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学术网络之铺成
1917年初留学德国铩羽而归的朱家骅任北大德文教员，1924年取得博士学位重返北大，是他教育学术人脉网络重要铺成阶段。
一 第一次北大任教
1917年初，朱家骅中断德国学业回到上海。是时，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正广纳人才。朱家骅虽然尚未学成、没有教书经验、年仅25岁，但凭着早年在同济的德文训练及其德国留学的经历，在当时北大文科预科主任沈尹默
引荐下，进入北大教授德文，为北大最年轻教授。在开学典礼上，朱家骅结识了胡适、陶孟和、王星拱、何炳松、陈大齐、顾孟余等人。
1．德文教学
1898年京师大学堂（以下简称“大学堂”）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下产生。其教育制度、教学思想及教学内容多仿效西方国家大学模式建构；许多教材、教科书也直接采用西方国家原文书籍。因之大学堂特别重视外语教学工作，在筹办章程中便规定设有英、法、俄、德、日五种外国语言课程。
1912年严复担任校长后，更在全校积极推行外语教学，课堂上除国学课程外，都用外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外语中以讲英语者最为普遍，能讲德语者便身价十倍，为众人所羡慕。当时，外国语为全校性的必修课程。此外，理科的物理、数学、化学、土木工学门和采矿冶金学门，德文是学生连上三年的必修课程，在预科也列属兼习课程。
蔡元培留洋多年，自然知道语言对学习西方学问的重要性，入主北大后，除英语外，兼提倡法文、德文、俄文、拉丁文、日文及世界语。朱家骅初到北大受聘为文科兼预科教授，教授文科本科二年级第二外国语德文课程，每周5小时。当时班上学生有新潮社成员罗家伦等十多人。罗家伦回忆说，原本并没有选修朱家骅的课。但听闻朱家骅上课时“精神焕发，教学认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语”，也“从善如流”改选朱家骅的德文课。
也许就是因为朱家骅上课得到学生好评，一个月后又兼任文科预科一年级德文班德文法和德读本两门课程，每周12小时。当时文科预科一年级德文班学生蒋复璁后来回忆说，当年朱家骅上课真如罗家伦所说，是“满口德文”，非常认真，要求学生每月作两次口述、两篇作文。“他有时也与我们闲谈，全班十二人，非常和洽，大家用功。”蒋复璁认为因为朱家骅的殷切教导，这段时间是他从小学到大学读书生活中最快乐的时期。
1918年1月，第二学期北大文科本科外国语课程有英、法、德、拉丁文四门，每班课程6小时。德文两班，课程为“读本”和“文法”各3小时。朱家骅任甲班“读本”课及乙班“读本”和“文法”课。文科预科德文班只有一班，每周课程10小时，朱家骅负责一年级第一外国语，上课时数为7小时。一年级英文班另安排有每周2小时的第二外国语课程，分别开设有法、德、日三个班，德文课程亦由朱家骅负责。2月起，文科预科一年级德文课全由朱家骅一人担任。他一人几乎包办了北大文科本科与文科预科的德文课程。自然地，在当年7月举行入学考试时，朱家骅已是文科本科及文理法预科德文科的命题主任委员。
2．联名建议大学“自治”案初显现代大学理想
初到北大任教的朱家骅年纪最轻、资历最浅，辈分也最小。从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除了教学工作，他并没有负责有关全校性的行政业务，所参与的教务工作仅限于德文教授会，课外活动则主要在全校性社团“进德会”。至于其现代大学理念，可从他与沈尹默、刘半农、程演生、钱玄同、周作人、王星拱、马裕藻、刘文典、陶履恭、陈独秀、朱希祖、朱宗莱、陈大齐等15人联名向评议会提出的“大学城”“组织大学俱乐部”“制定教员学生制服”建议案中窥见一二。
“大学城”一案，朱家骅等之意是仿照欧美“University”及“University Parter”成例，划出一定地段为“北京大学区”。区中除警察一项由官厅主持外，其余均以大学名义主持。他们希望借此达到四大目标：第一，营造良好地方以为他处模范；第二，使学生活动于良好氛围以养成其高尚之精神；第三，教职员学生等居住于同一区域感情必日渐融洽，并可于课外多得切磋琢磨之益；第四，举办地方公益事业以应学校及住户生活上之所必需。“大学区”既以“大学”为主体，则校长自然为大学区“区首长”。基于尊重学术机构与学生人格起见，建议商明警厅，“凡本校学生在本区之内，或虽在区外而着有制服者，除犯重要刑事罪名外，非经本校校长许可，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如系一般违警，校长认为可由校中自行惩戒者，警厅亦当照准”。显而易见，此议所声张的就是“大学自治权”。
“组织大学俱乐部”一案，他们认为，设置俱乐部有导学生以正当娱乐节省学生无谓靡费、教员学生借此联络感情、破除省界及各科各班自为风气之习惯、便利节俭学生、使校中学生所组织之原有各机关有所统一与促进学生自动办事能力等七大目的。朱家骅等建议以校长为部长，部中总指导员由校长委任，各社团职员由学生自行推举。在俱乐部中，职教员与学生所应尽之义务与所享之权利一律平等。此俱乐部之议关注焦点在于大学城下，全方位关照学生的生活起居，师生情谊之联谊与提供学生正当的课外休闲娱乐。
“制定教员学生制服”一案，建议在校期间穿着制服，并根据欧洲大学制服之式样具体拟定式样。因考虑价廉、便于穿着，冬夏可以通用，不惯穿西服及年老者冬季必须穿着皮服，建议采用欧美通行之Ca Pand Goren为大学制服。同时建议制服式样议定后，呈请教育部备案，凡非部中认为大学之学校，不得采用式样相同或类似之制服。又北大教员学生，除将来改充官吏应服公服外，其余无论何处，无论何项交际，均以此种制服为大礼服。该案目的则是为合乎世界大学制定制服之通例，以整齐形式，使学生有尊崇大学之观念，于行检上加以精神管束，更为显示北大已进于世界各大学之列。
此三案虽是朱家骅与其他教授联名提出，但仔细审视其理由与办法，可以看出实根源于欧洲“大学自治区”之理念，着重在于“纯学术研究”环境之创造、“学术研究风气”之养成与社会典范之树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学术至上，尊重学术“自治权”之体现。这亦显露朱家骅对欧洲现代大学的了解与向往，企图将其“移植”于中国，使北大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自治区，树立教育学术研究机构典型的示范意义。
二 第二次北大任教
1．教学工作
1924年，重返北大执教的朱家骅同时担任地质系和德文系专任教授。在教学任务上，已横跨文理两科四个学系课程。
朱家骅在预科教授的课程有甲部博物学第二年课程和一年级德文班第一外国文班的德文翻译课程，每周授课共3小时。
地质学系功课分为普通科目、高等科目与野外实习科目三种。该系第一、第二年所习功课均为地质学基础科目，后经教授会审慎编定后，自1925年上学期开始一律作为必修课。朱家骅在地质学系所开的课为一年级的地质学概论属普通科目，每周3小时，以讲演方式进行，所用教科书为葛利普所著的《地质学》（Text Book of Geology）。在国外大学，地质学概论是很重要又不容易教授的基础课程，一般都会由系主任或资深教师担任。朱家骅刚从德国回来即担任此项重任，显示其地质学专业学术水平在地质学系内是受到肯定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即是朱家骅当时的学生之一。他回忆说，他们班在一年级时有朱森、李春昱、杨曾威、赵华煦、常隆庆、蒋咏曾、尹效忠等8人。在教授朱家骅和王烈的率领下，曾分别去北京南部和西山旅行，初步认识地质学。
史学系部分，在蔡元培强调学术研究下，连文史学科强调的都是“科学的史学”。史学系课程跨度极大，将所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安排为基础选修课。朱家骅也因此在史学系开了一门每周一小时的“地史学”, 1924年度列为一年级选修课，1925年度改为不分年级选修课。
德文学系部分，朱家骅1925年、1926年两年度所教授的课程是二年级的德文小说（Deutscher Roman）。另外还安排有“德国文学讨论”的特别讲演课程，由朱家骅与杨震文、鲁雅文共同主持，采取学生自由听讲形式，凡校内外学生皆可随时报名听讲。
朱家骅的教学工作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在本科三个学系的课程除史学系为选修课外，其余全为必修课，显示朱家骅在其专业学识上是受到肯定的。第二，在课程指导书纲要中，朱家骅详列其授课重点纲要，可以看出他对教学工作的认真态度。第三，朱家骅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重视，如他在德文系课程中安排有中国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学课程，又到史学系开地史课程，可见朱家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西方哲学思想与科际间融会整合的重视。
2．学校行政管理事务
德文系在朱家骅回国之前，中国籍教授只有杨震文一人，照章由杨震文任系主任。1925年3月，杨震文两年任期届满，便不须选举，直接改由朱家骅接任。朱家骅受到德国大学视哲学为科学研究之母观点影响，接任主任后即将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课程排入德文系一、二年级的必修课程。例如一年级有张凤举的文学概论3小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2小时；二年级有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概论3小时、徐炳昶的中国哲学史2小时和马叙伦的老庄哲学4小时。
同年10月，朱家骅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评议会是北大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决策机构，由全校教授投票选出，代表全体教授公意。1925年10月，新一届评议员选举中总投票数为75票，应选名额17名，开票结果朱家骅名列第7。此时距朱家骅重回北大任教只有一年时间。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明朱家骅在北大教员中的声望及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事实上，自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评议会最重要的作用不再是学校行政业务之决策与推动，而是与北洋军阀政府的抗争。这也是朱家骅在学界确立地位的关键时期。
3．学生课余活动之指导
朱家骅对学生社团活动十分支持，例如受聘担任北大学生社团“学术研究会”顾问。学术研究会成立是一个“以研究学术为宗旨”的全校性大型学术性学生社团，发起旨趣即是希望“集合同志，晨夕砌磋，会友以文，以仁辅友。聚则通力合作，散则自由研究。各输所得，各求所好”。其会务包括学术讲演、分组研究、宣读论文、读书报告、刊行杂志、创办学校、学余俱乐等。其中会员的“分组研究”是该会重点活动之一，先后成立英文文学研究组及德文研究组。德文研究组由朱家骅、鲁雅文（Prof. Dr. H Rousselle）、洪涛生（Herr V. Hundhausen）、杨震文等德文系教员担任指导。其组员资格要求甚高，北大学生需能以德语自由谈话，并能在会外作切实研究工作者；而校外同学若有良好德文程度者，经组员或导师介绍并经大会许可，可以加入。该组每周举行常会一次，演说及议题讨论全以德语进行。
朱家骅对该社团的指导十分热心，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避居六国饭店时，依然指导学生，将柏林中国学生总会为日本侵占满洲事以德文书写的《对全世界民众宣言》和《对胶州事件的抗议书》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与痛恨。
总结说来，朱家骅1917～1918年虽只在北大教了两学期，但因德文根基深厚，教学认真，年轻热情，又乐于与学生交流，在教学工作中树立了良好的声望。无论在德文教授会主任选举还是进德会评议员与纠举员选举，虽未能入选，但对进入人才济济的北大不到一年的朱家骅而言，能够获得支持应被视为一种莫大的肯定。1924年朱家骅再回北大，即同时在四个学系授课，并先后出任德文系主任与校评议员，开始参与校级行政管理与决策事务，展现其行政领导才能。在校外除应聘负责接收故宫文物点验加封工作、制定古物管理办法外，1925年还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理事，显见他在古生物学专业学养是受到中国第一代地质学者肯定的。
由上述朱家骅在北京大学任教经历来看，他真正在北大执教时间不过三年，以1918年8月官派赴欧留学为分隔点，正是北大发展最好与最坏的两个时间段。
1917年朱家骅初到北大，适逢蔡元培入主北大锐意革新之时，是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德国大学是蔡元培对北大种种革新的重要参考体例，对朱家骅来说自然熟悉不过。同时北大改革后的新兴学风及对科系行政工作的参与，让朱家骅认识到发展现代教育学术的重要性，从此改变了他的“救国”途径。
1924年朱家骅回到北大至1926年，是北大发展最坏的时期。1918年朱家骅官派留洋后，北京政局日益颓败，军阀内战不断，政权更迭不已。因军需过大，严重挤压其他项目经费。自1920年起，北京教育界便为教育经费长期积欠问题不断发动抗争，甚至多次引发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全体辞职风潮与学生抗争学潮。北京政府无心民生，百姓由充满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1924年朱家骅返国时，北京已是学潮不断，蔡元培因无力改变大局已经远赴欧洲。此时对北京学界来说，“市街等同学校，标语口号等同课本”，读书反倒成了“课外作业”。1925年起，朱家骅因积极参与、领导北京学界反北京政府的抗争运动，未有机会将其在欧洲考察总结之学术、教育理想付诸实际教学与学校行政事务上，并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遭北京政府通缉被迫逃往广州。不过，中山大学一行反为他提供了极佳的实践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