省亦于11月22日和25日召开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成立四川军政府。赵尔丰不愿背叛清廷，遂将军政交与蒲殿俊，欲“率所部仍回川边经营”。然而，四川局势并未稳定，12月8日，军队发生哗变，蒲殿俊逃走，一时全城无主。据说，赵尔丰计划乘乱夺回四川政权，恢复清王朝统治，并密电傅嵩炑率留在川边的全部武装，驰川来援。当时事情的真相已无从考察，结果则是傅嵩炑的军队在雅安为新军所败。四川革命军领袖认为赵尔丰若不死，终为乱源。1911年12月22日，赵尔丰被新任都督尹昌衡拘捕并公开斩首，罪名则是镇压保路运动的刽子手。

赵尔巽在调离四川后，于1911年就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赵尔巽在奉天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以武力镇压革命党人，阻止革命。东三省在赵尔巽的控制下，在全国大多数省区都已升起“五色旗”后两个月，才最后一个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下大清的“黄龙旗”。1914年，赵尔巽就任清史馆总裁，延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文和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开始编修清史。当时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无着。尔巽以八旬高龄，奔走各处，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另一方面亲自上门敦促诸编纂人加快进度，终于1927年编纂完成《清史稿》。当年9月赵尔巽病逝，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在川边改土归流中，另一个需要记述的人物是接替赵尔丰任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的傅嵩炑。傅嵩炑（1869～1929年），四川古蔺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试补学官弟子员，步入仕途，曾在地方上招募丁壮，筹办团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时任永宁道台的赵尔丰率部平定反清“平会”，傅嵩炑带民团协助，为赵尔丰出谋划策，深得赵氏赏识。1905年，赵尔丰任建昌道，率兵进入川边康区平定叛乱，邀傅嵩炑作幕僚同往，委为“帮办”。傅嵩炑跟随抵达巴塘地区，协助赵尔丰在康区推行“改土归流”，并参加了攻打桑披寺、进军三岩等多次重大战役，屡立战功，一路晋升，至1910年（清宣统二年），得道员分省补用，赏二品衔。1911年，赵尔丰返成都，傅嵩炑以道员身份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在康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并奏请清廷在川边地区建省。这是“西康建省”之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西康”之名遂闻之于世。在辛亥革命中，四川宣布独立，傅嵩炑接赵尔丰密电后率边军入川救援，在雅安被新军击溃，他本人被俘。当时，同盟会诸人力劝傅嵩炑参加革命，但傅氏念赵尔丰知遇之恩，不从，在狱中撰写《西康建省记》。次年，当局重其才，免予加罪，释放回乡。1914年，傅嵩炑曾邀约原同事陈少端、肖君浦等一行六人进京探访赵尔丰的亲属，拜会了时任清史馆总裁的赵尔巽。

纵观赵氏兄弟以及傅嵩炑的生平——无论是他们作为清王朝经边大员时雷厉风行的作风，还是他们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后的选择，即可理解清末“改土归流”为何具有如此之强势与成效。尽管晚清政府风雨飘摇，但这仍然是一个统一的王朝，拥有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国家”中枢。无论是赵氏兄弟对清王朝的忠诚，还是傅嵩炑对赵尔丰的忠诚，都代表了传统时代和“大一统”时期边疆大员的自我定位与道德选择。

在赵尔丰的时代，新思想早已传入，赵氏兄弟并非守旧之人。根据时人的评价，赵尔巽“在清代封疆大吏中，为最明达者”，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即“锐意兴学练兵”。在赵尔丰的奏章中，他曾将其在康区的行动与西方列强开拓殖民地的行为相比拟。他提出的“经边六事”中，“开矿”“通商”等主张都带有鲜明的现代化色彩。但尽管如此，赵氏兄弟仍然是旧时代的人，他们的经边思想忠实地延续了“以夏变夷”的传统“教化”模式，他们对川边康区的现代化改造是在维护清王朝的宗旨下进行的。

与此后民国时期主政康区的历任大员相比，赵尔丰最鲜明的特点，无疑是他对清王朝官员的身份认同。尔巽、尔丰兄弟官至总督，为清代汉军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川边康区的行动，是作为一个统一王朝的代理人在履行治理边疆的使命，其忠诚与理想都紧系于遥远的北京城。但在清朝覆亡后，在川边康区的历任主政者身上，这种身份认同已不复存在。赵氏兄弟代表了一个逝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