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研究现状

当前，对中印经济进行比较、对比和分析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实，早在黄亚生和韩太云发表《印度是否能够超越中国》之前多年，由于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就已经有许多学者专注于中印的相互比较问题。像Subramanian Swamy和Bardhan这样的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持续关注中印的经济比较。在中国，孙培均、华碧云等学者则最早对中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孙培均等，1991）。90年代以后，当中印两国都选择走上对内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市场的道路之后，有关它们之间的对比和差异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期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两国在体制改革和经济自由化上的异同。有的观点着重于中印两国在改革上的相似性，如它们的渐进性（孙士海，1998; Ross Garnaut, 1996），并且认为这种相似性源自中印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相似性（拉尔，1995），文化模式上的相似性这些共性使得东亚和印度在现代化模式上走的是一条逐渐趋同的道路（陈峰君，2000）。

2000年后有大量的中外文献致力于中印的比较。总而言之，可将这些研究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文献依旧专注研究中印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模式上的差异，通过分析中印在经济增长道路上的异同，寻找中印两国经济增长产生差异的原因（郭建宏，2006；巴拉和晓山，2003；华民，2006; 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M. Collins, 2008），而另一类文献则着重于比较中印在某个经济部门上的表现，如吸引外资（FDI）上的差异及其成因（李洁，2005；王珏，2005；古哈和雷，2002），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杨雪峰，2006; Das and Guha-Khasnabis, 2008），服务业的成长（Wu, 2007）等等。第三类文献则研究中印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差异，分析中印各自经济增长的瓶颈，对中印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对比。

对这些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和观点概述如下：

（一）中印20世纪80年代后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上的差异和中印两国目前的差距有目共睹

相比印度，中国的道路是较为“传统”的，得益于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因此中国更愿意采取务实的态度减少贸易壁垒和吸引国外投资；与之形成对照，印度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服务业的发展，因而没有像中国那样对低成本、低工资的制造业进行大量投入（Bosworth and M. Collins, 2008）。拉尔一直认为中印经济增长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投资率的差异（Lal, 1995, 2005）。在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内资本形成本身远比要素生产率要重要，而这也同样是目前两国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随着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尽管中国可以继续保持高增长率，但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印度的增长将超过中国（Herd and Dougherty, 2007）。

那么，这些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大部分文献中都承认中国目前对印度的相对优势：例如中国特别有效地利用了其海外移民和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印度却未能做得那么成功。如果除去其海外移民和来自港澳台的投资，中国和印度在吸引市场寻求型FDI上的能力基本相当（Subramanian Swamy, 2006; Pannagariya, 2003; Lo and Liu, 2009）。印度的市场制度比中国发育得更好，但印度被较低的资本积累、R and D投入、对FDI的吸引和其他创新的激励因素不足拖了后腿。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注定它能比印度承受更多改革带来的短期震荡。印度对竞争市场的抵制力量更为强大（P. Bardhan, 2007）。中国在改革后领先印度，是因为在改革前中国就铺好了让人民广泛参与经济进程的条件，诸如土地改革、普及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的完善及有效的地方治理体系（森和德雷兹，1995）。

不过，目前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趋势，认为中国具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优势，如高储蓄、基础建设、普及教育（劳动力优势）、市场持续开放和制造业的繁荣等，都可归结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比印度更早开放；第二，中国近二十年来一直享有相对的和平环境；而印度则不断因为国内的宗教政治冲突和边境问题而分心，无法如同中国一般集中精力注重经济发展。换言之，如果给予印度时间及较好的外部环境，它是可以做到中国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的（黄亚生，2006; Swamy, 2006）。

（二）通过中印比较发现制度在中印两国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由政府推动和实现的制度变迁是中印两国获得长足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例如，Philip Keefer认为，尽管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中印两国的成功都要归结于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常规衡量政府治理产出的方法是衡量治理的两个主要方面：治理的结果，即政府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成效；以及政府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意愿。在这些指标上，中印有高下之分，但中印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源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治理水平改进（Philip Keefer, 2006）。

其次，不同的制度也是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正如印度的英语优势、法律系统的形成和其精英教育特征有其历史原因一样，中国更长远的经济政策和协调性，原因也在于中国比印度在社会中有更高的同一性（homogeneity），而印度在政治上的矛盾则是来自其社会上的多样性（Bardhan, 2007）。实际上，印度在80年代就已经由拉吉夫·甘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的努力，从时间上看，并没有落后中国的改革很多。为何当时的印度改革未见成效，而中国却获得成功？问题来源于利益集团形成的改革阻力（Rodrik and Subramanian, 2004）。印度的政治制度使其在进行改革和做出政策决定时，必须综合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因而时间缓慢、步伐小。很难做出为了长远利益牺牲当前短期利益的政策决断。因此，政策和改革时常成为短期利益和利益集团的牺牲品。此外，在印度，经济从来就不是第一位要解决的问题（Bardhan, 2007; James Manor, 2005）。崔万田（2008）认为，中印经济的差异主要是通过对人均资本存量的投入与运用的高低来发生作用的。尽管印度较早地建立了表面上更为现代化的议会民主制，但由于非正式制度特别是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与现有正式制度的摩擦，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人均资本存量，影响了社会的总产出水平，抵消了正式制度上的优势。就一般性而言，中国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限制与制约要远远小于印度传统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正是这种社会产出函数中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才引起两国总体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不同，导致过去中印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果印度今后的改革能够有效地降低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制约，那么中印两国之间发展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

（三）在讨论“谁将超过谁”的问题上，中国和印度的长处和短处都非常明显

尽管印度在近年来有着不亚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增长率，但其工业部门依旧“极其虚弱”，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全面体现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个经济部门之中，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印度（Bosworth and Collins, 2008）。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更多的年轻劳动人口，但在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方面面临严重的不足，尽管中印两国都面临（以制造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困境，但现在印度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Deshpande, 2004）。而在这个问题上，劳动法对产业的劳动力调整影响并不显著（Dutta Roy, 2004）。假如印度难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建立起一个更加自由、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印度所自豪的年轻劳动力优势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

此外，印度的储蓄率虽高，但大部分私人储蓄都面临着被用于填补公共财政赤字缺口的危险（Bosworth and Collins, 2008）。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的停滞、贫困、教派冲突和民族主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分裂，这些仍将在长期内困扰印度。但印度也有其自身的突出优势，例如更加年轻的劳动力结构；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而非资源的优势；自由的和更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投资回报率）；英语和精英教育上的优势；服务业潜力（古哈和雷，2002; Swamy, 2006；雷斯塔尔，2006；文富德，2007）。在创新上，印度政策长久以来对基础研究R and D的投入、专利保护、印度科研的机构构成的倾斜造就的明显优势，业已体现在其较之中国科研成本及科研成果之转化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更高绩效上（吴晓波、范志刚、杜键，2007）。最常被提及的印度相对中国的未来优势是制度（Fromlet, 2005）。黄亚生的观点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印度并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在一些关键的领域中，诸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印度具有更长远的优势。依靠这些优势，以及依赖国内市场和企业的增长方式，印度将会超越依靠FDI增长的中国。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以及中国缺乏效率的金融制度，遏制了中国本地企业增长的潜力，使其得不到成长应有的金融支持，却助长了FDI爆炸式的增长。FDI成为对中国私营企业限制最大的受益者。而印度，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改革初期不愿意也无法从海外获得大量FDI。与此同时，印度的政策十分警惕大企业。在这种政策环境中，成千上万的印度本土小企业得到了成长。印度的金融市场和法制系统也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支持，而且印度的制度较之中国更有弹性（Herd and Dougherty, 2007）。

（四）中印的比较涉及的肯定并不仅仅是短期内GDP的增长率比较，更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前景

阿马蒂亚森在90年代末已经预见到2000年之后印度经济必将如同80年代一般再度出现GDP的高速增长。但他同时也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来源于通过优惠政策设置的产业部门的迅速扩展，而“印度的……中心议题不是简单的整体增长率”（森和德雷兹，1998）。中印两国都面临同样的增长瓶颈问题。中国面临过于依赖外部市场规模扩大拉动经济增长、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人口老化、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而印度则面临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庞大的文盲和贫困人口、制造业落后和失业严重等问题。

中印都必须想方设法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将重心逐步放到国内市场，改善经济结构；而印度必须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加快建设，并且让服务业之外的经济部门分享到更多的增长和贸易份额，只有这样才能为印度国内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换言之，尽管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曾是两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让增长长期持续下去，中印特别是中国，必须减少对贸易部门的依赖，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增长方式（more broad based growth），避免被锁定在国际生产链的下游。因此，技术升级乃是中印两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李月芬和张斌，2008）。

二 当前文献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总体进行回顾，可以发现目前的中印比较研究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中国和印度放到一起的，不是中国人，甚至也不是印度人，这是西方的流行偏好”（庞中英，2006）。中国和印度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兴趣似乎没有西方学者的兴趣大，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一部分研究，特别是强调制度在中印之争中的作用的文献，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些文献的中心思想可以被概括为“民主终将得胜”而非“印度终将得胜”，如James Manor认为印度的制度将比中国更加透明、稳定和富于活力（Manor, 2003）。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对于当今世界的秩序制定者来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都是对现行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一种挑战；而具有“相同民主价值观”的印度显然能得到更多的容忍和赞许。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中印对比中进行经济学的对比才是有意义的，一旦超出经济学领域，中印之争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国家存在太大的差别（庞中英，2006）。

第二，在探讨中印未来增长前景问题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首先，尽管许多人热衷讨论中印之争，但甚少讨论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目前，人们谈到“印度超越中国”，往往想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超越或经济总量的超越，但很显然，中国在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超越并没有改变中国仍是经济规模庞大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这一事实，同样印度的这种“超越”即便成真也很难说明问题。其次，“印度是否能超越中国”或“中国是否已经全面超越印度”这样的提法是否具有意义？这个问题尽管已经有学者提出，但很少有文献认真对其进行考量。最后，目前许多研究都是较为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中印对比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做，但也因此造成许多材料随研究者的方法、倾向、对材料的取舍而变化。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部门而言，中印的优劣势都十分明显，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比较，大部分研究却缺乏一个可进行全面衡量和对比的指标体系。因此，尽管中印对比相关文献浩如烟海，但却很难从中得出一个系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