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清代黔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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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战略性资源的管控是国家或政权关注的重大问题,古今中外皆然。探讨古代国家认识、开发、利用战略资源的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传统社会管控战略资源的政策、措施及其成败得失,可为现代国家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古代资源开发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经济史、矿业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热点问题。

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且不可再生,替代性差,在资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史中,清代矿产资源开发成就最为突出,以滇铜、黔铅采冶为代表。清代滇铜开发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然而作为与滇铜齐名的黔铅,其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系统性研究。

一 黔铅是清代国家战略资源

黔铅是清代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是指贵州所产的金属锌和金属铅。因铅与锌在清代统称为铅,别以黑白二色。清代铅锌主要用于鼓铸制钱。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顺治元年(1644)“以红铜(金属铜)七成、白铅(金属锌)三成配搭鼓铸”,康熙二十三年(1684)改为“铜六铅四配铸”,雍正五年(1727)变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1740)改“用红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金属铅)六斤八两、点铜锡(金属锡)二斤,配搭改铸青钱”,乾隆五十九年(1794)后恢复黄钱鼓铸,以铜六铅四搭配。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四《户部·钱法》;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七十三《户部·钱法》。可见,锌是清代制钱的主要原料,配铸比例长期稳定在40%以上。

清代前期,随着铸钱量的持续扩大,币材锌的用量亦从顺治十八年(1661)的105万斤增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962万斤。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第29页。据笔者研究,从雍正二年(1724)至道光八年(1828),黔铅总产量达8.72亿斤,年产839万斤,其中,白铅产量占清代全国产量的67%~84%,绝大多数用于供给中央及各省鼓铸。马琦:《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对以销量推算产量方法的检讨》,《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铅在清代制钱配铸中的比例过低,且仅在鼓铸青钱时掺用,作为币材的用量有限。但是,铅在清代的军事用途,即制造火器弹丸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笔者曾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认为清军火器常规操演,每年所需军铅在20万~26万斤上下,这些黑铅绝大多数产自贵州。马琦:《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由此可见,清代贵州是全国铅锌的最主要产地,承担着京师及各省铅锌币材的供给重任。黔铅关系全国货币铸造和经济运行,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战略资源。同时,清代军队所需军铅绝大多数来自贵州,黔铅是制造鸟枪、火炮弹丸的主要原料,关系清代的军备制造和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基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黔铅属于清代国家战略资源。

二 学术史评述

在清代,黔铅与滇铜均为国家战略资源,关系全国货币铸造和军备制造,理应铜铅并重。乾隆年间,谢圣纶称:“黔中产铅最富,岁运京局数百万,以资鼓铸,与滇南铜厂均为国计民生所利赖。”谢圣纶:《滇黔志略》卷二十四《物产》,乾隆刻本。但地方官员却重铜轻铅。乾隆四十年(1775),吏部奏称:“窃思运京铜斤,关系户、工二局鼓铸,固应上紧趱运,严定处分,而外省派赴滇黔诸省采办铜斤等项,亦均关紧要。……且运京铅锡,与铜斤事同一例,原例内专言铜斤,不及铅锡,立法亦未详备。”《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七,乾隆四十年闰十一月,吏部奏。嘉庆十一年(1806),上谕内阁:“京运铜铅攸关鼓铸,乾隆年间曾钦奉谕旨,特派藩臬大员经理其事,业经定有章程,系指滇铜而言。其实钱局需用铜、铅并重,近年以来各该省办理拘泥,于滇铜过境之日尚知照料催趱,而于铅船到境时则不复留意,以致节年京局需用铅斤多有迟滞,殊于鼓铸有碍,嗣后铜船铅、船沿途经过之处,著责成派出之各该省藩臬等一体实力催趱,毋得少有延误。”《大清仁宗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嘉庆十一年六月,上谕内阁。

清代重铜轻铅的思想导致现存记载滇铜黔铅的文献多寡不均。关于清代滇铜的记载,除了实录、政书、地方志等文献之外,还有《滇南厂矿图略》《云南铜志》《铜政便览》等专门性文献,史料较为集中;而黔铅的记载则散见于档案、正史、政书、奏疏、方志、文集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史料搜集难度较大。清代重铜轻铅的思想也影响着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清代滇铜研究持续长达一个世纪,成果丰硕,堪为清代矿业研究的代表;而黔铅进入学术视野才短短十余年,研究成果寥寥。

2007年,温春来的《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清代黔铅的论文,作者在考察清代前期大定府铅矿产量的基础上,对其运输和销售进行了梳理。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生产与运销》,《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2010~2015年,笔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代黔铅研究的论著,分别探讨了清代黔铅兴盛的原因和背景、采冶技术、矿厂分布、产销量变化、运输路线、京运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以滇铜黔铅为例,考察了清代的矿业布局、奏销制度及其军事用途,参见马琦《清代黔铅兴盛的原因与背景》,《贵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清代黔铅运输路线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对以销量推算产量方法的检讨》,《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矿业监管与政府调控:清代矿厂奏销制度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试论清代黔铅的地理分布》,周长山、林强主编《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莲花”与“妈姑”:清代最大矿厂名实考辨》,《贵州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清代黔铅的采冶技术及其特征》,李昆声、黄懿陆主编《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清代前期矿产开发中的边疆战略与矿业布局:以铜铅矿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清代黔铅京运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清代皇帝矿产资源观与矿政演变:以铜铅矿为例》,《文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极大地推进了清代黔铅研究进程,扩展了清代矿业的研究视野。

近十年来,虽然清代黔铅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一些关键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清代黔铅开发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影响、清代黔铅开发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发掘,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有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空间,如清代黔铅产量、矿厂、管理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清代黔铅研究的系统性专著,这对于学术界全面认识并了解清代黔铅开发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发掘新资料,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三 研究内容和主要资料

本书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清代黔铅开发与产业兴衰,主要论述清代黔铅兴衰的原因和背景,从市场需求、产地转移、采冶技术、政府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清代黔铅的兴盛与衰落。(2)清代黔铅矿厂及其管理。在考证矿厂置废和时空分布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莲花、福集、柞子等大型铅锌矿的产量演变、抽买制度、管理机构等内容。(3)清代黔铅产销关系与储备调节。以清代档案中的奏销数据重建黔铅产销量序列,分析产销量变化原因,突出厂店储备制度在调节产销关系中的作用。(4)清代黔铅运销与管理。考证清代黔铅运销的数量与路线,复原黔铅的运销网络和管理体系,揭示京运的动态过程。(5)清代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在考证黔铅矿业人口和矿区所需物资的基础上,分析黔铅开发对贵州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及城镇发展的影响,考察清代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的关系。(6)清代黔铅矿务与贵州地方行政。通过考察黔铅矿利收入促进贵州公共事业发展、矿政兼顾下贵州地方行政的演变、矿政冲突对贵州地方行政的影响,分析清代黔铅开发对贵州社会的影响。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清代档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数位典藏的清代档案,已经正式出版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档案》等奏折汇编。二是清代实录、政书。如《清实录》和清代五部会典、三部会典事例、两部户部则例。三是地方志书。现存清代贵州的省、府、州、县志及《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黔记》等地方史书。四是云贵督抚奏折。如现存杨雍建、高其倬、鄂尔泰、裴宗锡、孙玉庭、朱理、贺长龄等云贵总督、贵州巡抚的奏折汇编和诗文集。五是近现代矿冶调查和实地考察。如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编《今日贵州》,唐八公、汪允庆等人的调查文章,以及实地考察发现的碑刻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