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像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像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碑都在九十华氏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起来像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像火星上的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三文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间小办公室、次等的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等来看，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但是他们和他坐到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像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儿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其实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的。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的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然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夫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德国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腐败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像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像这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像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待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一点，有什么指示给我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

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一些咖啡。其他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一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

“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打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多的机会做一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儿不知所措地想和卡顿上校闲谈。卡顿身体肥胖，握起手来狠命使劲。他的右肩上，有金蓝两色的所谓“闲汉饰绦”在闪光，那些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标志着他是总统的副官，否则，参谋人员的饰绦应挂在左肩。帕格跟着这位上校走过白宫宽阔的公共房间和走廊，走上楼梯。“到了，”卡顿说着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请等一下。”这一下整整等了二十七分钟。帕格·亨利看了看墙上古老的海战版画，又朝窗外望了望。他来回走了一会儿，坐到一张棕色的大皮椅上，然后又踱来踱去。

他在寻思，总统是不是还记得他，而且希望他记不得了。一九一八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趾高气扬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乘了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军官室的军官们，包括亨利少尉在内，都暗暗地笑话这位个子特别高、外表英俊、有着名门望族姓氏的年轻人。他大大地卖弄一番海员的行话，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往梯子上蹦跳，还穿着奇怪的衣服，不断地换来换去。军官们认为他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但没什么真本事，简直一钱不值，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惯坏了。他模仿他那伟大的亲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还学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大丈夫风度，但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哈佛口音又使得他这种热情显得有点儿好笑。

一天早晨，亨利少尉在前甲板上干完了平时的作业，出了一身汗。由于缺水，他只得用甲板上抽水机水管里的海水冲洗身子。不幸的是，船头颠得太厉害，水管从他手里脱开了，水喷向通往军官室的舱口。正好罗斯福走到上面来，穿着一件金纽扣的运动衣，白法兰绒裤子，头上戴着草帽。这身衣服全给弄脏了。帕格被他的舰长和那位水淋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痛骂了一顿。

门开了。“好，进来吧，帕格。”卡顿上校说。

总统从办公桌后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那热情、雄厚、有气派的声音是广播里听惯了的，口气十分亲切，帕格很是感动。他在慌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富丽堂皇的圆形黄色房间，摆满了书画。一个穿灰衣服、面色苍白的人懒洋洋地坐在总统旁边的靠背椅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伸出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吧，中校，请坐。要不要吃点儿？我正吃午饭。”总统的转椅旁边有一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只盘子，里面是吃了一半的摊鸡蛋、烤面包和咖啡。他穿着衬衫，没系领带。除了新闻影片和照片之外，帕格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儿没变，身材还是那么高大，就是头发花白了，老得多了，胖得多了。尽管他带着最高领导机关里大人物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但使得“戴维”号上的海军少尉们哧哧发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负，仍然在那向上翘着的大下巴上留着一些痕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但是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谢谢，总统先生，我吃过了。”

“对了，这位是商务部部长，哈里·霍普金斯。”

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对着亨利动人地微微一笑，懒懒地打了个手势，就没必要握手了。

总统高兴而调皮地看着维克多·亨利，他的大脑袋歪向一边。“喂，帕格，你学会怎样在海上攥紧一条海水水管了吗？”

“哎呀，我的天，阁下！”帕格假装绝望地用一只手捂住脸，“对您的记忆力我是有所耳闻的，但我希望您已经把那件事忘了。”

“哈，哈，哈！”总统笑得仰起了头，“哈里，这个年轻人把我有过的最好的藏青哔叽运动衣和草帽全给毁了。那是一九一八年。你以为我会忘掉那件事，是不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现在我已经成了美国海军的总司令，帕格·亨利，你有什么想辩白的吗？”

“总统先生，‘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

“哦嗬，非常好，非常好！脑子挺快，帕格！”他瞥了霍普金斯一眼，“哈，哈，哈！我自己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爱好者。说得好极了，你已经得到了原谅。”

罗斯福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望了一眼仍然在桌子旁边立正站着的卡顿上校，副官抱歉地笑笑，离开了房间。总统叉了一块摊鸡蛋吃，自己又倒了一点儿咖啡。“德国情况怎么样，帕格？”

这么幽默的问题怎么回答呢？维克多·亨利从总统的口气里领会了他的意思。“我看有点儿像打仗的样子，先生。”

“什么，有点儿像打仗？照我看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呢！把你的看法说说吧。”

维克多·亨利尽自己所能把柏林的特殊气氛描绘了一番，讲了纳粹是怎样缩小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柏林人默不作声的镇静。他还谈到了开战的头一天，有一艘小飞艇拖着牙膏广告在德国首都上空飞行——总统听到这儿哼了一声，看了霍普金斯一眼——以及在里斯本搞到的最近一期《柏林画报》上，还登着一些宣传幸福的德国人民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和在乡村的草地上欢乐地跳民间舞的照片。总统一直看着霍普金斯，这个人长着一张维克多·亨利所谓的那种香蕉脸，细长而弯曲。霍普金斯好像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很深沉，像电光那样灵活。

罗斯福问：“你认为他在结束波兰战争之后，会提出和平要求吗？特别是，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样，还毫无准备的话？”

“他会吃什么亏呢，总统先生？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可能会这样。”

总统摇了摇头：“你不了解英国人，尽管他们并不见得准备得更充分。”

“我承认我不了解，先生。”

霍普金斯第一次以柔和的声音说：“你对德国人了解得怎么样？”

“并不是很了解，部长先生，这个民族很不容易一下子就了解。但是，对于德国人，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情必须懂得。”

“哦，什么事呢？”

“就是怎么样打败他们。”

总统大笑起来，这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机会就笑的人发自肺腑的大笑。“真是一个战争狂啊！你是不是建议，帕格，我们应该卷入？”

“一点儿不是这个意思，总统先生，除非到我们非卷入不可的时候。”

“哦，我们迟早会卷入的。”罗斯福说着，弯下背去喝咖啡。

帕格大吃一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最惊人的泄露机密的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穿衬衫的伟人真说了这句话。报纸和杂志上登满了总统的响亮声明，说美国不会参战。罗斯福接着恳切地赞扬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这篇报告，说他已经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他后来所问的一些问题，又说明他对这里面的分析几乎没有保留。他对德国的许多重要战略情况并不比哈利·华伦道夫或迪格·布朗掌握得多，提的问题也和他们差不多，甚至还提出“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你和他谈过话吗？”这类老生常谈的问题。帕格把希特勒在国会的战争演说向罗斯福形容了一番。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这特别感兴趣，打听了希特勒用什么声调、什么手势，在停顿的间隙他做什么。

“我听说，”罗斯福说，“他的演讲稿是用一种特大字号的专用打字机打的，所以他就用不着戴眼镜了。”

“这个我不清楚，先生。”

“一点儿不错，我这消息相当可靠。他们叫作‘元首字体’。”罗斯福叹了口气，把椅子转过来，离开吃的东西，点上一支烟，“只有亲身到一个地方去，没有其他办法，帕格，就是亲眼看见、亲身体验。我这工作缺少的正是这个。”

“可是，总统先生，归根到底，都要概括成客观的事实和数字。”

“这倒是实话，但是往往得看是谁写的报告。你的这份报告写得相当不错，你到底是怎么预见他会和斯大林签订条约的？这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

“我可以绝对准确地估计，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一定会做这样异想天开的猜测，总统先生，这个人凑巧是我。”

“不，不，你写的报告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这里已经获得了一些情报，帕格。一个德国使馆漏了一点儿风声——不用管是哪个使馆——我们的国务院对那个条约也预先得到了消息，但问题是这儿没人肯相信。”他望着霍普金斯，有点儿开玩笑的样子，“说到情报，麻烦就在这种地方，对不对，帕格？各种各样的奇怪情报都会来，可是——”

总统突然像是无话可说了。他显得挺疲乏、厌烦，而且心不在焉，用长烟嘴抽着烟。维克多·亨利很想告辞，但是他想，应该由总统打发他走。现在，他对这次会见觉得心里有点儿踏实了。总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风度有点儿像吃饭时随便闲谈的舰队指挥官，而帕格是习惯于海军将军们傲慢、专横的作风的。显然，他这次在战争期间巴巴儿地横渡大西洋，只是为总统消磨一小时的闲暇时间。

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总统先生，国务卿和参议员皮特曼就要到了。”

“已经到时间了？禁运的事吗？就这样吧，帕格。”亨利跳起来，拿起帽子。“谢谢你到这儿来了一趟，这次见面很重要。好吧，以后如有任何东西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只要你随便看到什么你认为有意义或者有趣的东西，就写封信给我，怎么样？我很高兴听听你怎么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个要他绕开指挥系统的奇怪建议，亨利只能眨眨眼睛点点头，这是与亨利二十五年来的海军训练和经验相抵触的。总统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当然不是正式的报告，”他急忙说，“不管你怎么干，都不用再给我写报告！既然咱们现在重新认识了，为什么不保持联系呢？我喜欢你写的那个东西，我几乎看得见潜艇基地到下午五点钟就没人的景象。这说明纳粹德国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一件这样的小事，比如一块面包值多少钱啦，人们流传什么笑话啦，或者像柏林上空小飞艇做广告啦，诸如此类的事，有时候比一篇几十页的报告还包含更多的意义。当然，正式的报告也是不可少的。可是，天知道，这样的报告我看得够多的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严厉地看了亨利一眼，像是一个老板发了一个命令之后，想了解一下对方听懂了没有。

“是，总统先生。”亨利说。

“哦，顺便说一下，帕格，这里有一个建议，刚送到我桌上，是帮助盟国的。当然，在这场外国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是绝对中立的，但是——”总统突然咧着嘴狡猾地笑了笑，他那疲乏的两眼又闪出光来，在杂乱的桌子上搜索了一下，随即拿起一张纸，“在这儿。我们提出买下‘玛丽王后’号和‘诺曼底’号两艘邮船，用来撤退在欧洲的美国侨民。有几千人困在那儿了，这你知道。你看怎么样？这可以给盟国一大笔他们急需的美元，而我们可以得到这些船，这些都是豪华的上等邮船。你看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两人都在等他回答。“总统先生，我认为，这两艘邮船是重要的军用财富，他们除非发疯才会卖掉。这是两艘顶呱呱的军队运输船。它们是海上所有同样吨位的船只中速度最快的，续航速度超过任何潜艇。因为速度快，所以几乎用不着曲折行驶。把船的内部装修拆卸了，它们的装载能力特别巨大。”

总统干巴巴地问霍普金斯：“海军作战部是不是这个意见？”

“我得查一下，总统先生。我记得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钱从哪儿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仰起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向亨利伸出他那长长的手臂，和他握别。“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为那套衣服发更大的火吗？因为你的舰长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少尉之一。好了，要保持联系。”

“是，先生。”

“哟，怎么样？”总统的副官问道，他正在接待室里抽雪茄烟。他站起来，弹掉了烟灰。

“我觉得一切都顺利。”

“肯定会这样。本来约见你十分钟，可你待了差不多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过得真快。现在怎么办？”

“你是指什么说的？”

“我没得到什么十分特别的指示。我是直接返回柏林呢，还是怎么样？”

“总统怎么说的？”

“我想肯定已经向我道别了。”

卡顿上校笑了笑，说：“我想你的事完了。也许你还是应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那儿去报个到，用不着再到这儿来了。”他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件事，这是不多会儿以前送到我办公室里的，是国务院送来的。”

这是一个公事急件信封。亨利把它撕开，里面是薄薄的粉红色电报纸，上面写着：

 

传递电报。拜伦·亨利在华沙平安。现正与德国政府谈判撤离全部中立国人员。斯鲁特。

 

维克多·亨利走进播音员办公室时，休·克里弗兰见了很失望：他只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面貌平庸，宽肩膀；身穿一套棕色服装，系着一个红色蝴蝶领结，站在接待人员的桌子前面。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种柔和但有点儿戒备的表情，但是一点儿也不世故。克里弗兰访问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按照他对人的判断，这位可能是一个职业球员改行成了经理，一个木材商，也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完美的美国人，非常聪明，一点儿不让人怕。但是他知道，梅德琳对她父亲既害怕又崇拜。渐渐地，他变得很尊重这个姑娘的意见，所以他用了很尊敬的口吻说话。

“是亨利中校吗？荣幸之至。我是休·克里弗兰。”

“您好！我不妨碍您吧，我从这儿经过，想顺便来看一眼。”

“您来这儿我太高兴了。梅德琳正在记录稿子的时间，请到这边来。”他们从一条用软木铺地的走廊往前走，两边墙壁是绿色隔音板，“她简直没想到，还以为您在德国呢。”

“我是暂时回来的。”

梅德琳从一扇写着“闲人免进”的门里跑出来，一蹦一跳地跑向亨利，就吻起他来。她穿着一条时髦的黑褐色褶裙、灰衬衫。“天哪，爸爸，真没想到！一切都好吗？”

“非常好。”他眯起眼睛看着她。她看上去成熟多了，激动得容光焕发。他说：“你要是忙的话，我就走，以后咱们再谈。”

克里弗兰插嘴说：“不，不，中校，请进来看看吧。我就要访问爱达·梅·派尔汉了。”

“哦？《将军夫人》一书的作者？我是在飞机上看的，挺有趣的故事。”

在这间用假护墙板和假书籍布置得像书房的小小播音室里，克里弗兰对那位脸庞瘦削、白头发的女作家说：“派尔汉小姐，这位是《将军夫人》一书的又一个爱慕者。亨利中校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别这么说了！您好！”那个女人朝着亨利摇了摇她的夹鼻眼镜，“我们不会卷入这场愚蠢的战争吧，中校？”

“但愿不会。”

“我也这样想。要是白宫里的那个人突然暴死，我的希望就会更大。”

帕格坐到旁边一张靠背椅上，听他们念稿子。这位女作家对当代文学做了一番刻薄的评论，说某位著名作家淫秽，另一位懒散，第三位又肤浅。他脑子里在想昨天跟“白宫里的那个人”的会见。他觉得他是在偶然一时冲动下被召回的，花费了公众两千美元，从德国回来一趟，就是为了在吃摊鸡蛋时无目的地闲谈。早晨的报纸报道说，昨天是总统忙碌、紧张的一天。“罗斯福宣布国家进入部分紧急状态”这条头条新闻占了好几栏。头版的另外三个标题也都是以罗斯福或以总统开头的：他已经组织了两个主要的政府委员会；他提高了糖的限额；他和议院领袖们研究了修改中立法案问题。所有这些事，都是那个穿着衬衫、满面红光的男人做的。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后面，从不离开，但是他的神态那么精神饱满，使你忘记了他是瘫痪在椅子上的。帕格想使自己相信，他也许说过一件事，发表过一个议论，对总统的思想有所启发，那样他算是没白跑一趟，但是他没能做到。他对德国的评论就像他原来的报告，成了总统的耳边风。总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演说技巧的细节和柏林当地的一些风气感兴趣。总统提出来要他写一些闲聊天的信，仍然使他觉得迷惘，如果不是不得要领的话。最初几分钟里，罗斯福总统的热情、幽默，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以及那爽朗的笑声，对维克多·亨利来说都很有魅力。但是，回想起这一切，亨利中校拿不准这位总统对一个走到他办公室里来替他擦皮鞋的人会表现得有多大的不同。

“十四分二十秒，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从话筒里传来的变了调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很好，可以录音了吗，派尔汉小姐？”

“不行。这些关于海明威的话太客气了，我想再用半个小时修改一下原稿。请给我一杯浓茶，加柠檬。”

“是，小姐。听见了吗，梅德琳？去拿吧。”

克里弗兰把这位海军军官请进他的办公室，帕格接过一支雪茄。这个年轻播音员把一条腿跨在椅子的扶手上，使帕格很看不惯。帕格曾相当严厉地纠正过拜伦的这个习惯。“先生，您应该为梅德琳而自豪，她是一个不平常的姑娘。”

“在哪方面不平常？”

“哦，您看，什么事你一告诉她，她就懂了。如果她不明白，她就提问题。你要是派她去取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事情，她都照办。她从来不啰唆，我还没听见她发过牢骚。她见人不胆怯，敢直接跟任何人交谈，也不莽撞。她是可以信得过的。海军里可以信得过的人多吗？在我们这种事业里，这样的人就像大熊猫一样难得，特别是女孩子。我这里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顺手。我知道，您希望她回到学校里去，她下星期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孩子才十九岁。”

“她比在我这儿工作过的二十五岁和三十岁的女人都强。”克里弗兰笑着说。帕格觉得这个态度随便的家伙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还有一种自然的热情，稍微有点儿像总统。有些人有这个特点，有些人没有。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海军里，这种特点没人特别欣赏，人们称之为“滑头”。有这种特点的人往上爬得快，他们也形成了依赖这种特点的习惯，直到太滑了，摔倒为止。

“我但愿她在学校里能显出这些优点，我不觉得让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在纽约闲荡是一个好念头。”

“好了，先生，我不想跟您争辩，但是华盛顿也不是女修道院。这是教养和品格的问题，梅德琳是一个优秀而可靠的姑娘。”

帕格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先生，您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节目怎么样？我们能请到您，十分荣幸。”

“作为客人吗？您真是开玩笑，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驻纳粹德国的美国海军武官当然是一个人物，您可以给军事准备和两洋舰队打气。我们刚刚请海军上将普瑞柏尔广播过。”

“是的，我知道，我就是凭这个发现我的小女儿这些天在干什么的。”

“您愿意考虑一下吗，先生？”

“决不考虑。”帕格的声调突然变得冷冰冰的，不单是因为他想结束这次谈话，而且他怀疑那么赞扬梅德琳只是为了拍他的马屁。

“我想，问一问没什么关系吧？”克里弗兰讨好地笑了笑，用手理了理那头浓密的金发。他的晒得发红的脸红扑扑的，好像刚从理发店出来。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衣和运动裤，看上去很神气，尽管维克多·亨利觉得他那阿盖尔式短袜太过分了点儿。他不喜欢克里弗兰，但是他看得出来，梅德琳是愿意为这么个百老汇式的家伙卖劲儿地干的。

后来，梅德琳领着她父亲参观了各个播音室。有些走廊很像船舱里的通道，里面满是电气装置和上千条成束的彩色电线。这些都使帕格很感兴趣。他很愿意看看这些控制图表，了解一下无线电节目是怎么样从这个神经中枢播向全国各地的。排演室里有大型的硬纸板布景，什么阿司匹林瓶子、牙膏筒、汽油泵等，还有闪光的红灯、装腔作势的歌唱演员、咯咯笑的观众和做着鬼脸蹦蹦跳跳的小丑们，不仅本身看起来俗气而愚蠢，而且在波兰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显得加倍地俗不可耐。此地，就在美国通讯机构的心脏，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其意义好像还比不上粗鲁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梅德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好使你着迷的呢？”

这时，他们正从一间喜剧节目的排练室走出来。那里，一位戴消防队员帽子的明星正在用瓶子里的矿泉水喷乐队队长、女歌手和观众。

“爸爸，您可能对那个人不感兴趣，但是几百万人为他着迷呢！他一星期拿一万五千美元。”

“事情就荒唐在这儿，这比一个海军少将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爸爸，这两个星期里，我见到了最出名的人。我看见了加里·库珀。就在今天，我又跟派尔汉小姐一块儿待了两个小时。您知道吗，我还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块儿吃过饭呢，就是我呀！”

“我听说了。这个克里弗兰为人怎么样？”

“他棒极了。”

“他结婚了吗？”

“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爸爸，我非得回去吗？”

“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别的打算？”

“我可真要难过死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加入了海军。我想留下来。”

他冷冷地瞧了她一眼，她就没敢再往下说了。

他们又回到她那间在克里弗兰办公室外面隔出来的小办公室。帕格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看着她工作。他注意到她那些整齐的档案，她查对用的名单，她打电话时的干脆劲儿，和她亲手画的一张贴在墙上的小小图表，上面记载着九月份邀请过的和预定邀请的客人，以及在纽约要举办的庆祝活动。他注意到她多么全神贯注地在工作。刚才他们在电台参观的时候，她只是马马虎虎地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对于德国只字未提，甚至都没打听一下希特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清了清嗓子说：“喂，梅德琳，顺便说一下，我要去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到‘科罗拉多’号上去吃晚饭。迪格·布朗现在是副舰长，知道吗？就是弗莱迪·布朗的父亲。你愿意一起去吗？怎么啦？发什么愁？”

梅德琳叹了口气：“嗯，我会去的，爸爸。总之，我太难得见到您了。咱们五点左右碰头——”

“你有别的安排吗？”

“是啊，我没想到您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我原来打算跟一些年轻人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去看戏的。”

“什么年轻人？”

“您知道，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识的年轻人。几个作家、音乐家，一个女演员，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女孩子。我们一共八个人，可以说是一帮子了。”

“我敢肯定，在下级军官里也会有一些眼睛明亮的海军少尉的。”

“是的，当然会有这样的海军少尉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硬拉你到什么地方去。”

“爸爸，还是您找布朗中校谈谈，我另找一个晚上跟少尉们一块儿玩玩吧。咱们明天一块儿吃早饭好吗？我到您的旅馆里去。”

“很好。我猜，你的这些小伙子，这些年轻人，大概是一些以演戏为职业的家伙，是一些浅薄的漂亮小角色吧。”

“老实说，您想错了。他们都既严肃又聪明。”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掉了进去，这跟你母亲和我对你的期望相差太远了。”

梅德琳乜斜着眼瞧着他说：“是吗？难道妈妈从来没对您说过，她曾经想当演员？她难道没对您说，有整整一个夏天，她曾经在一个巡回演出的音乐节目里当过舞蹈演员？”

“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她才十七岁，干了一件荒唐事。”

“是吗？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阁楼上，可能是在马头庄，她发现了她那把跳独舞时用的阳伞，这是一把橘黄色纸伞。是的，就在那个挺脏的阁楼上，妈妈当场甩掉鞋，张开伞，提起裙子，把整个舞给我跳了一遍。而且她还唱了一支歌，叫‘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我那会儿大概十二岁，可我还记得。她把脚都踢到天花板了，妈妈真是那样的。天哪，我真愣住了！”

“嗯，是的，‘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帕格说，“她也给我跳过，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实际上，我们那时还没结婚。好，我要到‘科罗拉多’号去了。明天早饭以后，我就飞往彭萨科拉，去看华伦。假使我能弄到飞机票的话，后天就回柏林。”

梅德琳离开桌子，用两只胳膊搂住他，她身上散发着甜蜜的魅力，脸上焕发着青春、健康和幸福的光彩。“好爸爸，让我工作吧，求求您了。”

“我以后从柏林写信或打电报给你。我还得跟‘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商量商量。”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富于海港气氛，驱逐舰成排地停泊着，亮着红色桅灯。“科罗拉多”号从舰首到舰尾，灯火辉煌，它那巨大的主炮塔的大炮，斜着瞄向前面——这一切都给维克多·亨利一种宁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其他人只有回到自己家里，抽支雪茄、喝杯酒时才能感到。

要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家的话，那就是一艘战列舰。一艘战列舰是用各种钢板和各种机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拼在一起，形成许多形状，取了许多名称。然而，战列舰始终是海上最强的军舰。这就是说，有上千种不断改变的体积、设计、推进力、装甲、武器装备、内部通信、内部供应系统等规格；上千项的礼节和纪律约束着全体船员，从舰长到最年轻的勤务兵，成为一个可靠的集体的意志和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腓尼基和罗马时代就有战舰，而且永远会有战舰——这是人类知识和技术活儿的高峰，这是一种水面上的机械结构，为了一个目的，即控制海洋。这是维克多·亨利全心全意献身的唯一事物——甚于他的家庭，更甚于那个叫作“海军”的散漫的抽象概念。他是战列舰的人。

一九一三年，与其他毕业生一道，他直接从军官学校上了一艘战列舰。他也曾在较小的军舰上服役过，但他是打了“战列舰”印记的人，而且不断回到战列舰上去。他的光辉的服役成绩，是他在“西弗吉尼亚”号上以炮术军官级别服役两年，在一次舰队炮击比赛中获得了米特鲍尔奖旗。他临时想出的加快十六英寸炮弹从弹仓到炮塔速度的办法，已经成为海军的标准条例。在这一生中，他所盼望的，就是成为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然后成为舰长，然后成为战列舰分队的舰队司令，他不能看得再远了。他认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司令官，就如同一个总统、一个国王或者一个教皇一样光荣。他跟着一个笔挺地疾步前进的舷门传令兵，走下一尘不染的洁白走廊，往高级军官室走去，心里寻思：在柏林度过的每一个月都是在拆他所希望之事的台。

迪格·布朗在“科罗拉多”号上才当了六个星期的副舰长，他坐在餐桌的头上，那么拼命地开玩笑。帕格觉得，他是想使自己和舰上的少校们，和两条杠的中尉们相处得随便一些。这样做是对的。迪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家伙，会一下子就大发雷霆。帕格的作风要更单调些，他自己的幽默感有时候会变成尖刻的讽刺。作为一个副舰长——要是他真能当成的话——他打算保持沉默，说话简短。人们会称他是愚蠢、乖僻的狗杂种。跟大家亲热、交朋友，有的是时间，但是你一上军舰报到，就得马上工作。逢到上司是一个狗杂种，特别是一个有知识的狗杂种，每个人，包括自己在内，还都会迅速服从他的命令，这真是生活里一件悲哀的事情。在“西弗吉尼亚”号上，在第一面米特鲍尔奖旗在舰上的桅桁头上飘扬之前，谁都恨他。这以后，他就成了舰上最得人心的军官。

迪格直接的挖苦对象是他的通信军官，一个身子干瘦、愁眉苦脸的南方人。最近“科罗拉多”号得到一台新的强力传声无线电收发机，能使电波以很小的角度从电离层反射。如果天气正常，可以和欧洲海上的船只直接通话。迪格已经和他在“马布尔海德”号上当轮机军官的兄弟谈过话了，那艘军舰正停在里斯本。这位通信军官从那时起就通过“马布尔海德”号的无线电室，和一个在巴塞罗那的旧女友调情。三天前，迪格发现了这件事，至今还拿它寻开心。

帕格说：“那么，这个玩意儿的效果怎么样，迪格？汤姆说话你听得清吗？”

“啊，百分之百。真了不起！”

“你说，我能和柏林的罗达通话吗？”帕格突然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可以把梅德琳的情况告诉她，或许可以就此做出决定。

通信军官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不再被挖苦，立刻回答说：“舰长，我知道，咱们今天夜间可以叫通‘马布尔海德’号。接通里斯本到柏林的长途电话，可能会容易些。”

“那得是——那里的凌晨两三点钟吧？”布朗问。

“两点钟，先生。”

“帕格，你想打扰罗达的美梦吗？”

“恐怕得这样。”

上尉小心地把餐巾卷成一个环形，就离开了。

谈话转到德国和战争问题上。这些战列舰上的军官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纳粹的战争机器都幼稚地估计过高，而且十分羡慕。一位气色健康的上尉说，他希望海军在登陆舰艇方面多干些工作，不能只限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如果卷入战争，他说，登陆几乎就会成为整个海军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德国人可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

迪格·布朗把他的客人带到副舰长房舱去喝咖啡。他向他的菲律宾侍者发了命令，随即以当官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傲慢派头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漂亮的蓝皮长沙发上。他们俩议论起同班的同学：有两个闹离婚，一个夭亡，一个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变成了酒鬼。迪格对当战列舰副舰长的重担诉了一遍苦。他的舰长能得到这个地位，纯粹是靠运气、魅力和一个能干的妻子——就靠这些；他那种管理军舰的方法，快要使迪格得心脏病了；舰上人员从上到下都很懒散；他制订了一个生硬的训练计划，以致很不得人心；等等。帕格觉得迪格对一个老朋友炫耀得太过分了，就提到他此次从柏林回来，是向罗斯福汇报。迪格一听，马上变了脸色。“我并不觉得意外，”他说，“还记得那次在陆海军人俱乐部你接到的那个电话吗？我当时对他们说，我敢打赌，是白宫来的电话。你是飞黄腾达了，伙计。”

维克多·亨利占了上风之后，就心满意足，没有再多说什么。迪格等了会儿，装上烟斗，点了火，然后说：“罗斯福到底是什么样儿，帕格？”

亨利把总统如何有魅力和吸引人一类的琐事讲了讲。

有人敲了敲门，通信军官走了进来。“我们没费什么劲就叫通了‘马布尔海德’号，先生，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接柏林。请您再说一下那个电话是多少号。”帕格告诉了他。“是的，先生，号码对，没人接。”

迪格·布朗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看了一眼。布朗说：“在凌晨两点没人接？再试一次。听起来像是有点儿麻烦。”

“我们叫了三次，先生。”

“她可能出城了，”亨利说，“不用麻烦了，谢谢。”

上尉走了出去，迪格沉思地抽着烟斗。

“另外，她也会在夜间把卧室的电话线掐断的，”亨利说，“我把这一点给忘了。要是门关着的话，书房里电话响她可能听不见。”

“哦，是这么回事。”迪格说，又抽起烟来。有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

“好啦，恐怕我得走了。”维克多·亨利站起身来。

副舰长陪他走到舷梯口，自豪地望着那宽阔的主甲板、高耸的大炮和穿着洁白制服的哨兵。“甲板上够整齐的了，”他说，“这是我的最低要求。好了，祝你在前线运气好，帕格。替我问候罗达。”

“要是她还在那儿，一定办到。”

两人都大笑起来。

 

“你好，爸爸！”保尔·孟森的飞机着陆的时候，华伦在彭萨科拉机场上迎候。他身穿飞行夹克，头戴飞行帽。华伦敏捷而有力的握手，显示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骄傲。他那晒得黑红的面颊容光焕发、扬扬得意。

“喂，你怎么晒得这么黑红？”帕格问，他有意避开不谈儿子额头上的那块伤疤，“我以为，他们一定在这儿的地勤学校里把你累得够呛。我想你肯定给压垮了呢。”

华伦大笑起来：“是这么回事，我有几次机会到海湾的深海里去钓鱼，很快就晒黑了。”

他用汽车把父亲送到单身军官宿舍，一路上说个没完。他说，飞行学校里谣言很多，在希特勒进攻波兰的第二天，华盛顿已经下令把学生的人数增加三倍，而且把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六个月。全校都在“缩短课程”。按照旧的课程，每个人先应该取得驾驶大型慢速巡逻机的资格，然后是侦察机，再以后，假如飞得相当不错，才能编入空军第五中队进行战斗机训练。现在，飞行员要同时进行巡逻机、侦察机或战斗机的训练，而且就编在里面。名单早晨就要公布，他真想进第五中队。华伦一口气把这些都讲完了，才想起问问父亲家中的情况。

“我的天，勃拉尼这会儿在华沙？哎呀，德国人快把那座城炸平了！”

“我知道，”帕格说，“我早就不去替拜伦担心了。他会挖掘出什么人的金表，从瓦砾中爬出来的。”

“他在那儿干什么？”

“追求一个姑娘。”

“真的吗？妙极了！什么样的姑娘？”

“一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犹太高才生。”

“您是开玩笑吧，是勃拉尼吗？”

“是的。”

华伦改变了话题，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又是惊讶，又是悲哀。

听保尔·孟森讲课的人出奇地多，一定有二百多名穿咔叽军服的飞行学员，小讲堂里挤满了留着平头、面色健康而机灵的年轻人。跟大多数海军军官一样，保尔是一个骄横自负的演说家。但是，由于这时他正在向学员们讲授如何避免伤亡，所以他们挤着坐在椅子上听。他使用幻灯和图解，以及许多技术上的专门术语，偶尔也开个沉重而血腥味的玩笑，把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最危险的情况、接近舰身时最后的生死关头、撞上后做什么动作，以及类似的叫人兴奋的事都讲述一番。听了暗示他们自己可能会死掉的笑话时，学生们大笑起来。这群挤在一起的人，发出一种像舰上被服室里一样的强烈男人气味。帕格的目光落到华伦身上，他正坐在帕格旁边走道对面的一排人中，身子笔直，全神贯注，但也只不过是人群里又一个剪平头的脑袋。他想起了在华沙德国人炸弹下的拜伦。他心里想，对于家里有成年儿子的父母来说，这十年可真不好熬啊。

讲课结束以后，华伦告诉他，众议员艾萨克·拉古秋（就是带他到深海去钓鱼的那个人）邀请他们到海滨俱乐部吃晚餐。拉古秋是这个俱乐部的董事，他在参加议会竞选之前，曾任海湾木材纸业公司的经理，这是彭萨科拉最大的企业。“他非常想见见您。”他们走回到单身军官宿舍的时候，华伦说。

“为什么？”

“他对这次战争和对德国都很感兴趣，他的判断是相当有力的。”

“他怎么会看中你的呢？”

“嗯，是这样，他的女儿杰妮丝和我挺合得来。”华伦露出容易理解的笑容，在大厅里和他父亲分手了。

头一眼看到杰妮丝·拉古秋，维克多·亨利就决定不向华伦提帕米拉·塔茨伯利了。那位身材纤细、穿一身素净服装的英国姑娘，怎么敌得过这么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呢？这个自信而漂亮的高个子美国姑娘，有公主般的傲慢神气、可爱的脸容，只是不整齐的牙齿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只要一转身，裙子一飘，两条长腿就使人神魂颠倒。她是另一个年轻时的罗达，一身云彩般的粉红颜色，完全由甜蜜的香气、女性的魅力和少女的风度所构成，只是说的话不同了，裙子变短了，只是这个姑娘从外表和举止看都比罗达有头脑。她向帕格问候，以恰到好处的尊敬把他作为华伦的父亲对待，同时那双闪亮的眼睛也恰到好处地暗示，他并不因此而是一个老家伙，他本人就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一个姑娘在半分钟的交谈中能以眼神的流动和微笑做到这一点，真算得是一个能人了，帕格想，所以他那傻里傻气的做媒念头也就打消了。

海面上吹来一阵狂风，海浪冲击俱乐部的阳台，大量的浪花溅到餐厅的玻璃墙上，使得拉古秋这个烛光晚宴显得更安乐。维克多·亨利一直没弄清坐在餐桌旁的十个人到底都是谁，尽管其中有一位是佩绶带的海军航空站司令官。不久就很明显了，最重要的人物是议员艾萨克·拉古秋，一个小老头儿，一头厚厚的白发，绯红的面孔，一笑就伸出半个舌头，神态狡猾、诡秘。

“您要在此地待多久，亨利中校？”拉古秋从长桌子的一端大声问，正好穿绿上衣的侍者把盛在银盘子里的两大条干烧鱼端了上来，“如果气象预报员不报这种坏天气的话，您可以花上一天工夫到海上去打鱼，这两条鱼就是您儿子和我一起打的。”

帕格说，他明天一早就得返回纽约，去搭到里斯本的飞机。

拉古秋说：“对了，我想我也得赶紧到华盛顿去参加那个特别会议。喂，怎么样，您对于修改中立法案有什么看法？形势到底糟到什么程度？您应该知道。”

“众议员先生，说到糟，我看波兰很快就要陷落了。”

“哦，真他妈的，盟国还指望它呢！欧洲人的头脑叫人摸不透。总统本人也有一个欧洲人那样的头脑，要知道，他是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杂种，这一点是真正理解他的关键。”拉古秋说着笑了笑，伸出舌头，“我和荷兰人打过不少交道，他们很会做硬木交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都是挺狡猾的家伙。在未来的几星期里，情况越是糟糕，罗斯福越是容易硬叫国会把他想干的事通过。是不是这样？”

“您和希特勒谈过话吗，亨利中校？他到底是什么样？”拉古秋夫人问。她是一个瘦弱憔悴的女人，带着温顺的笑容、可爱的声音，表明她的社交生活主要就是缓和或者试着缓和她丈夫的冲劲儿。

拉古秋回答说——好像她是在对他讲话似的：“哼，这个希特勒是一个江湖骗子，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盟国早在几年前就可以不费劲地把他和他的纳粹一起收拾掉了，可是他们光是坐等。这是他们活该，不关我们的事。现在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听说德国人奸淫修女啦，焚烧士兵们的尸体做肥皂啦之类的事了。你知道，英国情报人员在一九一六年就编过这样的谣言。我们都有关于这些事的文件证明。亨利中校，您怎么看？您在德国人中间生活，您说他们是不是像纽约报纸上说的那种野蛮民族？”

餐桌上所有人的脸都朝向帕格。“德国人是很不容易看透的，”帕格慢慢吞吞地说，“我妻子比我对他们更有好感。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实在无法恭维。”

议员拉古秋举起一双大手喊道：“简直不能饶恕！这样看来，纽约的报纸在这个基础上就很能使人理解了。”

坐在餐桌中间的华伦坚决地说：“先生，我看不出来，总统的修正法案怎么会削弱我们的中立。现金买货和运输自理只是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来买东西，只要有船可运，有钱可付。任何人，包括希特勒在内。”

拉古秋对他微微笑了笑：“政府一定会因为你而感到骄傲，我的孩子。这是正确的解释。只是我们都知道，盟国有船又有钱，而德国人两样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工厂为盟国生产作战物资。”

“但是从来也没人阻止过希特勒建立一支商船队，”华伦立即反驳道，“他的打算反倒是积累坦克、潜艇和俯冲轰炸机，都是侵略武器。这难道不是他的不幸吗？”

“华伦说得非常对。”杰妮丝说。

拉古秋靠到椅背上，眼睛盯着女儿，杰妮丝任性地朝着父亲笑了笑。

“你们两个毛孩子所不理解的，”拉古秋说，“就是这个建议是帐篷缝里伸进来的骆驼鼻子。当然，看起来合情合理，当然是的。那是漂亮的包装。罗斯福的脑子就是这么盘算的。但是，咱们可别孩子气。他不是要召集一次特别会议来帮助纳粹德国！他认为，他负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世界的使命。从一九三七年起，他就一直在这么讲了，他讲这个问题讲得嗓子都哑了。照我看，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丑恶的魔鬼，也不是反基督的异教徒。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他不过是又一个欧洲的政客，比别人更下流、更极端而已。这不过是另一次欧洲战争，结束得会比别的战争肮脏得多。我们拯救世界的办法，是不卷入这场战争。要做明智的堡垒！”他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看了看桌子四周的人们，好像在等着别人喝彩。“我们就应该这么办。大西洋和太平洋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明智的堡垒！要是我们卷进去，我们就会像别人一样破产，牺牲一两百万我们的好青年。整个世界就要陷入野蛮或者共产主义。俄国人就会称霸世界。”

一个坐在帕格对面、带着助听器的秃顶小老头儿说了声“对极了”。

拉古秋歪过头去，对着他说：“你和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拉尔夫，但是使人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至今只有很少人懂这个道理。明智的堡垒！战争结束后，等着收拾残局，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要到华盛顿去，要像一条鳄鱼一样为此而战斗，请你们相信我。可能我会在我的大多数民主党同事中名声扫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晚宴结束后，杰妮丝和华伦没等喝咖啡，也懒得做解释，就一同离开了俱乐部。姑娘调皮地笑了笑，挥挥手，两条穿丝袜的腿和粉红色纱裙转了一下，人就不见了。华伦停住脚步，跟他父亲约定第二天清早打网球。维克多·亨利发现就剩下他一个人跟拉古秋在一起，坐在休息室一个角落里的红皮椅上，抽着昂贵的雪茄，喝着白兰地和咖啡。这位议员没完没了地闲扯彭萨科拉的迷人生活——打野鸭子，钓鱼，四季如春的气候，以及它的繁荣昌盛、飞速发展。他说，随着海军航空基地的扩大和木材贸易的勃兴，战争会使彭萨科拉变成一座真正的新兴城市。“需要涂木馏油的电话线杆。中校先生，你了解这个项目。就在上星期，我们公司收到一些从北非、日本和法国寄来的使人难以相信的订单，突然全世界都拉起电话线来了。这是一种迹象。”

他想说服亨利多待一天。一艘从荷属圭亚那来的运红木的船中午就到，它要在港内卸下木材，锯木厂工人把木材绑成木筏拖进河滩。“那真是好看。”他说。

“哦，我这次碰巧是要跟一个老朋友一同飞回纽约，我还是走的好。”

“是从那儿经里斯本到柏林去吗？”

“是这么打算的。”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碰面的机会就不多了。”拉古秋说，“您的夫人是格罗佛家的，对吧？在华盛顿的海米尔顿·格罗佛是我的朋友，我们每个月大约在地中海俱乐部吃一次午餐。”帕格点了点头。海米尔顿·格罗佛是表兄弟中最有钱的，罗达高攀不上。

“您是亨利家的，是弗吉尼亚州亨利家的成员吗？他们是老帕特里克的后代。”

亨利大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想不是，我是加利福尼亚州人。”

“是的，华伦对我说过。我是指您的祖上。”

“哦，我的曾祖父在淘金时代之前就从西部迁过来了，我们说不准是从什么地方。我的祖父去世得很早，所以我们从来没直接听到这些事。”

“您可能是苏格兰-爱尔兰人。”

“啊，不，是有点儿混血。我的祖母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混血。”

“是吗？我们的家族也有点儿法国人的血统。这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使人都带上些爱情的色彩。”拉古秋哈哈地狂笑起来，就是美国人在一起聚会时发出的那种狂笑，“您的华伦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谢谢您的夸奖。您的女儿好得没话说了。”

拉古秋深深叹了口气：“女孩子就是麻烦。华伦告诉我，说您也有一个女儿，那您也一定有所体会了。她们什么时候都在耍弄你。我们没有您有福气，我们没有儿子。华伦想一辈子在海军驾驶飞机，是这样的吧？”

“嗯，那对金翅膀这会儿在他眼里不知有多大呢，议员先生。”

拉古秋喷了口烟：“我喜欢刚才吃饭时他那种坦率的谈话方式。当然，对于外交上的问题，他还幼稚得很。在木材贸易里，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外面世界的东西。”拉古秋摇晃着盛白兰地的大矮脚杯。“您看到华伦继承了海军事业，肯定很高兴。您一定不愿意看见他改行去做买卖或者这一类的事情。”议员笑了笑，又露出舌头和两排像他女儿那样的牙齿，结实而不整齐。

“议员先生，华伦是在走他自己的路。”

“我不敢肯定，他认为他爸爸是最了不起的人。”

谈话使帕格越来越窘。他娶了一个比他自己有钱得多的姑娘，他曾经怀疑过这样一种生活道路。他并不特别喜欢杰妮丝·拉古秋。她身上夺目的光辉一旦熄灭，她就会像她父亲一样固执。这位父亲已经公然在动脑筋想把华伦据为己有了。亨利说：“嗯，在战争结束之前，他反正离不开。”

“当然。不过，要知道，这不会太久。如果我们不卷进去，一年左右战争就会结束，也许还要快。盟国一旦积极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拖进去。他们一定会拼命做有益的交易。要是他们另做打算，那才傻呢！好了，中校，这次和您见面我太高兴了。是这样吗？无论如何，盼望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会干些什么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是？这跟你我年轻时候的世道，完全不同了。”

“当然不同了。”

 

次日清晨，六点半整，华伦就到了父亲的房间。他没多说什么话，用手揉了揉充血、发肿的眼睛，喝下了侍者送来的橘子汁和咖啡。外边还在刮大风，他和他父亲都穿上打球时穿的厚运动衣，两人就开始打起来。帕格连赢了三局。球忽然飞到这儿，忽然飞到那儿。

“昨天晚上玩得好吗？”帕格喊道。这时华伦把球打过围墙，被风吹到附近一个小屋顶上。

华伦大笑起来，脱掉运动衣，又采用了以往的急速发球和中场扣杀，赢了后五局。父亲是一个刻苦而稳健的运动员，反手球十分有力，可是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糟了，华伦，你还有一个球就赢了，拿去吧。”他喘着粗气说。儿子放过了一次容易的扣杀机会，把球打到帕格能接到的地方。

“爸爸，是风的关系。”

“它真捣乱。”

这时候，帕格把运动衣甩掉，接回了儿子的几次扣杀。他喘过气来，呼吸正常了。“哎呀！我得走了，上地勤学校去。”华伦嚷道，用毛巾擦脸，“爸爸，您的球还是打得那么好。”

“哦，我们运气好，在柏林住的房子有网球场。你也打得比过去好了。”

华伦走到球网旁边。他还在出汗，眼睛明亮，看上去精力充沛、欢欢喜喜。“您睡得不错吧。”

“那个杰妮丝倒是一个不错的姑娘。”

“她挺有头脑，爸爸，她对历史可懂得不少。”父亲带着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扑哧一声，两人一同大笑起来。“反正一样，这是实话。她懂得历史。”

“你们昨天晚上讨论什么来着？百年战争？”华伦哈哈大笑起来，使劲地挥动着球拍。帕格说：“她父亲可指望把你培养成一个木材商啊！”

“他喜欢开玩笑。我三月份就出海，可能是这样。”

地勤学校大楼外边，一块木制布告板几乎被一群激动地吵吵嚷嚷的学员完全围住了。华伦说了声“分配名单”，就钻到他们里边去了。一会儿工夫，只见他那只穿着白运动衣的胳膊举过了大家的头。“太棒了！”华伦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单身军官宿舍。他被分到第五飞行中队，而几个最好的飞行学员却没能进去。尽管那次着陆翻了跟头，他还是干得不错。父亲听着他说，不时微笑着点头，回想起在安纳波利斯自己第一次到战列舰上服役的那一天。

最后，他说：“你曾经在华盛顿对你妈妈说过，你适合做的是另外的什么工作啊。”

儿子有点儿不好意思了，然后又笑起来。“那时候我还没飞过呢，爸爸，什么都比不上飞行。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和飞行相比，绝对没有！”

“好了，咱们都得去洗洗了，我看还是在这儿说再见吧。”他们正站在单身军官宿舍阴暗的正方门厅里。

华伦看了看表，说：“天哪，已经到了？只好再见了。好吧，请您从柏林写信来把勃拉尼的情况告诉我，好吗？一得到确实的消息就来信。”

“好的。”

“爸爸，不要为梅德琳担心，她在纽约一切都会很好。”

“我还没决定让她待在纽约。”

“当然，这我知道。”华伦狡猾地笑了笑，他显然以为他父亲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他们握了握手，接着华伦突然做了一件使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的事。他用胳膊搂住父亲的肩膀，说：“我真难受极了，我太舍不得您走了，我还从来没感到这样幸福过。”

“不要太激动了，”帕格说，“那个姑娘挺不错，但是木材贸易可千万干不得。海军需要军官。”

保尔·孟森头天晚上和几个在彭萨科拉参谋部供职的老朋友大喝了一通，刚清醒过来。他没怎么说话，就把飞机升上天空，开始水平飞行，越过佐治亚州朝东北方向飞去。“喂，”他对着面前的扩音器喊着，声音比发动机的轰轰响声还高，“这次空军人员分配，你儿子分到哪儿？”

帕格伸出五个指头。

孟森拍了拍他的肩膀：“真了不起，我儿子去年从那里给刷下来了，那个学校很严格。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他怎么样？”

“他是海军预备役军官。”

“是吗？说不定哪天就会把他召走。我想他也要上天吧？”

维克多·亨利朝机窗外望去，下面是一片绿色的田野，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色河流。

“他是下不了那样的苦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