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繁荣富裕的社会

走向更加发展富裕的社会

朱迪

对富裕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梦想。然而在近现代，中国人民却在这条路上历经波折。除了受到客观经济环境的限制，无形的枷锁则是意识形态的规训：追求富裕生活是不是享乐主义？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争议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后逐渐消失，中国人民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们见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的中国梦既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鼓舞着中国人民勇敢追求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但是在目前阶段，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居民消费仍处于维持日常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住房、医疗等支出给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而挤压了教育、文化和休闲等促进家庭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支出。收入和消费结构的不合理阻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生的改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和信心，从而导致他们对社会整体的公平和安全程度的评价趋于负面。收入结构的不合理和民生保障的不完善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体现为国内消费需求的疲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并提出重点推进六大消费领域：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体消费和养老健康家政消费。会议的部署阐明了收入结构调整、扩大消费与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落实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上来。

本文使用实证数据，以城乡分割和收入阶层为主要结构，分析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生活满意度、个人愿望和社会评价。基于实证分析，本文结尾将对如何提高民生保障、启动消费提出政策建议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发展趋势

CSS系列调查询问的家庭生活支出是前一年的数据，为了与前文一致，本文中统称为当年的数据。2013年，城乡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支出60379元，城镇家庭平均支出74271元，农村家庭平均支出43865元。相对于收入情况，61%的家庭或者收大于支或者收支相抵，39%的家庭则入不敷出。城镇家庭相对来讲收支情况较好，只有33%的家庭入不敷出，而46%的农村家庭入不敷出。

城乡家庭的生活支出及构成比例详见图1-1-1。在城乡家庭中，消费比例最高的都是饮食（包括外出饮食）, 2013年平均支出15102元，其中城镇家庭平均饮食支出为18035元，农村家庭平均饮食支出为11534元。城镇家庭较高的饮食支出可能由于较高的外出饮食花费以及高质量或者绿色食品的花费。但是城镇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稍低于农村家庭，分别为24%和26%。

除饮食之外，城乡家庭支出较高的是房贷及首付、家庭耐用品（家用电器、家具、家用车辆等）、医疗保健（如看病、住院、买药等的费用，不扣除报销部分）、人情支出（自家红白喜事和人情往来）和教育（如学费、杂费、文具费、课外辅导费、在校住宿费等），分别平均为6201元、5973元、6267元、4743元和3874元。而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最低，城乡家庭年平均支出仅为991元。就支出数额来看，城乡家庭消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饮食、房贷及首付和家庭耐用品上。城镇家庭的房贷及2013年购房首付平均为9406元，而农村家庭仅为2390元，这主要由城乡的住房制度差异造成；城镇家庭的家庭耐用品支出平均为7487元，而农村家庭仅为4040元，则主要反映了城乡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差异。

就城乡家庭支出比例的差异来讲，最显著的是房贷及首付上的差异，该支出占城镇家庭支出的13%，仅占农村家庭支出的5%。其次是医疗保健，占城镇家庭支出的9%，在农村家庭支出中却占到14%。此外，城乡家庭在文化娱乐旅游和人情支出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城镇家庭的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比例为2%，而农村家庭几乎无此项支出；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占7%，在农村家庭中却占到了9%。可见，城镇家庭负担较重的主要是购房支出，而农村家庭负担较重的主要是医疗保健和人情支出。这些差异主要同制度和观念的因素有关。城镇地区的商品房市场较发达，而农村仍很大程度依赖自建住房，因此城镇地区的购房花费较高；即使问卷注明医疗保健支出包括了报销部分，但我们知道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远没有城市的完善和优越，而农村家庭的该比例仍然较高，说明医疗保健支出给农村家庭带来的负担比较沉重；此外，农村地区人情消费盛行，也给家庭造成一定负担。这些负担较重的消费更对农村家庭的文化娱乐旅游消费造成了挤压，使得这些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和人民素质的消费需求被抑制。

在住房消费方面，全国的住房拥有率高达95%，仅5%的被访家庭不拥有任何住房。城镇家庭的住房自有率为92%，低于农村家庭98%的住房自有率。就目前的居住状况来看，城乡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1平方米，农村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较高，为49平方米，城镇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为34平方米。

95%的城乡家庭拥有第一套住房的时间始于1981年，第一套住房为自建住房的比例最高，占69%，其次是购买商品房，占到19%，购买原公房占到5%，其余的购买方式包括购买农村私有住房、购买小产权房、购买保障房等的比例都较低。城乡家庭在第一套住房的拥有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城镇家庭中，自建住房的比例为45%，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为35%，购买原公房的比例为9%；而在农村家庭中，自建住房的比例高达95%，其次是购买农村私有住房和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各占到2%左右。这反映了城乡住房制度和住房市场的差异。

总体上讲，城乡居民家庭都从第一套住房中获益，即房产现值比购买/自建时的价格有所上升，平均升值19万元。显著获益的当属直辖市城区的家庭，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105万元，其次是省会城市城区的家庭，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35万元，地县级市城区家庭的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29万元，县城和市县城城区以外的镇家庭的第一套住房平均升值23万元，而农村家庭获益最少，第一套住房仅平均升值10万元。但是城乡家庭第一套住房购买（或自建）时的价格并没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城镇家庭平均为16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7万元。因此从住房升值的角度看，农村家庭也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因素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从2006年到2013年全国家庭消费的构成来看（见图1-1-2），支出比例明显降低的主要是饮食（包括在家和在外的饮食）和教育。2006年城镇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为34%，农村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为29%，城镇家庭较高的饮食支出比例一直保持到了2008年，到了2011年与农村家庭基本持平，而到2013年首次出现了城镇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低于农村家庭的局面，分别为24%和26%。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了城镇家庭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城镇家庭其他支出显著上升，比如购房、家庭耐用品等。教育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城镇家庭的12%、农村家庭的14%下降到了2013年城镇家庭的6%、农村家庭的7%，并且中间几年也保持了显著下降的趋势。

在城镇家庭中，比例显著上升的是购房和家庭耐用品的支出，家庭耐用品支出的比例在农村家庭也显著增长。2006年城镇家庭的房贷及当年的购房首付支出比例占到8%，从2011年开始迅速增长，到2011年该比例为11%、2013年为13%。这个趋势同2008年以后城镇住房市场的繁荣发展和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相一致，也反映了买房给城镇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些年间，农村家庭的购房支出比例也基本保持了增长的趋势，但是到了2013年也只占到了家庭支出的5%。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支出（家用电器、家具、家用车辆等购置支出）从2008年的3%、2011年的7%增长到了2013年的10%。农村家庭耐用品的支出比例也同样显著上升，从2008年的3%上升到了2011年的5%再到2013年的10%。家庭耐用品比例的增长说明了城乡家庭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医疗保健在城乡家庭的支出比例中也基本保持了下降的趋势。2006年城乡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11%和16%，下降到了2008年的9%和11%、2011年的8%和11%、2013年的9%和14%。城镇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下降幅度小于农村家庭。

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比例无显著的变化，2008—2013年城镇家庭的该支出比例大约在2%，农村家庭的该支出比例更低，不足1%。文化、娱乐、旅游的支出比例能够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富裕程度，而我国城乡家庭的该支出比例都很低，并且六年来变化不大，说明居民总体生活质量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居民在维持基本和日常的消费需求之外还未有足够的资本和精力投入到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质上来。

另外一个比例变化不明显的是人情支出。虽然2006—2013年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定改变，但是人情往来仍作为中国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之一保留了下来，并且农村家庭的人情支出比例更高。人情支出包括自家红白喜事、人情往来（如礼品、现金等）的支出。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比例分别为7%、6%、9%和7%，农村家庭的人情支出比例分别为10%、8%、11%和9%。

二 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个人愿望

对生活是否满意既与被访者抽象的和总体的感受有关系，也与他们对具体社会经济生活的体验有关系。我们先通过幸福感来考察总体感受上的生活满意度，再从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感受来考察与实际生活关联的满意度，并分析二者的区别。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分析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城乡居民总体的幸福感较高，75%的城乡居民认为“总体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差异不显著。CSS2013中幸福感的量表共有六项，分别是“总的说来，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很接近”“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好”“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我已经得到了我在生活中想得到的重要东西”“即使生活可以从头再来，我也没什么想要改变的”“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每项赋值1至6，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本文将“不好说”和缺失值都看做0分，将量表的各项得分加总，城乡居民幸福感最低得分为0，最高得分为36分，平均得分21分，总体更倾向自我认同“是个幸福的人”。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异不显著，平均都在21分。

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幸福感较高，分别有87%的高收入者和82%的中等收入者认为“总体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而只有75%的中低收入者和66%的低收入者认同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从幸福感得分来看，阶层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高收入者平均得分最高，为23分，而且最低分为8分，其他收入阶层的最低得分都为0分。中等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22分，中低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21分，低收入者的幸福感低于城乡居民平均水平，得分仅为20分。可见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收入同幸福感还是紧密联系的。

调查从受教育程度、健康情况、社交生活、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以及总体自评满意度七个方面考察了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让被访者从1至10打分，分别代表“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居民总体自评满意度平均得分为7分，总体对自身的生活较为满意，最低的是1分，最高的是10分，城乡之间的差异不大。如果也将各方面的生活满意度得分相加，我们得到城乡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为45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70分，标准差为10分，总体满意度较高，但是内部差异也较大。城镇居民的满意度稍高，平均得分为46分，农村居民的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4分。居民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高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较高，为52分，并且最低得分为21分，而其他收入阶层的最低得分都为0分。其次是中等收入者，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9分，而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5分和42分。

图1-1-3显示了城乡居民各方面和总体的生活满意度。相对来讲，满意度较高的是家庭关系，平均得分为8.2分，其次是健康情况和社交生活，平均得分在7分左右。但是，城乡居民对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较低，平均得分为5.4分，其次是休闲娱乐和家庭经济状况，平均得分为6分。除了社交生活的满意度稍高，农村居民对各方面的满意度都低于城镇居民，反映了农村居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求变心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城乡发展的鸿沟，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活信心。

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比较类似，如图1-1-4所示，在各个方面的生活满意度都较高，并显著体现在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和健康方面。高收入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平均得分为7.4分，中等收入者为6.4分，中低收入者为5.5分，而低收入者仅为4.9分；高收入者的休闲娱乐满意度为7分，中等收入者为6.3分，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5.6分和5.2分；高收入者对健康情况的满意度得分平均为7.6分，中等收入者平均为7.2分，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平均得分为6.8分和6.2分。不同收入阶层在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上的满意度则比较接近。

在个人愿望方面，如图1-1-5所示，城乡居民的选择首先集中在家人健康团聚幸福、提高生活水平和安全稳定的生活与工作上，选择该项的分别占到79%、60%和39%，反映了家庭幸福和有保障的生活是我国居民最关心的。其次集中在获得生活和事业的成就、获得亲情友情和爱情以及获得周围人尊重上，分别占到23%、22%和21%，体现了工作伦理和重视亲情等传统价值观以及强调与他人关系的社会关系模式。而获得知识和经验、使社会变得更美好则在城乡居民的个人愿望中占到少数，比例分别为17%和14%，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关心依然在居民的个人追求中排在比较次要的位置。“其他”的分类中主要是对于子女的生活、工作的愿望。通过分析城乡居民个人愿望的分布，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模式对于塑造居民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稳定和有保障的生活的关注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居民的一些忧虑和不安。城乡居民在家庭幸福和有保障的生活上的诉求一致。但是除此之外，城镇居民更强调生活和事业的成就感，而农村居民更强调获得周围人的尊重。

各收入阶层的“个人梦想”虽然也有着类似图1-1-5的趋势，但相对来讲有一些差异。高收入者更追求生活和事业的成就感、周围人的尊重、获得知识经验和获得亲情友情与爱情，同时在“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公共领域诉求上的比例也较高，而在家人健康团聚幸福、提高生活水平和安全稳定的生活工作方面的诉求较弱——可能因为在这些基本生活需求的“梦想”中，高收入者已经具有一定掌控度，因而同其他较低收入阶层相比，他们在这方面的愿望不那么强烈。

三 城乡居民的社会评价

在社会评价方面，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城乡居民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和安全程度的评价。调查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询问被访者对于公平程度的感受，从1到4分分别为“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分值越高越认同更公平。如图1-1-6所示，城乡居民对总体上的社会公平评价得分为2.5分，介于“不太公平”和“比较公平”之间，评价比较中立。农村居民的评价稍高，为2.5分，城镇居民的评价得分为2.4分。城乡居民普遍认为比较公平（3分以上）的没有，趋于比较公平（2.5分以上）的是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认为不太公平（2—2.5分）的是高考制度、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工作与就业机会和财富与收入分配，而认为不公平程度更深（1—2分）的是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选拔党政干部和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城乡之间的差异不太明显，城镇居民对于高考制度和工作就业机会的公平评价稍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对于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选拔党政干部的公平评价稍高于城镇居民。可见，城乡居民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公平程度的感受并不让人乐观。

收入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图1-1-6所示，就总体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而言，呈现收入越低，评价相对越高的趋势，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评价得分平均为2.5分，中等收入者的评价得分平均为2.46分，而高收入者的评价得分平均仅为2.34分。但是在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与收入分配选项上，高收入者的公平感稍高，其次是中等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公平感较低。我们知道，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只占到了3%，因而不同收入阶层在收入分配公平感上的差异除了收入因素影响之外，还反映了收入分配的城乡分割，农村居民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工作机会等方面处于劣势。就主观感受来讲，农村居民只在工作与就业机会上的公平感较低。中等收入者在教育机会和公民权利方面的公平感较强，包括高考制度、义务教育、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以及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相对而言，低收入者在社会保障和干部选拔方面的公平感较强，包括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和选拔党政干部。

城乡居民对于总体上的社会安全程度评价得分为2.8分，介于不太安全和比较安全之间。农村居民的总体评价稍高，得分为2.9分，城镇居民的得分为2.7分。城乡居民认为比较安全（3分以上）的是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以及人身安全，趋于比较安全（2.5—3分）的是医疗安全、劳动安全、交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认为不太安全（2—2.5分）的是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以及食品安全。可见城乡居民比较焦虑的是频发的个人隐私泄露和不安全食品等问题，而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评价相对较高。城镇居民的安全感相对较低，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安全程度评价较负面，尤其体现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方面，这些安全问题在城市地区更为普遍，更关系到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各收入阶层的安全感的差异比公平感的差异更为显著，收入越高的阶层，安全感越低，不仅体现在对总体安全程度的评价上，而且体现在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上（见图1-1-7）。收入阶层之间最大的差异来自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收入越高的群体，对食品安全程度的评价越低。低收入者在此项的平均打分是2.6分，与农村居民的感受接近，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打分是2.4分，而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平均打分为2分，总体感受是“不太安全”，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打分。这说明收入较高的群体对食品安全问题更为担忧，而低收入群体可能还在考虑基本的生活保障，对食品安全问题不那么敏感。收入越高的群体，对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医疗安全的评价越低。

四 总结和展望

分析揭示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收入结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庞大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规模，所占人口比重超过70%；二是显著的收入差距，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和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或快于其他群体，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都偏低。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关键在于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消费结构发展趋势的积极方面是城乡家庭食品支出比例的下降和家庭耐用品支出比例的上升，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但让人担忧的是，城镇家庭购房首付和房贷的支出比例显著上升，教育的支出比例反而呈下降趋势，文化娱乐休闲的支出比例过低，教育、文化和休闲的消费需求被抑制。此外，农村家庭的人情消费非常显著，人情礼钱的支出比例超过了城镇家庭。

分析也显示，在我国目前阶段，居民生活满意度与收入显著相关，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尤其体现在对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和健康情况的满意度上。但是城乡居民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公平感普遍评价较低，在总体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上，反而呈现收入越高、评价越低的局面。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安全程度评价方面，更是显著体现出了收入越高、安全感越低的趋势，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尤其对食品安全的评价较低。因而，我们也可以理解，稳定和有保障的生活成为城乡居民普遍的“个人梦想”。

虽然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繁荣发展，但是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本文建议在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切实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继续大规模减少贫困，着力解决和改善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促进中低收入者的上升流动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物价和房价，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缓解居民的生活压力。

第三，改善消费环境，推进消费品安全立法，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第四，引导和培养居民的生活方式，鼓励教育、文化和休闲消费，宣传绿色消费理念，鼓励居民的精神追求和做“负责任的”消费者。

201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在7.7%左右，人均GDP为6995美元，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均GDP实际增速在7.1%左右。根据世界银行2015财年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4125—12746美元的国家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央行报告预测我国GDP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2014年预计增速在7.4%, 2015年预计增速在7.1%。如果暂且认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基本接近，并假设未来的人均GDP能够保持年均增长7%的速度，到2020年，大致可达到11232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NP在12746美元或以上——仍有一定距离；如若保持此增长速度，我国的人均GDP可最早在2022年达到12860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如果未来经济增长或人口增长的压力较大，人均GDP的年增速低于7%，比如保守假设在平均6.5%左右，到2020年，预计达到10870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可在2023年达到13130美元（不考虑汇率变动），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根据这种初步估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会显著推迟我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因此有空间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从总体上看，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保持了基本同步。2003—2012年的十年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9.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4%。如果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假设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降至年均7%，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保持年均8%，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6955.1元和8895.9元计算，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4328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15246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19109.4元和5919元。因此，即使收入增长速度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

诚然，更大的挑战来自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如果通过努力，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同时加快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以CSS2013数据为基础测算，到2020年，可以初步实现一种中等收入者占高比例的橄榄形分配格局，城镇居民中约有40%为中等收入者。在居民收入结构更加合理的基础上，拉动内需的动力将更加强劲，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将很大程度提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梦的信心也会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