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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生活状况问卷分析报告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中国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靠的就是农业，可以说农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我国接近半数人口生活在农村，超过六成人口拥有农业户籍，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然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人口政策的放宽，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使留在农村坚持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同时加之中国整体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速度不断加快。

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使老年劳动力成为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的主力。而农业生产对体能要求较高，老年人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很可能导致其身体受到损伤，增加引发各种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从而会显著降低老年人晚年的福利状况（姜向群、刘妮娜，2013）。而国际上也往往将上年纪的人退出农业劳动供给视为其福利状况改善的一个显示性指标。因此，了解农村老年劳动力，尤其是农业老年劳动力的工作、生活、收入以及福利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其周边农村的意义更为重要，它们不仅为首都提供各种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源，而且作为与北京城区互动性较高的地区，其劳动力会更倾向于流向城市地区。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数量为246.1万人，其中45岁以上农村老年劳动力数量为90.5万人，所占比例达到36.8%。据此，本课题组依托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改革与发展观察点，对北京市农村地区老年劳动力进行了问卷调查。这里说的老年劳动力为年龄在45岁以上且仍在工作（或从事农业劳动）的北京市农村户籍人口（不包括仍在就学或已完全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口）。本次调查对这部分老年劳动力采用PPS抽样（分阶段抽样）方法，从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中各随机抽取2个区，再从所抽取的6个区中各随机抽取5个村，从所抽取的30个村中随机抽取770名农村老年劳动力作为调查对象。本报告基于调查问卷对北京农村老年劳动力从社会人口属性，到工作与经济状况，再到生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一 社会人口属性

此部分主要从性别、年龄、户籍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居住方式、健康状况等方面来考察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

（一）性别与年龄

从性别比例统计数据来看，男性多于女性，其中，男性占65.3%，女性占34.7%。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中男性居多，这源于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女人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特别是本次调查的劳动力年龄相对较大，较大年龄的女性在外充当劳动力的比例要少于男性。

从年龄结构来看，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57.72岁，年龄最小的41岁，最大的85岁，年龄中位数为56岁，众数为51岁，被访者年龄主要集中于51～60岁（见图1）。其中，50岁以下的占8.5%, 51～60岁的占63.6%, 61～70岁的占23.3%, 70岁以上的占4.6%。

另外，被访者以农业户口为主，有89.3%的人为农业户籍，10.7%的人为非农业户籍。

（二）受教育程度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使得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很多农村人，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农村人，只接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比相对较低。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将教育程度选项分为5类，分别为不识字、小学/私塾、初中、中专/高中、大专及以上。从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来看（见图2），在769个有效样本中，不识字的有23人，占3%，学历为小学/私塾的有188人，占24.4%，初中学历的人最多，有407人，占52.9%，中专/高中学历的有129人，占16.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最少，有22人，占2.9%。可见，农村老年劳动力学历水平普遍较低，绝大多数人只接受过基础教育，且在基础教育中，以中学教育为主体，其中初中学历者占一半以上。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占比极低，仅为2.9%。总体来看，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一方面，他们的工资水平和职业选择较多地受到其较低教育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运用先进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婚姻状况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其健康水平、经济收入、社会支持、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很大影响。表1的婚姻状况统计显示，在被访的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中，91.5%的受访者婚姻状况为有配偶同住，6.6%的受访者婚姻状况为离婚、丧偶或未婚。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未婚、丧偶、离婚老年人比例达到21.7%，与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中的比例相差15.1个百分点。这一方面与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年龄相对较小、健康状况相对较好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婚姻优势。

（四）子女数量

本次调查中，我们分别统计了每位受访者的子女数量，以及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儿女的意义差别很大。儿子是香火的延续，需要给他安家立业，虽然父母的经济压力更大，但他们会认为老年生活有更多保障。而女儿是要嫁出去的，虽然父母经济压力小，但他们会认为老年生活没有着落。因此有儿子和有女儿会给人们的生活观念、工作动力等带来差异。同时，中国也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从表2统计结果来看，仅有0.7%的农村老年劳动力没有子女，绝大部分人都有子女，其中42.1%的人有1个子女，45.6%的人有2个子女，9%的人有3个子女，1.7%的人有4个子女，0.9%的人有5个及以上的子女。可见，接近90%的人只有1～2个子女，这些人一般集中于50～60岁，深受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分子女性别来看，在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农村老年劳动力有1个儿子，这部分人占53.3%，有2个以上儿子的占17.5%，没有儿子的仅占29.1%。相比较而言，女儿数量要稍少一些。有38.1%的农村老年劳动力没有女儿，有1个女儿的占比最高，为44.2%，有2个女儿的占14.8%，另外，还有少数人有3个或4个女儿。儿子数量多主要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为女儿的可以生二胎）有关。

（五）居住方式

本次调查对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居住方式也进行了相关统计，共分为4类，分别用1、2、3、4代表，其中1代表独居，2代表仅与配偶同住，3代表与子女同住（二代户），4代表与子女及孙子女同住（三代户）。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劳动力主要与配偶同住，占比为41.5%，另有28.0%的人与子女同住，21.6%的人与子女及孙子女同住，仅有8.9%的农村老年劳动力独自居住。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大部分的农村老年劳动力出于自愿或非自愿，已经摆脱了过去的以多代同堂、联合家庭为主的居住方式，转向以老年夫妇相互扶持照料为主的空巢家庭形态。而老年人与子女或孙子女同住，往往与年轻人要外出打工干活，老年人需要承担照看孙子女或照看房子的任务有关。另外，占比将近9%的独居老年劳动力的收入、生活、精神、安全保障需要村集体和村干部给予着重关注和支持。

（六）健康状况

身体是生活和工作的本钱，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挑起劳动和生活的重担，才能自食其力，积极参与社会，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我们将健康状况进行5分类，分别用5个数字代表，其中1代表非常不好，2代表不太好，3代表一般，4代表还不错，5代表很好，从图4可以看出，健康状况还不错的占比最高，为41.4%，其次为健康状况一般的，占35.7%，健康状况很好和不太好的占比相当，分别为10.2%和10.4%，占比最低的为健康状况非常不好的，仅为2.3%。在健康自评打分中，所有受访者的平均分为7.37分，自评分数为8分的占比最高，为33.1%，其次为7分的，占21.6%，另外，也有6.3%的人给自己的健康状况打了10分，与此同时，少数人打分为0分，占0.7%（见图5）。

总体来看，大约90%的农村老年劳动力健康状况在一般以上，健康自评分在6分以上，但也有接近10%的农村老年劳动力虽然健康状况不好，但是仍要参与劳动，这部分人是需要得到关注的。

从慢性病患病情况来看，所调查农村劳动力中有35.4%的人患有高血压，33.9%的人患有肝脏、胆囊或膀胱类疾病，14.0%的人患有关节炎或风湿病，7.9%的人患有骨质疏松症，7.4%的人患有心脏病，5.9%的人患有糖尿病，5.6%的人患有支气管炎或其他呼吸道疾病，4.8%的人患有胃病如胃溃疡。

二 工作与经济状况

（一）从事行业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北京郊区依托和承接市区的经济、企业转移，农民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和择业机会，农村老年劳动力不再只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其从事的行业已经呈现多元化特征，且兼业化和副业化趋势愈加明显。为了更好地了解北京地区农村老年劳动力从事的职业情况，本调查用1、2、3、4分别代表全职农民；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四类职业状态。从图6的行业分布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所占比例最高的职业仍然是全职农民，达到43.7%，其次是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占34.6%，因为农村很多人会做一些小生意，比如开个小饭馆，做一些维修类的服务业等。另外，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的占19.3%，从事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占比最低，仅为2.4%，这主要与农村地区制造业企业相对较少，且制造业对体力要求比较高，老年劳动力难以胜任有关。

分性别来看，如表3所示，男性中有43.2%的人为全职农民，33.1%的人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21.2%的人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2.4%的人从事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女性中有44.7%的人为全职农民，37.1%的人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15.9%的人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2.3%的人从事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男性与女性在各个行业的分配比例基本相同。

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就业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从事的多为科技含量高、专业知识需求量大的行业，即知识密集型行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从事的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需要较强的体力，对专业知识要求不高。从本次调查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从事全职农民行业的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从表4可以看出，全职农民中，不识字的人占63.6%，小学/私塾学历的人占54.5%，初中学历的人占43.0%，中专/高中学历的人占31.7%，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占13.6%。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人数占比在不断增加。不识字的人占22.7%，小学/私塾学历的人占26.2%，初中学历的人占35.6%，中专/高中学历的人占42.9%，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占54.5%。

（二）土地情况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而土地正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土地可以说是农民的命根子，它既具有经济保障功能，也具有精神支持作用，过去几千年里农民都是靠着土地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世代繁衍下来。但伴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土地有了更丰富的用途，如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流转给农业合作组织获取收入等。北京市农村作为特大城市郊区，土地征用比例更高、流转范围更广。本次调查结果显示，63.6%的受访者家里有土地，土地拥有量的平均值为4.63亩。拥有土地者自己经营的比例为65.6%，也有14.6%的人将土地转包给农民专业合作组织，6.4%的人将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4.9%的人转包给企业，除此之外，家里其他成员经营的占3.8%，其他占4.4%（见图7）。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将土地承包出去时，69.1%的人表示愿意，也有30.9%的人表示不愿意。不愿意将土地承包出去的原因有很多且比较分散，有的说民以食为天，家里有地过得踏实，有的说自己经营可以获得更大利润，有的说土地太少没必要承包出去，也有的说年龄问题，打工没人要，等等。

关于继续工作的原因，受访者给出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再为村里多做点事，有的说帮子女减轻负担，有的说调节生活，也有的说发挥余热、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等等。22.39%的人预计在5年后不再工作，13.50%的人预计在10年后不再工作，超过一半的人预计一直工作到不能干了，这部分人的占比为56.29%。另外7.82%的人选择了其他（见图8），选择其他的人预计不再工作的时间不太统一，有的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没有确定时间，有的说如果有人承包土地就不再干了，有的说视情况而定，等等。

（三）打工经历

城市地区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社会资源、良好的发展机会，很多农村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都选择到城市打工。在本次调查的老年劳动力群体中，有18.3%的人有城市打工经历，81.7%的人没有城市打工经历。这可能是由于受访者都在50岁以上，年轻时没有机会到城市务工，年老后学习能力差，难以掌握城市工作所需技能，大部分人一方面可能自己不愿再到城市去打拼，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也较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有打工经历的受访者中，他们打工的原因因人而异，但原因集中为如下几条：①出去增长见识；②随大流，因为别人都外出打工；③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好；④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⑤不愿过农民的生活；⑥在家没事可干；⑦城市工资高，为了挣钱；⑧务农太辛苦；⑨其他原因。在以上提到的这9条原因中，大部分外出打工是为了挣钱，这部分人占59.1%，原因排名第二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占9.5%，排名第三的原因是在家没事可干，占8.6%，其余依次为务农太辛苦、出去增长见识、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好、其他原因、不愿过农民的生活、别人都外出打工，占比依次为7.3%、6.4%、3.2%、2.3%、1.8%、1.8%（见图9）。

通过对农村老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行业进行统计，可以看到36.88%的外出打工者从事的是建筑业，这主要与农村老年劳动力学历水平低、年龄大，只能从事一些对知识技能要求不高的纯体力劳动有关，排在第二位的是制造业，占13.13%，其余外出打工从事较多的行业还有住宿餐饮业，占11.88%；交通运输业，占8.13%；公共事业，占6.2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5.63%；批发零售业和其他居民生活服务业（如理发、修理、清洁等）占比均为4.38%（见图10）。

当调查员问起这些外出打工者返村原因时，打工者众说纷纭，具体原因如图11所示，其中40%的人表示回到农村是为了家庭团聚，这是最主要的原因。37%的人表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城市地区房价太高，各种生活品的价格也比农村高，在农村地区可以通过自己种植粮食及蔬菜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大大节约了生活成本，在城市什么都需要用钱买。32%的人表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老年劳动力知识技能较差，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20%的人表示城市工作压力太大，19%的人表示回到农村是为了照顾父母，还有3%的人表示子女在城市上学不方便，打工者的子女在城市入学受到户籍限制，很多城市打工者的孩子在城市难以找到合适的学校入学。

关于如果有机会，是否还会到城市打工，3.5%的人表示一定会，49.8%的人表示一定不会，21%的人表示依工作机会而定，22.8%的人表示依家庭情况而定，另外，2.8%的人选择了其他（见图12）。可见，接近一半的人在外出打工回到农村后表示不会再到城市打工，这部分人大多是不适应城市的生活，在城市也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工作。另外也有少数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再到城市打工，说明这部分人比较适应城市的打工生活，对在城市找到的工作比较满意，可能短时期由于某些原因才回到农村，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们还会再到城市打工。

调查显示，在所有受访者的定居意愿中，39.1%的人表示愿意到城市定居，60.9%的人表示不愿意到城市定居。不愿意到城市定居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①城市生活成本太高；②城市交通、空气等问题；③房价太高；④留恋农村生活；⑤不愿放弃土地；⑥其他原因。在以上原因中，30.7%的人选择了城市生活成本太高这一项，可见由于城市物价相比于农村要高，且农村老年劳动力在城市的工资水平较低，农村人到城里后承担不起过高的生活成本，致使农村人不愿到城市定居。21.4%的人表示留恋农村生活，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恋旧情结，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他们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不愿意离开自己居住多年的地方，并且农村生活相对自由，生活节奏较为缓慢。19.5%的人表示不愿意到城市定居，因为城市的交通、空气等状况堪忧。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但与此同时，城市过快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相比城市，农村的环境质量要好很多（见图13）。

（四）收入情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18.6%的受访者表示2013年自己的个人总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而个人总收入在5001～15000元的占比最高，为43.7%，接近总受访者的一半，29.2%的受访者表示2013年自己的总收入在15001～30000元，也有少数的受访者收入较高，2013年个人全年总收入在30000元以上，占8.4%，可见大部分受访者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见图14）。

由于各类收入因人而异，我们用所有受访者每类收入的平均值作为农村老年劳动力的该类收入，在此原则下农林牧渔收入为5815.25元，非农职业收入为15721.93元，非农兼业收入为1104.80元，出租房子或转包土地收入为4499.35元，从集体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到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为5310.32元，社会救济、救灾、抚恤金为226.65元，退休金收入为2736.38元，亲友赠送或给予为578.46元，其他收入为2271.71元。在所有收入中，最高的是非农职业收入，其次为农林牧渔收入，因为农林牧渔业相对非农职业利润低、收入少，而非农职业大多收入较高。收入排在第三位的是从集体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到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国家出台的一些惠农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现了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很多农民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收益。另外，各类收入按排名依次是出租房子或转包土地收入、退休金收入、其他收入、非农兼业收入、亲友赠送或给予、社会各类救济（见表5）。

影响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类型都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本文将被访者个人2013年总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进行交叉分析，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占比越来越低，不识字的人中有65.2%，接近2/3，小学/私塾学历的人中有29.6%，初中学历的人中有13.5%，中专/高中学历的人中有11.7%，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中仅有9.1%。而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随着学历水平提高，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不识字的人中没有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小学/私塾学历的人中有4.5%，初中学历的人中有7.9%，中专/高中学历的人中有13.3%，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中有31.8%。可见，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见表6）。

除受教育程度外，从事行业的类型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同样将个人2013年总收入与从事行业类型进行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全职农民在低收入群体中占比最高；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的行业类型收入在5001～15000元的占比最高；从事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收入在15001～30000元的占比最高；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占比最高（见表7）。也就是说，全职农民、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从事第二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老年劳动力收入依次增加。

在自评收入水平方面，39.3%的人表示自己的收入水平还可以，27.3%的人表示不太够用，15.6%的人表示收支相抵，12.7%的人表示完全够用，5%的人表示完全不够。收支相抵、不太够用和完全不够这三类共占47.9%，接近一半，说明农村老年劳动力收入仍然较低，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宽裕（见图15）。

（五）养老保障

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土地保障的弱化，农村养老保障需求不断增长，但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式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从未来养老方式来看，大部分的农村老年劳动力仍倾向于由家庭成员（子女或配偶）照顾养老，这部分人占71.3%，但也有28.7%的老年劳动力希望通过社会化养老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其中18.8%的人倾向于通过社区提供相关养老服务，也有9.9%的人倾向于住养老院（见图16）。

就机构养老来看，22.5%的人表示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77.5%的人表示不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①无子女照料或子女无力照料；②不想麻烦子女；③无独立房屋但又不想和子女住在一起；④可以与其他老人交往。在以上4条原因中，75%的受访者表示之所以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是因为不想麻烦子女，中国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时时刻刻为子女着想，哪怕自己累点，也不想让子女受累。1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的原因是可以与其他老人交往，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大部分年轻人工作都很忙，大多没有时间陪老人，很多老年人感觉比较孤独，住在养老机构，他们可以认识其他老年人，互相成为朋友，平时大家一起，可以排解寂寞，让生活更有乐趣。9%的受访者是因为无子女照料或子女无力照料，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另外，4%的受访者表示之所以想住到养老机构，是因为自己无独立房屋又不想和子女住在一起，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在生活习惯、作息规律等各个方面有很大的差异，长时间住在一起会感觉不方便（见图17）。

如果到养老机构中养老的话，总的来看，农村老年劳动力的经济承担能力不足，平均每年只能承担1055.6元的费用。

三 生活情况

（一）生活满意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物质水平的提高不代表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在提高，本调查将满意度分为5类，分别为：①很不满意；②不太满意；③一般；④比较满意；⑤非常满意。据统计，12.2%的人表示非常满意，55.3%的人表示对生活比较满意，28.8%的人表示生活满意度一般，2.5%的人表示不太满意，1.1%的人表示很不满意（见图18）。综合来看，大部分的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对生活满意的农村老年劳动力占比为67.5%，但也有大约1/3的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不高。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在忙着赚钱，那是否有钱了，老年人生活的满意度就高了呢？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将收入与生活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发现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人群中，选择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共为7.6%，收入在5001～15000元的，选择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共为3.9%，收入在15001～30000元的，选择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为1.9%，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选择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为0，也就是说高收入人群中没有人的生活满意度为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这部分人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见表8）。综合来看，收入给农村老年劳动力带来的幸福边际效益很大。

（二）生活幸福度

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幸福与金钱无关，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为了调查幸福度，本调查将幸福度分为5类，分别为：①很不幸福；②不太幸福；③一般；④比较幸福；⑤非常幸福。从调查可见，所有受访者都没有选择很不幸福，大部分人表示比较幸福，占比56.8%，另外，23.7% 的受访者表示幸福度一般，表示非常幸福的人占17.0%，也有2.5%的人表示不太幸福。从数据来看，绝大部分的受访者幸福度较高。

那么幸福与金钱有没有关系呢？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如表9所示，我们将个人收入与幸福度做一交叉分析，发现在选择不太幸福的被访者中，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选择该项的比例最高，为3.9%，而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没有人选择不太幸福。在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这两项上，总体来看大致是随着收入提升，选择的比例在增加。在选择比较幸福的人群中，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占48.3%，收入在5001～15000元的，占56.4%，收入在15001～30000元的，占60.2%，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占64.5%；在选择非常幸福的人群中，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占18.9%，收入在5001～15000元的，占14.4%，收入在15001～30000元的，占17.1%，收入在30000元以上的，占25.8%。综合来看，各类收入的人群，选择幸福度一般的比例均最大，随着收入提高，选择幸福度较高的可能性在增加，说明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生活幸福度。这同生活满意度的分析一样，由于本次调查的样本为农村老年劳动力，其收入低，收入带来幸福的边际效益可能更大。

四 结论与讨论

201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农村有110.0万45岁以上常住人口，其中50.0%在业，在业人口中48.2%的人从事农业劳动；有40.4万60岁以上老年人，其中17.6%在业，在业人口中67.8%的人从事农业劳动。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生产的重任主要由农村地区老年劳动力承担，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尤其是老年农民的生活状况应该受到重视，并得到改善。以下是本次调查得到的几点结论与讨论。

社会人口特征方面，农村老年劳动力以男性居多，年龄集中在50～60岁，以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为主。鉴于老年劳动力已经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体，各级政府和劳动培训机构一方面应加大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劳动力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鼓励和帮助老年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进而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含量；另一方面应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降低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强度，主动设计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农业机械，逐步使农业劳动变成老年人能轻松自如完成的工作。

健康状况方面，只有约10%的老年劳动力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说明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较佳。但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劳动力中仅有45.3%的农业老年劳动力自报健康状况良好，而60岁以上的农业老年劳动力中，仅有33.6%的人自报健康状况良好。因此，进一步完善村级医疗服务，做好农村老年劳动力尤其是老年农民的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并逐步为农村中老年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非常必要。

收入方面，北京市农业老年劳动力收入相对较低。本次调查结果显示，78.6%的农业老年劳动力收入不到15000元，29.3%的农业老年劳动力收入不足5000元；相比较来看，农村非农行业老年劳动力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9.5%和8.1%，远低于农业老年劳动力的相应比例。从家庭年平均收入来看，2013年农业老年劳动力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24163.5元，非农行业老年劳动力的家庭年平均收入达到38251.1元，而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已达4.5万元左右。农业老年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既反映了农业收入水平，也反映了（准）老年人收入水平。因此，国家一方面应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实现集约化生产提高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应想方设法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是提高农村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和养老保障收入。

子女方面，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农村老年劳动力子女数量平均为1.72个，有3个以上孩子的所占比例仅为2.6%，而45～50岁老年劳动力子女数量进一步减少，平均只有1.4个，仅有1个子女的所占比例达到62.5%，没有人有3个以上子女。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的家庭代际照料。这些老年人或准老年人中，有27.5%的农村老年劳动力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寄予希望，同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想到城市生活，也有想要继续在农村生活的，未来该如何安置这些老年人以及如何保障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等问题应受到政府和社会关注。

生活满意度方面，超过半数的人表示自己对目前生活状态比较满意，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较幸福。并且随着收入的提升，农村老年劳动力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将进一步增加。满意度和幸福度是较为主观的概念，每个人对其定义不一样，金钱虽然只是对其衡量的一个方面，但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老年劳动力群体来说，收入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很大。因此，要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收入还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调整心态，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观念，对现有生活状况抱有珍惜和感恩的心态，对未来的生活持有向往和期待的观念，也是提高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方式。村集体在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要活跃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从精神上给予老年人关爱与关怀。

参考文献

姜向群、刘妮娜：《我国农村老年人过度劳动参与问题研究》，《中州学刊》2013年第12期。

课题组组长：张英洪

执笔：刘妮娜 孙裴佩

201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