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关与三重门：权力腐败的过程分析

——基于监狱个案访谈的实证研究

于铁山

摘要：从过程与动态视角出发，考察官员在权力场域中走向腐败的行动轨迹。基于监狱个案访谈材料，研究发现腐败官员在社会心理层面始终面临“压力关”“钱财关”与“自制关”的权力认知考验，在实践层面则普遍遵循“找衙门”“送上门”与“开后门”的权力运作模式，“关”与“门”的双重叠加效应助长权力腐败的发生，同时正式制度与社会层面的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为权力腐败提供可能。为此，建议从权力场域与权力制约两个方面理性应对，积极预防。

关键词：权力腐败 权力场域 权力制约

作者简介：于铁山，广东工业大学讲师，社会学博士，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

从行动者出发考察腐败的社会成因：身为公职人员，为什么有的官员会腐败，有的官员没有腐败，两者的差异何在？通过将官员置于特定的权力场域，考察不同官员对于权力性质的主观认知与权力行使的客观条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权力的行使轨迹。从犯罪社会学研究可知，腐败发生有两个特定条件：一是官员的腐败动机，二是官员的腐败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官员有腐败动机，没有腐败条件，腐败不会发生；官员有腐败动机，也有腐败条件，腐败自然发生；官员没有腐败动机，无论有无腐败条件，腐败都不会发生。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有腐败动机也有腐败条件的官员。

一 研究回顾与研究方法

从发展的视角而言，按照亨廷顿的观点，腐败现象的高发往往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亨氏概括出其三个方面的成因：第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第二，现代化增加了社会的财富，财富的增加为腐败提供了客观条件；第三，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异质性，人们的需求也多样化，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Scott则认为腐败产生于正式制度尚未形成前的非法现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有学者认为，“强国家弱公民社会”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腐败。如在美国，腐败不是简单的权钱交易，许多腐败现象是个人通过影响政治决策过程而产生的。而在发展中国家，面对强大的国家，面临具有重大权力的官员，个人很难有效制约官员。

笔者对广东某两所监狱（男、女监狱各一所）内的职务犯罪人员进行访谈研究，两个监狱的职务犯罪者共100多名，具体操作如下：依据访谈个案的职位与行政级别，从中随机抽取30余个腐败官员访谈个案，并分别对每个访谈对象进行30分钟至60分钟的单独访谈。为了方便资料的整理，在经过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对访谈全程进行了录音，以此为基础，对访谈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被访谈的30余个腐败个案的详情见表1。

二 官员腐败的动态过程：一种实践的视角

所谓场域是各种类型资本之间的、行动者之间的力量关系的空间。权力的场域是指担任公职的官员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该场域涉及以权力为核心的资本追逐。在询问“你是否认同‘有权幸福，无权痛苦’的说法”时，访谈对象对于权力的认知具有多元性，一部分访谈对象认为权力是一种责任与压力。访谈对象wzq认为在腐败场域的影响之下，官员也可能成为“牺牲品之一”。

有权责任更大，风险更高。（yjq）

没当过官的人不知道，表面看很风光，实际上内在的苦真的没有人知道，责任也大。（lqh）

权力承担的责任不对等，收入不匹配，实行高薪能养廉吗？都很难，人的本性来讲，还是比较贪婪的。（xhx）

这块不是单单办事，而是一个过程，干部也是这样，这一块的氛围很难，自己当干部小心翼翼，经历一个包围圈，很难跳出去。（lsm）

另一部分访谈对象则认为权力行使无法受到有效的制约，并进而带来腐败的发生。

你只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到了一定的层次，那么就肯定要有人来找你，是不是啊？那么这样的话，要找你办事的话要有一定的这个……（csp）

中国法制不够完善，很多问题都是法律不健全引起，监督不到位，制度作用非常巨大。（kyx）

我们的制度还是不够健全，有机会钻空子，我们党对于受贿的人打击，对于行贿的人应该加重来处理。（mdg）

廉政现在人人都讲，现在的要求是饭也不能吃啊，过去我们吃顿饭啊喝酒不算什么问题，现在看来就不行。（lzz）

上述某些说辞难免有开脱之嫌，而如果去除个人的因素，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参照群体等方面看，高层官员的腐败使其他公务员产生了从中分一杯羹的期望，从而减弱了基层官员自身的道德和心理约束力。官员无法跳出既定的权力框架，自我赋予了权力的象征功能。

权力位置说认为，某些关键的岗位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增加了腐败的风险。

我从市里来到C镇，感觉这里应该是任职的最后一站，所以会在C镇落户了吧，就想在C镇趁退休之前多联系帮助一下人，发展一下自己的事业，以后能有点利益，退休后不会人走茶凉。（olg）

（一）权力腐败三道关：压力关、钱财关、自制关

身为公职人员，在权力场域面临三道关，一是权力场域带来的群体性压力，压力分为外部压力与内部压力，在同事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当所有人都在给上级送礼时，“不希望做出头鸟”的官员也必然会选择跟从，否则就可能被边缘化，甚至会让人产生“太清廉，阻碍其他领导的路”的想法。对于大部分参与送礼的官员而言，送礼是一种从众行为。面对陆续而至的“条子”和“铁哥们儿”的请求，“自己坚持下来只会得罪人”。在家人方面，为家人创造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也是一种压力。在社会方面，社会的攀比之风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前有权就感觉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自己出生于干部家庭，能走上领导岗位，其实也是对父母的一种交代。（mhh）

中国传统和人的思想决定很难为政清廉，传统社会思想影响下，不可能，以后有可能。（lyx）

我们现在的官员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权力在范围内，又有要解决的问题。（lyp）

二是权力场域市场化带来的金钱压力，从经济效益角度考察权力场域，既想当官又想赚钱的观念在权力场域存在着，以金钱得失衡量权力，当官成为一种投资。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平不高。（zhh）

访谈对象hjx总结出偏远地区公务员的现状：

主要是劳动得到的报酬不相等，付出与回报不相等，譬如一个县委书记的工资是4000～5000元，在粤北山区，要管理好一个地方不容易，他付出的劳动代价比较大，不像唱歌的，搞体育的，跟他们得到的相比，这个社会就让你变。按照正常的收入，你很难活下去，平常要出差，各方面要开支，这种情况下，别人送一两条烟，自然会接，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hjx）

每个县的差别很大，有些经济效益好的，工资就高点，有些财政不好，工资低点，贪的形式很多，有些是大贪，有些是小贪，逢年过节收一点。（ywg）

用人机制方面，廉政监督很难，不是说不可能，招商引资是一个大的事情，外商吃饭，把局长叫过去也是工作，你去不去，你吃不吃，你去了按正常来说也不行啊。（hjx）

低层公务员得不到保障，大学生辛辛苦苦读书是为了什么？保障差。强烈的心理落差，导致心理不满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水平没有提高，也不可能意识水平提高。如果公务员是社会阶层中精英人士，那么公务员必须要有在社会上中上层阶层的收入。（cwq）

三是权力场域面临的诱惑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权力的自制就显得特别重要，身为官员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嘴”“手”“心”，也要管好身边人。

像我一样，我不缺钱，但人家给你钱，在要与不要之间，在诱惑中，刚开始说不要给，后来给了就要了。（xhx）

某个阶段，受不了诱惑，如果能做到就不会有今天，当过干部的人，社会诱惑太大了，对于事前监督没有做到，随着权力越来越高，监督的少了。（lsm）

由于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以访谈对象sxz为例，r县人民医院在四年的时间里，原院长sxz独自决定医院的相关医疗设备的采购建议、设备的购买价格的确定、款项的结算等几个环节，涉案的医疗机构与医药代表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前台的清廉叙述与后台的腐败记忆成为权力场域的突出特点。落马的腐败官员带有双重人格。这折射出权力场域、权力行使与权力制约的困境。

毕业以后我留校，留校以后，我爱人也老早劝我不要干学校这个事儿，我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队伍，所以我进来之后反思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多事情啊，因为我犯的错误主要是土地开发，为了建学校一个宾馆跟服务中心，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利益，最终还会犯点错误，但是可能我们的接触面太窄了，不一定了解这个……（jrj）

（二）权力腐败三重门：找衙门、送上门、开后门

根据权力腐败的发生路径，权力腐败必须要逾越三重门，这三重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找衙门”“送上门”与“开后门”。

所谓“找衙门”是指个人办事或者谋取利益时要找到职能主管部门，找对拍板的关键人，也就是部门一把手。

一是通过个人爱好打通关系，倪发科认为：“玉石是身份的重要象征，玉石集文化艺术价值、现实价值和收藏价值于一体，玉能养人，人能养玉，（有人）甚至认为经常与玉接触能促进玉与人的物质交换。”针对这一爱好，吉立昌、黄某某等老板纷纷送玉石，深得倪发科欢心。

无独有偶，海南原副省长谭力则爱好古玩字画、爱好摄影，并将其制成明信片。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他们真正热爱艺术，而可能属于一种“个人和集体的自恋”。秦玉海痴迷摄影，北京某影像公司老板曹某投秦玉海所好，为其出版摄影作品画册、举办摄影作品展。浙江平湖市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徐卫林有迷恋名表的爱好，并经常跟老板们谈论名表，商人张某得知徐卫林想收藏一款名表后，立即奉上，开发商陈某则奉上另一款名表，徐卫林的妻子担心丈夫的爱好会犯错误，经常叮嘱徐卫林要慎交商人朋友，不要收受不义之财，徐卫林当着妻子的面答应，但根本听不进去，在张某赠送一款女表后，他不敢拿出来送给自己的妻子，怕妻子批评。蔡希喜喝法国红酒，并用公款采购，也引发网络的热议。

二是通过个人生活习惯接近官员身边人，原广州市房管局局长李俊夫的妻子、二姨子信佛，部分商人就通过加入“佛友”圈输送大量价值不菲的沉香、天珠、和田玉等寻租。

找到衙门以后，就开始进入第二步“送上门”，这一步尤为重要，一般通过托人介绍，或者其他方式与特定人员交往。在我们的访谈问题中，有一道题是专门针对权力中介的。

“送上门”意味着权力双方开始有了实质性的接触，这也是权力交换的决胜期。

以访谈对象csp为例。1994年下半年，jc公司参与改造及开发r县沿河河堤、沿江路，为了能让时任r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csp在该项目以后的开发上给予支持，jc公司总经理钟某送给csp人民币0.8万元，工程开发后遇到拆迁障碍，钟某多次打报告给县政府仍然无法解决。1997年春节前某晚，钟某来到csp家中，请求帮忙解决，临走时送给csp人民币0.5万元。

访谈对象hj提醒我们注意，不一定是办一件事情感谢你一次，而是一个过程。

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做交易，一般就是办完就算了，过年过节……（hj）

一般不会针对某一事情。人熟好办事，是个人情社会。（lp）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慢慢形成，没有处理好金钱朋友的关系。（lsm）

一旦打开了前面两扇门，“开后门”就顺理成章。

访谈研究发现，很多官员在初次面对腐败时，往往经历一阵复杂的思想斗争，甚至害怕听到警笛声，这折射出一种复杂的腐败情感，既害怕腐败事发的风险，也有权力腐败带来的快感。对于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偏差行为，官员纷纷给出了自己“理由”。

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多的钱，当时应该是（折合）100万元人民币吧，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感觉跟他关系不错，要一点钱，要一点物没有问题。（olg）

或者认为“反正这钱不是我主动索要的，应该不是受贿，而且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一定没事的”，“对方可靠”，“下属、下级一般不敢告发领导，除非他以后不想再混下去了，对方给我送钱就是为了长期合作下去，也不会告发我”，“反正是别人主动送的，我既没有用权索取，也没有开口向他要，他不会主动跟别人讲的，只有他知我知”，“比我收得多的人有的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有官员在工程已经结束，甚至获得了国家最高工程质量奖——鲁班奖时，认为这时候要一些，拿一点，只要做得隐蔽，是不会出事的。

犯罪社会学的犯罪模仿论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模仿他人，当njx与ysy发现其他官员或部门都在接受别人好处时，便产生了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这是一种典型的模拟犯罪。

一位下属借“拜节”的名义来到我宿舍“汇报工作”，硬塞给了2万元过节费。第一次接了下属的钱，我感到很不自在。我还特别留意其他领导，发现好像都在收，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njx）

看到送礼风不是一个县市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问题，是个潮流问题，看到这样才能办得了事，办得成事，看到在山区县工作财政不能自给要靠方方面面的支持，送礼显得必要，也看到每任领导也是这样做了，自己无法无心去改变这个现实。（ysy）

三 从“关”到“门”：权力腐败的制度建构

要理解官员的腐败行为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权力场域，理解权力场域内部的特征及其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

犯罪社会学假设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者，而大部分人之所以不选择犯罪，是因为受到社会控制，社会控制体系越严，功能越健全，社会的犯罪现象就越少，反之，则犯罪现象就越多。

在正式制度层面，访谈发现，在36个访谈个案中，有28人表示填写过“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有8人表示未曾填过这类相关表格。

这类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而言，对于预防腐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访谈对象lzz与ddf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均道出了当前制度反腐方面存在的弊端，这说明单一的抑制腐败措施难以奏效，反腐需要周密的长期的策略方案。

认真起来应该是有作用的，上面如果一个一核，但是呢，我们交上去，从来没有反馈过。（lzz）

如果社会诚信机制比较健全，监督是比较有作用的，整个社会还存在一些弊端的话光靠填这种表格没有作用。（ddf）

这个东西不能要人家包办。对我来说，我认为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说呢，这是在办公室里面坐着想出来的东西。（lwq）

有时候办公室跟你就处理完了。完全是形式，并不可能知道领导干部的真实收入，因为什么，表上完全就是你工资收入啊，那都是政府发给你的东西填上去，不用填都可以啊，大家都明白的。（wzq）

我认为起不到监督作用，哪一个干部会给你填真实的情况？形式主义。（mhh）

如wzq所言，仅凭个人自填可能存在虚报现象，没有人会填真实收入，另外因为缺少信息的公开与上级的核查，填完置之不理，所以不免流于形式，在36个访谈个案中，仅有访谈对象hj表示对于填写的这些表格有过核查，大部分则缺乏一个公开监督机制，这也是为何同级纪委很难对一把手等进行监督，通过这类制约很难获取真实信息。

访谈结果显示，构建“不想腐”的制度体系就是：

你想犯事，让你没有犯罪空间，做不成。（xhx）

在非正式层面，亲朋好友是个人工作与生活最为亲密的关系圈子，亲朋好友对于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的影响，亲朋好友是从社会层面制约官员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问题“在你从事违纪或违法活动时，知情亲朋好友是否提出过质疑或者提出过反对”进行考察，从访谈的结果来看，在36个访谈对象中，在家人与亲朋好友方面，共有13人提出过提醒或反对意见，这一比例仅为36%，其中提醒的人是以家人为主，包括了配偶、兄弟姐妹等。

弟弟、老婆提醒过自己，不缺钱，做官不要贪钱。（lsm）

我哥说过，什么事情可以犯，不要触及底线，我老婆也说过。（xhx）

家里人多少知道一点。提出过反对，像我妹她还说过，不要去拿这些东西，这些商人靠不住。谁会去跟你讲这么敏感的事情，家人偶然有提起，走稳一点，他只能说到这种地步。（sxz）

夫妻之间有提醒，小心一点，现在都是什么形势，普通情况下，谁出事了，会提醒。（lxq）

平时有人提醒过，家人提醒过。（ywg）

我老公有时候提醒我说我是做领导的，我不能违反规定；注意你的好形象，社会上的好形象。（hjl）

在社会层面，在你从事违纪或违法活动时，知情民众是否提出过质疑或者提出过反对？

在36个访谈对象中，仅有4人表示有知情群众提出过质疑与反对意见，且都是非常常规化的知情，如“风俗如此”等，并非真正知道权力腐败详情，因此可以概括为“社会监督太难”。

群众也知道，老百姓也知道，地方风气就是这样。

为什么民众在权力腐败中很难知情或者监督，关于这一点很好理解，由于权力腐败的隐蔽性与暗箱操作，民众很难进行监督。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从别人那里拿钱，然后又用到别处，这个过程不可能让第三者知道，这是因为官场上政治风险太大。（ddf）

无关民众不会说，有切实利益关系的民众才会说。（cwq）

四 结论

权力腐败既是危及社会生存的政治毒瘤，又是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政治雾霾。基于对广东省内30余名省部级以下腐败官员个案的访谈文本，总结归纳出腐败权力场域具有“三道关”与“三重门”的特征。

在权力场域方面，解决腐败需要顶层制度设计，通过重建权力秩序，破除潜规则，构建积极健康的权力场域，关键在于重塑正确的权力认知，包括对于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转向群众导向，官员身份从“护身符”向“紧箍咒”转变。

在权力制约方面，构建多元制约权力的“天罗地网”机制，强化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功能，通过落实廉政主体责任，对各级官员进行经常性的全面考核，在权力制约权力方面，强化纪委巡视与派驻制度建设，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机制。

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