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作为一种反思实践的社区历史研究策略

一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及其悖论

在黄宗智先生和孙立平先生的倡导下，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得以推行（黄宗智，2008；孙立平，2002）。他们都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出发，也都对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案例进行了批判，从而发展自己的实践理论。本章接续黄宗智先生和孙立平先生对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批判，试图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自于对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批判，同时又表达对西方主体哲学的不满，试图跳出西方社会科学主观和客观、能动性和结构限制之间的二元悖论（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他试图基于自己在卡比利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来说明日常实践场域中，人们是如何通过实践的感觉来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并运用社区中的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但是，他又认为实践场域中的当事人并不能跳出场域结构，做一个抽象的理性人，自由决定和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反，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在实践场域中形成了一种行动惯习（habitus），这种行动惯习表现为当事人即兴发挥的灵活自由，但是布迪厄敏锐地指出，这种自由发挥不是西方哲学家所建构的抽象的理性人模式，而是一种内化的结构化行动模式。这种结构化行动模式已经不是当事人有意选择的行动策略，而是作为一种不自觉的身体习性发挥出来的。现实场域中的当事人的即兴发挥就像运动员在球场上表演一样，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而是凭着经验机智娴熟地行动。这是长期沉浸在一种结构关系中不断体验类似情景而塑造出来的行动模式，一旦遇到类似的情景，就会自动发生这种现象。这里也有社会结构对身体的支配，但这已经不是强制性支配，而且也不是意识形态霸权，而是一种无意识的主客结合的一致性行动模式，是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相互配合的即兴发挥状态。同时，正是靠个体行动模式的相互配合，把社会结构再生产出来，才维持了社会结构的支配模式（Bourdieu, 1977）。

这种实践理论大纲虽然突破了西方社会科学主客之间的分裂状态，但是很容易落入主客配合的社会再生产的结构陷阱，从而无法解释社会的历史变迁。黄宗智就从这个角度批判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他认为布迪厄的理论概念都是从横切面来分析卡比利亚社区的结构性构造，以及法国当代社会不同场域之间的通过阶级口味实现的区分和支配策略的，难以用于跨时间的动态分析（黄宗智，2005）。同样，孙立平先生也批判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他认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对实践过程的抽象，是以一种非实践的精神和方式来对待实践，所以实践就被布迪厄抽象死掉了。他认为，只有进入实践过程，揭示特定事件的实践过程，才能揭示实践过程的机制和策略。他提出“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是进入实践过程的途径、激活实践过程的方法，因为只有具体事件才是实践过程中各种因素的浓缩，各种实践因素的再生机制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实践过程（孙立平，2002）。

黄宗智先生和孙立平先生对布迪厄的批判是深刻的，不管是从长时段的社会实践历史出发，还是从短时段的具体事件过程出发，都是真正进入实践过程，发现实践的逻辑，产生实质性社会科学概念，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实践现实。但是每个人都有进入社会现实的具体路径和方法，黄宗智先生选择了通过经济史和法律史进入中国社会，孙立平先生选择了通过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事件进入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交界面。我们下面将从德·塞托和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个角度进入农村社区，作为认识中国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及其历史变迁的理论出发点。

二 迈向地方性实践知识：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理论出发点

已故法国文化研究大师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一书中，批判了福柯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他认为，不管是福柯有关主体规训技术的研究，还是布迪厄关于实践策略的结构化分析，都是从微观主体——身体出发，最后走向了系统的话语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并没有真正挖掘出微观主体——身体的实践策略和艺术。基于对福柯和布迪厄的批判（也是致敬），德·塞托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系统化权力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支配下，微观主体虽然不能挑战整个权力体制和机制，但是可以通过分散的占有和消费权力体制分配的空间、资源，使之符合被支配者自己的利益和规则，并构成反规训的体系（德·塞托，2009: 34～35）。作为弱者的大多数的边缘群体，其消费行为虽然具有布迪厄所谓的模式化的惯习特征，但绝不是受制于场域结构的无足轻重的戴着镣铐的即兴表演，而是弱者为了利用强者的场所空间所采取的灵活方式，从而为日常生活实践增添了一些政治色彩。德·塞托认为，作为消费者的弱者群体的行为，不同于强者的攻城略地的战略行为，是一种渗透到对方阵地的战术行为。他借用军事术语——战略和战术，来区别强者和弱者的行为。战略是一种专有场所的确定性行动模型，而战术则是将他者的场所作为自己的场所。战术行为通过碎片状渗入到战略空间，无法整体地把握这个空间，也无法远离此空间。这些具体的巧妙技巧，包括施计策的艺术、猎人的狡猾、操作的变换、多样的伪装、兴奋的发现等。他认为，这些运作的成就源自非常古老的学问，希腊人将其称作“mètis”（米提斯），而在中国则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所讲的军事艺术，或者是阿拉伯的《计谋之书》里的内容（德·塞托，2009: 39～41）。

不仅仅是文化研究领域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实践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同样具有这个传统。最初是基于诠释学传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专门著有《地方性知识》论文集，然后是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极端现代主义理性规划项目如何被基层老百姓的地方性实践知识所侵蚀或废止，成为一些失败的历史景观。在吉尔兹看来，地方性知识来源于地区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演变历史和政体模式，它难以成为理性的科学系统，需要通过诠释性方法，把它当作一个文本来分析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最后弄清楚其内部逻辑模式（克利福德·吉尔兹，2004）。但是，许多人批判吉尔兹的整体文化模式论，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任何传统都不再是孤立的传统，而是和现代发生着互渗的传统。地方性实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化过程，而不是一种孤立的地方化实践（迈克·费瑟斯通，2009）。詹姆斯·C．斯科特把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当作极端现代主义的理性规划项目的对立面来看待。他和德·塞托一样，引用了古希腊概念“米提斯”一词，来指称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民众的实践性知识。他认为“米提斯”看起来比任何其他的选择，更像“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等，能更好地传达头脑中实践技能的意思。斯科特认为，作为一种实践技艺的“米提斯”尽管有其历史传统，但更重要的是它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相对于极端现代主义的理性规划和权力体系追求简单、清晰的宏大景观，通过更加多变、实用和灵活的具体实践，来发展和积累有效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米提斯”总是地方化的，甚至是模糊的、不可言传的，它介于天资灵感和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中间地带，靠大量的渐进的众人的实践经验来积累和改变。他不认为传统是固定不变的，只不过这种变化不是突然的和不连续的强制规划。正是日积月累的大众实践智慧在侵蚀着那些宏大而不当的景观项目和理性规划，让它变得适应人们的生存需要（詹姆斯·C．斯科特，2001）。

德·塞托和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的“米提斯”——地方性实践知识，或许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区治理发展史中地方实践策略的有用概念。它听起来不如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的行动理论那么雄辩和激进，也没有福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那么系统和庞大，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中基层社区干部和村民是如何多元、灵活和机智地发展地方化实践策略，从而改变和重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社区的动员过程，同时满足自身的实践需要的。实际上德·塞托和斯科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和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的概念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以区别于精英阶层掌握的大传统（罗伯特·芮德菲尔德，2013）。所谓小传统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的行动网络和实践智慧，以区别精英阶层发展和掌握的价值规范和审美情趣。在传统社会，尽管士绅精英和社区大众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但是他们之间的文化特征并不一定都是一致的，而是存在着大小传统之分。士绅阶层一方面，可以借助于精英文化进入上层统治阶级，或者醉心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发展自己的象征资本；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参与和发展社区大众的小传统，通过社区礼仪和其他戏剧舞蹈等民俗文化，实现对社区的道义治理。社区民俗文化围绕着生存伦理和安全原则，把大家团结整合起来，维护社区集体利益，有时候甚至会对上层统治阶级产生反抗的动员效果（詹姆斯·C．斯科特，2001）。随着现代化转型，国家动员取代了传统精英支配模式，试图对社区进行新的组织和动员，并将其纳入国家现代化过程。但是有时候国家的动员组织策略会出现激进或者不切实际的情况，进而导致对基层农村社区的伤害，这时候如果社区依然有地方传统文化和实践性知识，就可以缓冲国家走激进化道路带来的风暴和发挥保护社区的作用。

三 作为一种反思实践的社区历史研究策略

地方性知识是我们进入地方小传统，研究当代中国社区治理历史的理论切入点，但是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研究方法进入社区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落实这个认识论。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地方实践历史的质性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地方档案资料来进行研究的，孙立平先生则是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来进入当代农村。我们更愿意把他们的档案资料分析、口述历史方法进一步激活，动员村民一起来收集资料和进行访谈口述，实现社区历史的集体行动研究的策略。美国口述历史学会会长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详细介绍了口述历史的具体做法和资料使用方法。他写道：“口述历史的民主驱动力也已经说服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唐纳德·里奇，2006: 3）实际上，美国有些大学已经开始支持一些地方社区开展口述历史研究，来延续那些即将消逝的社区，或者来发现自己不曾熟悉的历史，增强大家对社区的认识和认同。比如在华盛顿特区人文评议会就曾发起一项街灯计划，希望让那些彼此疏远的社区成员，通过口述历史来发现社区共同特征和集体认同。结果通过社区居民的共同口述和集体讨论，一个非洲裔居多的波托马克社区居民发现了学校教科书里不曾记录的黑人的社区贡献历史。社区成员塞尔马·罗素说：“以前我们是陌生人，现在我们了解了，我们所共同拥有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正是我们的共通性所在。”（唐纳德·里奇，2006:231）这就是激活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目的，集体行动研究导向的社区历史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实质理论，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而且是为了和社区居民一起来反思社区实践历史，让社区居民可以借助收集资料和讨论资料的过程，增强对社区历史的认识，反思历史的成败得失，扬弃社区历史的精华和糟粕，增强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继续对社区发展做出贡献。

当然，我们的研究过程又不是民粹主义的，只是简单记录社区资料和社区居民的口头意见。社区居民对自己成长环境的认识和扮演的角色毕竟存在局限性，所以如何引导大家超越个人和家族的局限性，站在社区共同体的高度来认识各自的角色和影响，成为集体行动研究的巨大挑战。另外，社区共同体被放在整个地区乃至国家发展的宏大历史，既有自己的集体利益，也有自己的地区局限性。我们也需要反思如何处理社区共同体利益和整个地区乃至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这里面不存在任何阿基米德支点，既不存在所谓国家现代主义所言的用宏大的民族国家历史来取代地方社区共同体的发展史，也不存在所谓地方社群主义所言的只为了本社群的利益而反对任何普遍的民族国家利益。我们相信，个人、家族和社区的关系，正如社区和国族的关系一样，都需要在反思对话中，来发现各自的角度和立场，以及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对话，来开拓各自的视角，引入视角转换的机制，寻求多元视角、彼此理解的对话平台。而且，我们还和正统口述历史有差异，我们不是为了制作历史档案，而是为了研究社区治理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只是采取了口述历史的方法，将其作为收集研究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工具。除此之外，我们还收集了文献资料、图片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书写资料等，这些都是一种资料收集手段。我们和正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是，我们把资料分析之后的文本反馈给社区，而且采取实名制的方法来书写他们的历史，让他们增加对自己社区历史的反思，而且借助于客观的书写文本，来反思自己的社区历史，这样也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自我认知，并将这种自我认知提升到社区整体角度乃至于从地区发展的角度来反思自我的认知。至于这能否达到保罗·弗勒雷的解放受压迫者（保罗·弗勒雷，2001）的效果，或者麦克·布洛维所说的扩展社会认知（麦克·布洛维，2007）的效果，都不是研究者所能控制的。但是，作为这项研究的执行者，笔者能够做到的是保证所有的受访人及其家庭都知情这个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结果的出版发行，让他们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哪些内容不可以公开，让他们掌握资料公开后对自己的影响程度。

所以，我们动员了村里几个有文化的热心人士参与到资料收集和单项历史的撰写过程，让能够提供有效信息来源的人物参与访谈，然后由专业人员写出综合性文稿，再反馈给村民代表来讨论，大家提出不同意见，站在不同角度进行评论。这个过程既有村干部的贡献和意见，也有普通村民的意见，在讨论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能把不同意见陈述出来，讨论过程是一个理性的民主协商。比如书稿里既有村庄历史中正面的积极贡献，也有负面的历史教训，大家的共同意见是要对历史负责，尽可能地真实。但是也有人提出要为长者讳，有些事可以写，但是要隐去当事人的名字，给当事人或其后人留面子，知道的自然会心知肚明，不用点名字。这个做法尽管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原则，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作为反思实践的行动策略，我们认为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就接受了这个做法。更不用说，这个办法校对出许多靠口述历史获得的资料中不太准确的地方，起到了三角校正的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策略，我们采取了多元媒介资料和多种文体技术的呈现方式。首先我们通过大量的社区图片来记录社区发展的实景，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视觉感受。其次我们基于访谈资料分头撰写了泥河村大事记、泥河村家族姓氏、泥河村名人轶事、泥河村教育事业发展史、泥河村医疗卫生发展史、泥河村书法文化的发展、泥河村大平调戏剧发展史、泥河村礼仪风俗的发展、泥河村寺庙文化的发展等，让大家对社区有立体丰富的认识。最后，我们基于这些资料结合学术文献，撰写了学术论文，讨论社区治理和国家动员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动力，试图回应学术界的问题并对国家的发展思路和公共政策提供建议。我们的遗憾是没有办法把录音资料转交给一个图书馆，只能存在研究者的电脑里，等以后有类似的社区研究资料库，再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