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政能量之蓄积

使朱家骅闻名于中国教育学术界的，不在于他的学术研究成就，不在于他源自德国大学的现代大学教育、学术理念实践，而在于他积极参与并领导北京学界发动多次反北京政府的“革命英雄”形象。显而易见，1924～1926年，“救亡”的政治风潮已压倒了“启蒙”的教育学术理想。朱家骅前往广州的中山大学之前，是个远离国民党权力核心，单纯支持革命运动的爱国“海归”学者。因此，本节针对朱家骅与国民党的早期关系进行梳理，厘清朱家骅在国民党内的人脉网络，理解朱家骅何能从一单纯学者入主革命旗帜鲜明的中山大学。

一 早年革命经历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连连战败，割地、赔款、开商埠，羞辱之气弥漫全国。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体制内改革的不可行，与改良派同为天平另一端的革命派声势因此大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以革命手段进行“政权”之争的同时，刊行报刊与书籍是其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传播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的重要手段。江浙一带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宣传重点，“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革命思想“普及于中下二社会”。新式学堂也是其散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据点。朱家骅就读的正蒙学堂便是革命派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式学堂之一。

这点可以从正蒙学堂负责人鲜明的政治立场得到证实。正蒙学堂出资者张氏通运公司总经理张增熙为吴兴南浔四大富绅之一。他于1902年捐资创办新式学堂正蒙学社。后来他在二弟张静江引介下加入同盟会，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学堂主任曹砺金是举人，长于格致实学并讲授新知识，是革命支持者。先后到校任教的梁仲恺擅于数理，沈士远、沈尹默具有深厚国学底蕴，也都是参与反清革命的志士。1905年，13岁的朱家骅入正蒙学堂就读。这几位先生对他的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理念与国家民族意识作了真正启蒙。

随着反清革命势力的高涨，当时也出现了批判“辫子”奴化意义的浪潮，将发辫视为民族解放的先声，以辫子去留代表反清与否的标志。“剪辫者”成了“革命党”的代名词。年少的朱家骅在此革命氛围浓厚的大环境里，大受“革命救国”思潮的激荡，胸怀救国大志，1906年（14岁）剪去了自己的发辫，明确表示支持革命的政治立场，不畏旁人“小革命党”的指称。

1908年，在同济就读的朱家骅虽然没有加入革命党或参与革命行动，但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为革命运动奉献力量。在同济的六年里，朱家骅最热衷的“课余”活动不是学校的社团活动而是“革命救国”运动。这个经历对朱家骅以后的人生经历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时集会演说是革命派重要的宣传方式，蔡元培即为此“手段”的热切拥护者，朱家骅亦是此风支持者。早期，他在上海广阅革命派书报后，为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层社会，每次放假回家便在乡里发起集会，“奋臂鼓吹”革命。暗杀亦是当时另一种重要的革命手段。1910年，他在报上看见汪精卫、黄树中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消息，大受感动与激励，也想起而继之，兴起“暗杀”大官的念头。他想要趁6月学校安排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机会，伺机行刺主持大会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但“无机可乘”。转往参观第九镇标统大会操时又生从军救国之念，不过未成事实，仍返校读书。在南京期间他认识了“革命”同志杜伟与《民立报》广告部主任徐棠。

1910年于国内外都是不平静的一年。在国内，孙中山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英国窃据云南片马；在国外，日本吞灭朝鲜，葡萄牙发生革命，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其中以英国窃据片马对朱家骅冲击最大。

1911年元月间，朱家骅开学未久，即发生英人图占中国云南片马案。当时有志之士皆认为，英人占领片马实欲背抄藏卫，俯瞰巴蜀，囊括长江上游，淹贯中原腹部，为一大包围之计划，朝廷却置若罔闻。一天，宋教仁、于右任、朱少屏等人到上海小东门讲伊犁、片马问题，宣说革命救国之论。朱家骅听了之后甚为激愤，认为清廷“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觉得非全体热血爱国志士群起团结，共同采取实际行动不为功。当晚即密与同学劭骥等集议，计划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敢死团”（以下简称“敢死团”），名为抵御外侮、共抗强权，实为颠覆清廷、鼓吹革命的秘密团体。议定后，朱家骅即着手筹措经费，并登报广征团员。

朱家骅亲自拟定了敢死团的缘起辞和简章。

国之所恃以立者，民耳。国弱不足忧，堪为痛哭流涕者，民气不振、民心死耳。民心不死，则不畏死而敢死，民敢死，则国得以不亡而不死。外患凭陵，国家之存亡已在旦夕，斯正志士从戎报国致命之日。古人云：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志士之所以贵者，在择地以死耳。俄占伊犁，英占片马，法要求云南之矿产，他若德、若日，皆私相协约，以图染指其间，以达其利益均沾之目的。茫茫禹域，已无有一寸干净土，我国民心其尽死乎？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同胞其犹未尽死耶！吾侪必不忍坐视四千余年之古国，沦于异族，四万万神明之贵胄，降为奴隶，起而捐躯、毁家，以纾国难者。……不然，太平洋左岸各国之兵舰，将猬丛矣；蒙、藏、川、滇等处各国之陆军，将蚁集矣。

对此“噬脐之祸”，朱家骅呼吁：

不畏死愿意从军的热血同胞，不分男女老幼，宜速起而救此亡国之惨祸。……振旗鼓以抵制彼赤髯碧眼之白皙人种，挽山河于将去，起禹域于将沉，恢复我祖国固有之权力而称雄于世，雪曩昔老大病夫之恶诮，振我异日文明之精神。

朱家骅词语之间慷慨激昂、气魄万千，爱国情怀与必死决心表露无遗。

本来朱家骅拟借通义银行为敢死团通讯处，但探访张静江未遇，得晤何思敬，又往《民立报》报馆拜访徐棠，登载敢死团启事，由徐棠与何思敬秘密代为收信。

敢死团广告仅刊登一天，《民立报》即遇大火，但报名入团函件已有一百多件，令朱家骅大为激奋，决定将广告移登《天铎报》，改借通义银行为通信处。因此，朱家骅初识戴季陶。但通义银行股东大有意见，这时《民立报》已恢复发行，仍改由徐棠处为通信处，收到的报名函件更多。不过，敢死团以该报为通讯处亦对该报造成困扰，创办人于右任还曾为此约朱家骅谈话。朱家骅在获得大哥祥生全力支持后，再改以祥生所开设之日华照相馆为通讯处，确定以后每星期于彼处集会一次。为扩大宣传，复将该团的启事与简章加登于《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等一周，以扩筹经费、广征团员。而风声所播，各地要求入团者将近千人。于是，朱家骅更积极推动敢死团的筹备工作，先设总部作为办事机关，后在各地设分团部，例如南京分团由杜伟主持、昆明分团由杨子嘉主持等，主要用费皆由朱家骅自掏腰包。

1911年3月20日，召开“中国敢死团”成立大会，订立简章，公推朱家骅担任团长，徐棠任总务，而后正式办理入团者有五百余人。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更加深朱家骅行动决心。只是该组织系以“御外”为号召，组织既大、声势遂张，致引起英捕房严密侦防。9月底敢死团总部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发现，幸经陈其美、戴季陶、于右任、张静江、周柏年、宋教仁、范孤鸿等诸人帮忙将办事人员疏散潜伏，才得以继续进行。

随后武昌起义讯传到上海，武汉传檄沪渎，其中提到：

云贵地近边徼，瘴烟蛮雨，伪政府早视为化外，故不恤割其土地，以饷友邦。片马割让，尤其末事。为今之计，非革命告成，恐终难保其故土。前者曾组织敢死团，以抗外邦，而何也竟疏于恕无可恕之满虏耶。至于关中健儿，勇于战斗，龙蛇起陆，大动杀机，豪杰建功，固当如是。

说的就是朱家骅敢死团登报号召御外之事，欲借讽促以响应。看到此檄文，朱家骅及敢死团成员欣喜不已，终日商谈如何前往参加，如何发动上海响应。但因巡捕房侦察森严，集会地一日数迁。当时，在军警界如道署卫队、吴淞炮台营、南北巡警局、沪防营等皆主动推派代表具名册到团，他们虽不敢公然加入敢死团，但密约届时若是起义，绝不反抗。

朱家骅认为时机成熟，遂召集上海团员大会，并请陈其美、宋教仁莅会指导。会中他主张在上海发难响应，夺取沪军营吴淞炮台及制造局，但同志建议先赴武汉报聘投效，当场签名者百余人。只是当时沿江各地搜查特严，行旅不便。最后决定推派朱家骅偕团员黄伯樵等人为代表，赴鄂报聘于黎元洪都督，其余同志留沪，审度情势，再定赴鄂援应或乘机发难之策。朱家骅指定徐棠代为主持，以其同乡好友姚颂年经营的旅馆作为发难时秘密集合之所。他行前再与陈其美等密商在沪起义之事，嘱咐敢死团必须与其他团体共同配合光复上海。

朱家骅征得大哥支持出资赞助众人旅费。阴历9月3日晚上，一行人化装潜行，与黄兴等一百多名同志同舟西上。10月25日抵达汉口后，朱家骅见过居正、军政府副参谋长吴兆麟，要求从军未果，乃分派到战地服务。当时在汉口租界有一德籍医生组织的重伤兵医院，朱家骅熟悉德语且为同济医科学生，被派往服务三个多月。

朱家骅等人抵汉口没几天，上海亦起事。敢死团对江南制造局一役贡献不小，当时武汉各报对敢死团发难经过与团员奋斗历程均有报道。上海底定后，陈其美被公举为沪军都督，成立沪军都督府，将敢死团收编，以敢死团代理团长徐棠为义武宪兵队司令，凡团员死亡、受伤者均分别呈请优恤或给奖。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即位后，即聘张静江为军总司令专责建军之事。朱家骅1月底结束医院工作返回上海，晋谒上海都督陈其美。此时租界区内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成为国民党人聚集之地。朱家骅因与张静江的私人情谊关系，在通义银行内认识了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蔡元培等人。2月初，张静江便派朱家骅到南京物色青年革命军人，以备南京临时政府北伐之用。他在南京晋谒了孙中山与黄兴。随后南北媾和，已无须训练青年军，朱家骅3月初回到上海。之后在周柏年、褚民谊介绍下，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此时朱家骅认为，民国既立，敢死团发起使命已达，便将团务交由徐棠负责，自己则回同济继续学业。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培植新一代建国人才，拟定派遣党内青年如朱家骅、张群、戴季陶、汪精卫、陈铭枢、蒋介石、褚民谊、李四光等分至欧美各先进国家留学，其中朱家骅被指派留学德国。显见朱家骅此时已是孙中山欲培植的人才之一。

朱家骅此时之由国民党荐派官费留德且所学又为矿冶学系，实隐含有孙中山联德思想与学成归国后实践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实业计划”中发展农矿之战略任务。德国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世界级的科学技术是孙中山发展中德关系的重要动因。孙中山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应像德国那样，在强大国家政权领导下，通过土地、铁路、交通和森林国有化，以及实行公正教育和社会福利政策，迅速发展经济。而德国所以能在经济、军事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在其科学的管理体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孙中山主张应以德国为榜样，加强与德国的合作。1913年他更提出以中、俄、德、奥、土、波六个国家为核心，建立“大陆同盟”区域组织，以树立国际上另一新兴势力的构想，并视中德联盟为欧亚大陆和平稳定的基础因素之一。

1913年朱家骅留学手续尚未完备，二次革命失败，遂自费留德。朱家骅由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转变成为勤奋求知的留学生，专心致力于欧洲先进科学技术之学习。在1924年返回北大之前，朱家骅已与国民党组织失去联系。不过，他早年积极参与孙中山革命运动的经历及其间所结识的国民党元老如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张溥泉、于右任等，为他日后投身国民党党政核心做了铺垫工作。

二 国民革命再起之朱家骅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国仍处于战乱之中。不过，政治重心仍在北京。袁世凯死后，军阀交相攻伐，连年征战，北京政权极不稳定。在他们治下的“中华民国”只是徒具“民主共和”招牌的空壳子。正如陈独秀所说，中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加以帝国主义各处寻衅，“再次革命”的种子已藏民心。因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知识界呼号抗争的主体对象，对外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内是无能腐化的军阀政府。终极目标则是希望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主权与国际的平等地位，追求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对内要肃清无能腐化的政治，改革内政，改造教育，革新社会，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国民政府。1921年胡适创作的《双十节的鬼歌》歌词中说道：“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便反映了当时北方知识界对军阀政府的基本态度。自段祺瑞上台以后，北京教育界即风潮迭起，如王九龄就任教育总长事件、五七事件等，一步步加深北方学界与北京政府的裂痕。五卅惨案引爆了中国民众长期对军阀政府积压的不满情绪和对帝国主义列强剥削的民族情仇。

1．五卅运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北京在学界大力声援下成为五卅运动的重镇。当首先发难声援的北京学生界将“五卅惨案”定位为“非上海一隅之问题，乃外人欺侮中国，实中华民国存亡之问题”时，立即引起广泛共鸣与响应，形成全国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学界以北大师生为首，积极投入反帝国主义与反政府运动。北大教授中，朱家骅又是最为积极的策动者之一。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后，朱家骅即领导一群青年学生集会筹划发动声援运动。6月3日北京学生为五卅惨案全体罢课，他又带着学生发动北京第一场援沪游行示威，要求收回全国英、日租界及领事裁判权，撤换上海英、日领事，打倒卖国政府及帝国主义。他还指导国民党籍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在6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当时为北大学生，亦是学生沪案后援会与北大救国团重要干部的傅启学指出，他与朱家骅第一次见面的地点不是在北大校园，而是在天安门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傅启学说：

当时在主席台上，认识朱先生。群众大会是为支持五卅惨案的被害同胞，要求北京政府对英国严重抗议大会。除通过各种声援议案外，并推举四人晋见当时的段执政。教授被推举的是朱家骅与王世杰，学生被推举的是彭革陈和我。到了执政府，段祺瑞拒绝会晤，王世杰先生很气愤。朱先生则主张将请愿书留下，请接待的人转交，随即离开。这是我与朱先生晤面的第一次。……先生于群众大会后，特来北大第二院救国团办公室，对我们亲切的鼓励。

朱家骅与学生的紧密互动可见一斑。难怪北大教职员组织沪案后援会时，朱家骅就被推为北大教职员与学生的直接对话代表。

北大教授将沪案定位为“全国问题，非上海一隅问题”, “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沪案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北京教育界首先对沪案做出回应者。日后在援沪行动上亦日趋积极。全体教授在6月3日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致函外长沈瑞麟、晋谒段祺瑞，要求训令上海领事团停止一切暴力行为，要求关系国公使退出国境，中国军警驰赴租界保护中国人民之生命。5日发表“左打列强帝国主义，右打腐败的军阀政府”措辞强硬且沉痛的援沪宣言，呼吁国人“兹惨祸横生，国人尤当省悟，务使内政修明，共御外侮”。该宣言清楚表达了北大教授在这次事件中将全程参与的决心。8日，北大师生结队向段祺瑞政府“请愿”。北大教务会议呼应学生罢课诉求，以学年将终，“距例应停课之期不过数日”，而沪事“又已激起一种普遍的国民运动”，令停止教课。

随后北大教职员认为，沪、汉事件“英日诬我排外及赤化亟须辩正”，成立“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对外宣布真相，对内募款救济工人、监督政府交涉。成立会上推举朱家骅、沈兼士、李四光、胡适、马寅初、李书华等46人为委员分股办事。朱家骅加入总务股与文书股，与高仁山、陈翰笙、王世杰、周鲠生等人共同策划领导学生运动。朱家骅与余文灿、高仁山、陈翰笙等人因自五卅惨案发生以来，一直支持、领导学生运动，遂被推派为北大教职员与学生关于援沪事宜的直接对话代表。

此时北大为援沪已经停课，这四位教授每天上午10～12时、下午3～5时，固定在北大第二院大学会议室驻点，负责与学生接洽有关援沪事宜。若是学生在非上述工作时间而有实际需要者，这四位教授也提供联系的专线电话，可说是处于24小时全天候的待命状态。此外，朱家骅与周鲠生还被推派前往上海向各界说明“沪案系全国问题，非上海一隅问题”，要求中方谈判代表不要希图苟且了事，再次丧权辱国。北大教授为了援沪，不止劳心，还出力出钱，四处募款。朱家骅对募款也相当热心，至少先后向32处个人、单位募得援沪捐款。

五卅惨案后，6月11日再发生汉口惨案，13日又有九江冲突，接着23日在广州沙基发生了更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使得民众的反帝情绪不断高涨，“武装民众运动”“与广东政府采取一致反帝态度”等诉求陆续被提出。北京各界联席会发动了6月25日近30万人的游行、追悼大会，会中即有代表提出“支持广东革命政府”之主张。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进一步提出了以“经济抵抗”“直接向英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与广东政府一致行动”的主张。其中“与广东当局作一致之行动”即是朱家骅所提。这不仅显示群众的抗争手段日趋激烈，更显露对懦弱无能的北京政府的否定，和对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广东革命政府的认同。这些诉求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不断地在思想上教育群众、激化群众，于是在下一波的反政府运动中，这些主张陆续由“口号”转化成“实际行动”。

朱家骅在长达三个月的五卅运动期间，其抗争思想主轴清晰可见：对象为军阀政府、帝国主义列强，终极目标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与推翻“军阀政府”。以“革命”为推翻“军阀政府”的手段隐见其中，向南方国民政府靠拢的意向不言而喻。尤其他主动积极地参与、奋力不懈的精神，与对于时局、外交政策种种问题之主张，受到北方学界与教育界支持，实反映了当时北京学界对时局的主流看法。

总之，五卅运动是朱家骅在北方学界与群众运动上初露头角之时，为他在下一波以“关税自主”为主题的反政府群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2．关税自主运动

沸沸扬扬闹了三个月的五卅运动甫在9月落幕，10月下旬的关税协议再起抗争运动。

1925年8月10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段祺瑞政府外交部，同意召开关税特别会议，但提出以“禁止中国的一切反帝言论、反帝团体活动及出版物的出版”为修改关税协议的交换条件。段祺瑞政府接受条件，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准备以裁撤厘金为废除关税协议条件，并规定废除协议关税以五年为期限。此种条件无疑再次出卖中国关税自主权。

在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国主义为主流民意的时候，这样的关税协议再次引爆民愤。10月22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立即召开全体教职员紧急会议，决定在“关税特别会议”召开当天径赴会场宣达“倒段驱奉”“反对关税会议”“争取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为免多生事端，这次行动定位为只单纯地“表达意见”，不拟向任何方面请愿。朱家骅被推为大会筹备人。

关税特别会议开幕日，大会筹备人朱家骅双手举着大旗领导北京八校师生与群众走在游行行列最前面。因警方意欲阻挡游行队伍前进，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结果师生、警察各十余人受伤，北大学生傅启学等多人在混战中被捉往警厅讯问。朱家骅继续领导学生队伍向前猛进，齐集天安门召开大会，当场公决派代表赴警察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朱家骅等11名代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被释回后，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进一步于11月6日组织关税自主促进会。9日，关税会议通过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并成立教授演讲团四处演说关税自主之重要性。16日，邀约全国学生总会、国民政府北上外交代表团等30个团体决定22日举行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公推朱家骅为主席，于树德任事务股主任。

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当天，参加的青年学生、民众如预定计划，先到北大、师大、法政大学等校集合，再分向天安门进发。甫出校门，即遭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包围拦阻，朱家骅与马叙伦为北大集中点之领导，便带头与警察搏斗，企图冲出重围，于是爆发激烈肢体冲突。这次学生有备而来，以砖瓦、热水壶为武器，冲破封锁线。部分情绪激昂的学生则直捣警察厅，拆下京师警察厅牌匾，搬回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沿途“万人齐呼，如庆凯旋”。在这次冲突中，北大教授马叙伦、于树德等百余人负伤送医。此时头部受了伤的朱家骅则仍按计划路线领着学生到天安门集会，要求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解除一切关税条约。事实上，自10月15日起，直奉战争已经开打。奉系军阀内部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奉系之间的战争相继爆发。11月下旬，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占北京、保定一带。这时奉系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张作霖自顾不暇，无力支持段祺瑞，关税会议最后以无任何结果收场。朱家骅、李大钊等人欲趁此军事乱势发动“首都革命”，一举推翻段祺瑞政府。

3．首都革命

在军阀混战局势下，驻防在京、津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已表达对“倒段”行动的支持。朱家骅、李大钊、于树德、赵世炎等人认为有机可乘，意欲采取“辛亥革命”成功模式，策划在11月28日以“关税自主的国民运动”为名，发动“首都革命”。意欲推倒段祺瑞政府，建立真正的国民政府。当时计划要夺取段祺瑞政府各重要部门，打乱其指挥系统，迫使段祺瑞下台。在行动成功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北京临时国民政府和临时政府委员会”，推举徐谦为临时政府主席。

这次“大会”为“革命”性质，事前绝对保密。各团体连日积极筹备，参加这次行动的学生、民众都事先分组，按军队编队方式秘密进行训练。直到27日才发布将于28日下午1时召开“民国大会”。28日上午各学校墙壁间“突然”贴出许多布告，各校门口也散发写有“民众武装起来，团结暴动，首都革命”的传单。预定时间一到，国共两党加上青年党策划的“首都革命”即在北京“起义”，攻占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等重要政府部门。接下来的“国民大会”即公推朱家骅为现场总指挥兼大会主席，刘清扬、于树德为副总指挥，学生敢死队负责维持秩序，在神武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文化界、工商各界、市民、学生、工人5万余人到场。

朱家骅以传声筒大声宣告“打倒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是此次大会宗旨和行动目的，并说：“革命事业在民众之努力，今日开会，在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吾侪现在出发，赴执政府，即迫段祺瑞下野。”游行队伍按军队建置，设立了总司令、副司令。大队进行次序为：总司令、副司令、学生军、臂缠红布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为前导，大队学生、各团体会员、市民居中，救护队殿后。主席兼游行总指挥朱家骅在报告完毕带领群众喊出“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驱逐段祺瑞”等激进口号后，即行出发。

北大教授除朱家骅外，李书华、李宗侗、沈兼士、林语堂等十多人都在“首都革命”大旗的前导下列队游行，国家主义青年团与国魂社的李璜、邱椿等五十人也加入其中。沿途高呼“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建设民众政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等口号，直奔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府。不过，段祺瑞早不在府内，游行队伍遂转向段祺瑞住宅，其卫队全副武装，戒备极严。总司令朱家骅多次交涉欲入段宅遭拒，在不得其门而入的情况下，只能在门外高呼“请段祺瑞下野”“请段祺瑞缴出印信来”“迫段祺瑞签字即日离京”等口号。

若按原订“行动计划”，群众在逼迫段祺瑞签字辞职后，应即转到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讨论组织“国民政府”办法。但示威队伍在段祺瑞官邸僵持良久，指挥部遂决定取消转赴天安门的行程，直接在段宅门前召开国民会议。议决通过：“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一切武力智力大生产力团结力为民族的国基所有；三、人民取得一切自由；四、开国民会议建设国民政府。”同时，要求段祺瑞必须于第二天中午前辞职。另外，仍按预定计划以“北京国民大会”名义发出通电，通告全国“段恶服罪，首都已靖”及“国民大会”之议决案。

第二天，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现场旗帜飘扬，悬有段祺瑞的十大罪状，朱家骅任主席。大会开始，朱家骅宣布：“昨日之运动，即我等之革命运动，今日之国民大会即是国民共同讨论我国之一切问题。”大会通过解除段祺瑞政权“听候国民公判”等七案，复通电各地发布警告段祺瑞书。大会结束后，群众接着示威游行，至香厂时因内部意见不合，国民党左右派内讧互殴，使游行队伍无法前进。总指挥朱家骅与副指挥于树德不得不宣告解散。原本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就在国民党内讧、国民军临阵脱逃下，仓皇落幕，并在烧毁晨报馆的火焰中草草结束。

1924年，蔡元培便有言：“盖以救国问题而言，此时所最急者，在打倒军阀之预备，此断不能如辛亥以前之革命事业，利用几支军队，或放几个炸弹，可以收效。”1925年11月底，朱家骅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亲近国民党的冯玉祥国民军控制北京情况下，发动“首都革命”，试图以“革命”手段推翻段祺瑞政府，夺取政权。由结果来看，朱家骅等人既无“军队”支持，又无“武备”，即企图以“木棒”对抗“枪弹”发动“革命”行动，有如儿戏。事实上，朱家骅等这次“首都革命”之意是欲以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为师，想以“热血”激起国民革命风潮。北京国民党员王昆仑回忆说：

民国十五年春，在北平的国党同志痛心于总理之逝世，总理北上的主张又无望实现，于是决心以党员流血为先驱，领导北方民众爆发“首都革命”。这次运动的目的在于推翻奉皖两系军阀所支持的段政府与北方的国民政府。……这次的运动，同志们是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精神自勉的。还记得在前一晚若干青年同志秘密集会的时候，特由纪人庆同志讲述了一篇广州三月廿九起义的故事，声色俱厉。当时大家激动的一个个怒目捶胸的神态，现在还历历在眼。

革命虽未成功，革命思想却在群众间茁壮成长，北京学界革命气氛越来越浓厚。在“首都革命”后，北大学生会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实际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斗争，而要实行收回国民政权的时期”; “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局面，与乎反动军阀掌握政权的时期已经快要崩溃而成为过去的事实”。学生会明确提出了“推倒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军阀官僚的卖国政府”与“建设为民众谋利益的国民政府，解决目前一切对内对外的问题”两大目标，呼吁全国民众一起“共赴国难”，完成此轰轰烈烈的革命任务。学生会的这份宣言清楚显露了“鼓动革命”的企图。另外，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的北大干部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征求队员，毫不避讳地称，该敢死队是“适应此种环境而产生的一种革命学生的组织”，目的是为“联络学生作国民革命事业”与“做民众运动之领导，并为武装民众的先声”。因而，呼吁“热心革命事业”的同学赶快加入，“共尽历史使命！”这股“革命倒段”“建立民国”的革命风潮从北京吹向了上海、开封、汉口、广州、长沙、南京等许多城市，当地民众先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建立像广州那样的革命政府。“倒段”声浪是越来越大，革命势力也越来越壮大了！

朱家骅在“关税自主”“首都革命”中领导群众抗议，身为总指挥，以身作则，走在最前头，既擎大旗，又高呼口号，还向群众“建国大纲”。群众包围段祺瑞政府请愿时，他始终在前面冲锋陷阵。朱家骅的无畏精神，不仅提高了他个人的“知名度”，同时也让自己被归类为“国民党左派”。郁达夫曾写道：“在北京张着左倾的旗帜，是以左起家的人物，到了广州，尽可以登报声明，说：‘我非左，我非左！’等到得了位置以后，又可以一面逢迎着有实力的几个人，讲极右的话。”讽喻的就是朱家骅。当时也积极参与“首都革命”的青年党人李璜也曾怀疑朱家骅是国民党左派，还感慨地说：“朱骝先平时颇谨饬，亦中风狂。”实际上，若从朱家骅与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李大钊一起发动“首都革命”一事，还有朱家骅在“首都革命”后，由国民党左派的顾孟余与于树德介绍入党观之，朱家骅难逃左倾之嫌。

在五卅运动至“三一八”惨案期间，朱家骅能够领导反北洋政府运动，除他身先士卒的拼斗精神与个人的领导才能与领袖魅力外，真正因素不在于他是左或右的政治色彩，而在于他既不左也不右的坚定反军阀政府立场。他在这一时期运动中所一再提出的诉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自由民主的国民政府，传达了当时北京学界主流民意，而这才是他得以带动学界的关键因素。无论如何，此时期的朱家骅已成了全国闻名的“左派斗士”。只是成王败寇，“革命”失败，这位“左派斗士”“群众英雄”只得暂时先到东交民巷避避风头了。

4.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学界的南下潮

段祺瑞在一连串的反政府运动下评估各方形势，已生即日下野的想法。但此时日本欲扶植中国军阀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先进兵东三省，后接济张作霖军火粮饷，1926年1月进而援助段祺瑞政府，欲以段祺瑞为其操纵中国政局之傀儡。日本的行径令国人极度愤慨，北京再度掀起对抗“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的一连串抗争运动。

对群众的不满情绪，执政府的应对方法就是以“防奸人乘机扰乱首都秩序”为理由，明令禁止开会，“违者重惩”。而“政府”的“明令禁止”群众置若罔闻，各项工作仍按原定计划积极筹备。例如，1月14日举行“反日进兵南满示威大运动”，事前警告日本帝国主义之通电、告全世界民众之宣言都翻译成英、日文电文发出，并四处散发“告全国民众”传单。为扩大宣传，各校学生会亦组织讲演队四处演讲。北大、师大、民大三处也分请名流讲演。北京许多学校也于13日、14日两日放假半天，以方便教职员工、学生参与筹备工作与参加运动。又如1月31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讨张反日大会”。主席团包括吴稚晖、李石曾、陈启修、谭熙鸿、徐谦等十余人，朱家骅还登台揭露日本侵略政策。随后大会议决，通电全国讨张反日，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等议案。

北京学界的反日运动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激进。2月，成立“北京国民讨张反日大会”，办公地点即设在北大，各股职员每天积极活动，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联合各界一致进行对日经济绝交。21日开始检查日货。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学生、群众无视政府禁令，依旧召开纪念大会，依旧大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誓不买卖日货”“打倒卖国军阀”等激烈口号。这时朱家骅因领导反日大游行、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日本人“特别注意”的反日学者。

3月12日，《辛丑条约》关系国英、日、法、美、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向北京政府递交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等5项要求的最后通牒，要求18日正午前答复。17日，八国通牒全文见诸报端后，人心极为愤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立即联合民治主义同志会、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等150余团体集议，公推丁惟汾任主席，当场议决成立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计划于18日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举行示威运动。会后推代表分赴外交部、国务院，要求承诺严词驳斥八国最后通牒。朱家骅和八校教职员多人参与其中。18日下午，执政府前荷枪实弹的卫队枪杀了参加示威游行的爱国青年学生，计有47人遇难，200余人受伤，60余人失踪。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朱家骅本欲参加活动，因留德同学阎幼甫在北京政府中有熟识之人，探知段祺瑞政府拟于当天派人暗杀朱家骅。阎幼甫深知若坦白相告，朱家骅决不会因此退却，便在当天早上借故约朱家骅一同出门办事，拖延时间，使朱家骅来不及返回参加请愿运动而逃过一劫。

这次爱国和平请愿运动却惨遭政府屠戮，被杀害的又多是青年学生。消息传出，社会舆论尽是谴责之音。段祺瑞执政府没有承认错误，反于次日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这次事件“祸首”: “共产党人”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顾孟余）等五人。但此“欲盖弥彰”的“通电”与“通缉令”一出，舆论哗然，执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早已成为“花瓶”的国会也于24日召集非常会议，通过“所有此案，政治责任，应由段祺瑞一人担负，听从国民处分，其刑事责任，应由法庭分别首从，依法审判”的决议。27日，广州国民政府也号召“全国人民，及与人民合作之军队”, “一致奋起，以驱除段祺瑞及一切卖国军阀”。

媒体陆续揭露执政府罗织罪名通缉的经过与真相，赫然发现另有一份包括徐谦等5人在内的50人通缉名单，朱家骅、沈兼士、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皆榜上有名。

20日《晨报》社首先揭露，18日惨案以后形势异常严重，段祺瑞下午三时在官邸紧急召集临时阁议，会商善后办法。段祺瑞力主从严惩办，否则难以维持政府威信。阁员中则有“严办到底”与“主调停”二派。经讨论后，一致认为“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伤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五人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于是就有了所谓“说明真相”的“通电”与“通缉令”，把青年学生的和平请愿说成在徐谦等“共产党”率领下“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此事便算了结。原本朱家骅与陈启修皆在榜上，讨论后认为二人资望甚浅，非重要人物，无通缉必要而取消。

《京报》也于4月9日大曝内幕，称根据一位曾在府中亲见五十人名单的某君所言，原本执政府方面早已调查详列反对者之名单百余人，“三一八”惨案后，照单挑出徐谦、李大钊等50人提付讨论。结论是“名列前茅”的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五人上榜。朱家骅排名第九，显见亦为当局者所欲除之而后快者之一。

不论通缉的名单是五人还是五十人，“传闻”是否真实，正如鲁迅观察：“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 ‘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事实上，19日下午3时李煜瀛、易培基见情势不妙已先避于俄国使馆，徐谦下午5时亦驱车避入东交民巷，顾孟余未久在国民党同志掩护下南下广州。“五十人”名单出现后，榜上有名者也都闻风躲藏。例如鲁迅、许寿裳与其他十几个被通缉者一起躲入西单旧刑部街山本医院的一间破旧什物的堆积房。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白天以面包、罐头等食品充饥。另外一批包括朱家骅、马裕藻、吴稚晖、李煜瀛、蒋梦麟、马叙伦等十余“黑名单”人物则避居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和法国医院。当时尚在北大就读的蒋复璁常去探视朱家骅，替朱家骅传递讯息或办点私事。

4月20日，段祺瑞被迫下台。此时，奉军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等部已占领津、京，国民军退守南口、张家口一线。张宗昌等一进北京为树立威权，即杀鸡儆猴，26日以“勾结赤俄”的罪名枪杀《京报》社长邵飘萍。随后吴佩孚、张作霖抵京，控制北京政权，立即明令严禁各种政治活动，并于8月6日深夜逮捕《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当夜处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北大教授高仁山和学生刘尊一等都先后被捕，北京陷入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中。结果，北京许多大学教授或因政治因素不便到校授课，或认为在军阀黑暗统治下北京教育界僵局难破，先后选择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迫使学人离开北京的因素还有最实际的“饭碗”问题。国立九校经费告竭已非一日，各校同仁勉力支持已数年于兹。此时财政部早已筋疲力尽，更加无暇顾及教育经费问题。连向来比较有办法的北大至1926年1月12日止，账簿上存款只剩二角五分八厘，煤炭也只敷三日之用。开学至五月，各职员仅得三元，连最低限度之生活也难维持，学校经费已至山穷水尽的地步。顾颉刚1925年下半年薪水至1926年6月还未全部领到，就是因为北大屡屡欠薪，竭蹶万分，1925年下半年即开始“靠借钱度日”。

1926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国立各校的经费更加困难。8月，九校教职员联席会以查良钊为主席为教育经费无着事发表宣言。

国立九校经费奇绌，积欠累年，危象迭生，深抱悲观。教员则忍饥授课，职员则枵腹从公。精力耗于校务，苦无点金之术；市肆困于欠赊，莫观乞未之帖。借贷万难，蒿目滋惊，君子固穷，凄其伤矣。甚至雇佣欠赀，校役啼饥，购物无钱，纸墨告罄，此则同人等瞻顾现状，深为危惧者也。……何况本年一学期中，所发经费不过一月，似此而欲维持教育，无异缘木求鱼。

这份宣言真可谓句句辛酸、字字血泪，道尽1921年以来教育界的窘困与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0月，国立九校校长只好再次提出总辞职。北大这一年也延迟到10月20日才开学，但直到11月中旬才正式上课，虽已上课却无力印发讲义。第一院在严寒的一月已有数日不能举火取暖，教职员往往只发薪俸四成，工友只发生活费半月。于是北大教授顾颉刚、鲁迅、沈兼士、张星烺、黄坚、陈万里、潘家洵接受林语堂之邀，南下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本是不愿意去厦门的，但在北京“连淡泊的生活也维持不下了”。他无奈地说：“我在京穷困至此，实亦不能不去。”高一涵、周鲠生、陈翰笙、张真如等也只好纷纷离校他去。朱家骅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三个月后，在6月决定应顾孟余之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遂化妆先转入疗养院，再跟着蒋梦麟一起秘密离开至上海，再转广州。

另外，广州国民政府自粤省统一军事结束后即有北伐之议。此消息适在“三一八”惨案后见诸报端，更激励当时许多倾向或参与

从五卅运动到紧接其后的“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至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这一连串的反北京政府运动虽然主题各异，但并非各自单独的事件，而是具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同一抗争主张的延续性运动。抗争手段由和平的“示威游行”发展为激进的“武装革命”。抗争主张与手段的变化亦隐含北方学人与南、北政府关系的微妙转变。

“三一八”惨案是结束北京政府统治的关键历史事件。

就政治层面来说，创造了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成功的先机。“三一八”惨案让学生界觉悟“吾人欲得最后解放之自由，非打倒帝国主义与铲除国内军阀卖国政府不可”。而要铲除卖国政府则非实际的革命行动不可。随着全国反军阀运动声浪的不断高涨，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地奔向广州加入革命行列，革命力量的不断集结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成功的重要因素。

就教育学术界来说，是北方学人离京南下转向广州中山大学的节点。当时许多领导学生运动的教授或因被通缉不便到校授课，或不愿继续在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下，或因最实际的“饭碗”问题先后南下。而孙中山手创的革命学校“中山大学”适时张开双臂、敞开大门，为这批出走的北方学人与当时回国的“海归”学人提供了一个聚集之所，奠定了日后中山大学成为中国新学术重镇的基础。

对朱家骅而言，这段时间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过去既有参与革命的经验，又是中国首批官派留学教授。1925年后，既是北大德文系主任、北大评议员，又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代表，不论在教育界还是学生界皆具一定程度的号召力。加上他本着“身先士卒”的躬行实践精神，领导救国活动，与北京学界师生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感”，在青年学生中更具影响力。当时在北大就读的魏景蒙亲睹朱家骅当年以北大名教授领导青年学生，进行反政府运动时的大气磅礴。魏景蒙说，朱家骅当时的气魄，“虽在数十载后的今日，脑海中仍留有深刻印象”。此外，1925年8～9月，北大教授为反章士钊事件发生内讧，朱家骅居中斡旋，亦可说明朱家骅良好的人际关系。由此可知，他当时在北京教育界与学生界是具有相当的声望与号召力。另外，他在领导抗争运动中的主张，多与南方国民党革命政府相合，甚至当众宣读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鲜明的政治立场，深触军阀之忌的同时，却大获广州国民政府赏识。这自然也是他在1926年转往广州中山大学时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