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朱家骅幼年求学时段正逢中国教育制度与授课内容变革之际，相对受到旧礼教的束缚和旧学影响较少、较浅。正蒙学堂西式的授课内容，开启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投考上海同济德医学堂目的，就是学习德国先进科学知识与技术以投身科学研究事业。

朱家骅从1908年就读同济德文学校开始，至1923年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为止，长达15年一直接受的是正统德式教育。在此种德意志式严格教育训练下，德意志民族忠于国家、忠于领袖、认真执着的民族特点，严谨的治事与治学态度，真诚、守纪的生活态度，与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对他日后居官治事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有人评价朱家骅是一个“地道的德意志式官员”。朱家骅在德国留学时正值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溃败，经济元气大伤时期。当时德国人衣着虽多破旧，但补洗得整整洁洁，充分表现在困难中奋斗的朝气。这些景象使朱家骅深受感动，从此认定整洁的习惯和正大的风度是任何一个现代公民所必须具备的。而且身体力行：胡须必须刮净，头发必须梳理整齐，穿的西装必须笔挺整洁，以显现容光焕发气象。他平时生活非常朴素，饮食极为简单，喜食青菜、豆腐、吃红烧肉，但分量甚少。特别是他在吃饭时极不喜欢同桌人抽烟，他说这是德国规矩。不过，朱家骅这套“德式”“洋化”的行事作风常招致不明就里者“讲究服饰、喜爱漂亮、以貌取人，而且洋气太重”的负面评价。

欧洲留学期间，朱家骅结识的好友，如胡庶华、周烈忠、阎幼甫、马君武、陈凤潜、杨茂杰、黄江泉、黄江瀛、李济、叶元龙、查良钊、徐志摩、翁之龙、张伯苓、严范生、顾维钧、蒋百里、徐新六、毛子水等建构了朱家骅在留学生群体的人脉网络。特别是朱家骅的德国经历是他日后受到蒋介石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蒋介石不再聘用苏俄顾问转向德国顾问，朱家骅便是居中接洽的主要人物。

北大执教是朱家骅进入教育学术界的开端，也是朱家骅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人脉网络最重要的养成阶段。更重要的是蔡元培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理想在北大的实践与其推动北大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学术中心的努力，启迪了朱家骅教育学术思想，是他由实业救国转而关注教育学术救国之始，自此在教育学术理想上成为蔡元培“教育救国”与“学术救国”思想的追随者与实践者。

朱家骅对欧洲大学教育学术体制与发展脉络的关注，可以从他1918年官派留学期间不断地前往欧洲各国重要大学参访得到印证。1921年3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战后教育，到柏林时，朱家骅详细地向蔡元培报告了德国高等教育大学战后改革情况。从朱家骅两次出国留学期间游历重点的差异，清楚可见他除自己专业功课外，欧洲大学教育学术事业是他关注的另一重点。留学九年，让他有充分的机会和时间透过亲身观察与体验，对德国甚至欧洲大学的历史发展、组织状况、教学与学术研究及其基本原则与学术精神进行系统的了解。他对教育学术与现代文明的密切关联，有着深刻的体认，从此以推动中国教育、学术事业现代化为志向。

朱家骅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从1917年9月至1926年夏天离开北京，长达九年。其间朱家骅因得官派留洋机会，去国5年余，实际在校时间只有六个学期、三年时间。1917年朱家骅到北大教书时是北大最年轻、资浅的教授；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离开北京时已为学生所崇仰的青年教授之一。朱家骅由单纯教员到参与教授会、担任系主任开始涉入教务行政管理，继而当选评议员进入北大校务决策中心，是他接触教育学术行政管理体系之本末。

北京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性政权前，是中国政治、思想、教育学术与文化的中心。北方学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群体之首，在思想上引领着中国思潮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北大领袖地位，在后五四时期北京学界不论是教授群体还是学生群体都以北大马首是瞻。朱家骅有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北大德文系主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及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代表的资历，近者有助于他领导反北京政府、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活动，远者则有助于他未来在中国教育学术现代化事业的推进。

从与国民党的关连上来说，朱家骅自14岁在正蒙学堂阶段的自剪发辫，宣示支持革命派立场起，在政治思想上与政治行动上都一直受到孙中山政治思想与建国理想的影响。无论是辛亥革命前对革命运动的卖力宣扬、自费组织敢死团的革命行动，还是1925年起发动一连串的反军阀政府运动、当众宣读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等，无一不是以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为其行动张本。他从政后以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为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施政纲领也就不足为奇。显而易见，朱家骅在政治思想上深受孙中山影响，是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自然也为他日后通往党内核心有着极大的加分作用。

而朱家骅在响应孙中山革命行动的一连串自发性活动中，先后结识张静江、戴季陶、陈其美、于右任、黄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居正、褚民谊、蔡元培等当时革命派中的元老级前辈，连孙中山都有幸拜谒。其中，朱家骅因“救国”的共同理想与张静江结为忘年之交，与戴季陶成为莫逆。尤其戴季陶与蒋介石是至交，在蒋介石掌握党政大权后，张静江与戴季陶成为朱家骅通往党政权力核心的重要桥梁。

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朱家骅留学期间仍与当时的革命党同志保持联系。但从朱家骅留学期间不时与中国留学生提到“如要救国，又非革命不可”的话语，在回国前夕还不忘鼓励一些与他亲近的中国留学生要“一面读书，一面革命，国家才能有救”,可以看出，朱家骅始终关注国内政治情势发展，认为国事未靖，“革命”为革新政治的必要手段。朱家骅革命思想起源不离传统中国读书人“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在此革命救国思路下，1924年朱家骅学成归国，虽有意将在欧洲大学所见、所闻、所学贡献于中国现代教育学术事业，只是发展教育学术的“启蒙”理想，终究难敌“救亡”的迫切需求。北京政府无道，发展教育学术理想无以发挥，再起革命是他的必然抉择。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朱家骅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至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这一时期对反政府革命运动的全心投入。

总结来说，研究科学是他的兴趣之所在，发展中国教育学术事业现代化是他的志向。但是，为匡济时政，牺牲自己的兴趣，投身革命与政治又是他身为中国新旧交替的一代知识分子自诩的历史使命。

朱家骅1926年转往广州中山大学前的求学经历、革命经历与北京学界经历，为他日后在党、政、学三方面发展蓄积了丰沛能量，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朱家骅由医转工、转采矿、再转古生物学并兼重哲学的教育养成历程来看，他虽专习自然科学，但兼通人文，对经济、政治、外交、教育、法律、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多所窥触，综览会通，因而在北大任教时能同时在文理两科四个学系授课，还曾兼授德国小说课程。就是因为受过德国学院派严格的学术训练，深具科学知识、科学修养与科学精神，推崇“科学”并身体力行，故能运用科学方法治事、开创事业，从而培养出朱家骅宏远的学术见识与博大恢宏的气魄，为他日后领导学术教育行政工作能从较高层次上组织、规划和推动中国教育、学术现代化发展的眼光和专业领导能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