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西晋时期士风之任诞及对其批判与反省思潮
一 引言：对西晋士风及其政治危害的一般看法
魏晋以来，玄学思潮蔚然成风，对当时的士风产生深刻的影响，以致当时以士族社会人物为主体的名士多放荡不拘，任情纵性，浮诞之风极为盛行，对传统的儒家礼法制度造成了激烈的冲击。这一风气，在西晋元康年间达于极盛状态，而此时西晋社会风尚也极为淫靡，政治统治腐败不堪，不仅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害不已，而且面对边地诸胡的内迁，节节败退，终于酿成了中原沦陷、西晋灭亡的严重悲剧。对此，东晋前期史家干宝在《晋纪·总论》中除了指出西晋统治“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的因素外，其士族社会弊风也是一个重要的危害性因素，并对此进行总结和批评。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其妇女庄栉织，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妬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1]
同时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二七《刺骄篇》中指出：“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他们都经历了两晋之际的巨变，其感受自然是真切而深刻的。《晋书》卷九一《儒林传序》说：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这是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上，对玄学风气所作的批判，指出西晋之亡与东晋之衰在于士风堕落。
西晋主流士风是如何影响到社会政治之兴衰的呢？对“魏晋清谈”与“清谈误国”之间的内在联系，陈寅恪先生曾有细致的辨析。他曾指出：“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他认为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而东晋一朝则为清谈的后期，“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陈先生指出阮籍、嵇康等反抗司马氏篡魏，是“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尤其是阮籍的行为最为典型，他虽仕于司马氏，但不以实际政务为事，行为放荡无拘。阮籍言谈谨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从而将“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斥政治、表示天下是非的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的风派。然则，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西晋立国后，玄学名士将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对立、冲突的关系进行调和，从而使他们“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而无所惭忌”。可见当时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核心，实有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必然给当时政治与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2]由此可见，阮籍等清谈玄理本为避世，但西晋执政人物则以此入世，“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这必然导致士风的淫靡与腐败。所谓“清谈误国”，正是就此而言的。
基于陈寅恪先生的分析，我们明白，西晋名士社会之崇尚玄虚、精神堕落、行为失范，如在小圈子中流行，未必能危害整个社会，关键在于这些所谓的名士借助于西晋门阀制度的护佑，不仅居于政治高位，而且不以世务为怀，从而导致政治的腐败。因此，魏晋之际，面对玄化思潮之勃兴和任诞风气之盛行，同时出现了激烈的批评意见，试图予以纠正。对此，以往人们虽从不同角度与层面间有涉及，但少有系统论述，这里试作一专题考察，从一个侧面透视西晋的士林风尚。
二 西晋时期任诞、淫靡士风之盛行及其表现
自汉末以来，仕林之新风气已在酝酿之中，其根源在于一些名士自觉地以率真自然的人生态度抵制儒家礼法制度的普遍虚伪化状况，冲击僵化的礼法教条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曹魏立国，其寒门统治者的社会阶层及其文化特征决定了其对儒家礼法制度的敌视态度，其通过一系列用人制度，对传统士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是汉晋之间士风变化的潜在背景。此外，其间政局急剧变化，王朝更迭频繁，历代统治者多对任情纵性的名士领袖采取杀戮政策，以其鲜血作为新政权的祭奠，汉魏之际的孔融、魏晋之际的何晏、嵇康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这对新士风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其结果必然造成名士群体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回避，以完全自我的消极态度来对待人生与社会。对此，清人王夫之的一段评论颇为深刻，他在《读通鉴论》卷一二“晋惠帝”之一条中说：
夫晋之人士，荡检逾闲，骄淫懦靡，而名教毁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综核，苛求于事功，而略于节义，天下已不知有名义；晋承之以宽弛，而廉隅益以荡然。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名教为天下所讳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其以世事为心者，则毛举庶务以博忠贞干理之誉，张华、傅咸、刘毅之类是已。不然，则崇尚虚浮，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则阮籍、王衍、乐广之流是已。两者交竞，而立国之大体、植身之大节，置之若遗；国之存亡，亦孰与深维而豫防之哉？……董养升太学之堂而叹曰：“天人之理既绝，大乱将作。”诚哉其言之也！
这里指出西晋“荡检逾闲，骄淫懦靡”士风的社会政治背景，可谓一言中的。
西晋名士社会就其生活态度与言行方式而言，主要模仿以阮籍等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名士群体。《晋书》卷四九《阮籍传》载阮籍之作风主要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遗落世事”，二是“不拘礼教”。关于前者，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如他听说步兵厨营有人善于酿酒，于是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关于后者，其事迹甚多，本传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当时礼法人物有吊丧者，阮籍或“散发箕踞，醉而直视”，甚至“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同好，“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关于阮籍居丧不守礼，《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尽管受到礼法之士的攻击，“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其在家庭伦理方面也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这里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魏晋之际的名士群体，虽然表面上行为放荡，但其内心中则充满着痛苦，他们对礼法具有更纯粹的执着与追求；此外，他们的任性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拒绝与司马氏统治者合作。就玄学思想而言，他们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礼岂为吾辈设”，其言行体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不过，西晋立国之后，门阀士族社会在思想上调和儒玄关系，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二者之间在本质上“将无同”。《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一事云：“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这一故事《晋书》载为王戎与阮瞻的对话，但无论如何，都体现出当时士族社会名士群体主张儒玄合流的思想倾向。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士族名士代表人物在言行方面简单地模仿魏晋名士的放荡无礼举止，其言行必声称以“正始”、“竹林”名士为准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其内在的精神苦闷与痛苦，可谓形似而神不似。对此，东晋前期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二七《刺骄篇》中指出：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袵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学，犹以 踔自病，得失财不相补。向使二生敬蹈检括，恂恂以接物，竞竞以御用，其至到何适但尔哉！况不及之远者，而遵修其业，其速祸危身，将不移阴，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
葛洪以为汉末戴良、魏末阮籍之放达，其本身有“才学”和“自然”，而后来的模仿者则根本无其“才学”和“自然”，有如东施效颦，丑态百出。同时应詹也有类似的看法，《晋书》卷七〇《应詹传》载其言论：
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又，东晋后期的隐士戴逵对此辨析更为清楚，《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载其论云：
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戴逵将“竹林之为放”与“元康之为放”加以分别，以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以上都明确指出元康士风与正始、竹林风气的差异及其危害性，启人深思。
西晋立国，特别是在晋惠帝元康之世，虚诞与淫靡风气极为盛行，成为当时士族社会的主流风气，其代表人物以王衍最为典型。《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载其自少受玄化风气的影响，“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深得当时士族社会赞誉。晋武帝曾问王戎“夷甫当世谁比？”王戎以为“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这样的人物，如果个人仅以玄谈为务，真的不参与实际政治，未必能造成严重的祸害，但实际情形正好相反。他曾做元城令，“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随着其名望的不断提升，其政治地位也日益提高，最后位列尚书令、太尉，成为晋末最具权势的人物。其本传述其谈玄及其对士风的影响曰：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3]
由此可见，在王衍等人的影响下，“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以致“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的情形。又，《世说新语·轻诋篇》“桓公入洛”条注引《八王故事》曰：“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王衍身为最高执政人物之一，根本“不以事物自婴”，并成为官场效仿的对象，这必然对当时的士族政治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直到东晋时期，一些务实的士族人物如庾翼、桓温等都批评王衍。[4]
王衍弟王澄，《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澄传》载西晋末王衍任其为荆州刺史，“澄既至镇，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当时荆州是各地流民的聚集地，当流民乱起，“澄亦无忧惧之意，但与（王）机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数十局俱起。南平太守应詹骤谏，不纳。于是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澄望实虽损，犹傲然自得”。琅邪王氏执政人物如此，体现出当时士族社会的普遍风尚。
又如山简，《晋书》卷四三《山涛传附山简传》载其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襄阳：
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茗艼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
此时西晋已处于乱亡之中，士族名士多如此，确实已病入膏肓，不堪收拾。
这些士族名士虽然“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但实际上则多极端自私自利。如王戎，《晋书》卷四三本传载其“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遽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遗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他还有接受贿赂的嫌疑，尽管晋武帝为之开释，“然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王衍在表面则相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 [5]《世说新语·规箴篇》载其妻“聚敛无度”，王衍常嫉其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其妇欲试之，以钱绕其床，王衍晨起床，呼婢女曰：“举却阿堵物”，表现出清高的一面。其实，这很虚伪，王隐《晋书》便说：“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6]
他们的自私更突出的表现是以家族利益为本位，而很少以国家与社会利益为怀。王戎、王衍虽为名士代表，但都与权臣贾充及其亲属联姻，每有政治变化，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其个人和家族的安危。如王戎，《晋书》本传载其“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又载其“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寀。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八王乱起，他随惠帝出征，“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时召亲宾，欢娱永日”。王衍更是如此，他虽表面清高风雅，但家族本位意识极强，《晋书》卷四三本传载其在八王之乱中，“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向东海王司马越建议说：“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于是以其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谓之言：“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他考虑的完全是其家族利益。吕思勉先生曾指出：“清谈之士，以忮败，尤多以求败，以其冒利而不能自克也。如（王）衍者，岂得云识不能及哉？然则其少时之轻财，正是矫情以干誉耳。矫情者，假之也，而不知其终不可假也。”[7]又说“诸名士之诒害于世者，乃在其身家之念大重”， [8]而王衍正是其代表。《晋书》卷四三“史臣曰”有论云：“濬冲善发谈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显列，顾漆园而高视。彼既凭虚，朝章已乱。戎则取容于世，旁委货财；衍则自保其身，宁论宗稷！”确实，玄学名士虽以清雅自居，但实际上则多贪求私利，危害国家与社会。
名士人物尚且如此贪婪，其他权势人物无不贪赃枉法，吏治极为腐败，如王恺、羊琇、王济等外戚，何曾、何劭父子等世族，石崇等勋贵子弟，其夸奢竞富，气焰嚣张，生活普遍骄恣。《宋书》卷三一《五行志二》说：“晋兴，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僭逾之咎也。”[9]其实，晋武帝司马炎也参与其间，推波助澜，《晋书》卷四四《华表传附华峤传》载：“太康末，武帝颇亲宴乐，又多疾病。”确实，晋初武帝已如此，《晋书》卷三三《何曾传》载：“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何曾于晋初已论此，可见晋武帝个人生活之庸俗，这必然直接造成士风与吏治的严重腐化，《晋书》卷四《惠帝纪》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后来王导说：“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厌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10]王导经历了两晋之际的变化，且为高门子弟，他对西晋世风的看法自然是有感而发。
不仅如此，当时士族社会人物多沉浸于淫靡之风中，不可自拔。《世说新语·德行篇》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注引王隐《晋书》曰：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又，《宋书》卷三〇《五行志一》载：
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胡、翟侵中国之萌也。岂徒伊川之民，一被发而祭者乎。
又，《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载：
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故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也。
可见当时士族名士阶层一方面以清谈为雅，不重实务，另一方面则把持政治上的高位，而在实际生活上则多淫靡之极。
西晋后期名士社会的淫靡风气盛行，究其原因，除了任诞放达的玄学文化背景外，与西晋上层社会整体的骄奢淫逸风气的影响也密不可分。以晋武帝司马炎为例，其生活颇为荒诞，《晋书》卷三一《后妃·武元杨皇后传》载：“泰始中，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使后拣择。后性妒，惟取洁白长大，其端正美丽者并不见留。时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谓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之列。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其“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晋书·后妃·武帝胡贵嫔传》载：“泰始九年，帝多简良家子女以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然（胡）芳最蒙爱幸，殆有专房之宠焉，侍御服饰亚于皇后。帝尝与之摴蒱，争矢，遂伤帝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晋书》卷四〇《杨骏传》载：“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可见晋武帝立国后，自泰始年间已喜好声色之娱，太康以后，更是“惟耽酒色”。一个开国君主如此放纵声色，必然引起士风的变化，元康时期士林风气之淫靡不能说与此无关。
三 西晋时期对玄化任诞风气的批判思潮
西晋时期，对于主流之玄化任诞士风，一直存在激烈的批评意见，西晋后期，士风堕落，国势急剧衰败，一些玄学名士代表也表示反省和悔悟。吕思勉先生曾指出：“訾议清谈之论，至晋世而后盛，盖其弊至晋而始著。”[11]这一结论是很有见地的。以下就当时针对玄化风尚的批评思潮，归类评述，以见其概况。
（一）儒家礼法之士对玄化风尚的批评
玄学名士任情纵性，亵渎儒家礼法，这必然引起礼法之士的抗议，何曾便是其代表。《晋书·何曾传》载：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12]
此事发生在曹魏之末，当时司马昭为争取玄化名士，对其任诞行为采取包容的态度，而未以禁绝。何曾态度如此，则出于维护儒家礼法制度，《晋书》本传载其“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当时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赞何曾与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曰荀、何。”又说：“荀、何，君子之宗也。”可见何曾是当时世族社会公认的礼法之士，而何曾对阮籍任诞言行的态度，则代表了礼法之士的共同看法。
又，《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载傅玄在晋武帝立国之初便上书要求整顿士风：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武帝诏报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傅玄复上疏，主张立太学，“尊崇儒学”，以为“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傅玄倡导儒学，其目的显然是针对汉魏以来儒学教育废弛的现状而言的。傅玄著有《傅子》，王沈见之，与傅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傅玄子傅咸也遵奉儒学，《晋书·傅玄传附傅咸传》载其一再上书指陈时弊，尤其对当时“世俗奢侈”颇为不满，以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他特别重视通过选举人才以引导士风的变化，王戎以仆射兼领吏部，傅咸上奏以其“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 [13]请免其职。
庾峻，《晋书》卷五〇《庾峻传》载：“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他是一位志在维护儒家道统的儒者，“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庾峻“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非之”。可见其对玄学风气颇为不满，著论批评。
阎缵，《晋书》卷四八本传载其巴西安汉人，寒门之士，“博览坟典，该通物理”，未预玄风，他上书为愍怀太子申冤及建议教导皇太孙等，可见其主张加强儒学教育。他一再建议皇太孙师傅、宾客等，“皆可择寒门笃行、学问素士、更履险易、节义足称者”，而不必“复取盛戚豪门子弟”，他以为当时“世俗浅薄，士无廉节”。
以上儒学人物反对玄虚，主要体现在以礼法自持，主张严守儒家礼仪、重视儒学教育，并以此选举人才，扭转汉魏以来的弊风。以上儒者，或出自儒学旧门，或来自边地，或门第寒微，思想保守，崇尚礼法，对玄学风尚深恶痛绝。
（二）重视实务与事功的文吏之士对玄化风尚的批评
玄学名士多轻视实务，缺乏经国济世的能力，这必然遭到那些崇尚事功的务实人士的反对。如羊祜，他长期致力戎旅，对抗孙吴，有文武干才，其相关活动奠定了西晋灭吴的基础。他对浮华名士颇为厌恶，《世说新语·识鉴篇》载：王衍曾因事见羊祜，羊祜说：“乱天下者，必此子也！”注引《晋阳秋》载之略详：“夷甫父乂，有简书，将免官，夷甫年十七，见所继从舅羊祜，辞甚俊伟。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此人必将以盛名处当世大位，然败俗伤化者，必此人也！'”[14]当时人多欣赏王衍，唯羊祜直言轻之。
李重，《晋书》卷四六《李重传》载其为江夏人，“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太熙初，其任廷尉平，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他后来官至吏部郎，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李重有干能，其主持选举，“务抑华竞”，启用寒素隐逸之士，明确表示出对“风流之弊”的忧虑和对浮华之士的鄙视。
刘弘，《晋书》卷六六本传载其太安年间出任荆州刺史，当时荆州地区流民云集，局势动荡，他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适当安置，以致“荆土平”。当时“总章太乐伶人，避乱多至荆州，或劝可作乐者”，刘弘说：“今主上蒙尘，吾未能展效臣节，虽有家伎，犹不宜听，况御乐哉！”于是“下郡县，使安慰之，须朝廷旋返，送还本署”。他治理荆州，勤奋踏实，《太平御览》卷七四三录其《教》云：“吾昨四鼓中起，闻西城上兵咳声甚深，即呼省之。年过六十，羸病无襦，而督将差以持时，持时备不虞耳。此既无所防悍，又老羸病冻，不隐恤，必致死亡，督将岂可乃尔邪！”不仅如此，他重用务实的应詹、陶侃等人，诸人在西晋灭亡过程中对于荆州等地的稳定，特别是对东晋前期创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刘弘作风如此，与其明确反对虚诞玄风的态度密不可分。《太平御览》卷二五三载刘弘《荆州下教》有言：“太康以来，天下无虞，遂共尚无为，贵谈《庄》、《老》，少有说事。外托论公务，内但共谈笑。今即同舟而载，安可不人人致力邪？”刘弘批评那种“共尚无为”、“外托公务，内但共谈笑”的陋习，希望其部属“人人致力”。
郭舒，《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澄传》载王澄为荆州刺史，以郭舒为别驾，“澄终日酣饮，不以众务在意，舒常切谏之。及天下大乱，又劝澄修德养威，保完州境。澄以为乱自京都起，非复一州所能匡御，虽不能从，然重其忠亮。”王澄奔败，以郭舒领南郡，后王澄东下，邀郭舒随行，郭舒曰：“舒为万里纪纲，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于是留屯沌口，“采稆湖泽以自给”。郭舒力图匡正王澄，这是对任诞作风的抵制。
（三）崇尚礼法的玄谈名士对虚诞玄风的批评
对于清谈名士，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而论，吕思勉先生在《吕思勉读史札记》丙帙“魏晋南北朝部分”之“清谈二”条中，对清谈名士有细致的辨别，以为“凡诸清谈之徒，特其识解相近，才志自各不同；故其立身途辙，亦各有异。有真不能任事者，有托以避祸者，有热中权势，无异恒人者，有处非所宜，以致败绩者”。又说：“清谈者不必皆无能之人，反清谈者，亦不必皆有为之士”；“同是清谈之士，有能守礼法者，有不能守礼法者，亦由各率其情而行之，而未能变化之以学问也。”确实如此，西晋时期也有一些崇尚礼法的务实的清谈名士激烈地批评虚诞的玄化风气，其典型当首推裴頠。《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裴頠传》载其“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其父裴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裴頠承其家学门风，“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参与礼制建设。不仅如此，他有干才，颇重刑名，[15]一度与张华等人共同主持、支撑惠帝时期之政局。裴頠尤善清谈，“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16]裴頠虽善于辨名析理，但在为人作风与从政态度上则坚决反对淫靡与虚诞，与王衍之流大相径庭。《晋书》本传载：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裴頠在《崇有论》中指出，在玄学风尚影响下，“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由裴頠的批评之言可见，他对当时名士纵欲放荡、渎弃礼法的言行颇为不满。对于裴頠的批评，“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在反对玄化风气的诸多言论中，多为就事论事的批评或立场完全相反的直接对立，唯有裴頠作为玄学名士，应用玄学的思想方法，倡导“崇有”之学说，以反对“贵无”之思想，其言深有理致。《吕思勉读史札记》丙帙“魏晋南北朝部分”之“清谈四”条说：裴頠之《崇有论》，“其说甚辩，然未足以服贵无者之心也。頠之意，乃谓人不能不自爱其生，欲全其生，不能无资乎物；众皆有求，争夺斯起，故不可无礼以为率由之准。而不知贵无者之欲去礼，正以其不足以为率由之准也”。这里指出了玄谈名士“崇有”与“贵无”两派的思想差异。[17]
嵇含，《晋书》卷八九《忠义·嵇绍传附嵇含传》载：“时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为之赞。含援笔为吊文，文不加点。”其序曰：“帝壻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象，记先达辞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其辞曰：
迈矣庄周，天纵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资其量，器虚神清，穷玄极旷。人伪俗季，真风既散，野无讼屈之声，朝有争宠之叹，上下相陵，长幼失贯，于是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今王生沈沦名利，身尚帝女，连耀三光，有出无处，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驰屈产于皇衢，画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处岩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托非其所，没有余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王粹见嵇含如此之吊文及其序言，“有愧色”。嵇含对当时上层社会附庸风雅、言行不一的状况颇为愤慨，指出“人伪俗季，真风既散，野无讼屈之声，朝有争宠之叹，上下相陵，长幼失贯，于是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这不仅是讽刺王粹个人的行为，更是对整个虚伪化世风的严肃批评。
（四）寒门士人和江南人士对玄学风尚的批评
对于高门士族名士的任诞放达风气，一些出自寒门的士人颇为不满。如左思，《晋书》卷九二《文苑·左思传》载其齐国临淄人，“家世儒学，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因其妹左芬入宫，“移家京师”。他原本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在《咏史》诗中自称“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揽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其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豪侠气概。有论者指出：“左思的这种理想的产生，可能与他受过儒学的入世思想的熏染有关，而他的豪侠气概，则可能与他受齐鲁士风的影响有些关系。但是他的少年壮志，与西晋社会的现实存在甚大的距离。”[18]左思门第寒微，又来自齐地，在崇尚门第的西晋士族社会中当然无法受到重视；其“家世儒学”，这一文化背景与京洛名士社会的风气格格不入，这使得他根本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实现理想，“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生活环境，因之他对其时的世风便取一种不满的批评的态度”， [19]他在《咏史》中便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20]“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正是西晋门阀社会的真实写照。
王沈，《晋书》卷九二《文苑·王沈传》载其高平人，“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沈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释时论》中有言曰：
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指秃腐骨，不简蚩佇。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子，皆为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至乃空嚣者以泓噌为雅量，琐慧者以浅利为枪枪，脢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偻垢者以守意为坚贞，嘲哮者以粗发为高亮，韫蠢者以色厚为笃诚，痷婪者以博纳为通济，眂眂者以难人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誉，嗛闪者得清剿之声，呛啍怯畏于谦让，阘茸勇敢于饕诤。斯皆塞寒素之死病，荣达之嘉名。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闚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厉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
他从“孤寒之子”的角度，对当时门阀制度及名士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了指责和批评。王沈以“是时王政陵迟，官才失实，君子多退而穷处，遂终于里闾”。
鲁褒，《晋书》卷九四《隐逸·鲁褒传》载其南阳人，“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其中揭露当时上层社会盛行金钱崇拜，“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由此论之，钱为神物。”在他看来，“凡今之人，惟钱而已”。结合上述名士群体普遍贪吝的情况，鲁褒所言可谓当时士风的真实写照。
《晋书》卷五五《夏侯湛传》载夏侯湛为西晋时期重要之文士，其年少颇负声名，“童幼而岐立，弱冠而著德，少而流声，长而垂名”，其文名几与潘岳相当，然其仕途坎坷，长期沉滞下僚，故对当时士风有所批评。其传中收录所作《抵疑》一文，其中说：“夫道学之贵游，闾邑之搢绅，皆高门之子，世臣之胤，弘风长誉，推成而进，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讽诂训，传《诗》《书》，讲儒墨，说玄虚，仆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简仆于凡庸之肆，显仆于细猥之中，则为功也重矣；时而清谈，则为亲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则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对食而肴乾。今也则否。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不知士者无公诽，不得士者不私愧。方将保重啬神，独善其身，玄白冲虚，仡尔养真。虽力挟太山，将不举一羽；扬波万里，将不濯一鳞。子独不闻夫神人乎，噏风饮露，不食五谷。登太清，游山岳，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独备，无假而自足。不与人路同嗜欲，不与世务齐荣辱。”这里，夏侯湛指出西晋高门权贵“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实际上就是批评当时崇尚玄虚的士风。夏侯湛出自与曹魏有密切关联的沛国夏侯氏，其家族门第自当为寒庶。[21]
左思、王沈、鲁褒诸人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出自寒门，崇尚儒学，且来自京洛之外的非中心地区。罗宗强先生曾将这三人的相关批评综合看待，以为“都可以看作是对西晋社会的一种反思。不过，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的低下，反思之后，他们便带着那个社会给予他们的冷落感，走向超脱，把自己完全放在旁观者的地位上，保持着与世风的一种心理上的距离”。[22]确实，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回避与隐逸的生活方式。从门第角度看，寒门人士是反玄风思潮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直到东晋反思玄风危害时，依然有不少出自寒门的人物。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受到门阀社会的压制，对高门士族社会的弊风感受尤为强烈，因而著论批评，表达不满。
就地域而言，西晋灭吴后，一些江东人士对京洛名士的玄化风气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如蔡洪，《晋书》卷九二《文苑·王沈传》载：“元康初，松滋令吴郡蔡洪字叔开，有才名，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读之者莫不叹息焉。”由蔡洪所作《孤奋论》与王沈《释时论》“意同”，可见其对元康时期士风之态度。
杨泉，他吴灭后入晋，著有《物理论》，其中批评中朝玄学说：“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23]又说：“夫论事比类，不得其体，虽饰以华辞，文以美言，无异锦绣衣掘株、管弦乐土梗，非其趋也。”[24]
入晋南士代表陆机兄弟也不擅长玄学，“深嫉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25]《晋书》卷五四《陆云传》称其“本无玄学”。其他入洛南士也大多如此。前述李重是江夏人，也属于南人。
东晋前期，江东人士批评玄风者尤多。如葛洪，他在《抱朴子外篇》中对汉晋之间的名士风气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对吴地人士在书法、语音、哭丧、居丧等方面效仿“京洛之法”，表示激烈的反对。[26]干宝也是南人。虞预，《晋书》卷八二本传载：“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大兴二年，其所上谏言指出：“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李充，《晋书》卷九二《文苑·李充传》载其江夏人，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著《学箴》。熊远，《晋书》卷七一本传载其为豫章南昌人，出自寒微，司马睿南渡，引为主簿，曾上疏指出“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謇为简雅”等诸多玄化弊风。学人之外，一些务实的反玄风的将吏也有江南人物，如陶侃，本为豫章人，他严禁幕府中僚佐的任诞行为。可以说，两晋之际江南人士是反玄学思潮中的一个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群体。何以如此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江南人士在学风上因袭着汉代以来的崇尚儒学的传统，较少受到汉末以来中原新学风的影响。[27]
四 西晋灭亡过程中玄化任诞名士的痛苦反省
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害，周边诸胡不断内迁，其统治可谓摇摇欲坠，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中，最终在胡人的冲击下遭遇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在西晋灭亡过程中，一些居于高位的任诞名士在遭遇失败后，也对以往的生活和风气有所反省。
山简，前文已述其荒诞不经之行迹，《晋书·山涛传附山简传》载其为征南将军，先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襄阳，后又加督宁、益二州，“时刘聪入寇，京师危逼。简遣督护王万率师赴难，次于涅阳，为宛城贼王如所破，遂婴城自守。及洛阳陷没，简又为贼严嶷所逼，乃迁于夏口。招纳流亡，江汉归附。时乐府伶人避难，多奔沔汉，宴会之日，僚佐或劝奏之。简曰：‘社稷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乐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曾经“优游卒岁，唯酒是耽”的任诞名士山简，面对异族内进，“社稷倾覆”的悲剧，自认“有晋之罪人”，这显现出其内心的悔恨心情。
更为典型的是王衍。作为当时最高执政者之一，王衍被羯人石勒俘虏，并被处死。王衍死前对玄化浮诞风气及其自身行为有所反省，表现出忏悔的心情。《晋书·王衍传》载：
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关于王衍尚清谈而遗落世务，《世说新语·轻诋篇》“桓温入洛”条注引《八王故事》载：“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王衍死前，受羯人石勒的斥责，他终于对“祖尚浮虚”的言行有所反省。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亦善，王衍的忏悔虽不能说深刻，但确实是真切的。
当时在北方反省浮诞玄风的人物当然不止王衍，著名者还有刘琨。据《晋书》卷六二《刘琨传》，其早年虽“以雄豪著名”，但作为文人，先后追随石崇和贾谧，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又为赵王司马伦所用，参与晋室内乱，行为颇为荒诞。本传载“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诚如《晋书》卷六二传末“史臣曰”所言：“刘琨弱龄，本无异操，飞缨贾谧之馆，借箸马伦之幕，当于是日，实佻巧之徒欤！”北方沦陷后，尽管他有感于国命艰危，激发起了内心的壮烈情怀和忠贞之节，但依然表现出其放荡名士的气质，他在并州等地抗御诸胡，“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其母亲便曾批评他“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得济！如是，祸必及我”。确实，他最终志业无成，命丧北国。当然，毫无疑问，刘琨晚年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其精神面貌是有所改观的，其抗胡救国的行为也是悲壮的。《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其派温峤至江东劝司马睿进王位，说：“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晋书》本传载其自少与祖逖交好，当他听说祖逖北伐中原，与亲友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死前对儿子说：“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其言行如此，可谓慷慨激昂。
刘琨死前之所以能进入这样一种人生境界，除了其个性中所固有的豪杰品格外，主要在于他对西晋玄化士风的痛切反省。他在给卢谌的信中说：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譬由疾疢弥年，而欲一丸销之，其可得乎？……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28]
这里刘琨自述其早年“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而遭遇动乱以后，深感“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刘琨在恢复王业无望的情况下，对自己早年的玄化言行及整个西晋士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现出深切的悔恨之情。对刘琨的这种心态，诚如罗宗强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刘琨是从虚诞走向悲壮的一位，在他被拘之后，以一种失败者的悲壮心绪，回顾自己的一生，事实上也是对西晋士风的一次回顾。这是一次带着血泪的反思，当然是对数十年玄风的彻底否定。玄风兴起之后，席卷士林，从人生理想到生活情趣、生活方式全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少士人为之心醉，它为多少士人带来心灵的满足！他们生活于玄风里，自视若神仙。玄风之发展，成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虽时时有责难者，而未稍加遏止，待到身临斧钺，才悟出虚诞之误国，王衍临死前也是同样的心情。他们的反思，着眼点都在玄风带来的不婴世务的人生态度的为害上。”[29]
山简、王衍和刘琨三人都是中朝玄化名士的代表，又是执掌军政大权的人物，他们在遭遇国破家亡的悲剧之后，深感空谈玄虚、不务正业的危害，这是他们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不可谓不真切！此后，从这一角度总结、反省魏晋玄化士风及其危害，成为贯穿东晋一代的一种社会思潮，虽然时显时隐，未如震雷般强烈，但毕竟不绝如缕，始终没有寂灭。
综合上文，可知西晋一代，伴随着西晋王朝的建立，世族门阀制度进一步加强，其名士群体在取得依据门第入仕的制度保障后，改造并利用玄学思想，兼达官与名士于一身，既享富贵，又率性风流，无所顾忌，导致士风的荒诞淫靡，这在元康时期达于极盛。对此，当时不断有人提出批评意见，尽管在任诞主流士风的掩盖下，这种批判性的言论显得并不特别突出和强烈，而且实际上也未能扭转世风，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针对玄风的批评始终存在、持续不断，是一股社会思潮，不容忽视。当时对玄化任诞风气持批评态度者，其成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主要有：尊崇儒学传统的礼法之士，重视实务与事功的文吏之士，崇尚礼法的玄学名士，一些寒门士人和江南人士等。从学术文化角度而言，无论是不同阶层，还是不同地域，甚至是玄学名士内部的不同理论的分歧与争议，其批评玄化风气，其根本的思想依据皆来自儒家学说，主要是从玄风盛行破坏人伦道德观念、社会秩序和危害经国济世的角度立论的，从而总体上缺乏深层的理论辨析和思想阐发，难以在理论上对玄学的“贵无论”形成有力的思想冲击。西晋后期，政治腐败，统治集团自相残杀，加之异族内进，京洛覆灭，这更加引发人们对任诞士风祸害国家的批评，连一些执政的玄化名士领袖人物也就此表达了真切的反省与悔恨。此后，特别是东晋前期，经历过国破家亡惨痛的士人，从这一角度反思玄学危害者甚多，形成了一种“清谈误国”的普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