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动生产率的产业特征

由于全国劳动生产率是按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年末全部就业人员数的比来衡量，为此，我们对其产业特征也将从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数占比来展开针对性分析。同时，我们还将利用分解方法来定量测算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产业结构变化效应。

（一）劳动生产率的产业结构变化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

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会流向产值和收入更高的产业（Petty, 1963），特别是就业人口会从农业不断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Clark, 1940）。结合三次产业而言，Kuznets（1966）归纳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典型化特征事实：一是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会显著下降；二是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会显著上升；三是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上升明显，但产值占比上升幅度有限。以上的经济现象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 and Clark's Law）。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分别是改革开放前的赶超战略时期、改革开放后的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时期以及近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潘士远、金戈，2008）。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特征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赶超战略时期，政府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强调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对发达国家实施技术赶超（林毅夫、刘明兴，2004）。如表3-3所示，1978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占比分别达到47.7%、17.3%，相较于1952年的水平分别提高了26.9个百分点和9.9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占比则从1952年50.5%和83.5%的高水平降至1978年的27.7%和70.5%，其中增加值所占比重减少接近一半；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略有上升，从1952年的9.1%增至1978年的12.2%，但增加值占比反而出现下滑，1978年所占比重不足25%。可见，尽管这一时期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基本上反映了“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一系列经济现象，但该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改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从1952年的3166元/人增至1978年的7775元/人，年均增长3.38%，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平均增长率水平。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并不符合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方面，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当时工业总体中的比重畸高，其从1952年的35.5%快速上升至1978年的56.9%，然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上升幅度远低于增加值占比。另一方面，多数的就业人员仍滞留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1978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仍高达70.5%）, 1978年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1589元/人，分别只有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7、1/5。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弃传统的赶超战略，转而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发展产业（林毅夫、刘明兴，2004）。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从1978年的7775元/人上升至2008年的64973元/人，3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7.33%，并且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十分明显的改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逐渐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开始从以往的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因此，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生产率也呈现阶段性特征。一是在1978～1992年，农村经济改革大规模推进，农业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就业人员占比从1978年的70.5%大幅降至1992年的58.5%；城市内部不仅开始调整第二产业中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而且也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占比都有明显的提升，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值占比有所减少。二是从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直至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段时期的全国劳动生产率从1992年的12686元/人大幅增加至2008年的64973元/人，年均增长率超过10%。从产业结构变迁来看，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有十分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占比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占比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则稳中有升。其中，第一产业所释放的就业人员主要由第三产业承接吸纳；在第二产业内部，重工业重新得以快速发展，2008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0%，这也解释了为何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并未显著增加。当然，这一时期的高重工业比重源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跟赶超战略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潘士远、金戈，2008）。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在经济“新常态”下，主要表现为增速换挡、动能转换、结构优化，其结果是短期内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有所放缓。2008～2016年年均增长6.36%，低于1978年以来的平均增速。不过，产业结构变迁仍在继续。在就业人员上，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仍然吸纳转移出来的大部分劳动力；在增加值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不断上升，不仅2013年首次高于同期第二产业占比，而且2015年的增加值占比又首次超过50%，同期的第二产业占比则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

（二）产业结构变化以鲍莫尔效应和纯生产率效应为主

为考察和测算我国劳动生产率的结构变化效应，我们采用Fagerberg（2000）的“转换份额法”按三次产业对全国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

1．理论基础

t期的总劳动生产率为，其中，Yt为t期的总产出，Lt为t期的从业人员总数。假设经济体拥有n个行业，则按n个行业可将总劳动生产率展开为：

其中，第i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为，第i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数占所有行业从业人员数Lt的比重为。

如前所述，t期相对于t-1期总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为：

将上式的总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三个部分，即：

具体而言，一是纯生产率效应（Pure Productivity Effect）,表示在各行业劳动占比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二是丹尼森效应（Dension Effect）,表示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不同行业间劳动力流动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三是鲍莫尔效应（Baumol Effect）,表示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相互影响对总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效果。

2．结构变化效应

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而言，三种效应的政策含义便是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通过纯生产率效应直接提升总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则通过丹尼森效应直接提高总劳动生产率，不同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力行业间流动的交互影响通过鲍莫尔效应共同作用于总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如表3-4所示，对全国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后，我们发现1949年以来，总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受鲍莫尔效应和纯生产率效应的影响，其中，又以不同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力行业间流动的交互作用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贡献率为51.63%，其次是纯生产率效应，贡献率为45.82%。

从不同时期来看，受不同阶段性特征的影响，三种效应的影响贡献率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态势。在1978年之前，纯生产率效应、鲍莫尔效应和丹尼森效应三者对总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作用相当；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纯生产率效应和鲍莫尔效应的贡献度有所上升，而丹尼森效应的贡献度较小，其中，特别是纯生产率效应的贡献度日益增强，且占有绝对优势。不过，在农村经济改革大规模推进的1978～1992年，反映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的丹尼森效应贡献率（22.98%）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后该效应的历史平均水平（3.47%）；在1992年之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产业内部生产率提高而驱动，劳动力在产业间配置结构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此时的纯生产率效应和鲍莫尔效应的贡献率远大于丹尼森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