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
杨义
《论语》编纂过程和成书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编纂过程更强调编纂者的主动性，及其在《论语》篇章结构和语言方式上留下的生命痕迹。两千年来，对于《论语》编纂成书存在着诸多异说，汉人倾于“孔子既卒”即众弟子庐墓守心孝的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就启动《论语》编纂。柳宗元以后，尤其是宋儒主张有子、曾子弟子编纂，那已经在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曾子卒以后，前后相差近50年。自从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怀疑《论语》有战国游说家言杂入以后，近代疑古学者甚至有人认为《论语》存在着汉人假托，甚至刘歆伪造。说法纷纭，各有所据，或各有说辞，其弊在于未能将《论语》编纂与流传作为一个过程，各执己说，标准互异，只论真伪，疏略于对出现这些现象之原委的考究和追问。更没有采取新的眼光和方法，将《论语》视为古人的生命痕迹，实行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从而发现一部“活的《论语》”。
应该认识到，《论语》是孔门传道的无二要典，在儒学经籍中具有直接展示孔子论学风采和论道言论的特殊品性。因而它的编纂过程，就不能视为随便处置的行为。孔子卒后，七十子后学总有些人，为及时认定孔子之道的真实本质和内容形式，滋生了紧迫感。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事师如父的七十子在为孔子三年守心孝的时日，必须思索如何“可谓孝矣”。因此，及时启动对先师言行的追忆，及时启动对《论语》的编纂，兹事体大，关系到众弟子对待孔子传道遗训的态度和责任。那种认为儒门后学几十年、一二百年后才搜集散简编成《论语》的说法，低估了七十子急切认定和传承孔子之道的孝心和负责任的态度。子思作的《坊记》（收入《礼记》）最早提到《论语》，特别提到：“《论语》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实际上是提醒人们，以孝传道是《论语》编纂的原动力。既然《论语》是孔门传道书，自认为最知“真孔子”、最能传孔子之道的弟子后学，都会在重新编纂中加入自己的回忆和理解。子思引《论语》首先提孝，应是在参与曾门重编《论语》和编成《孝经》的前后。“夫孝，德之本也”，以礼解释《论语》编纂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一 以礼解经：发现《论语》启动编纂的契机
《论语》字数逾万，篇幅远超过春秋战国之际的私家著作《老子》和《孙子兵法》。编纂如此一部大书，存在着它必然会编纂的历史契机和心理契机，这是我们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极好典型。既然《汉书·艺文志》称“夫子既卒”，弟子编纂《论语》，这个时间段只能标定于众弟子于庐墓守心孝三年期间启动编纂。因而必须从孔子丧礼入手，考究启动《论语》编纂的契机。
《礼记·檀弓上》记下孔子的临终交待，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滨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既然孔子有此明确的交待，那么众弟子必须按照殷礼处理其丧事，方能达到孔子所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为孝标准，而且孔子生前就向弟子演示过殷人的丧礼。《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载：“孔子在卫，司徒敬子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璩伯玉请曰：‘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许之。掘中霤而浴，毁灶而缀足，袭于床。及葬，毁宗而躐行，出于大门。及墓，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孔子对殷人丧礼的示范，还被弟子作为通则予以记述，后录入《礼记·檀弓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绖也者，实也。掘中霤而浴，毁灶以缀足，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殷道也。学者行之（郑玄注：学于孔子者行之，傚殷礼）。”“孔子之丧，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则絰，出则否。”所遵行的，就是殷人治丧礼仪。“孔子善殷”，《孟子》引古《志》有云“丧祭从先祖”，在其丧礼上众弟子必须遵循殷人先祖之礼制。
就历史契机而言，孔子初丧，众弟子庐墓守心孝三年，如此大规模聚首可能是最后一次，时间不短，机会难逢。他们的庐墓守心孝，就是遵循孔子为殷人的古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云：“太甲之书曰：‘王祖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此古人祭墓之始。”
其次，是浓得几乎化不开的心理契机。不难推想，大批弟子在孔子墓前筑庐守心孝三年，在这不是三月、或三日的不算短的时间里，会形成一种群体守孝，情绪互相感染凝聚的肃穆而悲痛的心理场域。弟子中不乏礼仪高手，安排众人于丧葬、斋戒、祭祀等礼仪的程序，也许有“先撞钟，是金声之也。乐终击磬，是玉振之也”之类的仪式，营造着一种何等庄严肃穆的场面。
既是《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将祭祀置于首重的地位；又要使祭祀“自中出生于心”，出自诚敬的内心深处。《礼记·祭义》又述及祭祀之前的斋戒及祭祀中的心理情态，认为：“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人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礼记·玉藻》又说：“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这就是说，通过礼仪程序，不断地追思亡人的音容笑貌、志趣言行，达到了《论语·八佾》篇所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精神效应。这是孔门独具的超越生死阻隔的精神对话方式。这正是形成了众弟子如闻其声、如睹其人地回忆孔子生前言行的极好心理契机，也就是《论语》大量忆述材料涌现的心理契机。从心理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论语》编纂的启动，是七十子庐墓守心孝而祭祀的精神结晶。
那种认为众弟子似一盘散沙，庐墓守心孝时只是随意记录回忆片段，并无汇总编集，以至在不知多少年后由某门某派几位后学搜集编撰的说法，很难说对于众弟子视师如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心理状态，具有“同情的理解”。
二 第一次编纂由仲弓牵头：公元前479年
既然子贡是葬礼的组织者，那么主持《论语》编纂，是同一个人，还是另有其人？在庐墓守心孝期间最初启动编纂中，仲弓的角色非常值得注意。后汉郑玄在《论语序》中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撰。”晋代傅玄承袭郑玄的说法而突出仲弓，在《傅子》中说：“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也属汉代材料的，还有《论语崇爵谶》，这部两汉之际的谶纬书透露：“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所谓弟子六十四人共撰，只能发生于众弟子在孔子墓前结庐守心孝的三年间，其后弟子分散，不再有如此大规模的聚集。由于后来子夏系统在战国秦汉传经有成，其后学将其作用加以夸大也未可知。
在篇章结构上，仲弓是六位上篇题的弟子之一，尤其在《古论语》中，《雍也》篇位于三鼎甲。皇侃《论语义疏叙》描述：“又此书遭焚烬，至汉时合壁所得，及口以传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论》。既有三本，而篇章亦异，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齐论》题目，与《鲁论》大体不殊，而长有《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内亦微有异。”皇侃比较了《论语》在汉代流传的三种版本的异同，其中透露了《古论语》的篇章顺序是《学而第一》《乡党第二》《雍也第三》。在回忆了孔子言行之后，接着就是冉雍（仲弓）的篇章，意味着仲弓在《论语》的最初编纂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将自己回忆记录的材料置于第三篇首章。《雍也》篇由第三移到第六，居于《公冶长》篇之后，如果是仲弓主持《论语》编纂时所为，那就显得他相当老到，将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放在自己的前面，冲淡了他编纂时篇章政治学的主观色彩，能够获得同门之间更广泛的认同。不过，这应是后来的编纂者所作的调整。可见《论语》最初编纂形成的篇章结构，在后来两次编纂中，存在着适应新的价值取向的调整和变动。
编纂是一种潜藏着价值观的行为，这是编辑学的常识。仲弓编纂《论语》，自然认为自己最知“真孔子”，最能继承孔子的真精神。他编纂时，在《雍也》篇安置了这样的头条：“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卫灵公》篇以“南面”形容舜帝政治：“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因而“南面”一词联系着儒家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这就是朱熹为何注《雍也》篇首章曰：“南面者，人君听治之位。言仲弓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也。”早期儒家使用“南面”，多与圣王治世相关，孔、孟、荀皆如此。
仲弓编纂的生命痕迹，也及于其他篇。《颜渊》篇第一章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第二章却是：“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结尾处“仲弓曰”与第一章结尾处“颜渊曰”，除了切换名字之外，其余八个字“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一字不爽。这可以看做编纂者仲弓把阅了第一章之后，衔接以第二章时，精心而为的明证。这多少可以窥见其“颜回第二”情结，其宗旨，都在于表达颜回、仲弓同样在推拥孔子的“仁”的核心思想。朱熹称此为孔子告“颜渊、仲弓问仁规模”，高出其他同门问仁很大的档次。
尤其是《先进》篇“四科十哲”的名单，十哲均称字，显然不是孔子之言。十哲无有子、曾子，也非有子、曾子的弟子所为，而最为要紧的第一科德行科，前面的三位在孔子之前就去世了，德行科唯一存世而能传道统者，唯有仲弓。子路、仲弓、冉有，是依次当过季氏宰的，但冉有、子路，名列政事科，唯独仲弓列入德行科。德行科的第三人冉伯牛，就令人颇生疑窦。《论语》中对他的具体记载，只有《雍也》篇所说：“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只要参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家语》，称仲弓乃“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岁”，就会明白，冉伯牛是仲弓（冉雍）同族父辈。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云：“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寻绎其上下文，似乎将冉伯牛当成仲弓之父。四科十哲，冉氏占三人，虽然这个家族显然甚多，但也须有人关注，加以列入。
冉有主持编纂的时间，是庐墓守心孝的三年间。《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也就是从孔子卒的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二十五个月就到了鲁哀公十八年夏五月。只要采取以生命解经的法则，从《论语》采用众多章节，生动鲜活地记录子路性格化的言论来看，其原始材料只能是在众弟子为孔子庐墓守心孝的三年间回忆记录的结果。颜回、子路先孔子一二年而死，斯人虽逝，音容宛然，此时将这两位大师兄与夫子一同追思和祭奠，能说的话尤多，能叙的情尤切，用语措词也无所顾忌。就《左传》记述子路的二处，也是源自七十子的忆述，折射了七十子对子路刚直信义人格的钦佩。这就使得《论语》文字，于子路、颜回处，别具情感和辞彩，或者别具生命气息。由于颜回、子路先孔子而死，并无多少私家弟子，若在五十年后曾子逝世时，采用别人弟子隔代回忆，时过境迁，人事邈远，难免音影隔膜，情感褪色。那时再由别人的弟子编录，也难以保证收录如此多的条目，进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渲染。篇章也是有体温和色彩的，这些篇章的体温和色彩，见证了《论语》原初的编纂现场离颜回、子路之死不会太远，也只能是“夫子既卒”之时。
仲弓其人，在孔门二三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说：“《史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于荀卿则未详焉。今考其书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篇次实仿《论语》。《六艺论》云：《论语》，子夏、仲弓合撰。《风俗通》云：谷梁为子夏门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之为仲弓，犹子路之为季路。知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也。”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在汪中之外，又提供了一些考辨：“荀子书屡称仲尼、子弓，杨惊注（见《非相》）子弓盖仲弓也。元吴莱亦主其说。俞樾曰：‘仲弓称子弓，犹季路称子路。子路、子弓，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今按，后世常兼称孔、颜，荀卿独举仲尼、子弓，盖子弓之于颜回，其德业在伯仲之间，其年辈亦略相当，孔门前辈有颜回、子弓，犹后辈之有游、夏。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则孔子之称许仲弓，故其至也。”
汪中、俞樾、钱穆指认《荀子》称仲弓为“子弓”，其三篇之文字如下：
一，《非相篇》：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
二，《非十二子篇》：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上则法禹、舜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
三，《儒效篇》：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以上所述，是《论语》第一次编纂，由仲弓牵头，子游、子夏协助。此时仲弓43岁，比子游、子夏年长十五六岁，而且在儒门已有威望，由他牵头是顺理成章的。《论语》作为孔门的传道书，不是一次编成的，接下来第二次编纂，是在有若短期主事儒门的时候。《礼记·杂记》孔子曰：“三年之丧，祥而从政。”祥即大祥，守孝二十五月后的祭礼，大祥祭后，即可以从政了。推举有若主事儒门，是在三年庐墓守心孝期满之后，即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五月之后。
三 第二次编纂在有若主事时期：公元前477年
《孟子·滕文公上》如此记载对有若的推举：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曰，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只要坚持以礼解经，就会发现，三年丧后推举有若的行为，是七十子遵循殷礼，重启儒门的举措。首倡者应是子张，这是他遵循夫子教诲的结果。《礼记·檀弓下》记载：“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
。有诸？’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篇》也记载此言，略有变动：“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檀弓下》的材料比较原始，《论语》同一条记载出现的差异，大约是编纂时讨论修订的结果。
重启儒家门庭主张，既然是曾向孔子请教过此项制度的子张；而推举有若其人作为人选，出来主事，则是子游的动议。《礼记·檀弓上》记载：“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此处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与《孟子·滕文公上》之“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用语相似，而且更具体，并非相貌相似，而是言论相似。
子游推举有若，遭到曾子反对。从曾子采用“江汉”“秋阳”的比喻来看，他是反对有若出来主持儒门无疑。曾子当时不到30岁，门庭初开，尚未做大，他的反对不足以左右整个儒门的选择。切不可与数十年后曾门崛起于鲁混同言之。子游推举有若，还在于他与有若关系密切，了解甚深。《礼记·檀弓下》的记载：“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又载“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云云。可见子游与有若交往频繁，而且七十子同门中唯有子游为有若的丧礼当傧相，而且鲁悼公也来吊丧，反证出有若曾经主持儒门，才有如此哀荣。子游和子张后来是儿女亲家，此时关系已是非同一般，他们的联手，力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里还有必要考察一下有若的资格。有若在众弟子中虽然未必是杰出，但也并非等闲之辈，是有一定的思想能力和智勇品质，而能刻苦自励的人。《荀子·解蔽》篇说：“有子恶卧而谇掌，可谓能自忍矣”，杨惊注：“有子，盖有若也。悴，灼也。恶其寝卧而谇其掌，若刺股然也。”可见有若有一种悬梁刺股、刻苦向学的“行忍性情，然后能修”的狠劲头。有若见于《左传》，在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三月，吴国入侵鲁国，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吴）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可见有若是忠义勇武的敢死队成员，人以“国士”称之。有若见于《孟子》，则有孟子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可见有若又以智慧、知识驰名。
有若主事所带来的人事变迁，使在仲弓时期已编出初稿的《论语》，存在着重启第二次编纂的必要。这次编纂也留下了生命的痕迹。首先自然要突出有若，将他的位置放在孔子与七十子之间，发明了一个称谓“有子”。《论语》首篇《学而》篇共十六章，“有子”占了三章，尤其是继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之后，第二章就是“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二章处在全篇十六章之“眼”的位置，以一个弟子而有此荣耀，格外引人注目。其余第十章为：“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第十一章为：“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提出“和”与“信”，影响深远。至于《颜渊》篇记述“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是国君之问，答语不凡，大概是孔子周游列国初归，鲁哀公向孔子频繁问政，顺便问及有若。或者有若初主事，鲁哀公关切儒门前来问政的遗痕。但此章的称谓是“有若”，透露了一个消息，有若主事后的第二次修改，对于仲弓时期的初稿，并不想全盘推翻。同时由于子游、子夏作为第一次编纂的旧人，他们参与第二次编纂，使《论语》初稿的宗旨、面貌、体例得以延续。总之，“有子曰”在要害处出现，意味着有若在《论语》编纂过程中，曾一度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不妨对比一下对《古论语》颇有取材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中如此述及：“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这里没有采用今本《论语·学而》篇居于文眼第二章的“有子曰”，而采用同篇第十、十一章的文字，使用的称谓是“有若曰”。可见《史记》取材的《古论语》介于仲弓牵头和有若主事的两个版本之间。《史记》称：“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此若可信，有若与子游、子夏、子张的年龄相差无几，主事时的年龄是三十一岁，未免略嫌年轻。《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云：有若，“鲁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岁。”古代是“四”字四横，“三”字三横，易误写。若此可信，有若主事的年龄是41岁。参以《左传》记载有若为敢死队员的行文，有若少孔子33岁是可信的，他比子游、子夏、子张年长11至15岁，正当盛年。
在第二次编纂中，子张留下的生命痕迹极其明显。《论语》编纂传播史上有一个常识，汉代有《论语》三家：鲁人所传为《鲁论》，齐人所传为《齐论》，孔壁所出为《古论》。何晏《论语集解叙》曰：《古论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南朝梁人皇侃为何晏《论语集解叙》作“义疏”云：“《古论》虽无《问王》《知道》二篇，而分《尧曰》后‘子张问于孔子曰，如何斯可以从政矣’，又别题为一篇也。一是‘子张曰士见危致命’为一篇，又一是‘子张问孔子从政’为一篇，故凡《论》中有两《子张》篇也。《古论》既分长一《子张》，故凡成二十一篇也。”这一《子张》篇应是有若主事，子张参与编纂时所增。本来只有一个《子张》篇，由于《尧曰》篇过短，就分出《子张》篇的后半，附于《尧曰》篇之后，编绳不牢，散出另一个《子张问》篇。
于此有必要考察一下，何以子张的能量如此巨大，而且处处敢于出头。子张即颛孙师，少孔子48岁。《史记》说他是陈人，是指祖籍国。《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记载：“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鲁）。”陈完于齐桓公时奔齐，后裔于十世以后取姜氏齐而代之；与他一道出奔的颛孙，复奔鲁，为颛孙氏之祖。这一年离子张出生（公元前503年）已经170年，按理应该有6代人了。这就难免家境衰落，因而《吕氏春秋·尊师》篇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鄙家鄙到何种程度？战国《尸子》卷上说：“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狙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何者为驵？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八如此考释：“《辍耕录》云：今人谓‘驵侩’曰‘牙郎’，其实乃互郎，主互市者也。按此说本刘贡父《诗话》：驵侩为牙，世不晓所谓，道原云：本谓之‘互’，即互市耳。唐人书‘互’作‘牙’，牙、互相似，故讹也。”即是说，子张出身贫贱，未入孔门时，也许跟随上辈当过牛马市场经纪人，难免沾染豪爽放达的江湖习气。因此《孔子家语》对之有如此评语：“为人有容貌资质，宽冲博接，从容自务，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
《论语·子张》篇也透露了子张豪爽放达的气质，在七十子中甚是突出。该篇首章云：“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马建忠《马氏文通》卷九云：“此‘已矣’……决其不仅可为士也，且已足可为士矣。或谓‘已矣’者，皆所以决言其事之已定而无或少疑也。”《论语》一般强调“君子”人格类型，此章却特别于“士”人格类型。春秋战国之际的“士”，有著书习礼的儒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子张倡言“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强调“义”而不及于“仁”，强调“见危授命”而未及以道节制勇，在过犹不及的极端，就可能导向“侠”。
《论语·先进》篇中孔子批评“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是可以于此相应合的。《论语》二十篇中，有多达十余处记载“子张问”，问及“仁”、“明”、“达”，又问“常行之行”、“善人之道”、“为政之道”、“为政之理”，尤其是“问求禄之法”，与同门讨论“士之德行”、“与人交接”及“人之轻重”。他所问多是荦荦大端，似乎对雕虫小技没有太多兴趣，却又喜欢进行豁达痛快的交往和辩论。程颐已经看出子张、子夏的不同思想倾向，认为：“大抵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程颐之言看似委婉，却多少涉及儒门之子张，似乎出现了某些趋向墨家“兼爱”的苗头。《大戴礼记·千乘》篇向被视为子张氏之儒留下的文献，其中有云：“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长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之所以茂也。”如此概述“先王六本”之德，突出义、礼、神（鬼）、兼爱之类，就游离了孔子崇仁重德的本义，似乎在儒家的清醇中，勾兑上一点类似于后来墨家的浊酿。
通览《子张》篇，除了子张三章、子夏九章、子游三章之外，尚有曾子四章，子贡六章，共计组成五个单元。此外更无七十子其余人的材料。这事关《论语》第二次编纂的阵容，前三子为主力，兼顾后二子。在为夫子庐墓守心孝三年届满，弟子向子贡泣别，子贡再庐墓守心孝三年，此时子夏、子张、子游推举有若主持儒门事务，因而在有若主事的短时间中，留在鲁国的主要孔门弟子，加上曾子本是鲁人，共计就是以上五子及有若。这足以证验《论语》第二次编纂就发生在此期间，才会出现如此篇章单元现象。
《论语》二十篇中，只有《乡党》篇和《子张》篇没有“子曰”或“孔子曰”。《乡党》篇记孔子日常礼仪行为，无“子曰”与“孔子曰”，孔子的话，只用“曰”字标示。而《子张》篇也无“子曰”、“孔子曰”，就只能解释为它只收录有子主事时期居留鲁国的五大弟子的材料，而没有顾及其他了。《论语》称呼孔子，有“子”、“夫子”、“孔子”三种称谓，为何出现这种情形？略为统计，今本《论语》全书计有“子曰”398个，“孔子曰”只有32个，其中《季氏》篇占了14个。“孔子曰”多用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或孔门以外人士与孔子的对话，孔子弟子唯有“南宫适问于孔子曰”、“子张问于孔子曰”、“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其间奥妙何在？这些说明《论语》最初启动编纂时就定下一条体例，孔子与弟子接谈之言，皆用“子曰”。以后两次编纂也大体遵从。在师弟之间是“问于”、“见于”孔子曰，孔子是宾语，“曰”的是弟子，这属于语法上的需要。至于面对历史事件或社会人士，孔子算是局外人，以“孔子曰”、而不用“子曰”，以便推出一定的心理距离，潜入某种间离效应。而子张参与编纂时，离孔子初丧已有一些时日，就是这种时间距离使他数用“孔子曰”。至于直称“夫子曰”，则是战国时人的用语习惯，它在《论语》中出现，应在曾子弟子第三次编纂《论语》的时候，其时已是战国初年。
四 第三次编纂乃曾门弟子所为：公元前432年后
对于后世影响极著者，是唐人柳宗元以称谓变异，揭示《论语》在曾子卒（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后，由曾门开展的第三次编纂。柳宗元在《论语辩》中首先发现：“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46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宗元的判断得到二程、朱熹的赞同，比如程伊川认为：“《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只不过如《孟子》所说，曾子是坚决反对由有若来主持儒门事务的，按诸情理，二子之门人编纂《论语》，只能是发生在不同时段的行为，不可能在同一次编纂中联合完成。
柳宗元的发现，是具有篇章学的文本依据的，对于拓展有关《论语》原始编纂情形的考察，具有重要价值。显而易见，《论语》所记史事，时间最晚的两条是曾子临终遗言。两章均见于《泰伯》篇，今本列为第三章、第四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这两条材料对于《论语》文本编成的历史编年学定位，是很关键的。曾子的临终遗言，只能是曾子死后由他最亲近的弟子如乐正子春之辈忆述。《礼记·檀弓上》记载：“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曾子弥留之际，身边除了曾子之子曾元、曾申外，侍疾的唯有忠诚的弟子乐正子春，因此是可以记录《论语》中曾子临终遗言的不二人选，被柳宗元列人《论语》编纂者名单，实在是事出有因。至于文中的孟敬子乃鲁国大夫仲孙捷，用了他的谥号，当是《论语》成书流布过程中，后学所改订。
然而《论语·先进篇》“四科十哲”的名单“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弟子皆称字，显然不合孔子的口吻。更要紧地是“十哲无曾”，也无有子，显然不是《论语》第二、第三次编纂时存留的生命痕迹，而是仲弓牵头的第一次编纂留下的生命痕迹。因而抹煞仲弓，把《论语》说成曾门一次性编纂而成，是难以过关的。
宋儒面对这个关卡，焦虑莫名。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在注释“四科十哲”名单时，引程子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这里从“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指责“四科十哲”名单是“世俗论也”，只作出价值判断，却未对材料来源进行发生学的清理。一个捉襟见肘的方法，就是把《先进》篇第二章“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与第三章“四科十哲”的名单混为一谈，以“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来回避难题。但是朱熹已经看出，如此处理不妥，他在一封答疑的书信中说：“四科乃述《论语》者记孔氏门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与上文不当相属。或曰：《论语》之书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然则二子不在品题之列者，岂非门人尊师之意欤？四科皆从于陈蔡者，故记者因夫子不及门之叹而列之。”朱熹已经发现，四科十哲“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与上文不当相属”，这就从篇章学的断句分章，将名单从“孔子之言”中剥离开来；又提到“四科”的出现，“乃述《论语》者记孔氏门人之盛如此”，向问题的症结走近了一步。但仅此为止，并没有透过篇章学而揭示《论语》多次编纂过程的政治性行为，并没有追问编纂《论语》而胪列四科十哲者是谁。《论语》存在过一次不属于有子、曾子门人的原始编纂，这是无法回避的。
曾门在鲁国的崛起，有其特殊的历史机缘。在孔子丧期满后这五十年间，孔门弟子纷纷离开鲁国，风流云散。如《史记·儒林列传》所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按：此处误，子路死在孔子前），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鲁地本是儒学沃土，七十子的流散，为籍系于鲁的曾门发展腾出了宝贵的空间。
当然曾门的崛起，以曾子之学比较纯正作为内因。曾门不像子张那么张扬，并没有在《论语》篇题上做功夫，在篇章结构上沿袭第一、第二次编纂，没有另起炉灶。曾门弟子只在关键处插人他们回忆记录的一些“曾子曰”，以此强调，最能传道统者为曾子。比如开宗明义的《学而》篇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乃是儒门的“反省内求”、内外兼修的“正心”之学，是把《论语》的路线在颜回路线之旁，添加一条曾子路线的关键。比较一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曾子的记载，也许相当有趣味，这则记载只有34个字：“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如此篇幅，实在有点不称。《史记》记述七十子，多引录他们的嘉言，如子游录有弦歌治武城一则；子夏录有二则半，所谓半则是比较子夏、子张的“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则录有三则半。唯独如此多的“曾子曰”，一句也没有采录，连同居于今本《论语》全书第四章的“吾日三省吾身”都不采录，这是大可奇怪的事。难道太史公所见《古论语》是前两次编纂的稿本？这也可知曾门第三次编纂，作了不少的增补。
曾门弟子重修《论语》宗旨，归根结底在于证明孔门弟子中最能够传道统者为曾子。他们所增补，不及全书的百分之三，但此宗旨实现得相当完满。《里仁》篇记述：“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卫灵公》篇又讨论同一命题者：“子曰：‘赐也，女（汝）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二者比较，可以发现，如此聪明的子贡对于孔子之道“一以贯之”懵然莫测高深，只看到表象上的“多学而识”。而曾子则明显胜出一筹，一经孔子提起，就默然有悟于心，当然他是最能理解和继承孔学的道统了。
曾门弟子编纂时还做了一项得意的事，就是文采光鲜地褒扬了曾子家族渊源，在彰显曾子家族文化基因之优越的同时，也蕴含着慎终追远之义。这主要指载有“四科十哲”名单的《先进》篇之末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论语》近500章中最富有诗意的文字，渲染着孔子、曾点（皙）所思慕的诗意栖居而与春交融的人生境界。行文中三次当面直称孔子为“夫子”，透露战国时期的称谓习惯，与春秋晚期最初编纂《论语》，当面只称“子”，背后方称“夫子”的惯例不合。因而是曾门弟子在战国初年所加无疑。
对于上述四子侍坐时曾点宣称一次郊游沐浴，竟然“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两千年来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曾老爷子的春游虽然称不上冠盖如云，却也颇有派头，非殷实家族子弟不办。这就有必要追踪一下曾氏家世。《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 “叔孙（豹）归，曾夭御季孙以劳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谓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鲁以相忍为国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贾而欲赢，而恶嚣乎？’阜谓叔孙曰：‘可以出矣。’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乃出见之。”据明初宋濂《查林曾氏家牒序》，曾夭、曾阜是曾子的曾祖和祖父，分别是季氏宰及叔孙氏家臣。此事发生在曾子出生前36年。鲁国曾氏始祖曾巫，本是夏少康分封在鄯国的后裔，身为世子。《左传》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记载：“莒人灭鄯。”曾巫就流落鲁国为大夫，生子曾夭、孙曾阜。由此可知，曾氏是在鲁国经营数代的相当殷实的家族，亲朋故旧定然不少，具有一定实力，因而曾点一次游春，就可以“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曾子在鲁地开宗立派，得到一批相当殷实的亲朋故友子弟的支持和加入，设帐开坛都左右逢源，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实力深厚的学派，即在情理中矣。
《论语·泰伯》篇记述：“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在孔门提及托孤，不言而喻就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托孤抚育。因为孔鲤死后，孔子垂垂老矣，自然会想到不满十岁的孔伋托孤问题。邢昺疏引郑玄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就暗含着托子思之孤。应该说，七十子可托之人不少，比如子贡，衣食无忧，但可能带着子思到处经商从政，此非孔子所愿；子游、子夏、子张也可托付，但他们在鲁地缺乏家族根基，很可能将子思带到南国、魏（当时尚属晋）、陈，难免飘泊不定；唯有曾子对孔学理解纯正，家族久居于鲁，曾祖、祖父曾是三桓臣宰，根基殷实，是托孤的最佳选择。可见曾子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并非空泛之论，是有所指，有所担当的。这则“曾子曰”，可能是子思参与第三次编纂时，为感恩曾府，特意主张编人的。
子思参与第三次编纂留下的生命痕迹，还可以从《论语·宪问》篇求得。该篇首章云：“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此章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如此记述：“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可见太史公所见《古论语》使用了原宪的字作“子思曰”，应是孔伋（子思）参与曾门编纂《论语》时，为了避免与自己的字相混淆，改“子思问”为“宪问”。《雍也》篇又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将原宪的姓与字，搭配为“原思”，异于《论语》通常称字的体例，大概原本也写作子思为孔氏宰，在孔伋（子思）参与第三次编纂时，搭配以姓，免得造成二“子思”的混淆。
经过详细的文献学和篇章学的多维度参证考究，启动了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综合方法论，推求原始，钩沉索隐，缀碎为整，已可以对《论语》的编纂年代和主要编纂者，得出如下返本还原性的结论：
（1）《论语》编纂时间是：从孔子死（公元前479年）至曾子死（公元前432年）后数年。即是公元前5世纪前期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春秋战国之际，历时半个世纪。孔门在半个世纪间，先后三次对此书进行有组织的实质性编纂，说明此书是儒门的“公器”和“重器”，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中坚分子都想在孔学承传中，占据和承担正宗重任。即所谓“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由此，孔门传道，以《论语》为衣钵。
（2）孔门参与回忆记录材料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虽然有六七十人以上，但直接参与论辩取舍的编纂决定者，有生命迹象可考的，依次有仲弓、子游、子夏；有子（或委托其门人）、子张（子游、子夏也继续参与）；曾门弟子乐正子春、子思，可知姓名者共有七人。如此形成的《论语》思想，是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集体创造的思想。如此形成的《论语》传本，是经过多次编纂的叠加型传本。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杰出之士，在历次编纂中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寻找“真孔子”，注入真知灼见，形成精彩纷呈而又互动互补、互相博弈的学脉复合。它并非单线式，而是三线或多线纠缠，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分驰又交融共构的思想文化共同体。这就是《论语》篇章学的“多棱镜效应”。《论语》思想具有丰富的张力，既以孔子为中心，又具有思想多维性，还由于篇章学上形式多样的设置、排列、组合、衔接、中断、呼应等等所产生的联想、互释、叠加、曲变诸效应，遂使《论语》以儒家元典的身份，成为中国智慧的渊薮和源泉之一。
如果将此传经源流与《论语》三次大编纂相对接，那么第一次编纂便由仲弓、子夏，中经荀子一干人等，通向汉儒；第三次编纂却由曾门及子思，中经孟子，通向宋儒。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宋之争，是放大了的《论语》篇章政治学的博弈。中国儒学千古传承的两大学派——汉学与宋学，都在儒家核心经典《论语》编纂成书的早期行程中，留下了最初的种子和根脉，这实在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深入探究的千古因缘。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