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2010年春，在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达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的建议下，时任纽约大学副教务长的罗恩·罗宾（Ron Robin）与我接洽，询问我是否有兴趣接受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YUAD）的一份工作。在最初的构想中，我会建立一个社会研究中心——类似在安娜堡（Ann Arbor）运作的那个，并在中东地区开始社会研究。最终，事实表明，并无资金支撑这一雄心，所以罗恩转而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纽约大学国际化体系中一所新设研究型大学的四位创始院长之一）。

康利的建议极不寻常。1999年我转入耶鲁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身负重建该系的重任——那时，系里的终身教职已被削减至两席。康利是位前途光明的新入行助理教授，我很欣赏他优秀的学位论文，也讶异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写下一本确实有趣的自传。他无疑是耶鲁年轻教职工中最好的一位，也是竞争者中唯一一位曾真正有望得到终身教席的，但鉴于耶鲁当时为确保教职设置的种种条件，他资历尚浅。

克雷格·卡洪（Craig Calhoun）在纽约大学的职责与我在耶鲁大学可谓一般无二，都是要重建一个并非特别杰出的机构。他很聪明，康利毕业后一两年就看中了他，并提供了纽约大学的终身职位。康利就向我要求同样的待遇。我知道，作为初来乍到耶鲁的一个系主任，我无法做到这些，所以我拒绝了康利对终身职位的要求。多么高尚的年轻人啊，多年之后邀我加入高速发展中的纽约大学。我很感激康利能给我创造这一具有挑战又激动人心的机遇，让我最终开始了本项研究。

长话短说，我准备用最后一次冒险来为我的学术生涯做结，也出于许多理由离开了耶鲁的合意职位——我在那里有命名讲席以及当时还是纯粹文理学院的新机构。罗恩实在是很会说服人，还为我打包了一份大礼——丰厚的薪水和我完全无法拒绝的自决性研究支持。这项研究经费使我在即使耗时的行政职位上，仍得以推进研究。我感激罗恩·罗宾提供了这一系列条件，也感激副校长阿尔·布鲁姆（Al Bloom）和教务长法比奥·皮亚诺（Fabio Piano）的准许。没有这些经费，本文所记录的研究将难以为继。

在阿布扎比做关于客籍工人研究的想法，很早就跃入我的脑海，最早是在纽约大学面试期间，这是我所能回想起最不寻常的工作面试。印象中社会学的同事们很喜欢我的工作，但他们的态度也很明确：“你是疯了才会接受这份工作吧。”尤其是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告诫了我一番——关于阿联酋“可疑”的（一种温和的说法）劳工历史。我确实聆听了，也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尽管我此前从未做过关于劳工或移民的工作，但在扫视这一国度里客籍工人的境况后，我还是决定要接受这份工作，进入这一具有丰富内涵（虽于我仍属未知）的领域。我记得几周后致电理查德，告知他我的研究蓝图，我不认为他认可其可行性，但我的任命被通过了，而我还想感谢理查德将客籍工人议题带入我的视野。

到阿布扎比，我第一年带了位匈牙利同事——亚诺斯·拉丹伊（Janos Ladanyi），我当时正计划和他共写一本关于族群-种族分层的书籍。这本书在七年后的现在，仍未完工。然而，是亚诺斯第一次推动着我找出了研究中至少一个问题的应有灵感。当我们漫步在阿布扎比日落后的小巷中，他不断地提醒我，在挤满来自不同派系和族群背景的年轻人的街上，缺乏明面上的冲突——也完全没有暴力——是多么奇怪。“在家乡他们自相残杀，怎么到这里却相处融洽？”亚诺斯不断问我。事实上，我们在街上没见到任何警察，只有许多才20来岁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人在闲聊……这实在是个绝佳出发点。他们是惧怕着显然不在场的警察，还是正生活在一个开始容忍乃至尊重彼此的文化多元、宗教多元的社会？我感激亚诺斯往这个方向引导我的注意力——他多少成为这一研究的“教父”，不过很遗憾没能说服他加入后续课题中。

在我于NYUAD任教的第一年，我们没人能教关于伊斯兰社会的课程，所以我说服行政机构给出了一个访问学者的名额，用以邀请补缺教授。我很幸运，说服了在伊斯兰社会研究方面杰出的学者里亚兹·哈桑（Riaz Hassan）加入我们。有巴基斯坦血统的里亚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使我有自信着手做起了巴基斯坦籍客籍工人的实证工作（我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和任何语言），还帮助我完善研究设计。尝试在阿联酋当地进行客籍工人田野调查失败以后，经他建议，我们转而将田野地点放在了巴基斯坦本土。他对本课题和本文的贡献不可估量，故而我将他作为主要合作者列在了最前面。

经里亚兹从中牵线，我联系上了拉合尔（Lahore）的社会研究所，以及运营该所的拉菲克和拉齐亚·贾弗（Rafiq and Razia Jaffer）伉俪。他们帮我们组织田野工作，在里亚兹和我旅居拉合尔期间也十分热情好客。拉菲克、拉齐亚，多谢！

NYUAD也有不少学生对客籍工人乃至我们的课题感兴趣。我尤其感谢弗拉迪斯拉夫·马克西莫夫（Vladislav Maksimov），他去布达佩斯待了整整两个月，在定量分析方面对我颇有助益。他也因此和里亚兹·哈桑一起，在最前面被作为合作者列出。我也从其他许多学生那里受益良多，特别是以下几位：尼古拉·洛佩兹（Nicole Lopez），催生了阿布扎比菲律宾领事馆辖内某避难所对菲佣的研究；马克 · 霍夫曼（Marc Hoffman），针对哈德曼（Hamdan）大街上的风俗业做了短小但惊艳的民族志；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亚历克斯·王（Alex Wang），他关于劳工营的田野工作视野广阔、引人注目。

向来自TARKI社会研究所的佐尔坦·费边（Zoltan Fabian）和布兰卡·谢特尔（Blanka Szeitle）致以谢意，他们是我定量分析中的助手。

我也感激范尼莉亚（Vanilia），她因为纽黑文忙碌的艺术生活而无法和我一同前往阿布扎比，但她在迪拜和阿布扎比的短暂逗留以及我一年中不时因工作回到纽约和她度过的美妙时光，都让我在海湾地区的单调生活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就像所有的远距离关系，我们经历过波折，但就在我写下这份手稿的2017年夏天，身处布达佩斯的这一刻，她正坐在我身边，没有她的鼓励和爱，本文不会成型。谨将本文献给巴基斯坦籍客籍工人和范尼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