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热点评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本及其解读

陈先达[1]

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精读相关经典著作，一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种方式，各有其用，相互促进，学习者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开放的哲学体系，不能固化、不能僵化，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和推进。

关键词：基本原理；文本；解读

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精读相关经典著作，一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种方式，各有其用，相互促进，学习者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种。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个更重要？这是个伪命题。我们既要重视经典著作，也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经典著作对规律的揭示，哪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掌握基本原理，如何深刻理解经典著作并杜绝对经典的错误解读？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强调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这对我们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思想深邃，逻辑严密，文字优美，是传世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并不是因为任何个人崇拜，而是因为他们在著作中创造了一种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指明方向的新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其马克思主义的集中表现，就是他们著作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并没有留下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更没有留下章节清晰分明的原理式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如此。马克思曾打算写一本小册子集中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终未如愿；恩格斯写过一本《共产主义原理》，对有关什么是共产主义的26个问题做了回答，这是对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种阐述。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基本原理的阐述都比较重视。但他们毕生忙于专门研究、论战和从事实际工人运动，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思想理论凝缩为专门论述基本原理的著作。《反杜林论》章节分明，原理清晰，包含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连贯性论述。但它仍属论战性著作，并非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后人建构甚至伪造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中，是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出现并一再论述的具有规律性的基本观点。他们无论是与对手论战，还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述，或对某个专门问题的研究，都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个一以贯之的“一”，就是我们必须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就是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缔造的马克思主义就存在于他们的著作之中，是他们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和学说体系。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书立说并不是为写书而写书，而是为了创立新的学说，阐述新的原理。马克思说过：“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2]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学说，正在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创立了新原理，新的经济学原理、新的哲学原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没有新的原理的支撑，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主义、新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具有抽象性，但它不是思辨性的原理，而是一种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内容、以实践为标准的理论，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高度的理论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商品入手，从商品两重性到劳动两重性，层层剖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必然为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从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出发揭示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解放条件的规律；而哲学原理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成就的概括和总结。真正使一切资本主义捍卫者和辩护者感到头痛与不安的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部著作，而是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著的可怕性在于其中的原理，而非文本。

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篇关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评论，对基本原理的重要性的论述应该引起所有理论工作者的高度注意。恩格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3]他还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4]

有些人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认为无非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无非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诸如此类，这算什么哲学！我想问这些人：对于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来说，有哪种哲学比这种哲学更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当然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强调的就是这些基本的原理，他提倡要掌握这些基本原理、学会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抛弃世界物质性原理，在当代就不能理解生态环境恶化的物质原因。如果世界不是物质的，而是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就不会存在自然对人的报复。如果蔑视世界是运动的这个原理，辩证思维就失去了它的客观依据。如果运动没有规律，任何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就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不懂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必须实事求是。不理解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就不会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需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不懂人民群众的原理，就不会懂得为什么要强调群众路线。有些人往往容易沉迷于那种论证繁琐、晦涩不明的哲学，以为这才叫哲学。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条基本原理看似简单，实际内容无限丰富，都具有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只是不少理论工作者对这一点并未达到自觉理解的水平。他们不是在应用原理中理解原理，而是把原理当成教条。大道至简，真理是平凡的，可真理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最受攻击的正是它的基本原理。在哲学界，他们集中攻击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等等；在经济学界，他们集中攻击的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们则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说成乌托邦，倡导各种旗帜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反对某本著作，不是反对著作本身，而是反对其中的基本原理。西方资本主义代言人最痛恨的是《共产党宣言》，并非因为《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名称，而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的基本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中关于阶级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资产者和无产者、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基本原理。

西方有些所谓的“马克思学”学家，热烈“拥抱”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这并非因为他们重视经典著作，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中包含可以用来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被他们认定为保守的、退化的老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这样的斗争的实质仍然是基本原理，而不是著作本身。30多年前，我与我的学生写过一本名为《被肢解的马克思》的书，就是批判性地考察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如何通过这本原著中的个别论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如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颠覆。至于曾经红极一时，至今仍然流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恩格斯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等等，无不是自称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解读为依据的。他们制造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这一论调，是意图从文本中寻找根据，从而彻底推翻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没有任何真正严肃的学者能从文本的解读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存在两种基本原理：一种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种是恩格斯伪造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事实上只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反复出现、论述和运用并得到他们共同认同的基本原理。

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独著、通信或谈话中发现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或恩格斯反对马克思。他们在通信中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会有讨论，甚至有不同，研究领域也不同，也就是有理论分工，但不存在基本原理的对立，不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明确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5]所有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制造马克思主义新发现、制造传统马克思主义是被恩格斯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声称他们以文本为依据，可他们置恩格斯的上述明确申明于不顾，好像恩格斯的言论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这种文本解读者，在我看来不是诚实的科学家，而是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解读者，仿佛他们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更了解他们自己，更深入他们的潜意识。这种有选择性的、怀有偏见的、断章取义的解读，引申出的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对立的结论，有多少科学价值可言呢！

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凡是围绕原著的斗争，最终都会归结为对其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与否的争论；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无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片言只语的引证为据，另立新说。我可以斗胆地说，决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命运的并不是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或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一句话，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不是只反对某本著作，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斗争的实质，而某本书、某句引语都只是斗争的引线，是重新立论的所谓的文本根据，而不是目的。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我们首先应该坚持和维护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任何拥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知识的人都了解，在历史和现实中，文本为什么会成为西方某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斗争领域。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规律性的表述，没有多少可以任意解释的空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回答，只能是对或错、坚持或反对。论者的立场鲜明，界线清楚，无可隐藏，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存在最大的可解释空间。尤其在唯心主义解释学的鼓吹下，这种“六经注我”的方式，往往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作任意解释的合法性依据。西方学者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发现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文本的不同解读，而不在于对原理的不同解读。关于这个问题，赖特·米尔斯几十年前曾说过：“马克思没有得到人们的统一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做出什么样的说明，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6]，“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汗牛充栋，我们如果按照自己的主观解读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制造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可要推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谈何容易？解读，可以借口自己对文本的不同理解，而要驳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拿出大量事实。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成百上千次号称被驳倒、被推翻，可至今马克思主义仍然岿然不动地屹立于世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可以遭遇挫折，可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世界发展方向的明灯，原因就在于没有人能举出事实推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反，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经济危机及苏联解体等无数事实都从正面或反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恩格斯强调学习马克思原著的重要性，他劝人要读马克思的原著，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要假手第二手材料。但是恩格斯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这就是在读马克思的著作（当然也包括恩格斯自己的著作）时，要按照作者的原意来阅读而不能把原著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这就牵涉到一个重大问题，即原著和原理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从原著中掌握原理，又要以原理为指导来阅读原著。掌握基本原理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目的，也是我们衡量并判断对原著某句话、某段话，包括上下文的解读是否符合原意的一把标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钥匙。例如，如果只是抓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的“前提是人”这句话，而不顾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顾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部基本原理，就有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抽象人本主义者；如果只抓住《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这句话，而不顾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自由与人类自由关系的原理，就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解读成个人自由优先于社会解放的自由主义。可见，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把握，我们往往会被种种似乎言之有文、引证有据的解读所迷惑。

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吗？当然需要。经典著作与原理相比，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在经典著作中，任何基本原理都不是单纯的逻辑性存在，而是与对事实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它具有历史感、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和事实依据，它是经过大量事实分析后的点睛之笔。即使是最著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概括，马克思也说明了它的来龙去脉，说明了如何从经济学研究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和缘由。而从经典著作中提炼和剥离出的基本原理，成为以概念和范畴表现的规律的逻辑抽象，往往抛开了原理的历史背景和事实论证。因此，学习经典著作不仅可以学到基本原理，而且能学到这些基本原理是如何产生、如何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和运用的。如果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喻为宝石的话，原著则包括对矿藏的开采和提炼过程，而原理的发现和形成过程，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我们不应该这样问：一百多年以前写的著作难道不会过时吗？难道会包括对当代问题的答案吗？我们只能这样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阐述的基本原理是否正确？是否已被现实证伪、被推翻？是否可以继续为当代人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取决于其中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文本具有历史性，其中某个具体论断具有历史性，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

毫无疑问，立足当代实践，结合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能够通过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发现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的论述，发现我们曾经发生过的某种误读。这是对原著中所包含的思想的发掘和理解的深化。但必须注意，任何重读都不能成为推翻或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依据，而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的丰富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不仅仅是与某一本著作的结合，与某一句话的结合。在中国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文本解读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对象是文本，文本是不能改变的历史性文件；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断发展着的实际，它的立足点是实践，而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品格。只有实践才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正动力，而解读只能是理解或重新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优于任何单纯文本解读的地方，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完全有可能和有能力超越西方“马克思学”的地方。

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坚持和发展应该是统一的。不坚持，当然谈不上发展，如果不发展，所谓坚持往往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的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答案。列宁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过严格要求。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考察。”[9]原理的无穷威力取决于具体应用，取决于原理是否能真正化为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当原理成为方法，它就能有效地避免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三者之间存在联系和区别。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依据；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表述就不存在了。不同的是，原著往往是论战性的，包括多方面内容。它的重要的基本原理有时被其他次要的论述所遮蔽，甚至被掩盖在个别词句中；而基本原理具有确定性，它虽然取自原著，但它的基础是客观规律，而它的表述方式仿佛是公理和公式。教科书是教材，它按章分节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教材可能会由于编者的水平和理解不准确出现错误，或遗漏重要观点。因此，教科书的编写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应该密切结合时代的变化而增加新的内容、删去旧内容，使教科书具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划分为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这是它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当然把握不当，这也可能变为它的缺点。西方哲学，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到当代各种哲学，有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哲学体系，它们各自有哲学思想和特殊贡献，但没有为西方各种哲学体系普遍赞同的基本原理。它们可以涉及同一个哲学问题，但各自立说。西方哲学学派林立，哲学体系的主导地位处于不断更新和变化之中。中国传统哲学，大体相似。诸子百家，如孔老庄荀各有不同，而且在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哲学家、新的哲学思想。黑格尔说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大体上概括了历史上哲学发展的特点。对人类哲学发展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提供多种哲学智慧，使哲学思想的花园丰富多彩。但它的缺点是使哲学难见“庐山真面目”，留下了一个“什么是哲学”的千古难题。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它必须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基本原理，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只要是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看，从基本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看，都应该具有同一性。摒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开放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固化、不能僵化，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发展史，出现过不少著名思想家。他们不是各立异说、离经叛道，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前进的。我们应该牢记列宁的名言：“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0]

建立正常的批评机制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繁荣

马俊峰[11]

摘要：学术共同体内的相互批评和争论，构成了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或重要机制。中国当代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目下呈中西马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发展繁荣需要中西马进行深层次的持续对话，从而实现综合创新。因而需要我们认真地检讨理论和观念上的障碍，以及体制和机制上的阻力。

关键词：学术批评；批评机制；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创刊发行，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希望它能够按照创意者的初衷，构筑一个多方对话、积极争论、相互激发、努力创新的理论平台，办成一份富有特色且富有成效的品牌杂志。借这个机会，我想着重就建立正常的批评机制问题讲谈几点意见。

一

评论，批评、争论之谓也。要批评，首先要能够懂得被批被评的对象，这样才能够如实地指出其优长劣短。被批评者可能不服，或其他人会对这种批评不满，那就会进行回应或反批评，这就引起了争论。争论会引起更多学者、论者的关注与参与，形成更大的争论，也产生更大的影响。批评者与原作者之间可能已熟悉或是朋友，也可能根本不认识，使他们有联系的是作品，是问题，是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争执。经过一番批评和争论，所谓“不打不成交”，他们彼此加深了了解，有的还可能建立了友谊。当然，也有的因此而结下“梁子”，成为“对头”，彼此以后都得小心行事，严谨为文，以防被对头抓住“辫子”，尤其是别出现“硬伤”，犯一些低级的、愚蠢的错误。正是艺术圈子、学术共同体内的这种批评和争论，构成了艺术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或重要机制。所不同的是，在艺术界，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分野较清楚，文艺批评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评论家专事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如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等；也有各种主义，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而在学术界、理论界，作者与批评者没有分化，极少有专事评论的学者，大家都主要是就学术观点而进行批评或争论，至于文章怎么写，那是个人能力和兴趣的事。我们这里的批评主要是指后者。

很显然，无论是批评别人还是被别人批评后的反批评，抑或说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经常互换位置，相互批评、彼此争论使得批评者同时是被批评者，都需要阅读和研究对方的作品，了解和熟悉对方的观点以及论证的逻辑，然后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对事不对人，就事论理，该赞赏的赞赏，该抨击的抨击，优点说够，缺点说透，这样才能写出有质量的讲道理的批评文章，至少也是能说得过去的不丢人的文章。仅此一点，就能大大减少那些劣质文章的数量，大大提高文化产品的学术质量。批评的文章多了，相互争论的文章多了，就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有益的学术环境。也可以反过来说，相当数量的有针对性的言之有物的批评性文章，学人之间对批评和争论的合理态度，本身就是健康的、正常的学术环境的一个重要标志。若是缺乏这种学术环境，缺乏这种环境压力，实在是不利于理论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也不利于学术理论的发展。

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学术环境不是很好，甚至是很不好的。若以改革开放划界，之前是以大批判为主要特征，尤以“文化大革命”时为顶峰，即所谓“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大批判，不是平等对话，不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分析说理，而是所谓政治挂帅、有罪推定、无限上纲，而且往往是以内部或高层事先定性为前提的“点名批判”，谁被“点了名”，就等于是“出了事”，犯了错误。即使不是点名批判，受当时那种环境影响，争论者也是彼此找“靠山”，大打“语录仗”，以引证代替论证，因为革命导师的语录不单是革命立场的证明，也是真理的标准。现在回看当时那些文章，实在是为那个时期的人和事、为那种思想僵化的状态感到莫大的悲哀。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大批判的余绪和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文风不仅被整个地鄙视和抛弃，而且正应了物极必反、矫枉过正的老理，谁都不愿意再写批评性文章。书评、文评、影评等大都是以广告式的说好话为主，最后再象征性地指出一点不足；真正敢于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且有彼此“交锋”的争论性文章几乎成了“罕见物种”、“稀缺资源”。学界批评精神严重缺乏，表明其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明显减弱以至缺失。研究者们似乎都是各自为战，都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对同行们在搞些什么并不关心，即使面对那种不能被称为论文的“论文”、根本不是成果的所谓“成果”，也都不愿意多作批评。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我曾见到一幅漫画，题目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画的是大街两边人们都在喊打，阵势震天，而大老鼠领着一群小老鼠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大老鼠还回头告诉小老鼠们：他们也就是喊喊而已。漫画讽刺的是那种对社会不良行为只有批评声音而无实际惩治措施的做法，而反观我们的理论批评，恐怕是连喊打的人都找不着、喊打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现在我们每年出那么多书籍、报刊，论数量肯定是世界第一位，表面上看繁荣得很，实则是有量而无质，真正有学术创见的“干货”太少，低水平重复的东西太多，而且二者太不成比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缺乏对学术的敬畏，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再不改变，中国的理论发展和学术复兴怕是遥遥无期。

二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那时的理论界、学术界，指名道姓的、不留情面的、十分尖锐的批评以及反批评，司空见惯。作品要接受批评，要能够经得起批评，是任何学人学术训练与学术成长的一条基本路径；任何一种理论都得接受批评，都需要在批评和反批评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存在，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威力和威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和新起的理论，始终处于被怀疑、被批评的地位（一度还是被镇压、取缔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要被判罪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正是通过与其他理论的相互批评和论战，比如在科玄论战中、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显示这种新理论解释历史、分析现实问题的威力，才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一统”，思想上也要求“统一”，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哲学。而随着“左”的思想倾向越来越占据上风，“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意识形态全面政治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日益模糊，人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真理的标准，不符合这些语录的语言、行为等就是思想错误、理论错误的证据。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置于一种不能批评、不能怀疑的地位，谁敢怀疑和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几乎就等于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动。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曾针对一些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疑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2]据说当时毛泽东在大会上讲到这段话时，与会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热烈鼓掌，可是，随后的“反右”，倒是坐实了马克思主义不能被批评的说法。不仅马克思主义不能被批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棍子”而进行的打击式、政治判刑式的“批评”也不能批评，无论是哪种理论，如哲学的、经济学的或法学的、文学的主张，只要别人说一句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就等于是被判处了“死刑”。这还算客气的，如果再直接点名，那作者一定要在政治上“遭殃”了。被点名的人此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不会发表他的辩论文字，甚至再不敢发表他的其他文章了。

这种做法，不管具体施为者的主观意愿如何，从客观效果上看，是双重地危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它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作神圣的教条，置于一种只能信仰不能怀疑、不能批评的地位，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复辟了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做法，根本就是不得人心的，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和逆反心理。这种反感和逆反，不单是针对施为者，也连带地殃及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要人们相信它，人们就越是抵制和阻抗。正是受众的这种逆反心理，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可亲可信的基础，极大地妨害了它的功能的发挥。第二，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一种真理的垄断地位，不能怀疑和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没有了竞争和挑战，没有了压力和进行应战的能力，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很显然，这二者本身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的。

实践标准讨论，直接以批判“两个凡是”为标的，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它也有很大不足，一是发展很不平衡，而且不平衡得令人吃惊，有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和作品，也有大量低水平重复甚或很难称为学术论文的作品，还有一些是继承了“文革”遗风的以势压人、不讲道理的作品。这里所谓的以势压人，这个“势”就是这些人觉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上的“优势”，似乎是他人对其只能仰视而不能平视、讨论不得、批评不得的那种心理和劲头。这些作者或许抱着真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似乎也很有战斗性，但其效果已如前述，大概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问题不在于一些人这么认为、这么做，而在于这种做法或劲头似乎还很得势，很得有司的青睐和赞许。这才是令人忧虑的。二是这表明我们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反思和自觉，对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宣传与研究的矛盾还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对如何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没有一种总体合理的思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要体现为对人们思考、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能提出更好的令人心服口服的“主意”和办法，而不是将“指导”地位规定为一种“特权”，乃至一种垄断真理的特殊能力。由于我们的这种反思不够，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依然沿着旧的思路，似乎只要多批准些项目、多设立些奖项、多拨些钱、多分配些博士生名额，就能够壮大队伍、壮大声势，就意味着大发展、大繁荣了。不客气地说，正如我们的经济，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不依靠练好“内功”积极回应竞争和挑战，不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实现内涵式的发展，还是依靠过去的拼投资、拼资源、铺摊子、上规模的扩大外延的方式来发展，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形势，要是不好好反思，改变旧的发展思路，肯定也是没有出路的。

三

依哲学界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中国当代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当下呈中西马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发展繁荣需要中西马进行深层次的持续的对话，从而实现综合创新。这个道理自然是不错的，学界也提倡了好多年了，但实际的效果不很乐观。为今之计，倒是应该认真检讨一下何以如此的深层原因，检讨有哪些理论上、观念上的障碍和体制、机制上的阻力。

我们平常习惯讲中西马对话，但应明白，这只是个简便的说法，实际上，学科自身并不会进行对话，对话总是研究者们之间的对话。我很认同赵敦华先生的观点，中国学者理解的西方哲学与西方学者理解的西方哲学是有相当程度的区别的，中西马云云，都是就研究对象方面而言。就研究主体而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和研究西方哲学的，无论研究对象有多大区别，其文化背景和实践情势及其需求还是共同或相同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内容。换句话说，在外国学者的眼里，无论现今中国哲学家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成果都算是中国当代哲学，也只能算是中国哲学。赵先生说，“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哲学，不只是加强中国哲学的本位而已，也不是为了去发展西方哲学，而是走向世界哲学”，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用发展了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做到这三点，中国人的哲学就会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13]赵先生的眼界和境界都是很高的。

在哲学一级学科下再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是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学界的做法，一旦建制化，便成为一种藩篱，几十年下来，想撼动、撤销都很困难了。纵观国外的许多哲学系，基本都没有按照研究对象来这样分科。中国学苏联做这样的分类，并非使其三足鼎立，而是中哲、西哲都是附属性的。其背后的理念是，中哲、西哲都属于历史上的哲学，都有许多局限和错误，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人类的哲学思想就达到科学水平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以马哲为指导研究中哲、西哲，另一方面学习中哲、西哲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学习马哲。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理念基本上被消解了，这才出现了中西马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西马要进行有效的对话，前提是能够平等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如果缺少了这个前提，马哲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这个对话就无法进行。这里的平等，不简单是学者的态度，更是一种法律规制，是一种法治的精神。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哲学家研究什么对象、秉持什么样的观点，都是中国的哲学家，都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公民，大家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更是平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以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被社会、被学界、被当局认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即使如此，相对于其他的研究中国或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他也并不具有更多的权利，在法律方面是如此，在探求真理方面也是如此。你可以批评别人，别人也可以批评你，并不因为你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总能引用马克思的文本文献，你就有了一种特权，就能免受别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方法，最多只能是帮助或有利于我们把问题分析得更为透彻，把道理讲得更为明白，更加能够以理服人，而绝不能成为以势压人的“势”，即特权。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贯彻依法治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基本的常识，所以上述的道理应该是没有谁特别反对了。但我们还有一个“结”，而且它是一个大“结”，一个十分敏感以至于一般人刻意不去碰的“结”，若这个“结”不打开，或打不开，我们的思想还是解放不了。这个“结”就是，对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批评？

学界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写入宪法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批评它就意味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意味着违反宪法。这不是学术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我们在政治问题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在立场上绝不允许有半点动摇和松动。第二种则相反，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批评，可以批判，甚至是必须抛弃。一些人把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问题、各种错误，都记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认为不抛弃马克思主义，不改宗儒教或自由主义，中国就无法走上正路。这两种观点形成对极，势同水火，相互刺激，没有任何通融、妥协的可能。第三种观点是原则上允许批评，承认可以批评，但骨子里还是不能批评。如前引毛泽东的话，他先确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后又说，实际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按照他这个逻辑，谁批评马克思主义，就证明谁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唯心主义，都是错误的思想对正确的思想的批评，是谬误对真理的批评，是反动立场对革命立场的批评。

在我们看来，上述几种观点，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把政治与学术不相区分甚至故意混为一谈的基础上的，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做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对历史、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或科学，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这二者有联系，但又不能混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既是因为它提供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也是因为它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使之能够更好地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确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所以，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彻底性，作为一种党内纪律，甚至上升至国家宪法高度，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批评还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但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各种理论、各种主义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谁都没有特权，谁也不能自封为真理，更不可能垄断真理，即是说，任何理论都得接受别的理论的批评，都得接受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这个道理是马克思主义承认并坚持的，自然也就不能再给它自己搞什么例外和特权。特权化从来都是一种理论自我僵化、自我衰败的最直接原因。这是第一。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它尊奉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否定自己一些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东西，一些当时正确但已经过时的东西。它需要与别的理论进行对话，需要接受和回应别的理论的挑战，积极地与其他理论进行竞争。这才是真正具有自信的表现。相反，压制和拒绝批评则是没有自信的证明。第三，确实，从整个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即使不涉及政治，单纯从理论本身看，批评与否定、攻讦的界限是很难划清楚的。因此，就需要有一个平台，有一种机制，防止将批评当作恶意的攻讦和否定。这就是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得允许被批评者予以申辩，为自己进行辩护。这个申辩和辩护可以通过学术讨论和争论在报纸杂志上进行，也可以在法庭上进行，如果真要诉诸法律的话。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必须贯彻依法治理的原则。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一定要转变观念，从潜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依法治国的观念上来，从单纯以巩固权力为目的转变到激发、提升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的观念上来，从对知识分子深度疑惧、宁枉勿纵转变到为民族复兴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上来。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民族的智力资源和创新能力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如何保护好、利用好这笔资源和财富，不仅是自己能否持续发展、不断壮大的基本因素，也是能否立足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的基本标尺。我们应该积极地创造条件，使研究中哲的、研究西哲的、研究马哲的，都能针对重大的现实问题，针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包括文化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畅所欲言，不同的观点可以交锋，在相互对话、相互批评中，消除误解，形成共识。挑战引起回应，刺激促进创新，这才是中国当代哲学应有的正常的合理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