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罗马飞机场，拜伦和娜塔丽在新闻招贴上看到触目惊心的缔结条约的消息。他们在黎明前开了一辆旧雷诺牌汽车从锡耶纳动身。当全世界都在纷纷议论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时，他们俩却无忧无虑地在意大利金黄色的阳光下沿着亚平宁山脉开着车，驰过古老的山中小镇、空旷荒芜的峡谷和农民在田野里劳动的碧绿盆地。拜伦在看到新闻公报之前，心里一直是无比欢畅，想到在未来的三个星期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将同他一起旅行，而现在仅仅是开始。

他从没看到有哪个欧洲机场这么忙，这么嘈杂，打着手势的旅客们把预订座位的办事桌层层包围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快步走着或奔跑着。淌着汗的脚夫们推着大堆大堆的行李，朝着旅客或旁的脚夫吆喝。扩音器一直在雷鸣般胡乱叫嚷，发出嗡嗡的回声。走到第一个报摊，他就买了一沓报。意大利的报纸叫嚷说，轴心国家在外交上的这一壮举已解除了战争的危险。巴黎和伦敦的报纸用的是大字黑体标题，显出惊慌失措。德国报纸用红色长体大字，表现出欣喜若狂、踌躇满志。瑞士报纸的头版登出漫画，画着希特勒和戈林穿了俄罗斯的工装，戴着皮帽，在穿党卫军制服的斯大林的手风琴伴奏下，蹲在地上，踢出穿高筒靴的脚，跳着舞。比利时报纸的头版上，大字标题写着：一九一四？

他们在机场拥挤而嘈杂的餐厅里匆忙地喝了一些冷白酒，吃了一餐凉通心粉。娜塔丽忽然提出要继续旅行，拜伦听了很是吃惊。在拜伦看来，继续前进到一个德国人随时可入侵的国家去，简直是发疯。

可是娜塔丽争辩说，在飞机场跑来跑去的旅客只不过是一群羊。倘若一场政治突变会使他们惊恐万状，那他们就没权利待在欧洲。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她就一直留在巴黎。她所熟悉的美国人有一半跑掉了，后来，那些不是那么愚蠢的，又三三两两地溜回去了。实际的危险总比大部分人所感觉到的要小。即便打起仗来，一本美国护照也总会带来安全。她要看看波兰，她要看看莱斯里·斯鲁特，因为她已经答应了他。从进去到出来，她只在波兰待三个星期，世界不会在三个星期里毁灭的。

听到她这样真心诚意地想和斯鲁特重逢，拜伦心里当然不会感到高兴。自从头一场赛马以后，他一直盼着她会对他更有好感。在第二场赛马时——杰斯特罗没在场，他俩是单独去的——这位姑娘对他露骨地表示了亲昵。那晚上曾经有一回，就是赛完马他们一道吃晚饭，喝到第三瓶索阿韦甜酒时，她说了一句：可惜他不是犹太血统，年纪不是再大几岁。“勃拉尼，我母亲一定会中意你的，”她说，“那样，我也就用不着苦恼了。你的举止为人很好。你的父母也一定都很可爱。莱斯里·斯鲁特不过是一条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的狗，我甚至连他爱不爱我都没把握。他和我只是掉进同一个陷坑里了。”

然而，她现在正踏上探望情人的路程，而使欧洲惊恐万状的一次政治大爆炸竟然不能使她动摇丝毫。

到这时，他对她的一些莽撞气质已经有所了解。在山麓或废墟间爬来爬去时，娜塔丽·杰斯特罗喜欢冒险，不带闺秀气。她从缺口处蹦跳，沿着狭窄的岩面蜿蜒前进；她攀登峭壁，既不羞怯，也不惜命。她是一个既坚强又稳健的姑娘，面对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有些过分得意。

他弯着身子坐在椅子上，隔着红白相间的桌布上的脏盘碟和空酒杯端详着她。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一个多小时后就要起飞，第一站是萨格勒布。她也凝视着他，噘着嘴。她那套深灰色旅行服装非常合身，显出她美丽的胸部。她戴着一顶可以压扁的黑帽子，穿着白衬衫。她那没戴戒指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布。“喂，”她说，“我可以理解。对你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了。所以，我自己单独去。”

“我建议你先给斯鲁特打个电话，问问他你该不该去。”

娜塔丽弹着手指：“瞎扯！今天我无论如何也叫不通华沙。”

“试试看嘛。”

“好吧，”她没好气地说，“那该死的电话机在哪儿呢？”

长途电话办公室那里围满了人。两个女接线员正在那里嚷着，一会儿塞进电插头，一会儿又拔出来；忽而在纸上潦潦草草写点儿什么，忽而又在挥手或者拭汗。拜伦硬挤进人群，一手拉着娜塔丽。当她把华沙的一个号码说给接线员时，那个姑娘睁圆了忧郁的棕色大眼睛说：“小姐——华沙？你为什么不要我替你接罗斯福总统？华沙得等十二个小时。”

“这是那里的美国大使馆号码，”拜伦说，同时朝她笑了笑，“这个电话非常紧急。”

拜伦薄薄的嘴上露出一种奇特的笑容，像是愁苦，又像是快活，那就像献给她一束紫罗兰似的打动了那个意大利姑娘的心。“美国大使馆？我试试看。”

她把电插头塞进去，按了按铃，用德语和意大利语争辩着，对着喇叭筒做着鬼脸，然后又争辩了一番。“急电！紧急的！”她不停地嚷着。这么搞了十来分钟。这当儿，拜伦抽着烟，娜塔丽来回踱着，连连看着表。忽然，接线员显得喜出望外，使劲地点了点头，指了指一个公用电话间。娜塔丽在里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红着脸、气冲冲地走出来。“我们没讲完话线就掐断啦！我快给憋死啦！咱们换换空气去。”拜伦领她出去，走到终点站。“他生了我的气，说我发了疯。那里的外交官都在烧文件，声音听得非常清楚，他就像在拐角那里似的。”

“娜塔丽，我替你难过，可这正是我预料到的。”

“他说我应该不管一切赶快离开意大利，直接回国——埃伦一道不一道走都没关系。你也会对我这么说吗？”她朝他转过身来，“我热极了，给我买一瓶柠檬水什么的。”

他们在机场一家咖啡馆外面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她说：“把飞机票拿出来瞧瞧。”

“我相信咱们可以退票。”拜伦递给她一个信封。

她把自己的票拣出来，又把信封交还给他。“你去退票吧。慕尼黑危机发生之前，他们也烧过文件。现在，英国和法国又会像那回一样袖手旁观。想想看，为但泽打一场世界大战！谁知道但泽在哪儿？谁会在意？”

“娜塔丽，那里的大使馆会忙得一团糟，他抽不出多少时间见你的。”

“嗯，他要是忙得来不及见我，我可以一个人去游历。我家在华沙住过多年，那里我还有亲戚，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我决定去，我不走回头路。”这位姑娘对着随身带的小镜子照了照，把头上的帽子压低了些，“时候差不多了，我得办手续去。”他伸出手来：“把票给我，趁你在这儿喝柠檬水的工夫，我去办咱们两人的手续。”

她高兴起来，然而神色还有些迟疑：“你真的要去吗？说实在的，你不是非去不可。我解除你陪我去的义务，不必去，我不要你去。告诉埃伦这是我的意思。”

“娜塔丽，别说啦，把票交给我！”

她朝他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把那黄绿色的飞机票抓在胸前：“哦，听吧，勃拉尼·亨利在发号施令哪！事情是，亲爱的，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可不想让自己牵累了你。”

这是娜塔丽·杰斯特罗第一次——不管是多么随便——对他使用这个亲昵的称呼。拜伦站起来，从她戴着手套的手里把票抢去了。

 

原定八小时的旅程持续了一天半。没有一个环节是顺利的。他们的行李不翼而飞了。在布达佩斯的终点站，他们是在长凳上过的夜。在华沙的小小机坪上，他们是搭那架几乎是空的、生了锈的、寒碜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到达的仅有的外国乘客——那架飞机掉过头来就满载着从波兰外逃的人起飞了。栅栏这边挤满了闷闷不乐的旅客们，他们眼睁睁地望着那架飞机飞走了。

一个穿橄榄色制服的肥胖波兰青年用蹩脚的法语问了这两个美国人许多不友好的问题，似乎把他们看成间谍或者疯子。他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同其他官员咕哝了一阵，叫他们等在那里，自己就走掉了。他们饿得要命，可是饮食店里的大批难民（大部分是德国人）——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蹲在地板上或挤在长凳或椅子上——早已把全部食品吃得一干二净。两个座位刚空出来，拜伦马上扑过去抢到手。桌子中央放着几瓶热的波兰啤酒、一个开瓶塞的工具和几只杯子。于是，他们喝起热啤酒来。侍者走了过来，他们付了钱。拜伦找到一部电话机，撺掇着那个不那么愿意的侍者叫通了大使馆。斯鲁特听到他的声音，大吃一惊。一个钟头内，他来到了机场，紧张地嚼着他那冰凉的烟斗。他开来一辆闪亮的蓝色雪佛兰轿车——车子立即引起人们的注视。他们不但立刻取回了护照，而且拿到了用紫油墨在粗糙的纸上印得很坏的各种入境文件，连他们的行李也都出现了——都是很神秘地从巴尔干人手里抢救出来的。他们全挤进了大使馆的汽车，往城里驶去。

娜塔丽最后又到妇女盥洗室去梳洗了一番，看上去整洁而标致。她说，那间盥洗室只有公用电话间那么大，装着一个冷水龙头，唯一的马桶上没有坐垫。“莱斯里，老这样子下去吗？”她说，“我的意思是，这是波兰首都的机场啊！我们越往东走，机场变得越小，时间表越来越一塌糊涂，飞机越来越糟糕，官员们的脾气越来越大，厕所越来越简陋，卫生纸也越来越粗糙。我简直不敢说我的屁股经不经得起去趟俄国。”

“唉，娜塔丽，东欧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呢，又来得不是时候。这个小机场平时本来没人来光顾的，它差不多是沉睡在那里。不过，”他用烟斗柄朝她戳了那么一下，“既然你单挑人家总动员的时候跑来观光——”

“勃拉尼，他又来啦！”她眼睛里充满了诡秘而又开心的神气。

斯鲁特伸出一只戴了嵌着蓝宝石的大学戒指的手去抚摸她的脸，拜伦看了这个来得很自然的亲昵姿态，觉得很刺目。这标志着他单独（即使并不热烈）和姑娘相处的日子已告结束，他怅惘地倒在后座上。“亲爱的，尽管你简直是发了疯，看到你我还是高兴极了。”斯鲁特说，“今晚的情况好多了。英国终于签署了对波兰的保证——就在今天。以前人们打赌说，德国和俄国签订的这个条约会使英国缩回去。才不会呢！瑞典那边传来可靠的消息，说希特勒正在取消他的入侵行动。英国把他吓住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你把我们安置在哪儿呢？我希望是一个有浴室的地方。”

“没问题。过去三天里，旅馆腾空了。欧罗巴大旅社有些豪华的房间，确实很够西方标准，而且是东方的价钱。别打算待久，情况还会随时变得讨厌起来。”

“我想也许待上一个星期，”娜塔丽说，“然后拜伦和我坐飞机或者开车到克拉科夫，访问一下梅德捷斯，然后就飞回罗马。”

“真是异想天开！你在说些什么？梅德捷斯！想也别想了，娜塔丽！”

“凭什么？埃伦叔叔说我得去访问一下我们在梅德捷斯的老家，我们一家都是从那儿来的。我的天，这可真是一个平原国家，平得像张桌子！”

他们正开车穿过谷物已经成熟的芬芳田野，中间一块块草地星罗棋布，牛群马群正在那里吃草。这片平原尽头，依稀可以望到从地面上突起的华沙城的建筑物。

“一点儿不差，这也正是波兰的祸患。这是一块面积十万平方英里的足球场，对入侵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即便南部有一些不高的山脉，也都有很好的宽阔、方便的山口。目前德国在捷克有五十万大军压境，他们就在亚布隆卡山口那边，离梅德捷斯只有四十英里。现在你明白了吧？”

娜塔丽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华沙比罗马要镇静得多。在路灯的微光照耀下，盛装的人群中夹杂着许多穿军服的，正在那宽阔的马路上快活地散步，吃着冰激凌，吸着烟，聊着天。绿茵茵的公园里满是嬉笑着的儿童。红彤彤的公共汽车驶过去了，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在波兰文中间，“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耀眼的广告牌上，德国牙膏、收音机和生发油在招徕顾客。长排长排的灰色或棕色的四层楼房，通往巨大广场的林荫路——广场上矗立着辉煌的雕像，四周都是精雕细刻的办公大楼或王室大厦。电光广告开始闪亮跳动——这一切都令拜伦想起巴黎和伦敦。奇怪的是，结束了一次简陋不堪的空中旅行之后，竟来到这样一个大都会。欧罗巴大旅社的前厅的装潢，讲究得不亚于他曾见到过的任何一家旅馆。宽大的棕色和白色大理石的梯阶一直伸展到大门口。

娜塔丽乘电梯上楼去了。斯鲁特碰了一下拜伦的胳膊，要他留下。然后，斯鲁特点上他的烟斗，苦恼地喷着冒火星的烟雾。拜伦和斯鲁特阔别了好几个月，在他看来，这个外交官年纪大得和娜塔丽太不相称。他戴着眼镜，眼皮已经松了，那消瘦、苍白的脸颊上也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穿的那套双排纽扣、白垩条纹的深色服装更加重了他那庸庸碌碌、饱经世故的神态，而且他的身材比拜伦记忆中的还要矮些。

“可惜我没时间请你喝一杯酒，”斯鲁特说，“我很想同你谈谈。去克拉科夫这趟旅行既危险又没有意义，我打算尽快替你们订下飞机票，离开这里。我估计整个星期的票都预订光了，不过，大使馆可以优待一些。即便需要咱们二人硬把她推上一架飞机飞回罗马，也只好那样做了。可是今晚不要对她讲，那么一来，她就更不好对付啦。”

“好吧，你比我了解她。”

斯鲁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可不敢说。我本应当为这趟愚蠢的旅行大为感动——我也确实很感动。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几乎叫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晚饭见吧。大使馆简直成了疯人院，要是我脱不开身，我就打电话来。”

拜伦在他那间朝布里斯托尔旅馆开着高大窗户的洞穴般的阴暗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寻思着他究竟为什么到波兰来。他拿起象牙柄的古董电话筒，用德语争辩了好一阵，总算接通了娜塔丽的房间。

“喂，你在澡盆里了吗？”

“哦，我很高兴你看不见我。怎么啦？”

“我累垮啦，你跟斯鲁特吃晚饭吧，我睡去了。”

“别瞎扯！勃拉尼，你同我们一道吃晚饭。九点钟你来找我一道去，听见了吗？莱斯里给我订的，好像是帕德雷夫斯基住的套房。简直太好啦！我这儿有一面全身的穿衣镜，由两个木雕的棕色大天使举着。”

“这边走，”斯鲁特说，“咱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在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大餐厅里，穿着缀有金饰扣红礼服的管弦乐队正在那里砰砰地奏着旧时的爵士舞曲。这家餐厅论面积、挂的绸幔、白桌布、镀金的水晶枝形灯、茶房的恭顺、蜂拥而来的客人们衣着的华丽、舞池里的对对舞侣，都使人恍如置身于欧洲任何一家高级旅馆——这里当然看不到丝毫战争的恐惧。

“对不起，我来晚了。都怪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座以后，斯鲁特道歉说，“他们挤满了大使馆。我们全都成了管签证的官员了，一直到比德尔为止。天晓得我并不怪他们，只要他们举得出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拿得出一封信或任何其他东西，我就给他们办。一本纽约的电话簿，今天在华沙值一千兹罗提，合二十美元。”

“奇怪的是，”娜塔丽说，“我本来听说华沙到处都是犹太人，但到现在为止，我没见到几个。”

“嘿，这儿有的是，没错。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说到这里，一个穿燕尾服的侍者头儿哈着腰送上菜谱。斯鲁特用波兰语同他交谈了好一阵，娜塔丽带着钦佩和羡慕的神情倾听着。

“莱斯，学起来很难吗？有朝一日我也试试看。”侍者走后，她说道，“我们家里每逢谈起什么不愿让我听懂的话，就用波兰语。我恍恍惚惚觉得回到了儿童时代。然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这么陌生！真是奇怪极了。”

他们吃了非常可口的熏鲑鱼、一种做得十分别致的鸡蛋和烤得很硬的肉。当别人喝着上好的法国酒时，斯鲁特不断地用一只顶针那么大的玻璃杯喝着棕色的波兰伏特加。

“莱斯里，你可要醉个不省人事啦！”娜塔丽的语气里欢快多于劝阻。

“每杯才盛那么一点点，”斯鲁特说，又从瓶子里斟上一些，“即便你不来，今天我也已经忙坏了——你这个糊涂虫！”

他们彼此相视一笑。拜伦恨不得回去睡觉。斯鲁特望了望他，然后，出于礼貌，只好又说下去：“嗯，对啦，这真是一个历史上的谜。三百五十万犹太人究竟怎么会移居波兰的？这是一个如此四分五裂的国家，你总以为他们会选择一个更稳定的国家吧。我倒有个理论，我很想知道埃伦是怎么个看法。”

“莱斯里，关于我们这些波兰犹太人，你有什么理论？”娜塔丽咧嘴笑着说。

“是这里四分五裂的状态促使他们移居进来的。想想看，一个差不多有一千个男爵的政府，随便哪个男爵都可以对立法行使否决权。若干世纪以来，他们就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难怪波兰不断地分崩离析！嗯，犹太人只要能单独和个别的贵族做出安排，他们就至少可以在这里生活、耕种和工作，不必害怕国王的压迫。”

“这个理论不坏。”娜塔丽说，“然而，事实上波兰的历代国王不是也曾特别订立一些保护性的法律对他们表示欢迎吗？那不正是西班牙把他们驱逐出去，而罗马教廷正掀起一股迫害、屠杀犹太人逆流的时候吗？这是就我记忆所及而言。”

“我对这方面没做过研究，”斯鲁特说，“不过，波兰自己最后也采取那样的步骤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在长岛出生的啊，”娜塔丽说，“我祖父逃出来了——幸亏他那样做。”

“波兰目前的军事形势怎么样？”拜伦问斯鲁特，“要是必要的话，他们会和希特勒打一仗吗？”

“打一仗？”斯鲁特吸了口烟斗，仰头望了望半空，他的语气又变得深思熟虑，带有职业意味。“嗯，你问问任何一个波兰人，他多半会告诉你他们要打败德国人。在一四一〇年，他们毕竟打败过德国人。拜伦，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谈论起政治和历史来可以十分高明，然而他们完全不顾这个事实：德国今天是一个工业上的巨人，而波兰仍然停留在种地、犹太人、城堡和玛祖卡上。也许波兰人的战斗精神将会驱散希特勒的那群愚蠢的、不愿打仗的畜生。这是当前的论调。据说波兰有两百五十万穿军装的，比希特勒的军队多。这个数字是十分难以置信的，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任何统计数字——”

“喂，这不是《斯塔尔德斯特》吗？”娜塔丽插嘴说，“听起来有点儿像。跟我跳舞吧。”

拜伦看到斯鲁特环着舞池拙劣地带着她旋转，觉得他的样子像她的叔叔多于她的情人。可是，娜塔丽偎依着他，闭起眼睛，把脸往他脸上贴的神情一点儿也不像个侄女。他们交换了几句轻松的话，然后娜塔丽又说了些什么，使得斯鲁特露出严肃的神色，并且摇了摇头。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争论。

“没有你，我也找得到他。”他们回到桌子跟前时，娜塔丽正这样说着。

“我并没有说我不帮你找到他，我是说，要是你打算跟他谈起去梅德捷斯——”

“把这件事忘掉吧，忘掉我提过它。”

娜塔丽狠狠地瞪着她盘子里的那块肉，斯鲁特又呷了两口伏特加。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拜伦问起斯鲁特大使馆里的工作情况。斯鲁特松快了一些，他的声调又变得一板一眼起来。那烈性酒一点儿也没令他的头脑模糊，只使他谈得更加起劲。他把大使馆的机构大致介绍了一番，说他是在政治组里，可是自从他来了以后，像使馆里每个人一样，时间都被川流不息的移民占去了。

“你们外交官们对这个条约感到意外吗？”

“自然。连波兰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而在历史上，他们是什么都经历过的。可是事前谁也猜不出希特勒要干些什么，这就是他的天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确实有让人大吃一惊的本领。”

娜塔丽脸上那片阴云散开了：“莱斯里，斯大林干吗跟他搭伙呢？”

“亲爱的，这再明白不过了。希特勒用金盘子托着一块蛋糕端给他，他只说了声‘好，谢谢！’如今，斯大林一下子就倒转过来，把英、法置于劣势了。在慕尼黑，他们把斯大林抛在一边。实际上，他们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给了希特勒，说：‘孩子，拿去，别再跟我们捣乱了，摧毁俄国去吧。’现在，斯大林搞了个倒过来的慕尼黑：‘不，不，这儿，孩子，把波兰拿去，然后去摧毁西方吧。’”斯鲁特一口接一口地喷着小团小团的蓝色烟雾，显然对得到这样一个大发议论的机会很开心。他接下去说：“哼，英国人完全是咎由自取！和俄国结盟本来是他们制止德国的一个机会。他们有好多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所有斯大林对德国和纳粹党人的恐惧都有利于他们这么做。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拖延，烦躁，跟希特勒吊膀子，把捷克斯洛伐克送掉。最后，事到临头，派了几名小政客坐了一条慢船去见斯大林。当希特勒决定在这一结盟上下赌注的时候，他派专机把他的外交部部长送到莫斯科，授予做这笔交易的全权。因此，一场世界大战才迫在眉睫。”

“会发生世界大战吗？”娜塔丽问。

“哦，我原以为你和埃伦都是主张不会打起来的权威呢。”

“我不准备惊慌失措。在我看来，希特勒会像往常一样，得到他所要的东西。”

斯鲁特的脸变得困惑、阴沉，他使劲吸烟，苍白的两颊往里深陷下去。“不会。波兰人如今已拿到了英国签了字的保证。这件事做得很豪爽，很不理智，很迟，而且多半无济于事。在这个程度上，咱们是在重演一九一四年。波兰一旦坚决抵抗，就可以使全世界陷入这场战争。这就全看希特勒了，要是他想再武装一下，这场危机就会平息下去——眼下有这种趋势。可是就我们所知，他已经下达了进军的命令。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去梅德捷斯，我才这么坚决反对。那里，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你有一半可能性被德国兵俘虏去。亲爱的，我确实认为是有点儿冒险。”

 

晚饭后，斯鲁特又开车把他们带到城的另一部分。这里，一条条街都是三四层高的老式砖房，楼下一层统统是店铺。这里确实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有的在狭窄、铺了卵石的街巷人行道上溜达，有的从窗口探望，有的在店铺门口坐着。街头巷尾，一群群留着胡子的人在大声争辩着，做着手势，跟曼哈顿区的东下街一个样儿。许多男人穿着长衫，要不就穿着农村的长靴、罩衫，戴着便帽。也有的男人穿着齐脚脖子的长黑大衣，戴着黑帽子。有几个小伙子穿着军装。也有一些阔人：脸刮得光溜溜的、戴着大礼帽的男人和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跟欧罗巴大旅社一带华沙的非犹太人一模一样。玩着街头游戏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男的戴着小帽，穿着短裤，女孩子们穿着整洁的各种颜色的上衣。他们的母亲一边看着他们，一边闲聊着。

“我记得你好像说他们都冲到大使馆去了呢。”拜伦对斯鲁特说。

“拜伦，这里有三十五万犹太人，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有那种远见，那样就有三四千人来捶我们的门了。其余的人相信他们所要相信的，模模糊糊地盼着形势好转。政府不断地告诉大家不会打仗。”

娜塔丽正带着一种迷惘、惬意的神情望着街上马拉的大车和手推车，以及刚好从他们身边叮叮当当地开过去的一辆旧式的无轨电车。“小时候，我父母曾经把这一切形容给我听，”她说，“看起来似乎没有变样儿。”当大使馆的汽车驶过的时候，人们都停下来看着它的后影。有一次，斯鲁特把车停下来问路。一簇簇犹太人都围了上来，可是他们用波兰语小心翼翼地做出的答复很含糊。“我来试一下。”娜塔丽说。然后，她就讲起意第绪语。他们听了先是吃惊地爆发出一阵笑声，接着是热烈友好的交谈。一个戴了一顶破旧小帽的胖墩墩的男孩自告奋勇地跑在汽车前边指路，他们就按照他所指的方向驶去。

“必要的时候，我也能结结巴巴讲点儿。”娜塔丽说，“埃伦讲得才地道呢，尽管他从来也不肯说一个字的意第绪语。”

“你说得很不错。”斯鲁特说。

娜塔丽和斯鲁特在一座灰色砖砌的公寓大楼前下了车。这座楼有窄长的窗户和一扇雕琢得很考究的铁门，窗台花箱里的绣球花正盛开着。楼前是一个绿茵茵的小公园，犹太人或一群群地坐在长凳上，或嘈杂地围着一个正迸出水花的喷泉。好奇的孩子们从公园里跑出来，包围了坐在这辆美国汽车里的拜伦，随便议论起他和这辆汽车。在他们欢乐的凝视下，拜伦感到自己有些像关在玻璃后面的人猿。这些犹太孩子的脸都充满了活力和恶作剧，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举动，有的还腼腆地朝他微笑着。他很遗憾没有什么礼物可以赠送给他们。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自来水笔，想从敞着的窗口送给一个黑头发、穿紫丁香色衣裳、袖口和领口镶着白花边的姑娘。她眨巴着一对机警的深棕色的眼睛，踌躇不前。旁边的孩子们用大声喊叫和哧哧笑声鼓励她接受礼物。最后，她才接了过来，她那冰凉的小小指头在他手上蹭了一下，就轻快地跑掉了。

“哦，你料不到吧，他不在，”几分钟后，娜塔丽和斯鲁特一道走回汽车跟前对拜伦说，“他全家到梅德捷斯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去了。我的运气真不好。埃伦告诉我说他是做蘑菇生意的，可是那生意能这么兴隆吗？看起来他过得挺好哩。”

“好得不多见，”斯鲁特发动起马达来，“这肯定是这一带最好的公寓楼。”

那个穿紫丁香色衣裳的小姑娘又出现了，还带来了她的父母。她父亲穿着长到膝盖的灰色礼服，戴一顶灰色的宽边帽子。她母亲包着头巾，穿一套按德国样式剪裁的棕色衣服，还抱着一个用粉红毯子包着的娃娃。

“他来向你道谢了。”当那个父亲举着自来水笔、隔着窗口用波兰话郑重地说着的时候，斯鲁特对拜伦说，“他还说，这支笔太贵重了，他请你收回去。”

“告诉他，这个美国人爱上了他的女儿，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所以她必须收下。”

斯鲁特把这话翻译过去，她的父母都笑了起来。那个小姑娘贴着她母亲的裙子躲闪着，向拜伦投了一个热切的眼色。她母亲从她的上衣翻领上解下一枚嵌了紫宝石的金质别针，一定要娜塔丽收下。娜塔丽竭力用意第绪语推却，这又引起惊讶和一阵滔滔不绝的愉快的交谈。结果，她只好收下这枚别针，那个小姑娘留下了那支笔。于是，他们就在一片“再会”声中离开了。

“嗯，我出来可不是为掠夺财宝的。”娜塔丽说，“拜伦，你留下吧。这枚别针很好看，你留着送给你的女友、你的姐妹或者你的母亲。”

“留下吧，那是你的。”他不客气地说，“我倒可以考虑在华沙待下去，等着那个姑娘长大。”

“她的父母不会答应的，”斯鲁特说，“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拉比。”

“反正离犹太姑娘们远远的，她们不是好的结婚对象。”娜塔丽说。

“阿门。”斯鲁特说。

娜塔丽正把那枚别针别到她的外衣上。“那么，我想我只好到梅德捷斯去看班瑞尔了。真可惜，埃伦说他很机灵，在领我参观华沙这一点上，没人比得上他。他们曾一道研究过犹太教的法典，虽然班瑞尔比他年纪小得多。”

斯鲁特一听娜塔丽提到梅德捷斯，就沮丧地摇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