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在德莱佩修道院路，沿着聋哑学院的高墙前行。左边，矗立着圣雅克杜欧帕教堂的钟楼，我还记得圣雅克路的拐角有家咖啡馆，在乌尔苏拉影院看完电影后，我常去那里。

人行道上，落着一些枯叶，或者是几页烧焦的旧《加菲奥》词典。这是学校区和修道院区。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埃斯特拉帕德、壕沟外护墙、图尔纳福尔、波德费尔路……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害怕。十八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当时，我在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一所中学读书。

我觉得那些地方仍处于60年代初我离开时的状态。它们在那个时期就被抛弃了，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以上。盖鲁萨克路——人们曾撬掉那条僻静小路上的地砖用来筑起街垒——某家旅店的门已被砖封死，大部分窗户都已没有玻璃，但招牌仍然钉在墙上：“未来旅店”。什么未来？30年代的某个大学生，他的未来已经完蛋。他在这家旅店租了一个小房间，就在高等师范学院门口的地方，星期六晚上常邀请老同学去那里玩。人们绕过一片建筑群，去乌尔苏拉影院看电影。我经过铁栅栏和装有百叶窗的白屋，电影院在一楼。大厅里灯光明亮。我可以一直走到瓦尔德格拉斯，我和雅克琳娜曾躲在那个平静的地方，不让侯爵见到她。我们住在皮埃尔—尼古拉路尽头的一家旅店里，靠雅克琳娜卖掉她的毛皮大衣得来的钱生活。星期天下午，小街阳光灿烂。塞维涅学院对面，那座小砖屋门口有几棵女贞树。旅店的阳台上爬满了常春藤，通往大门的走廊上睡着一条狗。

我回到了乌尔姆路。那条小路很荒凉。用不着说，星期天的晚上，在这个学生区，没有任何特别的故事，看起来就像在外省一样，我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巴黎。我的面前就是先贤祠的圆顶。月光下，我害怕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阴森森的圣殿脚下，于是便拐进罗蒙路，在爱尔兰中学门前停下脚步。有个钟敲响了八点，也许是圣灵修会的大钟，它巨大的外墙就在我右边。又走了几步，便到了埃斯特拉帕德广场。我寻找福塞—圣雅克路26号。在那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栋现代建筑，旧楼可能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掉了。

1933年4月24日，一对年轻夫妇神秘自杀，原因不明。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当晚发生在先贤祠附近，福塞—圣雅克路26号T先生和T夫人家中。

于尔班·T先生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化学学校毕业，三年前娶了二十六岁的吉塞尔·S小姐，比他大一岁。T夫人是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身材高挑。而她的丈夫呢，也是个美男子，一头褐发。上一年7月，夫妻俩搬到福塞—圣雅克路26号一楼居住。他们把一个作坊改成了单身公寓。小两口很亲密，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的幸福。

星期六晚上，于尔班·T先生决定跟太太出去吃饭。两人是晚上七点左右离家的，好像半夜两点才回家，还带回两对人。他们罕见地吵吵嚷嚷，门铃声吵醒了邻居。房客们通常都蹑手蹑脚，如今这般吵闹，让人很不习惯。也许在庆贺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凌晨四时许，客人们离开了。接下去的半个小时，寂静无声，只听到两记沉闷的响声。上午九点，一个女邻居走出家门，经过T的房门前，听到有呻吟，她马上就想起来，半夜里好像听见有枪声，她很担心，立即就去敲门。门开了，吉塞尔·T出现在门口，左胸有个很明显的伤口，血慢慢地从那儿流下来。她喃喃地道：“我丈夫！我丈夫！死了。”不一会儿，警长马尼昂先生赶到。吉塞尔·T躺在沙发上呻吟。人们在隔壁房间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痉挛的手中还拿着一把手枪。他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自杀了。

在他旁边，有封被揉皱的信：“我太太自杀了。我们醉了。我也自杀。用不着……”

据调查，于尔班和吉塞尔夫妇晚餐后好像去了蒙帕纳斯的一家酒吧。另一个晚上，我从福塞—圣雅克路经过天文台黑乎乎的花园，一直走到圆顶饭店和圆亭饭店所在的十字路口。1933年的那个晚上，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蒙帕纳斯区就像乌尔苏拉修女会一样，总让我想起林中睡美人的城堡。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德朗布尔路的一家旅店住过几个晚上，曾有同样的感觉：我那时就已经觉得蒙帕纳斯像一个死了的街区，正远离巴黎，慢慢地腐烂。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奥德萨路和德·帕路就像毛毛雨中的布列塔尼港口，布雷斯特人或洛林人一群群地从尚未拆毁的车站里拥出来。这里的寻欢作乐早就结束了。我记得老吉米家的招牌还挂在于根斯路的墙上，缺了两三个字母，被海风刮走了。

那对年轻夫妇是第一次——据933年的报纸说——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他们是不是晚餐时酒喝得太多了？或仅仅是想在那个晚上打破生活中的平静？有个证人信誓旦旦地说，半夜两点左右，在玛丽娜咖啡馆见到过他们，那是拉斯帕伊大街43号的一家舞厅；还有一个证人说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见到过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子。警方怕证据不可靠，还出示了他们的照片，因为有许多像于尔班那样的褐发小伙子和像吉塞尔·T那样的金发姑娘。几天来，警方试图查清T夫妇带到福塞—圣雅克路家里的那两对人是什么身份，后来调查就结束了。吉塞尔·T伤重身亡之前还能说话，但记忆已经模糊。是的，他们在蒙帕纳斯遇到了两个女人，完全不认识的两个陌生女人……这两个女人把这对夫妇带到了佩勒，去了一家舞厅，两个男子在那里跟他们见面。然后，大家一起前往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

那天晚上，我沿着他们的足迹来到一个阴森森的街区，蒙帕纳斯大楼给它罩上一层悲伤的面纱。整个白天，它都挡住了阳光，把影子投掷在埃德加—吉内大道和周边的小路上。我走过正被水泥外墙压垮的圆顶饭店，很难相信蒙帕纳斯以前曾有过那么热闹的夜生活……

我究竟是在什么时期住过德朗布尔路的那家旅店？1965年前后吧，认识雅克琳娜的时候，是动身去奥地利的维也纳之前。

我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男人，我在走廊里碰到过他，后来认识了他。他叫什么？好像是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之类的名字。

他总是衣冠楚楚，衣扣眼里戴着一枚勋章。他多次请我到旅店旁边一家叫“玫瑰花蕾”的酒吧去喝一杯，我不敢拒绝。他好像很喜欢那个地方。

“这里氛围不错……”

他说话带齿音，出身良好的小伙子的那种齿音。他告诉我，他在北非的阿拉伯山区待了三年多，他在那里获得了勋章。但阿尔及利亚战争让他感到恶心，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他经常去接替他父亲，在北部的一个大纺织厂当头。

很快，我就发现，他跟我说的并不是真话。关于那家“纺织厂”，他含糊其辞。有一天，他自相矛盾地向我保证说，他毕业于圣梅西安学校，离开学校后马上就去了阿尔及利亚。然而第二天，他又告诉我说，他只在英国念过书。有时，他的齿音不见了，代而取之的是水手的那种油腔滑调。

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必须去蒙帕纳斯走走，那样才能让这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突然从虚无中复活过来。我想起来，有一天，我们在雷恩路相遇，他在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

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人们好像见过那对夫妻。这个小酒吧在“海盗”的地下一层。斯堪的纳维亚的气氛和“海盗”明亮的木装修与这个黑人酒吧兼舞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下楼梯就知道了：从一楼的鸡尾酒和挪威冷盘，很快就潜入到马提尼克的舞蹈当中。T夫妇是在那里遇到那两个女人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在拉斯帕伊大街，面向当费尔—罗瑟洛的玛丽娜咖啡馆。我记得杜韦尔兹带我和雅克琳娜去过那里，就在拉斯帕伊大街的路口。那次，我也同样不敢拒绝他的邀请。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天天逼我们俩星期六晚上去他的一个女友家，坚持要把她介绍给我们。

她前来给我们开门，在半明半暗的前厅，我看不大清楚她的脸。我们走进客厅，里面的豪华陈设让我吃惊，与杜韦尔兹在德朗布尔路的小房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在那儿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忘了她的名字：一个容貌一般的褐发女人，其中的一边脸，靠近颧骨的地方，横着一道很大的伤疤。

我和雅克琳娜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杜韦尔兹和那个女人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她应该跟杜韦尔兹的年龄差不多：三十五岁的样子。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可爱吗？”杜韦尔兹带着齿音说。

她盯着我们，然后问：“想喝点什么？”

我们之间有点放不开。她给我们端来红酒。

杜韦尔兹喝了一大口。

“你们放松点，”他说，“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她羞涩地投来一个微笑。

“我们甚至差点结婚。不过，她后来不得不嫁给另一个人……”

她没有皱眉头，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笔直，手里端着酒。

“她丈夫常常不在……我们四个可以乘机出去……你们说怎么样？”

“去哪？”雅克琳娜问。

“随你们的便……我们甚至没必要出去。”

他耸耸肩。

“我们在这里很好……不是吗？”

她一直在椅子上坐得很直。她点着一支烟，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杜韦尔兹又喝了一口红酒，然后把杯子放在矮桌上，站起来，向她走去。

“她很漂亮，是吗？”

他把食指放在她脸颊的伤疤上，然后解开她衬衣的扣子，抚摸着她的乳房。她并没有生气。

“我们曾经遭遇过非常严重的车祸。”他说。

她突然一下拨开他的手，重又朝我们笑了笑：

“你们一定饿了……”

她的声音很严肃，好像有一点点口音。

“你能帮我把晚餐端到这里来吗？”她有点不客气地对他说。

“当然。”

他们两人都站了起来。

“冷餐，”她说，“行吗？”

“很好。”雅克琳娜说。

杜韦尔兹搂着那女人的肩膀，把她拉出客厅，然后又从半开的门口伸头进来：

“你们喜欢香槟酒吗？”

他的齿音消失了。

“很喜欢。”雅克琳娜答道。

“马上就来。”

我们独自待在客厅里，几分钟。我搜肠刮肚，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由于炎热，朝着马路的落地窗是半开的。那是在拉斯帕伊大街19号。客厅的角落放着三角钢琴。长沙发和那两张椅子都铺着同样的黑色皮垫。镀银的金属矮桌。一个好像是叫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人。脸颊上的伤疤。解开的衬衣。射灯或者说是手电强烈的光芒，它只照亮了一小块地方，一小段时间，其他的一切仍处于黑暗之中，因为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事件的结果，准确地说，是不知道那两个人的情况。

我们悄悄地走出了客厅，甚至连门都没有关，就下了电梯。刚才，我们乘坐了电梯，但不是吉塞尔·T说的那种红色的电梯。

1933年4月，一家晚报的头版发表了一个侍应的证词，他在佩勒的一家饭店兼舞厅工作。文章的题目如下：

寻找

在那位年轻的化学家及其妻子公寓里过夜的

那两对人

由于夫妻俩都自杀了，瓦尔德格拉斯区警察署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司法行动，但我们还是得知，那对年轻夫妇不仅去了蒙帕纳斯，还去了马恩河边，去了佩勒；他们带回家的不止两个女人，而是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那四个人至今还没有找到。

人们去了佩勒，希望能收集到悲剧发生前几分钟的一些重要细节。

在阿尔图瓦河堤的一家饭店兼舞厅，人们清楚地记得，那两个年轻人曾经来过。

“他们是十点左右来的，”接待他们的那个侍应说，“就他们俩，女的很漂亮，头发金黄，很细……他们坐在那儿，就在阳台下面。他们是否认识被邀请的那几个人？我没有注意。在那个季节，又是星期六晚上，人太多。我好像觉得他们当时并不是特别高兴。总之，我还记得他们是在十一点半结账的。”

很难相信这一证词，因为它说T夫妇是独自去佩勒的，是自己主动去的。而在福塞—圣雅克路那个安静的街区，凡是了解他们生活的人都倾向于认为，星期六晚上，他们是不会去马恩河边的舞厅的。不会的，那天晚上，肯定是在蒙帕纳斯遇到的那两个陌生女人把他们带到佩勒的，正如吉塞尔·T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纳闷，那个侍应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证？难道他把他们与别人搞混了吗？可能性更大的是他不想让探员对那两男两女产生怀疑，他们可能是饭店的常客，而他见到过T夫妇跟他们在一起。蒙帕纳斯的那两个陌生女人认识那两个男人。可是，文章问，吉塞尔·T所说的安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又在哪里呢？

出了玛丽娜咖啡馆，T夫妇和那两个陌生女人可能上了出租车。但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探员曾经送那四个客人去佩勒；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半夜两点许，曾把那几对人从佩勒拉到福塞—圣雅克路26号。

当时，从巴黎去马恩河畔的诺让和佩勒，要从巴士底火车站或东站走。从巴士底出发的火车走的是所谓的樊尚线，一直到韦讷伊—莱唐。60年代初，我对那条线还是挺熟的，之后，它被郊区快线取代，巴士底车站也被拆掉盖了歌剧院。

铁路在多梅尼大街的高架桥上通过，桥拱下尽是咖啡馆、仓库和商店。我为什么老是梦到自己沿着那座高架桥往前走？这是在桥拱下、街边梧桐树的影子中看到的：

阿尔马尼特实验室

穹顶汽车修理间

佩耶尔殡葬用品店

科拉多·卡萨德汽修车间

鲁尔德修道院诊所

雷根家具厂

法国大理石

博斯科咖啡馆

钝吻鳄凯斯基耶公司

萨瓦洗车

多梅尼拉丝车间

拉巴蒂咖啡馆

光芒暖气修理

泰斯塔包铁公司

瓦拉迪埃咖啡馆—烟店

夏日的一个夜晚，在博斯科咖啡馆，就在我要去维也纳之前，桌子已经摆放在人行道上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近在咫尺的里昂车站，那里灯光明亮……

火车到了勒伊站，然后是贝莱尔站。它是从蒙当布瓦弗尔门离开巴黎的，经过布拉伊小学，在湖边的圣芒代车站停了一会儿，然后是万塞纳和建造在树林边的马恩河畔的诺让车站。

出了诺让车站，必须步行登上大马路，走到尽头才是佩勒。除非那两个男人是开车来找他们的。

我更觉得他们跟那两个陌生女人从玛丽娜咖啡馆出来之后，在离咖啡馆几米远的地方下了拉斯帕伊地铁站。

地铁直达东站。他们乘坐米卢斯线的火车。穿过圣德尼隧道离开巴黎时，可以居高临下俯看到维莱特屠宰场。火车在庞丹停下，然后沿着乌尔克运河前行，经过努瓦西勒塞克和罗斯尼苏布瓦，便来到了佩勒火车站。他们下车到了河堤，火车通过横跨马恩河的高架桥继续往前开。那两个女人把他们带到阿尔图瓦河堤路的一家饭店兼舞厅里，就在旁边。现在，连同另外两个陌生男人，他们一共是六个人。

我还记得从高架桥脚下起始的阿尔图瓦河堤路。德卢岛就在对面。1964年到1965年期间，我去过那个岛：有个叫克洛德·贝纳尔的人多次邀请我和我的女友雅克琳娜去他家。我曾卖给他一个八音盒和几本旧书。他住在一座度假木屋似的屋子里，有圆肚窗和阳台。有天下午，他在其中的一个阳台上给我们拍照，因为他想试试新相机，不一会儿，他就把彩色照片递给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宝丽莱一次成像照片。

那个克洛德·贝纳尔，四十来岁，从事旧货买卖：他有好几个货栈，在圣卢昂的跳蚤市场有摊档，甚至在克里希大街还有家旧书店，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晚饭后，他用一辆灰色的美洲豹把我和雅克琳娜送回巴黎。几年后，我就完全失去了他的行踪。他的跳蚤市场摊档和克里希大街的旧书店已经不复存在。他在德卢岛家中的电话号码也“已经停止使用”。

我想起他是因为德卢岛。报刊把那个事件称为“可悲的狂欢”，其中有篇文章暗示说，警方已查明T夫妇和那两个女人在阿尔图瓦河堤路的那家饭店兼舞厅遇到过的两个陌生男人之中的一个：那是佩勒的一个居民。对我来说，他只能住在德卢岛。鉴于侍应的证词值得怀疑，我在想，那天晚上，T夫妇和其他两对人是不是真的去了阿尔图瓦河堤路的那家饭店兼舞厅。我更相信，其中一个陌生男人把他们带到了德卢岛，因为带红色电梯的房屋确实就在那里。

今天，我试图重组当时的情形，但我当年去见克洛德·贝纳尔时，从来也不会想到有这事。克洛德·贝纳尔早就不住在那座带阳台和圆肚窗的大木屋里了，花园尽头现在盖了一个木头亭子。

以前的主人是谁？某个叫雅克·亨莱的人？亨莱的照片出现在影院的旧年鉴中，下面有行字：“讲英语，德国人，无口音”。一张英国面孔：金黄色的小胡子，眼睛非常明亮。地址也标明了：雅克·亨莱，“球拍俱乐部”，德卢岛，马恩（塞纳）河畔的诺让，特郎布雷12.00。但在电话号码簿上，那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却是E·J·多泰。岛上的其他老居民，我还发现有：

威廉·H. 特郎布雷33.44

马尼昂·L. 特郎布雷22.65

又名亨莱的多泰和另外两个人住在岛上属于马恩河畔的诺让的地方，下面几位住在属于佩勒的地方：

赫韦尔 特郎布雷11.97

韦歇尔·E. L. “平静时光”，德卢岛（5月到10月），特郎布雷09.25

基斯罗夫·P. 特郎布雷09.25

科萨克（德·）特郎布雷27.19

扬（让·E.）“绿廊”，德卢岛，特郎布雷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