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的关系

通过对外贸易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是近现代众多国家走向强盛的重要途径，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提高各贸易参与国和世界整体的福利水平；而强调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和产品差异的新经济理论也都证实了贸易能够为各国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贸易国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of growth）。从历史和目前的事实来看，开放对外贸易是一国走向国富民强的必经途径。从地理大发现后殖民贸易时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到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贸易时代的英国，再到二战后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无一不是通过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实现经济起飞，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奇迹。相反，闭关自守、一味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或所谓的“赶超战略”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选择了何种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愿望以及进口保护、高估本国汇率等逆自由贸易式的经济政策，反而使得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低，经济发展滞后，并由此引发了国内各方面的矛盾。如果我们将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看作是一国开放的重要标志，那么可以发现，凡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融入世界的国家，大多走向了繁荣昌盛，而闭关锁国带来的只有落后或走向落后。

当对外贸易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时候，靠近贸易伙伴国或进出口便利的地区便具备了先天的发展优势，于是与进出口密切的产业开始向这些地区集中，由此导致了国内产业地理的变化。例如，由海运贸易而兴起的沿海经济就是典型的对外贸易对产业地理作用的结果。在世界各大沿海经济带中，美国的“双岸”经济带，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工业带，欧盟中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北大西洋沿岸经济带，都与其对外贸易有重要关系。传统经济地理学着重从地理优势等外部自然条件论述对外贸易对区域内产业地理的影响，而新经济地理学更注重强调贸易的其他因素（如规模经济、产业关联等）对产业地理的作用。一国贸易政策的转向往往伴随着国内产业地理和地区差距的变化，典型的案例来自墨西哥在加入NAFTA前后国内产业地理的变化（Hanson, 1998a）。

对外贸易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在重塑着国内的产业地理。而中国最近30多年的发展正是印证了上述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355亿元增至2008年的179922亿元，增长了近506倍。对外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内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获得了腾飞：1978～2008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超过8%，人均GDP的年增长速度超过10%, 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49100亿美元，超过德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相差无几，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此相伴随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国内经济地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制造业产出大量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产业的分布在东、中、西的空间纬度上严重不均，呈现出中国目前独特的产业地理，并由此导致地区间的发展差异。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各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人文历史和政治影响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其发展水平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最明显的因素是，凭借对外贸易上的地理优势、历史形成的工业基础以及配套的优惠政策，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集聚着大量的经济活动。以2008年为例，土地面积仅为全国15.44%的东部11省市却集聚着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64%的GDP。与此同时，东部的外向型程度也远高于内地。2008年，东部11省市进出口额达23211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1%；而中西部地区合计进出口额为2421亿美元，只占全国的9%。从时间趋势上看，东部出口迅速扩张，而中西部增长则相对缓慢，1992年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内经济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一个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从总体上也呈现上升趋势（刘夏明等，2004）。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地区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Fujita和Hu, 2001）。Fan和Scott（2003）发现，集中程度高的制造业生产率也越高，而这尤其表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产业。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Ge（2004）认为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不同。

如果说对外贸易引致国内产业地理的变迁是企业、产业因果循环和自我强化的结果，无关乎社会福利，那么同样是其导致的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不仅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改革初衷，更直接挑战社会稳定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科学发展的理念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冲突，从而引起了决策层和理论界的重视与关注。为了平衡地区间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政府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都强调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到后来的“振兴东北”，再到最近几年的“中部崛起”，国家相继密集出台了相关区域政策。然而产业向东部集聚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并没有得到缓和与逆转。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对外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因为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地区发展差距。产业活动的集聚是国内经济地理和产业分布的典型特征，集聚地区因为“集聚租”从而获得发展的优势，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形成正是来源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关于对外贸易、产业地理与地区差距的关系，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大多集中在对北美和欧盟的研究；对中国对外贸易开放与国内经济地理的研究文献还不多，也不够深入，不能准确解释目前中国的情形。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对此展开评述，以此呈现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方面的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