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绿色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发展观是人们对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等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总结，它一经确立就指导和影响着人们的发展实践。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伴随着传统自然经济的终结，先后形成了传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等，反映了人们对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逐步深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的不足和缺陷，批判地继承了它们的优点及合理因素，集中反映了当代发展的现实要求。然而，随着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健康生活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桎梏。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呼唤绿色发展观的诞生。

第一节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困境

在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下，人类过于追逐经济增长而忽视了自然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均衡发展。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界不合理的利用，进而导致生态失衡，人类社会发展陷入生态困境。尽管世界各国工业化进度不同，面临的生态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都存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生态缺陷已是不争事实。它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既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一 生态贫困加剧

“生态贫困”一词最早是由清华大学胡鞍钢博士提出的。他在《六十年中国减贫的成功之路》中首次对生态贫困进行了阐释。他指出，生态贫困是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导致自然条件日趋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由此造成了人们基本生活和生产条件等基本生存权利被剥夺的贫困现象。他同时指出，在当今世界，生态贫困要远高于传统的收入贫困。[7]

根据胡鞍钢博士的这一定义，我们认为生态贫困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的逐渐下降；第二，灾害性气候频繁发作为人类带来的不可预见的损失增加；第三，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发展模式对人们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等资源。地球虽然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只有不到3%是淡水，除去封存于极地冰川中的2%，仅有1%的淡水可为人类生产生活所用，在这有限的1%中，95%的淡水资源又要用于全社会的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用于人类饮用和其他生活用途的淡水资源少之又少。在这样一个水资源极其匮乏的世界里，长久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大量的水资源被无情地、无知地滥用、浪费和污染，致使世界上缺水现象日益严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淡水危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使耕地数量锐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地球农业生态划分研究统计数字，全球人均可耕地面积已从1961年的1.45公顷降至2007年的0.74公顷，东亚和南亚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不到0.17公顷，非洲人均可耕地面积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0.5公顷减少到不足0.3公顷，而中国仅为世界人均耕地的1/3。[8]由于极端天气和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土地荒漠化日趋加剧，根据UNEP数据资料，在全球范围内每年荒漠化造成的年收入减少额达420亿美元，由此造成的生态难民或粮食减产，使全球25亿人口直接受到荒漠化的影响。[9]森林作为自然界最为珍贵的“绿色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对木材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对森林的滥砍滥伐致使曾经76亿公顷的森林面积，进入20世纪每年以1500万公顷的数量消失，“地球之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10]值得注意的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与贫困人口数量的多少呈正相关，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或生态承载力脆弱的地区，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则加剧了他们摆脱贫穷的艰难性。

此外，我们还应如实地看到，虽然工业文明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客观的成就，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言，人类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却呈缓慢增长趋势。佛蒙特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Twitter数据对2009～2011年人类幸福指数进行分析，研究人员从全球6300万推友发出的推讯中收集了460亿个表达人们感觉的单词，入选单词从冠词“the”到“煎饼”等无所不包，以此来分析人们的情绪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三年来人们的幸福程度一直在下降，这意味着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这一结果在中国也得到了验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人均GDP从1990年的第142位升至2007年的第76位，反映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状况，然而我国的 HDI 指数并没有相应的快速上升，仅从1990年的第101位上升至2007年的第81位，其中2001年还一度下降至第104位。可见，经济增长并未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由于不科学的发展模式导致的生态贫困实际上造成了生态福利和生态效益的边际递减，从而削弱了人们对幸福的感知。

二 生态风险凸显

生态风险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对现存生态系统有可能存在的损失、损伤或毁坏进行分析，一般指“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胁迫，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减少该系统内部某些要素或其本身的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可能性”[11]，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对自然生态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可能造成威胁，从而影响其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应该说，生态风险本身并不是一种危险或灾难，但它蕴藏危险和灾难的极大可能性，而且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和轻视，但生态风险一旦从可能转变为现实压力，会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而言，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生态风险的后果就越严重。

生态风险属于“人造风险”，其形成原因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如化石燃料的消耗、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以及森林资源的大量减少等导致大气中氧耗量在近120年中出现5000亿吨的惊人数字，尤其是城市中的耗氧量比重更大，面临涸辙之鲋的危机更为严峻；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海平面也在逐年上升，陆地面积不断减少，也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表现之一；而物种以每天100个的速度灭绝，使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地球上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联合国在2005年4月1日发布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在人为因素的干预下，自然界中的物种迅速消失，成为单纯自然状态下的1001000倍。每天全世界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有3个物种灭绝，近1/8的鸟类、近1/4的哺乳动物、近1/3的两栖动物正濒临灭绝。”[12]因此，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风险用“险恶”一词形容并不为过，并且向着更为严峻的方向发展，虽然所谓的国际公约在连续不断地签订，相关的国际大会在连续不断地召开，但孱弱的自然环境并未见根本性的好转，而且不确定和无法预料的未来的生态风险的症状始终潜伏在人类的周围，威胁人类的生存。

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同时，西方的工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我们还来不及醒悟，更来不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就已经身处污染的包围中。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与生态保护并非完全协调，而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忽视，导致生态风险逐步加大，这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生态风险日益表现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生态风险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如往日只闻他国城市中出门戴防毒面具和氧气罐的笑谈，在中国已变为现实。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增加，全国约2/3的城市氨氮化物含量、PM2.5浓度较高，空气质量达不到标准。2013年1月，我国从东北、华北直到黄淮、江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长时间的严重雾霾天气，影响面积130多万平方公里，受影响人口达6亿[13]。多个大中小城市的居民在城市中或多或少处于缺氧状态，昂贵的“氧吧”产业逐渐成为社会中的新兴宠儿。

三 生态危机出现

生态危机是比生态贫困、生态风险更为严峻的问题。它是指自然界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动态平衡机制遭到严重破坏而难以修复，由此造成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一系列生态难题，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危机一旦形成，在较长时间内都难以得到修复或者根本无法修复。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曾因严重的生态危机而遭遇灾难性的后果。公元250年鼎盛一时的玛雅文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于公元800年时开始崩溃，在其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巴比伦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巴比伦文明，如楔形文字、60进制计时法，编撰了汉穆拉比法典，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等，可是这一灿烂的文明最终消失于漫天黄沙中。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工业文明的带动下得到了飞速增长，与此同时，生态贫困、生态风险以及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加剧中趋向频发、并发或变异的危机状态，以能源危机、温室效应、公害事件频发等为主要表征的生态危机状况都在告诫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20世纪初，世界汽车市场形成，很多欧美发达国家把石油开采和汽车制造作为了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世界原油出口从1995年的2059.36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7397.69亿美元[14]。作为汽车生产大国的美国和日本，平均年产汽车都在1000万辆以上，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2009年汽车产量也已达到1200万辆[15]。这加速了石油资源的消耗和空气污染（如汽车尾气）的产生，美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为2080万桶，接近全世界的1/4。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12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当年消费了22.52亿吨油当量。全球的煤炭、核电、天然气以及水力发电等能源资源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大量的能源消耗加剧了“温室效应”在地球的扩展和蔓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的变化周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温明显上升，全世界平均温度约上升0.6摄氏度。2005年格陵兰地区的冰川消失了53立方英里。《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文章预测，随着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至2100年，美国约1400个城市或将被淹没，南太平洋上的美丽岛国图瓦卢很可能成为首个被“淹没”的国家。陆地活动产生了大量有毒性化学废料和固体废物致使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海藻疯长，旅游业、渔业和餐饮业等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吉隆坡也因为干旱引发野火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而面临经济衰退的局面[16]。环境问题因公害性、普遍性、突发性、并发性而成为难以治愈的世界复合问题。

生态危机频频发生在人与自然的人—地关系领域，它损害的对象不仅是生态系统，还给人类的生命健康、舒适生活，甚至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直接危害。造成数以十万计人员死亡、数以亿计财产损失的印度洋海啸至今仍令世人胆战心惊，谈之色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曾为此呼吁，各国在制订发展计划时，必须更多地考虑环境因素。因为印度洋海啸的帮凶就是沿岸红树林和珊瑚礁被人为严重破坏。人类需要一个能够承受灾害影响的强健的大自然。前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爵士也指出：“我们都要承认，目前人类存在理解方面的误差，地球上多种资源正在迅速消亡，其状况比白垩纪末期发生的第5次生物大灭绝更可怕、更严重。”[17]更不要说时时绕在人们周围的雾霾污染、酸雨污染、水体污染、化学废弃物与土壤污染、辐射污染等。

非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使生态危机成为难治的世界复合问题。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谋求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未真正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生态危机的日渐逼近，已经严重威胁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安全，这既与社会结构的异化有关，又同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难以协调、发展不可持续有关。人类在走向科技巅峰、步入工业辉煌时刻的同时也将自己送入了危机重重的深渊。

第二节 全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种种生态灾难也接踵而至，“不仅吞噬着自然生态，而且毁坏着人体生态，使现存的人类生存方式具有毁灭性”[18]。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生态性，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生态保护，推进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

一 生态保护的全球意识

工业文明发轫于西方，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所带来的后果首先在西方国家逐步显现。西方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对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粗放式生产方式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引发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继而产生了绿色政党，使环境保护上升至政治层面。

学界的呐喊。面对人类生产生活环境的逐渐恶化，一些有责任感和开拓精神的学者率先呼吁，必须加强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全面认识，对各种环境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重建社会和自然的新秩序。这其中以20世纪60 ～7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反响最为巨大，这两部著作敏锐而深刻地对当时日益严峻的污染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等进行了剖析，呼吁“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人类发展必须“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合理的协调关系”，他们对加强环境保护的呐喊成为“一个里程碑，世界的注意力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个报告提出的基本论点了”[19]。对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反思，还催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等诸多的思想流派，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理论界引人瞩目的思潮之一，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现代的生态学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当代所产生的生态危机和出路，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它认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影响下，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自然界的征服和控制欲望越来越强烈，才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模式，如果仅仅对于自然界表面存在的现象进行处理和改变的话，不但无法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这一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甚至会造成更多的新的生态问题出现。学术界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呐喊引发了全球对绿色发展的思考。

社会环保运动的推动。随着生态环境问题对人们生活影响日益加大，人们开始对生活环境感到担忧，这种担忧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对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污染反公害的“环境运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影响最大。美国的环保运动除了关注资源和荒野的保护之外，主要反对以现代技术进步为标志的核污染和化学污染，关注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及自然环境的危害。现代美国环保运动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政治以及人们的环境理念和环保实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环保运动“提高了整个社会对环境退化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环境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保护环境的热情空前高涨。二是环保运动也促成了许多专业化环保组织和机构的建立，推动美国环境保护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科学家和中产阶层的加入使环保运动成效显著。三是美国的现代环保运动不仅推动了美国的环境问题从潜在的、边缘的问题变成了意义重大的政治问题，乃至推进了世界各国的环境问题都变成了备受各国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关注的热点问题，迫使各个国家政府对这些生态问题做出回应。此起彼伏的环保运动使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真正具有了世界意义。

绿党的政治影响。随着世界性绿色革命风靡，在广泛群众运动的基础上，绿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愿望的代言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国际社会诞生的第一个绿党是新西兰的“价值党”，它率先强调了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在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奉上的基础上，它同时主张经济的稳定、政府的分散化、男女平等等理念，1975年《明天以后》的问世成为“绿色政治学”的第一个宣言。继此之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相继建立了绿党，并逐渐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绿党在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社会民主主义变革中纷纷参政，在维护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和社会正义，提倡社会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等方面作为群众性生态运动的政治代言人，成为新兴后现代最有活力的政党。绿党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从整个人类和星球的生存出发，构建自己的理论纲领、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及组织原则。强调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是绿党最根本的政治学原则，也是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在经济上，绿党明确反对消费性经济，认为这是受利益驱动毫无限制的生产，必将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攫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它提倡生活简朴和回归自然，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步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观念。在生态保护上，为了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绿党主张“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高于一般经济增长的需要”，“不进行不考虑未来的投资”，取缔危害生态、消耗能源的行业，以“生态经济”、“生态财政”代替“市场经济”、“市场财政”[20]。在社会发展上，绿党提出社会公正、社会保障、非暴力活动、基层民主等纲领和目标。这些都遵循了现代生态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依存的观念，成为绿党的“科学的基础，行动的准则”。绿党因其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使绿色发展思想进一步纳入各国执政党的视野和发展战略中。

世界各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对话与协商。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1972年6月，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由100多位科学家参与撰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的重要报告，并提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口号。这次会议首次对各个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规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而召开的国际会议，标志着人类共同环保历程的开始。该会之后每年召开一次，为世界各国改善环境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21世纪行动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人与大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是人类发展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与创新。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每年举办一次世界气候大会。1997年的世界气候大会，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承诺从2008年到2012年，主要工业发达的国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2009年，联合国气候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2012年至2020年的减排事宜，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对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进行了新的安排，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体现了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的觉醒和觉悟。

二 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是既重要又紧迫的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积极的实践探索。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文明最悠久的国家，同时也作为经济快速发展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发展中国家，率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发动绿色革命，引领绿色文明潮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之路。

（一）把环境保护纳入国策

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对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1983年在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首次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随后国务院做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正式把环境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示着我国在宏观层次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决心。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之后各地地方政府陆续成立地市级环境保护机构。198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又提出了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污染限期治理及排污收费制、城市环境质量考核制、环境影响评价制等8项环境管理制度。1989年《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环境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为开展环境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础。[21]

（二）将发展与环境关系升至国家战略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我国政府为改善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关系，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同步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得到当今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是推进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环境保护从我国的基本国策发展为国家发展战略，表明了党中央已经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对待。它是关系强国安民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保证。加速产业结构转型，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三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环境保护体系），不仅是顺应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核心和关键，跃升到一个新台阶。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社会共识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事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05年，他又提出，“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将人与自然看作生命共同体，将生态环境具体化为生产力的价值目标与内生变量，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和价值诉求，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把保护、改善与建设生态环境和保护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起来。实践证明，在发展经济中重视生态保护，大力培育生态产业，靠山养山，靠水养水，发展生态经济，就能实现民富地美。这样，从科学的发展理念、基本要求和实践举措等各个环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很快得到人们的共同认可，成为全社会发展共识。

（四）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绿色发展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论断和战略抉择。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昭示着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国生态保护问题。

纵观我国生态保护的发展之路，一开始就从国家层面进行大力推进，这得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既表现出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责任担当，也表现出高度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三 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决定着包括发展观念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换言之，社会发展观念的重大变革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当今时代，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新材料制造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海洋工程等为表征的新的科技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这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进而带来发展观念的根本变革，客观上为绿色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

（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催生发展观念变革

1.社会生产力决定发展观念变革

生产力决定发展观念变革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这种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包括发展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中，生产力居于基础地位。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2]这种基础地位决定了发展观念及其他社会意识都要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与之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第二，在引发发展观念变革的诸多因素中，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24]这就意味着，随着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包括发展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发生变革。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引发发展观念变革的最终根据。马克思把社会变革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5]在这两种变革中，前者是决定性的，因为衡量一个时代的变革“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6]因此，发展观念的变革及趋势必须到生产力的变革中去寻找，从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去寻找。第四，生产力是决定新的发展观念产生的基本依据。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7]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新的思想理论包括新的发展观念的提出，都不能够凭空捏造而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现实依据，这种物质条件和现实依据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决定发展观念变革的理论为我们考察人类发展观的变迁及未来的演进向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客观要求绿色发展观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决定发展观念变革的理论，为我们考察发展观的历史变迁与演进向度提供了依据和遵循。反观当今世界发展，伴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新的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极大提升，客观上催生了绿色发展观的产生，并为其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社会经济良性运行从根本上讲是四个环节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的结果。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而言，生产在社会经济整体运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产一开始就与消费联系在一起，分配与交换则是从生产到消费的“中介”环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水平发展变化最直接、最显著地体现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展变化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就成了影响发展观演变的直接因素。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经历了生产主导到消费主导的发展变化，正在逐步趋向和谐平衡，客观上为绿色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一般说来，生产与消费在发展观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时，生产的产品由于技术和资源的约束，不仅数量短缺、质量低下，而且结构也极不合理。此时，生产对消费的主导作用表现得异常直接和强烈，生产在经济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消费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生产，在生产与消费这一基本社会矛盾中，生产毋庸置疑地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此情况下，想方设法增加生产成为宏观经济决策的主要目标追求，这必然产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力也逐渐进入一个相对高级的阶段，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代替了过去的产品短缺，绝大多数商品由供给不足变为供大于求，社会呈现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现象。在此种情况下，生产和消费关系发生逆转，产品过剩使消费者具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中，消费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生产者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消费者的选择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消费者成为生产者的“上帝”。于是，在劳动中被奴役损失了自由和幸福的人们，为了补偿这种损失转而把注意力投向消费领域，把对商品的消费作为享受人生的最大乐趣，人们“通过自由地选购商品来消除生产中的不自由感，实现自己的创造欲和满足感，寻找人生的价值与意义”。[28]“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29]在此情况下，生产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产生了消费主导的发展观。二者对生态的负效应叠加积累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定，无论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还是以满足人的消费为中心的发展观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而又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很显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还不具备绿色发展观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但生产力的发展、发展观的更迭无疑为绿色发展观的提出准备和积累条件。

进入21世纪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新材料制造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海洋工程以及认知科学迅猛发展，它们交互作用并有机融合，迅速向经济社会全面渗透，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现代科技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包括生产手段、生产方式乃至劳动对象在内的生产过程中一切要素和方面的深刻变化。例如，现代信息技术突破了人机之间的语言和文字障碍，使计算机——网络跨越不同语言文字的直接交互变成现实，从而使人际交往方式出现新的变化。生物工程的不断突破及其对现代农业和医药技术的带动和促进，不仅为人类健康打破了生物学上的阻碍，还进一步揭示了生命进化的奥秘和古今生物的联系，为人类获得在自然界中的准确定位提供了重要佐证。劳动对象的变化主要是新能源新技术的应用，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形成了新的产业形态，从而使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资本和产品流向等都发生深刻变化。究其实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生产能力大大增强，生产产品更加丰富，消费业态更加多样，人类已经摆脱生产主导和消费主导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认识上日趋理性并逐步走向和谐平衡。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迅速提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深度广度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在生产和消费中更加关注健康水平、安全状态、生活质量，基于对既往“黑色”发展的深刻批判和理性反思，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等观念日益被人们所接受，人类更加普遍地、科学地、理性地进行生产和消费，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维持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合理利用地球上的有限资源，加强资源的可再生循环和可替代性研究，并力图通过生产和消费关系的不断调整，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适、调优”。这必然要求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发展观的确立，绿色发展观应运而生。

（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供了现实基础条件

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为绿色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大量涌现及广泛运用，催生了绿色发展的经济模式、产业业态，为绿色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

自工业文明以来，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蒸汽机革命到内燃机革命，再到信息技术革命，世界工业技术先后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大变革，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为世界工业发展带来了质的变化和飞跃。进入21世纪，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在自身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获得更迅速的发展，其成果渗透于社会发展、经济生活、城乡建设等诸多领域，悄然改变着当今社会的发展理念、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等。在信息技术领域，以电子计算机与宽带通信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容量、宽带、速度特别是智能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量子物理、凝聚态物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的保障和促进下，信息技术将由于存储、传输、处理和现实材料的极大改善而上升到一个新阶段，”[30]展现出其无限的发展潜力和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在生物工程和生命科学领域，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学工程和发酵工程、基因测序等迅猛发展，生物和电子信息反馈系统的紧密结合，不仅帮助人类揭开生物和自然界演化的秘密，同时带动了农业和医药技术的极大发展，基因测序则打破时间和环境限制，展示生命的奥秘和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革命性影响。在材料科技和能源科技领域，合成材料和超材料的广泛运用，使“人们能够进入分子、原子调控、组装乃至自组装的时代”[31]。这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木材、棉花、丝绸和皮革等自然材料的依赖。材料科技与能源科技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不断形成新的技术，开辟新的发展领域，其中以3D打印快速成型技术最为典型。在空间、海洋和地球科技领域，空间科技围绕开发空间平台，与空间化学、空间天文学、天文物理学、空间生命学、空间材料学、微重力学等学科组成学科群，共同探索宇宙起源，利用超真空环境等，生产超纯材料、新的药品和农产品等；随着海洋科技的发展，海洋观测、海洋平台、海洋石油开采、海洋能发电、海水淡化等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效益；地球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更加深入地探索地球的构造和演变规律等，以更好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地球表面的自然资源，促进人地关系向着有利于生产生活的方向发展。

通过简要列举，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日益改变着现有的生产方式，改变着经济发展模式，改变着传统的产业形态，已然成为推动包括发展观念变革在内的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这种推动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大量涌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方向。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实现新的方式方法超越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这种超越是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积蓄突破转折的能量，表征着生产方式发展的方向。其次，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广泛应用培育了绿色发展的新模式。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社会经济超高速的增长靠的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和劳动的不计成本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引发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发明和应用有助于人类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例如，在生产中利用水能、生物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可再生资源代替传统煤炭发电技术，既能在能源消耗之后尽快恢复补充，又很少产生污染，有助于形成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最后，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催生了新的绿色产业形态。实践证明，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重大进步都会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催生一批新的产业形态，带动产品、服务生产和存在方式的重大变化，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具有生态环保的先进功能，因而由它们带动起来的产业业态必然具有绿色环保的特征。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发展与应用孕育了绿色发展模式和产业业态，客观上为绿色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条件。

值得提出的是，尽管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但绿色发展观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无疑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从产生之时起，它就内在地包含对科学技术负效应的控制和约束，因而使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服务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