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贸易与大城市：发展中国家产业地理的演化

发展中国家经济地理的演化，特别是城市化的进程，往往与该国的贸易开放相关，已经有不少文献对此展开详细的讨论（Rosen & Resnick, 1980; United Nations, 1991）。实证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大城市比发达国家规模类似的城市更具主导地位，Hanson（1998b）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开放初期大城市出现的原因：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企业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作用会使产业与劳动力集聚于国内的某个城市，墨西哥城就是墨西哥1986年前封闭政策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放，这些大城市的主导性倾向慢慢减弱（Williamson, 1965; Wheaton & Shishido, 1981; Henderson, 1999）。Ades和Glaeser（1997）研究了导致大城市的绝对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较高的对外贸易壁垒、落后的国内交通运输、政治力量的集中增强了大城市的主导优势，塑造了封闭经济体里特大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独特经济地理结构。而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内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在亚洲，韩国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Henderson等（1998）研究了其他地区贸易的便利性、大城市的日趋拥挤以及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如何使得韩国制造业从首尔分散到周边地区。该研究也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随着国内经济地理的变化所承担的功能转变：随着韩国开放型经济的深入发展，首尔仍是多种重要产业的设计、研发、销售和总部的基地，但一些制造活动开始迁移到首尔的周边地区，周边地区更专业化于某个特定的部门，从而形成目前韩国的产业地理。

这些结论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证实。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Krugman和Livas（1996）解释了特大城市的存在是由于制造业要服务一个较小的国内市场而产生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模型表明，这种关联会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减弱，也就是说，第三世界的特大城市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并且会随着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行而缩减。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兴起大多是由于这些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相应地，战略的改变也可能制约特大城市的增长速度。他们同样以墨西哥为研究对象，墨西哥城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之一，但随着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进行，它开始了分散的进程。研究者认为这个案例具备普遍性：封闭的市场促进了特大中心城市的形成，开放的市场抑制了特大中心城市的形成。Ades和Glaeser（1997）在以85个贸易开放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分析中发现，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与该城市GNP中的进口份额呈反向关系，而与关税壁垒呈正向关系。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产业的地理集中，这为大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Paluzie等（2001）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的扩张可能增加城市和产业的空间集中，因为对外贸易可以让具有先发优势的区域获得更多机会，并吸引产业和生产要素聚集。Sjoberg和Sjoholm（2004）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地理集中态势，发现对外贸易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集中。Amiti（1999）和Brulhart（2001）证明了欧盟贸易一体化促进了产业地理集中和区域专业化发展。

如果就整个国家范围而言，贸易开放促使国内产业在一个地区扩散的同时，也会在另一个地区集聚，从而重塑国内的产业地理。例如，贸易自由化使墨西哥城产业扩散的同时，也使得一些外向型企业在美墨边界集聚。从国家产业地理整体上看，贸易开放促使国内产业向便利开展贸易的地区转移，生产的专业化同时得到加强，形成新的集聚区域（如新的城市）。基于上述认识，Venables（1999）从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的视角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结构，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往往存在典型的单中心式的产业地理结构，此时制造业都集中在单个经济中心，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将出现多个中心。确切地说，是开放性的贸易政策在冲击着原有的产业地理结构。对外贸易的开放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好处：促进了人口的合理分散化、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及地区生产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