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愤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待在海军情报部里，拼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人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时间紧迫，罗达还是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艉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艉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哈得孙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卐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卐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像您，也不像华伦，我觉得我倒更像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都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纽波特去，按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纽波特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一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一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使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彼此很少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迭戈·里维拉
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像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部挤满了人的电梯。
她在广播公司的大厅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话题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儿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的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哟！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这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像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沙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彩，“别这么猴儿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症呢，”罗达说，“这儿好像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装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在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像现在这样在露天，否则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
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哧地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
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
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像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儿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一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纽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很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一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她是一个金发女人，穿一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绿色薄纱衣裳，露出相当一部分奶油色大乳房。帕格问她是不是拍过电影，她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温柔地笑起来。他右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英国姑娘，穿一身灰色苏格兰呢衣服，她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洪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听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着一点儿也没减轻他的丑陋：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在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尽管大家勉强地说说笑笑，这顿饭依旧吃得很别扭。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战争或者纳粹，连书籍和戏剧都是危险的话题。在很长的沉默中，只听得逐波前进的邮船发出轧轧的呻唤。维克多·亨利和那个潜艇军官彼此打量了几眼，却没有交谈。帕格有一两次想逗引坐在他右边的塔茨伯利的女儿说话，只引起她一个腼腆的微笑。吃甜食的时候，他从金发女人那里扭过头去——那个德国女人不住地夸他蹩脚的德国话说得好——向那英国姑娘做另一次努力：“我揣摩您是离开学校去度假？”
“嗯，我恐怕永远离开学校了。我二十八啦！”
“真的吗？嘿，对不起！我还以为您跟我女儿念差不多年级呢，她十九岁。”塔茨伯利的女儿没吭声，所以他又继续说下去，“我希望您把我的愚蠢看作恭维，女人不是喜欢人家说她年轻吗？”
“哦，好些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中校。大概是因为跟我父亲一起旅行的缘故吧，他眼睛不怎么好，我在帮他工作。”
“那一定很有趣。”
“也得看题材。现在这日子，倒有点儿像放一张破唱片。老实讲，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呢，还是不会动手？”
她呷了口酒。亨利中校不由得目瞪口呆。“小瘪三”当然是指查理·卓别林，不言而喻是影射希特勒。她的意思是说，塔茨伯利目前广播的一个主题是讲希特勒会不会发动战争。她不动声色，不变声调，用一个德国人听不懂的隐语，在“不来梅”号船长的宴席上不仅触及了禁忌话题，而且对这个德国独裁者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帕格·亨利度过了第二次蜜月中幸福的一夜，第二天清早出来到凉快的、阳光灿烂的甲板上，看见已有六七个早起的旅客在那里散步了。他估计走五圈约有一英里，他打算走十五圈到二十圈。他绕过船头转向左舷的时候，看见塔茨伯利姑娘从长长的甲板远处向他走来，摆动两只胳膊，扭着屁股，她仍穿着那套灰衣服。“早上好。”他们彼此点头微笑，擦身而过，后来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又重复了同样的礼仪。第三次相遇时，他就转过身来，跟她说：“咱们一起走吧。”
“哦，谢谢您，好极了。我觉得自己那么傻，在四十英尺以外就准备微笑。”
“您父亲不喜欢在早饭前散步？”
“他讨厌一切运动。他强壮得像头牛，干什么对他都不起作用。不过，可怜的韬基最近患了痛风，这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韬基？”
帕米拉·塔茨伯利笑了：“他中间的名字是韬尔考特，从学生时代起，他的朋友们就管他叫韬基。”她走得相当快。现在她穿的是平底鞋，看上去非常矮。她抬头瞟了他一眼：“中校，您太太呢？也不喜欢散步吗？”
“她喜欢睡懒觉。只要有汽车或者叫得到出租汽车，她甚至不肯步行到街角上的铺子里去买东西。嗯，您父亲到底怎么个看法？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吗？”
她笑了，眼里放出异彩，显然因为他还记得这句话而感到高兴。“他大言不惭地说来说去，不外乎这个意思：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您的看法呢？”
“我？我只是把他的看法用打字机打出来，用一台特制的打字机，字母特别大。”三个衣服剪裁得很入时的德国妇女气喘吁吁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帕米拉朝她们做了个手势，“乘她们的船旅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您父亲是不是刚出版了一本书？我记得好像看到过评论。”
“是的。说真的，那不过是把他的广播稿剪剪贴贴。”
“我很想看看。作家们使我敬畏。我自己写起东西来，每写一个字都感到非常吃力。”
“我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看到一本，是他派我去查阅的。”她说着，咧嘴一笑。帕格不禁想起，梅德琳发现他自高自大或者矫揉造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笑的。他很希望华伦能够遇到这个姑娘或者一个跟她相似的姑娘。昨天晚上有那个话匣子——那个半裸的、胸脯饱满的金发女人在旁边，他没怎么注意这个姑娘。可是这会儿，尤其是在海上清晨的新鲜空气影响下，他觉得她有一张英国贵夫人的脸，一张庚斯博罗或者罗姆尼笔下的瓜子脸：薄薄的嘴唇，隔得很开的富于表情的灰绿色眼睛，笔直的漂亮鼻梁，浓密的棕色头发。她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像珍珠一样光滑。跟华伦正是一对，又美丽又机灵。
“您还散步吗？我不走了。”她说，在一个房间的双扇门边停住脚步，“亨利中校，您真要看他的书，最好把书夹在胳肢窝下，他一下子就会爱上您，这还会使他旅途感到愉快。”
“他还在乎这个？怎么，他已经很有名了。”
“他很在乎。天哪，他们这帮人可在乎呢！”她笨拙地微微一摆手，进房去了。
帕格独自吃完早饭，就到图书室去了。室内除了一个孩子气的管理员，还没有人。书架上有不少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文书。帕格看中一本名叫《潜艇：1914—1918》的书，就坐在皮圈椅上翻到论美国驱逐舰的战略那部分细细看起来。不久，他听到了钢笔的沙沙声。在一张他几乎伸手可及的小书桌边，坐着那位德国潜艇军官，低下他刺猬似的脑袋正写着什么。帕格没看见他进来。
格罗克微微一笑，用钢笔指着那本谈潜艇的书说：“在回忆往事吗？”
“嗯，我当时在驱逐舰上。”
“我呢，在水底下。也许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逢了。”格罗克讲英语时略带点儿德国口音，但并不难听。
“很可能。”
帕格把那本谈潜艇的书放回书架上，取下塔茨伯利写的书。格罗克说：“咱们在晚饭前一起喝一杯，彼此交换一下对一九一八年大西洋的看法，好不好？”
“好极了。”
帕格想坐到甲板上的椅子上看一会儿塔茨伯利的书，然后下去工作。他带来一些关于德国的工业、政治和历史的书，都是又厚又重，他打算在赴任的路上把它们全部看完。情报手册之类的玩意儿当然很不错，不过他喜欢自己钻研，在使人发怵的大厚本里寻找更多的细节。书上记载的东西多得惊人，可惜经常缺少锐利而仔细的眼睛。
船头上波涛汹涌，白色的浪花在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形成一个“V”字。“不来梅”号像一只战舰似的乘风破浪前进。帕格抬头瞧了瞧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淡烟，又望了望大海，估计刮的是西北风，风速大约十五海里，船速十八海里，港口处四级风浪，前方远处积雨云下有雨和暴风。他不由得怀念起海上生活来。他离开海洋已经四年了，不当指挥官已经十一年了！他站在船头的栏杆旁边，靠着一根吊救生艇的柱子，深深吸了几口海上的空气。两对中年夫妇从他身边走过，一望而知是犹太人，都穿着讲究的运动服，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他们转过甲板上的船室就不见了。他正望着他们的背影，忽听得塔茨伯利洪钟般的声音：“你好，中校！我听说你天一亮就带着我的帕姆一起散步了。”
“你好！你看见刚才走过的四个人吗？”
“看见了。不用说，是犹太人。喂，那是我的书吗？多么叫人感动，你看了多少啦？”
“我刚从图书室借来。”
塔茨伯利的小胡子忧郁地耷拉下来：“怎么，不是你自己买的？去他妈的所有的图书馆！这样你看了书，我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他哈哈一阵大笑，把一只穿绿袜子的脚搁在栏杆上。他身穿一套宽大的椒盐色高尔夫球衣，戴一顶绿色苏格兰帽。“这是一本坏书，实际上是一种冒牌货，可是在你们国家销路很好，对我来说算是交了好运。要是你在过去两年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过我的胡说八道，你就可以在书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章节。是历史的脚注。我那篇关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报道确实不算太坏。咱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中校！”
他谈起德国占领奥地利的情况，听上去就像在广播：口气斩钉截铁，消息灵通，对民主国家的政客表示无比轻蔑，兴致勃勃地谈着不吉的预兆。塔茨伯利独到的见解是世界可能发生大火，不过那场面也可能非常壮观。“你能想象我们让他赢得的胜利有多荒诞、多可怕吗，亲爱的朋友？我都看见了。简直是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人物，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低微——二十岁时是一个被刷下来的学生，一个流浪汉，一个不走运的人——在维也纳一家小客栈里当了五年肮脏、衣衫褴褛的瘪三。这些你都知道吗，亨利？你可知道有五年时间，这位元首一直是你们所谓的波威利街上的瘪三，跟一伙同病相怜的可怜虫一起挤在一个又脏又小的房间里，在救济穷人的施粥所里喝稀汤，而且并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维也纳当时繁荣得很——而是因为他这人既懒惰又没本领，富于幻想，和现实格格不入！说他当过油漆匠的故事都是杜撰出来的。他卖过几张手工画的明信片，但一直到二十六岁，他始终是一个在马路上闲逛的瘪三。后来他在德国军队里当了四年兵，升为下士，当过听差，这种工作甚至对于文化程度极低的人来说也是下贱的。到了三十岁，他穷困潦倒，失了业，用煤气自杀，躺在一家陆军医院里。这就是元首的身世。
“后来——”他正讲得起劲，像在广播似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邮船的汽笛突然响了，淹没了塔茨伯利的声音。他似乎一愣，随即笑起来，接下去说：“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嗯，就是这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愚昧、半疯的可怜虫，忽然从医院的病床上跳起来，十年工夫，在急于恢复元气的德国爬到了元首的高位。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亨利，一个奥地利人！他们为了让他跟兴登堡竞选，不得不为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件。我呢，可是亲眼看着他发迹，从维也纳的街道卖明信片挨饿，一直到成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两个王族的唯一王位继承人。”维克多·亨利微微一笑。塔茨伯利本来圆瞪着眼睛，心情激动，这时也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哈哈哈！我觉得只要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不过，这种荒诞不经的怪事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重要事实。”
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亨利说，“你们那班政客要是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儿？也去柏林吗？”
塔茨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劳合·乔治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分内的工作，对格罗克来说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一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也是一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像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的妻子在旁边，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格·亨利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像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一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算是不错的。”
“你好像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待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正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的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儿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像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呛。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刹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眯眯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
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
她犹豫了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扑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她跳舞很笨拙，没有经验。帕格喜欢她温柔的态度，以及她踩着他的脚时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您不会玩得痛快的。”她说。
“我玩得很痛快。您认为您还会回美国去吗？”
“要是父亲被撵出德国——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我们会回美国去。怎么啦？”
“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工作成绩很出色。他不像我，长得高大漂亮。”
帕米拉做了个鬼脸：“一个海军人员？不成，每个港口都有一个姑娘。”
最后一晚，船长再次请客。每个女宾席上都放着白兰花，花下面是一个金白二色的粉盒。大家喝着香槟酒，最后话题转到国际政治上。人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在现在这种日子和时代，用战争来解决纠纷是愚蠢的，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在英、法、德这样先进的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咱们都是一家人，包括所有的北欧人在内，”塔茨伯利说，“兄弟阋于墙，最为可悲。”
船长高兴地点着头：“正是我要说的话。只要咱们能紧紧地团结起来，就不会再有战争。面对着这么强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绝不敢动手。除了他们，谁还要战争？”饭厅里，人们都戴着纸帽，抛掷彩色纸带。帕格注意到那四个犹太人坐在离他们不远的餐桌上，跟大家一样兴高采烈，笑容满面的德国侍者照样彬彬有礼地侍候他们。船长跟着亨利的目光望过去，他那严峻的胖脸松弛下来，咧开嘴露出高人一等的笑容。“您瞧见了吧，中校，他们在‘不来梅’号上像其他人一样受欢迎，受同样的招待。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异想天开。”他转向塔茨伯利，“咱们说句知心话，你们记者对于事情的恶化是不是该负点儿责任？”
“嗯，船长，”塔茨伯利说，“记者总得找个题材，您知道。照那些不住在德国的人看来，你们政府有不少新玩意儿，其中之一就是对犹太人的政策，因此这方面的新闻经常出现。”
“塔茨伯利说的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格罗克一口喝干杯子里的酒，插嘴说，“现在一提到德国，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总是犹太人。这方面的政策确实有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是一件事，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他转向亨利：“然而，维克多，跟元首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元首已经使德国恢复了元气，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民都有了工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而且大家都有了精神。光是希特勒对我们年轻一代所做的贡献，就大得难以使人相信。”（船长两眼放光，使劲点着头，不住地说：“对，对！”）“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青年们干什么呢？他们上街闹事，他们变成共产党，他们吸毒、搞变态性爱，说来真是可怕。现在呢？他们都在工作、受训，或者为大家服务，没有例外。他们都很快乐！我部队里的水兵也都很快乐。你简直没法儿想象在共和国时代海军的士气有多低落——我向你提个建议吧。”他敲了下桌子。“你到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舰队。你一定要来！像你这样的人，看了海军基地或者船上的水兵，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它能打开你的眼界。你来不来？”
帕格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桌上的人都期待地望着他。如果接受这样的邀请，美国政府也就有义务向驻华盛顿的德国海军武官发出同样的邀请。海军部是否愿意跟纳粹政府做这笔交易，彼此交换参观潜艇基地呢？帕格可没有这个权力做出决定，他得向华盛顿报告这个邀请，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
他说：“我很希望能去，也许我们可以做出安排。”
“答应吧，把礼节撇在一边！”格罗克说着，举起两只胳膊一挥，“这是我对你发出的私人邀请，是两个海员之间的私人交情。潜艇指挥部分到的预算少得可怜，我们的行动也就比较自由。你可以自由到我们这里参观，我可以负责。”
“这个邀请包不包括我？”塔茨伯利说。
格罗克沉吟了一下，接着笑起来：“怎么不包括？来吧，塔茨伯利。英国人对我们了解得越深，草率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嗯，这也许是缔造和平的一个小小的重要步骤。”船长说，“就在我的饭桌上达成协议，我觉得很荣幸，咱们都要多喝些香槟表示庆祝。”
这样，在“不来梅”号船长的饭桌上，大家一起为和平干杯。当时离午夜还有几分钟，大邮船已放慢速度，渐渐驶近灯火辉煌的纳粹德国海岸。
在明媚的阳光下，“不来梅”号像火车似的在大河两岸低低的绿色河滩中缓缓前进。帕格站在太阳甲板的栏杆边，像过去一样，在航海之后看到了陆地觉得很高兴。罗达却是老毛病发作，在下面舱房里大发雷霆。每逢他们俩一起旅行，罗达总得受收拾行李之苦。帕格收拾他自己的东西倒是一个老手，可是罗达说，他放的东西她永远找不到。
“哦，不错，这个国家的景致很美丽。”塔茨伯利溜达过来，开始谈论景色，“你将会在不来梅港和柏林之间看到许多美丽的德国北方小城，建筑式样都很像英国都铎式。事实上，英、德两国有很深的关系和许多相似之处。你当然知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我们王室有很长时间只讲德语。然而总的说来，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比因纽特人还要陌生。”他哈哈一阵大笑，用一只胖手朝岸上一扫，接下去说：“一点儿不错，亨利，德国人坐在欧洲中心。这些使我们大伤脑筋的表兄弟，他们咝咝地响，呜呜地叫，有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向四面八方溢出来。他们从这些可爱的小镇、这些童话里的仙境、这些干净漂亮的城市里拥出来——等你看到科隆、纽伦堡、慕尼黑甚至柏林和汉堡以后，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我刚才说，他们从那些地方像气泡似的冒出来。这些彬彬有礼的、蓝眼睛的音乐爱好者，一下子都成了嗜血的刽子手，实在有点儿叫人毛骨悚然。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希特勒，又让他们沸腾起来了。你们美国人也许得出一把更大的力，比上一次出的力要大得多。你知道，我们已经被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了，我们和法国人。”
亨利注意到塔茨伯利每次谈话，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话题总要落到美国跟德国打仗上。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塔茨伯利。我们得对付日本人。他们正在宰割中国；他们又有第一流的战舰，而且每月都在扩建。要是他们把太平洋变成了日本内湖，继续干他们在亚洲大陆干的那一套，那么不出五十年，整个世界都要属于他们了。”
塔茨伯利从笑容可掬的嘴角吐出舌头，说道：“黄祸。”
“这是事实和数字的问题，”亨利说，“欧洲一共有多少人口？一两亿？日本现在快要统治十亿人口了。他们跟德国人一样勤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从纸糊的房子里出来，穿着绸制的和服，却在一二十年内打败了俄国。他们才叫可怕！跟我们在亚洲面临的局势相比，希特勒干的这套玩意儿在我看来就好像小猫小狗在后院里打架。”
塔茨伯利盯着他，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可能你把德国人估计过低了。”
“也许你把他们估计过高了。他们占领莱茵河流域的时候，你们和法国人干吗不干涉呢？他们违反了条约。你们本来可以在那时候动手，把希特勒绞死，可以像冲进女学生宿舍那样不费吹灰之力。”
“啊，这是事后的聪明。”塔茨伯利说，“别要求我为我们的政客辩护，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头脑。我在一九三六年说的、写的，完全跟你现在说的一样。在慕尼黑，我差点儿自杀。我把整个情况都详细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有一连串坚硬的碉堡，一直插进德国的心脏；有五十个第一流的师，准备大显身手。它还是世界第二大兵工厂。苏联，甚至法国，最后都准备起来作战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六个月之前！但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从欧洲爬到希特勒跟前，把捷克送给了他！”塔茨伯利机械地笑着，抽了口被微风吹成锯齿形的香烟：“我不知道，也许民主制度不适应这个工业化时代。如果要它存在下去，我认为非美国人出场不可。”
“为什么？为什么你老要这样说？从表面看，你们和法国人仍比德国人占更大优势。你难道看不出来？人力、火力、钢、油、煤、工业设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他们的空军暂时领先，可是他们背后有苏联的威胁。当然不像去年或者两年前那样容易，不过你们仍有获胜的希望。”
“啊，他们的领导力量强。”
一只结实的手拍了下亨利的肩膀，一个带着讽刺口气的声音说了声“希特勒万岁！”欧斯特·格罗克穿着一身又旧又皱的海军制服站在那里，立得笔直，脸上的神情很严肃。“嗯，先生们，咱们就要再见了。维克多，我要是在混乱中不能再见到你，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呢？大使馆吗？”
“当然啦，海军武官办公室。”
“啊！”塔茨伯利说，“咱们要到斯维纳蒙台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你居然没有忘记，真叫人高兴！”
“我尽可能请你一起去。”格罗克冷冷地说。他跟他们两个握了手，鞠了一躬，咔嚓一声并拢脚后跟，就离开了。
“去跟帕米拉告别一下吧，”塔茨伯利说，“她在底下整理行李。”
“我这就去。”帕格跟那位通讯记者一起走下甲板，后者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很想把她介绍给我的一个儿子。”
“哦，你真这样想？”塔茨伯利透过厚厚的眼镜恶作剧似的瞟了他一眼，“我警告你，她可不好对付呢！”
“是吗？怎么？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温柔、更讨人喜欢的姑娘了。”
“那是平静的水面，”塔茨伯利说，“我警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