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历了“康乾盛世”后的中国是在一种漫不经心中进入近代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起初并不像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异族武装大规模入侵中原那样急迫。在统治者看来，似乎无非是利益之争、贸易之争，进而有些“边衅”而已。然而，在国门被不情愿地打开再打开之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近代中国所闯入的外来者具有两重性：其一，它是入侵者，它对中国权益的不断侵犯和夺取，使中国失去了诸多主权，失去了独立与平等地位；其二，它是较农业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传入者。历史上，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中原文明曾经多次同化了征服者。而此次，面对着更高发展阶段的文明，中国社会丧失了数千年来未曾丧失的文化优越感，面临着如何向入侵者学习的问题。

简单说来，近代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行走的历程，向外部世界学习则是后进国家的必经之路；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在原有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以来逐渐沦落为一个失去诸多主权的弱国，中国要努力恢复平等地位，这一过程并非每个国家所必经。这两件事中，原应以第一件事为根本，为要务。但在近代中国（也不限于中国，若干后进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两件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件事成为第一件事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无从做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努力去做第二件事竟成为历史发展主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平等被置于比争取社会发展更为优先的地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屡战屡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了中外军力的差距。江宁条约及其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经历了入主中原以来未曾有过的屈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危机，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这样的呼声并未撼动社会，撼动中枢。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除了在几个口岸增设了租界，增加了一些经商的洋人和布道的传教士外，中国社会并没有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危机，也没有产生只有在危机之下才能出现的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强烈诉求。中国社会基本上仍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节奏缓慢地发展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猛烈一击。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因其战场偏于南方，且毕竟朝廷未以全力与之死拼，其结果尚不足以警醒国人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然而却无法抵御只有2.5万人的英法远征军，这一事实迫使国人无法继续闭眼沉浸于往日的辉煌。承认技不如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认识。

在这前后，中国社会内部正经历着一场狂风暴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在它谢幕式的演出中，再一次展现了农民战争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使一个已近末世的封建王朝的弱点充分地暴露出来。与旧时农民战争稍有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对西方宗教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改造，构建了自己的造反理论，并明确地宣布与传统文化体系为敌。太平天国甚至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政新编》，尽管这个政纲看起来与太平天国体系格格不入，也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说并无实施的可能），但它的提出终究显示出西风已经吹进了东方大国的不同角落。《资政新编》的超前性使同时代的士大夫阵营相形见绌，甚至令人纳闷，如此政纲何以能在此时的造反阵营出现？观察太平天国两大未能实现的政纲《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或许不必过于在意它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操作性。它的出现，犹如长夜中的一星火花，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现代的追求。遗憾的是，太平天国虽有火花闪现，但其实质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并无太大不同，依然循着旧日农民战争的轨迹走向了败亡。

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这场改革运动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正是那些在平定造反的战场上建立了战功的将领。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深切地体验到现代武器的威力，发展近代工业是他们的合理选择与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战功也为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尽管不断面临着质疑与反对，但在这些务实且握有实权者的推动下，洋务运动还是拉开了帷幕，并一步步向前推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强”到“求富”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兴办急用的军事工业到注意发展民用工业，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诚如李鸿章所说，“必先富而后能强”。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晚清似乎出现了重新振奋的新气象。社会的相对稳定、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升、新式海军的建成等，给当政者及相当一批人造成“中兴”之感，“同光中兴”之说应时而生。殊不知，危机正悄悄逼近。

洋务运动将自己的范围限定于“洋务”，而远离“洋制”。“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则，体用之分的意识十分清晰：用可学取西洋技艺，体必坚持祖宗之制。几乎洋务运动一开始，中体西用论便已出现，可说是利弊兼存。在早期阶段，它是主张学习西方者的理论武器，为突破顽固派的反对，开展洋务运动提供了理由。当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算学馆并聘洋人教习西方科学时，便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将引进西方科学上升到“用夷变夏”的高度，中体西用说则提供了可以抵御顽固派攻击的另一种解说。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说也为洋务运动的演进与深化设立了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这种局限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与中国同受西方压迫的日本，以断然之心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进行了比中国更为坚决更为广泛的改革，成效大显，很快就走到了中国这个昔日老师的前头。不幸的是，决心“脱亚入欧”的日本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是它在东亚扩张不可绕过的障碍，只有打垮中国，才能成就其扩张之梦。当中国仍沉浸在中兴的虚假景象中时，日本已经开始了打垮中国的谋划。甲午一战，戳破了中兴的虚幻，国人痛定思痛，重新审视体用之说。

其实，在办理洋务过程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弊端。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遗折》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甲午战争被视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甲午战败后，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仅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洋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四起。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应试举人，怀着历史传承的使命感，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千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构成了戊戌变法的前奏。变法呼吁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新式报刊、新式学堂、新式社团广为宣扬，一时蔚为风气，并终获朝廷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公车上书”及随后开展的变法宣传，冲破了传统社会对“士人干政”的禁令，开了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家事务的先河，20世纪绵延不绝且威力巨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由此而发端。这一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为其他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示范。由此，对国家事务的议论走出了庙堂。

戊戌变法的实质是痛下决心以西人之法来取代祖宗之法。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呈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且毫不讳言变法若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不幸，戊戌变法因诸种因素而未成功。主事者或流亡海外，或血溅闹市，光绪皇帝失去权力，处于软禁状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有所开放的社会出现了倒退，守旧与排外的思潮进一步发展。终于，在世纪之交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就民众而言，这虽说是一场自发的朴素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就朝廷和官府而言，却是一种愚蠢的无知的倒退行为。盲目的排外主义被纵容和鼓动起来，清政府同时对若干个世界一流国家宣战，将国家陷于劫难之中。战争的胜负毫无悬念，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接受有损国家主权的道歉、惩凶、驻军等条件外，仅是赔款一项，中国便要支付4.5亿两的白银。

经历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再起。清末新政拉开了大幕。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它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便显示了清廷的这一意图。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将掌握颁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1911年5月，责任内阁建立。在清政府公布的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这一责任内阁被时人讥称为“皇族内阁”。其内阁名单的出台，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失去信心。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另选贤能，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但遭清廷申斥。

清政府如此拒绝改革，终于使立宪派抛弃幻想，走向清廷的对立面，而成为革命派的同路人。曾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的梁启超精辟地指出，是清廷制造了革命党，“伪改革者，革命之媒”，“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晚清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与清廷的拒绝改革，使社会对革命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不解与反对转化为同情与期待。孙中山回忆说，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则多为其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清末十年，围绕着中国应走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激烈，甚至彼此恶语相向。这一争论影响深远，以至百年之后革命与改良优劣之争依然余波不断。后来人可以而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那一段历史，厘清革命与改良的纠结。至少，下列两点意见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应该看到，尽管革命派与立宪派争吵不断，但在全局上却存在互动互利关系。两者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

其二，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愿望。对于社会的转型，一般而言，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为首要选择、避免公开的暴力对抗应为常情。可以说，改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暴力革命则是非常态。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是不依据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发展状态。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由于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再到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短短的四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