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医:女人也须谨“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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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医的缘分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开始研究输卵管不通的病症。因赶上这时候国家正提倡计划生育,当时就有人指责我“破坏计划生育”,我一想,这话说得没道理呀!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提倡生过小孩的人不要再生了,可是因病不能生育的不在这个范围,遇着这种情况要想办法治疗才是。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往往影响家庭的幸福、和睦。身为医生的我如果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何乐而不为呢?

我自己也曾得过一场大病,还差点夺走了我的生命,因此,我理解那些求医之人的痛苦。比如那些找我治疗的不孕症的女性,在和她们的交谈之中我发现,不少人有自卑、焦虑,紧张、愧疚的心理,不但身体受到疾病的侵扰,就连精神也会跟着受影响。医为仁术,医生自然要有一颗仁心,我作为一名中医,经过多年的总结,深知治病也要治心,疾病才能被连根拔起。

正因为如此,我坚定地走上了中医的道路。

我18岁那一年得了尿毒症,突然全身水肿,还昏迷了48个小时,父亲找来中医为我治病。人们常说的尿毒症指的是慢性肾衰竭的终末期,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因为肾脏的功能丧失,而出现的一系列代谢紊乱的症状。幸好有中医的治疗,我的病慢慢好了,可以说我这条命是中医给救活的,也因为这场大病,让我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父亲也力主我弃学而拜崔省三先生为师(崔先生是清代名医赵海仙的弟子),开始学医。父亲是个长工,一直备受剥削和欺侮,所以他觉得我通过学医,可以救人、防病、广达人情、受人尊敬,脱离那时的苦难境地。

因为自己对中医产生兴趣,再加上父亲的支持,我坚定地进入了中医的大门,开始了从医的道路。没想到后来中医又救了我。我从小就体弱多病,1959年,我肝脾肿大,西医主张切除,说做手术还能活3年。我不听,一直坚持服用张仲景的鳖甲煎丸,结果却好转了。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北京延庆、怀柔,河南商丘、宁陵以及河北遵化等地区下乡期间,患有严重的胃病,导致便血,但我没有选择用西药治疗,而是前后服了100多服中药,最终彻底治愈。

中医多次拯救我于危难之中,那时候我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信念,立志要坚持吃中医这碗饭,这么多年从未动摇过。如今,我已经行医几十年了。

1953年,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我与当地4位西医大夫开设了阜宁县新沟区联合诊所,同年进入盐城地区中医进修班学习西医学技术。1956年考取南京中医学院医科师资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那时候正赶上中医的低迷时期,所以中医学院的师资力量不足,临床、教学任务繁重,于是我一人就要讲基础、诊断、内科等多门课程,临床带教更是内、外、妇、儿各科都要上。直到1961年,妇科急需教员,当时任教务长的祝谌予先生就把我调到妇科,任妇科主任,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一直专注于妇科,算来已经有40年左右了。

前面几十年治的病种更多一些,而后面几十年则是更专一些。不过,不论是哪一类型的病,在诊断和治疗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我不论看哪一种疾病都是采用辨证论治。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我深深认识到了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所在。临床上我经常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来治疗,这么多年来,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成效。

辨证与辨病并不是我首创,最早的提出者是被后人称为“医圣”的张仲景,他的作品《伤寒论》是第一部既辨证又辨病的临床专著,仲景确立的辨病分证诊治的思想体系为后世医家所遵循。但是随着西医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辨证和辨病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认识和治疗疾病的需要,开始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要学会逐步利用西医学的辨病指标。我们要承认,西医在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判断预后等方面,都可借以弥补中医学的不足。所以,我在临床上总是积极利用现代化的诊断手段,而治疗则按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遣方用药。

我自己是个中医,也推崇中医,但是我也不排斥西医,早在1953年参加中医进修班的时候,我就对西医产生了浓重的兴趣。但兴趣归兴趣,主次应该分清才是。我主张的是西为中用,衷中参西,发挥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虽然有一段时间中医不受重视,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中医了,并且也越来越多人找中医看病,服用中药,可以说,中医中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中医文化也是一样。精华的东西不应该被丢弃在历史潮流中,而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精华部分继承下来并不断发展创新。但是现在许多年轻的中医师只看西医的书,很少看中医的书,临床上被西医理论绑住了手脚,只知道对症治疗,忘记了辨证论治的根本,这实在令我担忧。在此我想对在中医学院学习的学生们说:“辨证论治乃中医之特色,丢掉了它,也就难以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

其实中医也追求与时俱进。比如说将原属西医的辨病指标转化为具有中医特色的辨证指标,不仅可以提高辨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而且还给传统的辨证思维方式加以新的思路。临床上可根据患者当时的情况,灵活应用“证病结合”或“无症从病、无病从症”以及“舍证从病、舍病从症”等取舍方法,通过分析了解疾病的本质,进而提高疗效。

例如,盆腔炎病变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根据局部病变的性质、程度等具体情况作针对性的加减用药,如果附件增厚、压痛明显,加蒲公英15~30克,龙葵15~25克,桃仁10克;附件炎性包块的话,加莪术10克、皂角刺10克、王不留行10克;输卵管结核加蜈蚣3~5克、夏枯草10克,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不一样的药材,这样可使治疗更有针对性。

我原名叫许富之,《礼记·大学》中有“富润屋,德润身”这句话,从中理解到作为一名医生,“润屋润身润德”很重要,为自己取名“润三”。为了这个“三润”,我几十年来坚持学习,并学会从中寻找学习的乐趣,通过“临证—理论—再临证”这一条路,将学到的知识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然后利用这些知识拯救人于危难和痛苦之中,就像当初中医拯救了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