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的提出及其国际国内背景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新常态”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

2014年8月5～7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以《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为题，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具体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意义。此外，《人民日报》还分别于8月4日、11日和18日刊登“新常态 平常心”系列报道，题目分别是《新常态，新在哪？》《新常态，辩证看》《新常态，新应对》。一时间，舆论界、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可以说，“新常态”一词既是中央对经济时局的冷静俯瞰，也代表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它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客观经济在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且将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观行动符合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也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亟须展开深入系统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2014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做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再论新常态，总结了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呈现的三大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同时，习近平表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四大方向分别是：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创新拓宽道路；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014年12月9～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作出了权威阐释：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次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这次会议还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大逻辑”的提法引人注目。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对来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但这样从理论和哲理层面对形势进行判断和分析，令人耳目一新。笔者认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仅更加突出战略性，还更加重视理论上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可以说，“新常态”是我们认清当前经济形势、搞好经济工作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条件。

一 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机过后的深度调整期，各类潜在风险相互交织，世界各国走势分化、结构分化、周期分化、政策分化，形势错综复杂。总体来看，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有以下四大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南北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尽管美日欧经济正在步调不一地缓慢走向复苏或走出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势分化、增速放缓，但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仍在不断下降，后者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仍在不断上升。经济占比的改变反映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新技术革命孕育突破的新形势下，南北关系，特别是南北经济关系的互动与交融呈现新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增长回升乏力，各经济体增长回升不均衡，风险目前偏向新兴市场。报告预计，2016年和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达3.4%和3.6%，分别比2015年10月份预计的低0.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速为6.3%和6.0%。报告还预计，2016年和2017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可达到2.1%和2.1%。其中，美国增长2.6%和2.6%，低于2015年10月份预计的2.8%；欧元区增长1.7%和1.7%，英国增长2.2%和2.2%，日本增长1%和0.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预计将连续第五年放缓，增长4.3%和4.7%。其中，印度增速最快，预计将达到7.5%和7.5%；俄罗斯将继续萎缩1.0%和微弱增长1.0%，巴西萎缩3.5%和0.0%。

第二，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新平庸”。主要表现为“四个低”：一是低增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不断下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3.1%和3.6%，比之前7月预测值各下降0.2%。二是低利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延续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货币。三是低通胀，受全球范围内的需求萎缩和石油、铁矿石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世界经济始终处于低通胀状态，全球通货紧缩压力持续。四是低就业，主要经济体中，除美国和中国外，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到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低就业率成了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

第三，新旧秩序、新旧规则之间发生重大变化。旧的机构、旧的机制、旧的规则仍在起主导作用，但同时新的机构、新的机制、新的规则也在不断产生，并且在不断提升影响力，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变量。金融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组织机构的出现，对世界原有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和连锁反应；贸易方面，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从TPP、TTIP、RCEP，到中国签订的涉及20个国家的12个自由贸易区协定，自贸区战略被各方作为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制造业方面，原有的制造业格局已经逐渐被打破，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重构。

第四，中国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联互动日益加深。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第一大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家，年度投资流量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人民币作为全球第四大支付结算货币，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经济仍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经济的版图和格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联互动、相互依赖、交融合作不断加深，其深度、广度前所未有，其复杂性、多样性前所未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加深，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加，物价与汇率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愈加复杂，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更加密切，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和被动性前所未有，中国经济真正具有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切要求我们在观察和谋划国内改革发展，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等各项事务时，不能再孤立地看待自身和世界，不能再忽视巨大的政策外溢效应和政策沟通协调的必要性，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事务、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治理能力。

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

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进展加快。近年来，美国积极倡导和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ISA（服务贸易协定）等新自由贸易协定。显而易见，美国加速推动TPP和TTIP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双管齐下”，推进“两洋贸易战略”，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可低估。2015年10月，泛太平洋12国历经20年终于达成了TPP基本协议，这意味着规模占全球四成的巨大经济圈将应运而生。美国自从参与之日起，就主导了TPP谈判，并将TPP的确立视为其重返亚太的战略重心，给TPP的定位是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白金级自由贸易区”。美国是希望通过TPP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确保其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日等国的影响力，进而实现其长期称霸全球的政治意图。TTIP谈判自2013年6月启动以来，美国和欧盟又于2013年11日至15日在布鲁塞尔展开了第二轮谈判，涉及的领域包括服务、投资、能源和原材料等，主要议题是如何协调监管以减少贸易壁垒。如果美国的意图如期实现，最终将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美欧自由贸易区，全球贸易版图将出现重大变化，将使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从经济规模和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看，TPP和TTIP的影响“举足轻重”，会明显增加和刺激美欧的贸易和出口，而处于两大自贸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和出口会相应减少。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还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第一，有可能架空世贸组织（WTO）。WTO多哈回合从2001年启动谈判到现在，毫无进展并陷入僵局，如果TPP和TTIP谈判取得突破，WTO将面临尴尬境地，WTO规则可能不得不随TPP和TTIP确定的规则和标准做出调整。第二，有可能架空亚太经合组织（APEC）。TPP一旦生效，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必然会分为两大阵营：TPP成员与非TPP成员，由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所做出的承诺本身就缺乏约束力，未来它在区域合作的影响力将会下降，APEC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将受到质疑。第三，打乱以“10+X”为主的亚洲区域合作进程。目前，日本与部分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进一步降低了对“10+3”与“10+6”的需求，亚洲“10+3”与“10+6”等区域合作的谈判可能陷入停滞。第四，中国有可能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TTIP和TTP谈判几乎囊括了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如果TPP和TTIP最终达成协议，那么除中国和金砖国家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都将进入这两大贸易区内，届时中国的处境将十分被动。

当前，国内存在一种满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和所取得经济发展成就、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新标准和新发展知之甚少或简单排斥的倾向，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上缺乏战略性眼光和突破性进展，少数领域陷于停滞甚至有所倒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应制定积极的开放战略，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其中。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把握全球的资源，把握全球的需求，把握全球的人才，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合作双赢。

三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孕育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

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随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系列相关文章再次勾勒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令人震撼的图景。事实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无线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的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所取代。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布局，催生世界经济新格局。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消失的同时，也将使机器人、可再生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纳米技术、生物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不断成长为新的主导部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机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市场。由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合的步伐加快，3D打印、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制造机器人的软硬件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不断降低，性能不断提升，人们设想中的军用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家政服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学习能力。国际上有舆论认为，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人主要制造商和国家纷纷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和市场制高点。我国将成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但我国目前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还不能应对这场竞争，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的核心技术上不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那么它原先在传统工业上的国际竞争优势最终也将会丧失。在全球经济迈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国率先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任何国家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和提升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利益，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加快本国经济转型，才能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四 国外需求复苏缓慢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有关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经济体需求疲弱的局势。2012年，美国的货物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3%、服务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2%；欧盟的货物进口总额同比下降2%、服务进口总额同比下降3%；日本的货物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4%、服务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2%；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需求比2011年明显下降。

全球需求虽然有所复苏，但仍比较缓慢，存在着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受财政紧缩和居民去杠杆的影响，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疲弱增长，这对包括进口需求在内的整体需求产生了抑制。近两年来美国的进口增长一直慢于内需。欧盟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重在过去两年里近乎停滞，甚至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下跌。

国外需求复苏缓慢导致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开始回落。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6.4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3%；其中，出口1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0.6%。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4.58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357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8%；进口10.4492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3.2%。

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进一步刺激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释放，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据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出口产品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统计发现，2012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72起贸易救济调查，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涉案金额上看，均超过2011年；从调查发起国家来看，越来越多的由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发起；从涉案产品来看，也从传统的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到高附加值产品。中国的对外投资同样遭受保护主义的侵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并购频频受阻，尤以欧美国家为甚，例如，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企业，相继被某些国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拒之门外。

五 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

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再加上世界经济还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重要指标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可以看出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从传统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方法来看，当前经济运行的有些指标是相互不匹配、不同步的。比如，经济增速虽逐渐放缓，但城镇新增就业总体平稳；工业用电量增速较低、铁路货运量略有下滑，但工业增速仍然相对较高；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大于经济增幅回落；货币信贷增速相对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也比较快，但经济增速却逐步回落。这些数据的不匹配看似不好理解，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这正是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所决定的。

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持续高增长，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结构分析，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都可看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这些内在影响，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外来影响，使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来呈现逐级放缓的态势。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处于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

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自2012年年底以来，许多地方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让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而当前金融与经济数据的不同步现象，其主要根源也在于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长期化、各国应对危机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增强了我国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结构调整是有成本的，为了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一些行业难免受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结构调整中的“阵痛”。近年来，美国主动进行的结构调整为美国新兴产业的崛起赢得了先机，以大数据、生物科技、页岩气等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再次站到了世界经济的前沿，促进了美国经济温和复苏。对于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必须痛下决心。只有坚持结构调整，才可能赢来“阵痛”后的大崛起。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也遭受了巨大冲击，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采取了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2009～2010年，刺激政策产生了好的效果，经济增速最高达到了11.9%，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从2011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一直延续到现在，经济发展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持续发挥作用，并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

六 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服务业已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70%，其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4%，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0%。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比重不断提升。2000～201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73.5%上升至80%，日本由66.8%上升至74%，德国由67.3%上升至71.2%，巴西由64.3%上升至67.4%，印度由48.2%上升至55.0%，中国由33.2%上升至43.2%。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1/4。而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表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48.9%上升至2006年的62.2%，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领域。1980～2012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从3673亿美元增加到43450亿美元，增长了近12倍，占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9%。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具有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优势，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中国来讲，服务业发展空间还很大，是新的增长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达到46.1%，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比制造业高2.2个百分点，这是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GDP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在2007～2013年短短的7年时间里，我国服务贸易连续跨越了2000亿美元、3000千亿美元、4000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的四级大台阶。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396.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超过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7.6%的近1倍。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稳步提升，2013年这一比例已达11.5%。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从2007年的3.8%提升到2012年的5.53%，位次提升到世界第三位。从服务贸易出口方面看，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2105.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6%，增速比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3.6%提升至2012年的4.4%。从客观上看，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这必将大幅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主观上看，国家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将是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服务业将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增大。这不仅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的客观反映，也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断推进的结果。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消费需求中的物质消费比重将不断下降、服务消费比重将持续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将在消费升级和生产的服务化带动下大幅度上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将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转变，逐步实现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