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的迁徙
一 燕国早期的都城在何处，何时迁都蓟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索隐》称：“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
即今北京附近。《汉书·地理志》广阳国蓟县下亦称：“故燕国，召公所封。”而《史记·周本纪》记载：“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正义》引《括地志》曰：“徐才《宗国都城记》，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因取名焉。”既然说：“封帝尧之后于蓟，《史记·乐书》孔子答宾牟贾则曰：‘武王克商反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又《礼记·乐记》也说‘封黄帝之后于蓟’，可见‘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说法较为可信”，又说燕都蓟，岂不矛盾？因此，张守节《史记正义》说：“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燕国的都城所在，若仅据徐才《宗国都城记》所说“地在燕山之野”也实在太空泛了。因之，燕国早期的都城究竟在何处，自古以来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有的书上为了弥合这个矛盾，甚至不惜曲意解释，说召公是黄帝之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就是说封召公于蓟。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黄帝姬姓，君奭其后也。”又如朱彝尊《日下旧闻》说：“盖《乐记》所云封黄帝之后于蓟者，即召公也。”这样不仅歪曲了《史记》的原意，也有悖于历史事实。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西周古城遗址出土后，专家学者们认定，这里正是燕国早期的都城遗址。
燕国何时迁都于蓟，史无明载。《韩非子·有度》曰：“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陈奇猷注《韩非子集释》：“顾广圻曰：襄当作昭……《史记·年表》《世家》，燕无襄王。下文云‘残齐’，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谥襄也。太田方曰：襄王疑昭王之误，《史记》‘燕悼襄王二十九年秦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以是知非襄王也。奇猷案：作昭王是。松皋圆亦改为昭王。”《韩非子》一书只是说燕昭王时燕国的都城在蓟，至于何时徙都于此，没有说。从琉璃河燕国古城址出土遗物看，此城大约废毁于西周中期，很可能就在此前后，燕国都城迁到了蓟。此后，蓟一直作为燕国的都城。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王喜二十九年（公元前226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战国策·燕策三》亦载：“秦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蓟城。燕王熹、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五岁而卒灭燕国。”
二 徙都临易与徙都易均不在燕下都，燕下都旧名武阳
《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桓公七年卒。”《集解》：“《世本》曰：‘桓侯徙临易’。宋忠曰：‘今河间易县是也’。”按，燕国桓侯有三，卒于七年之桓侯，据《燕世家》应为宣侯之子、庄公之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97～前691年，属春秋早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勃“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一语之后，《正义》引《括地志》曰：“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临易是也。”《水经·易水注》:“易水又东径易京南。汉末公孙瓒害刘虞于蓟下，时童谣云：燕南垂，赵北际，惟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地当之，故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赵建武四年，石虎自辽西南达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万人废坏之。今者城壁夷平，其楼基尚存，犹高一匹余。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瓒所保也。……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水经注疏》谓“在今雄县两北十五里”。故址当在河北容城县东南阳村和雄县西北古贤村一带。有近年出土的“燕王职戈”“燕侯载之萃锯”及带有“西征”“西征尹”“西宫”字样铭文的铜器可证。
燕下都旧名武阳，为燕昭王时修建。《水经·易水注》载：“易水又东径武阳城南，盖易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傅逮《述游赋》曰：北出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茫，盖谓是处也。”又说：“访诸耆旧，咸言昭王礼宾，广延方士，至于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矣。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馆之南垂。言燕昭王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故雕墙败馆，尚传镌刻之石，虽无经记可凭，察其古迹，似符宿传矣。”据考古调查，燕下都故城在今河北易县城东南2.5公里处，位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东西6.5公里，南北5公里，分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城四面都有城垣，北城垣外有北易水，南城垣外有中易水（中易水穿过城垣的西南角），西城垣外有河渠遗迹，东城垣外有城濠环绕。以武阳台为主体的宫殿建筑群位于东城的东北部，其北又有望景台、张公台等为主体的宫殿建筑群。在宫殿区的西北、西南和南面，是手工业作坊区。西城没有东垣，只有西、北、南三道城垣，东面与东城西面的河渠相连，可能是东城的附郭。燕下都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燕国遗物。
三 召公封地是否迁徙过，西周以前北燕是否存在
两周初，武王灭殷后，封纣子禄父（武庚）为殷后，留在殷都，通过禄父控制殷人。由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分别屯兵邶（今河南辉县市东北邶城）、鄘（今河南淇县南）、卫（今河南淇县）以监之，称为三监。当时周的势力所能直接控制的，除陕西之地以外，不过只有今河南大部及河北、山西南部地区而已。《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言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不过是就承袭殷的统治范围而言。《史记·周本纪》说：“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开始时都是在今河南境内。早在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傅斯年就曾撰有《大东小东说》，指出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陈蔡。鲁、燕等之初封，皆在成周东南。周公起初的封地鲁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征之后迁今山东曲阜。燕，金文皆作郾，召公最初的封地当在今河南郾城，其后始迁蓟丘。傅先生的文章论据坚实，说理透辟，受到不少史家的赞同，一时几成定论。到80年代初，常征先生又作《召公封燕及燕都考》，进一步加以论述，文章亦颇具说服力。看来召公初封之燕是南燕而非北燕，因为开始时西周的势力尚未达到今河北中北部及北京地区一带。
至于说，最初武王也曾封黄帝之后于蓟，当如何解释呢？我们知道，古时黄帝活动的地区就在今北京附近。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正义》引《括地志》称：“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水经·
水注》引《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北魏时的下洛城，即今河北涿鹿县。《括地志》为唐代前期的作品，唐前期妫州怀戎县的治所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南。下洛城东南或怀戎县东，当今涿鹿县东南境，距今北京市不远。最初武王其所以要“封黄帝之后于蓟”，不过是要以当地有名望的部族首领（先圣王后裔）为首领，以便进行统治罢了。在当时，西周的势力并不一定实际到达这些地方。
北燕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载“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燕亳”，与《竹书纪年》所载活动于今山西太原以北管涔北（又称燕京山）的燕京之戎，可能属于一个系统。《竹书纪年》载：“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今本竹书纪年》作“文丁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文丁为帝乙之父，帝辛（殷纣王）之祖父；季历为姬昌（文王）之父，姬发（周武王）之祖父。可见是在殷商末年的事。看来这时燕京之戎势力颇强。到西周初，将朝内两个重臣分别封于鲁和燕（南燕）。当然，两位大臣要主持朝政，不能就封，而是由其长子前往封地。我们知道，河南境之鲁县（今河南鲁山县）是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曾为夏后孔甲驯龙的刘累即迀居于此。南燕，据《左传》记载：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卫人曾“以燕师伐郑”。又，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鲁桓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可见当时燕还有一定的实力。可以想见，西周初作为召公封地的南燕也一定有它不同寻常的地方。召公后来改封于北燕，是由于北燕所处的地理位置重要，它正好是在华北平原的北部，又是在由中原通向东北部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占据北燕不仅可以牢牢地控制华北，而且向北和东北发展，可以进一步控制山戎和肃慎地。召公由南燕改封北燕，与“燕”名称本身或二者的历史渊源并没有关系。北燕的名称并不是因召公自南燕迁此而带来，它与周公改封曲阜后，将河南鲁县之名也带到了山东完全不一样。《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二者的关系仅此而已。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说，怀疑“北燕为南燕之余支北迁者”，而他自己又说于“文献无征”。燕是殷商的属国，而且它又可以称为戎狄（燕京之戎），从殷商由北向南发展的轨迹考察，与其说北燕是南燕的支派，不如说南燕是北燕的支派，是由北向南的迁徙，可能性更大些。
（原载《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