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革命和市场背景下的社区礼俗传统向何处去？
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是从不同学科和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基础。特别是对于1949年之前的传统社会和1949年之后的以革命与改革为背景的研究，构成了乡村社会研究的主干之一。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进入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在英美受过系统学习的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许烺光、林耀华、李景汉、陈达、田汝康等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他们主要围绕家族和婚姻、土地制度和农民生活、社会阶层、法和习惯、社会心理、人口动态、文化生态、血缘构造、社会变动等方面进行调查，考察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涵。特别关注在外来文化、市场等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变动过程。这些研究构成了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黄金时期。记得1994年我刚到东京大学留学时，上课的王崧兴老师下课和我说，有关亚洲的人类学研究，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代表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1949年以后，以长时段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费孝通先生对城乡二元模式的讨论到小城镇、大问题的提出，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城乡协调到城乡统筹，从单一的“以城带乡”的城镇化模式，再到“以乡村为本位”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这些理论和政策都在回应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让乡村更加具有人文价值、如何让乡村社会继续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载体、乡村开发和保护如何结合等，这些问题成为当下对于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讨论的焦点之一。这就涉及中国社会的活力和张力的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李亦园先生到费先生家拜访。李先生就提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走向问题。费先生就回答道：“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看来继承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
从中看出，费先生同样在强调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而能延续此种继承性的要素kinship（亲属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社会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主要通过家的文化观念及其社会性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来，即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当然，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并非不变的传统的延续，事实上很多是互相交织的并把传统无意识地内化到现代性的层次上来。如果简单地用社会的延续性的概念或许容易引起很多歧义。在此我想到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用过的一个词，即社会继替，其特点又是考虑到社会的继承性，同时也考虑到社会的替代性，但即使是替代也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替代。在整体社会的层面上，我们会看到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的并存现象。其实，在海外的中国研究中存在两种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中国社会虽然经历过革命，但乡村社会的秩序并没有断裂，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特别是在民间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礼俗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是一断裂式社会，传统的基调被彻底革除。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研究者更趋向于前者，即革命和改革，给乡村社会带来巨大的变迁，但乡村社会的传统一直在延续，而且随着与外界的接触频繁、网络化社会的影响，本地人更加认识到乡村传统的内在价值，出现了传统的复兴和再造的场面。
郭伟和教授在研究他的家乡泥河村时，也就是在乡村社会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变”与“不变”之间来展开他的讨论，当然“不变”仅仅是一相对的概念。
泥河村是一个普通的豫北村庄，也是本书作者的故乡。作者是土生土长的泥河人，从家乡出来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又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和研究，也经常带学生到不同的文化类型的田野中进行调查和研究；经过“离村”到“回村”、从“村里的后生”到“大学的教授”的身份转化，从和村民一样的村里人的角色转变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这种角色的身份并没有像传统的人类学所担心的会囿于家乡的情节，很难客观地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有的学者把其归纳为“家乡人类学”的困境。但从我和郭教授的交谈以及书中的表述来看，他已经超越了“内部中心”的观察视角，很好地把握了“主位”和“客位”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进出自如”。
其方法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突出口述历史研究路径，不断往返自己的家乡生活场域，进行一场历时近8年的调查和书写，具有反思性和实践性。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如何讲好故事，这是人类学的基本功。但如何把所讲的故事和学术观照进行有效的对话，这是反映研究者驾驭学术的自我表达。把“社会调查”上升到“社会学调查”、把“村民故事”上升到“村民思想”、把“小村落”纳入“大社会”甚至是“全球体系”，这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话语的表达方式。
在我看来，郭教授对于村落的调查和研究，正是一种把学术思考和村民故事进行相互对话的书写方式，用一句常用的话，看完此书让我感受到：一部波澜壮阔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历史转型过程的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正如我前面所言，社区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并不少见，甚至这是中国社会学创始之初的传统，但是能否通过对自己家乡的社会秩序的长时段历史变迁进行反思性研究则是一种挑战。因为它并不简单地如西方口述历史，仅仅处理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不断强化社区集体文化的身份认同和自觉保护，而是要把乡村社会秩序的礼治传统放在革命和市场转型的两个不同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下进行讨论和分析。
礼治传统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用的是礼治秩序。“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乡村社会靠一种礼俗传统来进行社区治理。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模式不断在革新、革命和市场转型等思路下前行，但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对乡村社会礼治模式的动员和改造。由此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历经沧桑而破茧重生，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不同社会转型模式的讨论。尤其是革命模式和市场转型模式成为乡村社会礼治传统转型的两大关键因素，也成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有的坚持革命模式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和改造，有的支持市场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和改造。
从泥河村的社区秩序形成和转变过程来看，最初的村治模式也无非是通过华北地区的传统礼俗文化资源的社会实践来达到类似于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所强调的“平衡社会”。比如，地方戏剧资源中的“报”的理念和实践机制，地方神话传说中的山神互斗和彼此妥协的平衡机制，地方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庇护机制，节日仪式和人生礼仪的实践过程，等等，都体现了一种既承认适当地位分化的阶序格局，又要相互尊重和彼此回报的平衡机制。然而，这一传统面对革命的动员和市场的侵袭，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费先生当年就提到“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以礼来维持”，而“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本书采取的社区秩序转型历史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权力类型或者资本力量的概念，来简化革命和市场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机制分析，而是着眼于革命和市场给乡村带来的政治机会和市场机会，以及乡村社会空间内部不同地位的村民团体如何对政治机会和市场机会做出行动反应，来看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带来的转变过程。这样的分析框架，让乡村社会秩序的转变分析建立在社会结构和生活机会的互动关系之上，从而奠定了相对扎实而细致的现实基础。
当然，到底革命对乡村传统的礼治秩序产生了什么影响？从本书的研究发现来看，革命一方面确实颠覆了传统的乡村精英结构，导致乡村社会结构重组，但无论是新的革命精英结构的形成，还是革命行动的开展都离不开传统资源动员模式的原型基础。书中提到的首任村支书郭全英，无论是在小店河村的土改，还是在回到泥河村后领导的解放斗争和土改运动，都是通过传统亲属体系和拟亲属体系的构建来动员村民参与革命过程的；同时他也受制于这些传统力量，给他们提供政治机会和庇护机制。当然，也有过对传统体系造成破坏的时刻，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激进的革命运动为村庄边缘群体提供了挑战村庄政治权力结构的机会，也导致他们必须采取激进行动策略才能成功挑战乡村政治结构，进而破坏了乡村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但是，这些特殊时刻的破坏，会在常规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得以修复。所以，似乎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并没有瓦解乡村社会秩序构建和治理的基本原型模式。然而，面对市场化过程，尤其是21世纪以后的城镇化进程，随着乡村生活空间的瓦解，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和治理机制基本模式在发生着更加彻底的改变。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放权让利、包产到户的时期，新任村支书李香元通过戏剧、书法和训政等手段，确立了一种新的礼治秩序，但是2003年以后，伴随着外出打工、征地开发等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泥河村的社会结构和礼治秩序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而且缺乏一种修复机制。尽管泥河村相对于其他村庄，传统文化资源的延迟作用继续发挥，弱化了社会秩序散乱的程度，但是，这个变化趋势是不可更改的。个体化趋势和功利性行为模式日益明显，但是对应的个体主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却陷入了转型的迷茫。这是作者看到的较为深刻的乡村社会秩序转型的议题。
由此是否可以得出，集体化社会对于恢复乡村的礼俗秩序有着重要的修复功能。而个体化社会是否不利于礼俗秩序的恢复呢？可能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我感到两者之间还有一种隐形的张力，把个体和集体有机地凝结在一起，使得市场在面对乡村社会时，又会赋予道义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未来的泥河村应该还是一个充满活力并具有文化自信的村落。正如费先生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中所言“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伦理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发展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的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所以泥河村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还会绽放更加异样的光彩，给予村民以新的活力。
祝愿泥河村越来越好！
2018年5月3日于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