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走进电梯，迎接他的是熟悉的声音，踩一下，晃动一下，然后电梯活了。他按了第三个键。这块脆弱的、细薄的、老式的空间闪了一下，但是没有反应。他又按了一下。同样，闪了一下，然后是不安的寂静，接下来是不可理喻地紧盯住那个不能运转的东西，心中明白它不会动。他走出电梯。电梯在一瞬间立即关上它闪亮的褐色的眼睛。他上了被人遗忘的但是尊严依旧的楼梯。

克鲁格，背驼着，把钥匙插进门锁，慢慢地旋转，开门，踏进他的房间，空洞无比的、嗡嗡的、隆隆的、滚动的、轰鸣的寂静。一幅达芬奇名画的铜版浮雕孤零零地搁在那儿——十三个人倚在一张狭窄的桌子上（从一个多米尼加僧人那里借来的陶器）。光线刺眼地打在她那把玳瑁柄短雨伞上，他自己的大雨伞斜在一边，不去管它。他脱下一只手上的手套，放下外套，挂上宽边檐的毡帽，这顶黑帽子在这个屋里有点不自在，从钩子上掉了下来，克鲁格没再理它。

他走过长长的走道，墙上挂着一幅又一幅黑色的油画，一直延伸到他的书房，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些油画像是一个个窟窿。一个橙子大小的橡皮球在地板上静静地躺着。

他走进餐厅。一盘冷牛舌配黄瓜丝和一块用过的奶酪在默默地等着他。

这个女人的耳朵非常灵敏。她从儿童房隔壁的房间快速出来，迎接克鲁格。她的名字叫克劳蒂娜，在过去一个多星期里，她是克鲁格家里唯一的用人；男厨走了，因为不喜欢这里的、他简要地称之为“颠覆性的气氛”。

“感谢上帝，”她说，“你安全到家。要喝点热茶吗？”

他摇摇头，把背转向她，在边上的一个餐具柜里摸索着，似乎要找什么东西。

“今晚太太怎么样？”她问。

没有回答，行动还是那么迟缓、笨拙，他又朝那间土耳其风格的没有人使用过的起居间走去，穿过房间，走到另一个通道的拐弯处，他在那儿拉开一个壁橱，掀起一个空箱子的盖子，朝里面看，然后又走了出来。

克劳蒂娜在餐厅中间刚才他离开的地方静静地站着。她在这个家庭里有好几年了，就像通常见到的用人一样，她心宽体胖，中年，敏感。站在那儿，她黑亮的眼睛盯住他看，嘴巴微微张开，露出镶过的金牙，珊瑚耳坠亮晶晶的，一只手放在穿着灰色精纺毛衣、没有形状的胸间。

“我要你帮我做点事，”克鲁格说，“明天我要带着孩子去乡间呆上几天，我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她的衣服收拾好，放到那个黑色的空箱子里去。还有她的个人用品，雨伞和其它一些东西。请把所有东西放到壁橱里，然后锁上。你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那个箱子也许太小了——”

他走出房间，没有看她一眼，准备看一下另外一个壁橱，想了一想，放弃了，抬起脚后跟，踮起脚尖走路，走近儿童房。在白色的门口，他停住，心跳突然被幼小的儿子从床上发出的声音拽住，这是大卫很有礼貌地从屋里发出的声音，提醒他父母（比方说，在他们从城里吃完饭回来后）他还没有睡，等着他们再次同他道晚安。

这没有办法绕过。只有十点一刻。我还以为夜晚快结束了。克鲁格闭上眼睛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进去。

他依稀看到被子飞快地蠕动了一下，床头灯的开关响了一下，孩子坐了起来，手遮挡着眼睛。在这个年龄段（八岁）的孩子，笑起来时是不会有什么遮掩的，笑容不是那么只有一点点，而是扩散到整个脸上——如果孩子真是幸福的话。这个孩子仍然还是幸福的孩子。克鲁格说了一些通常说的时间已晚早点睡觉之类的话。但是话还没有说完，心底一阵酸楚，嗓子发热，眼泪忍不住要涌出，强忍着、抑制着，在黑暗的深处，等着再次涌动。Pourvu qu'il ne pose pas la question atroce。我求求你了，仁慈的上帝。

“他们在向你开枪吗？”大卫问。

“胡说什么，”他说，“没有人在晚上开枪。”

“可是他们开了。我听到了警察的声音。看，穿睡衣的新方法。”

他很敏捷地站起来，伸开他的胳膊，粉白色的、蓝色筋脉清晰可见的双脚站在乱堆在一起的内衣上，像猴子一样打转，踩得床垫嘎吱嘎吱地响。蓝色的裤子，浅绿色的背心（那个女人肯定是色盲）。

“我把要穿的扔进浴缸里面了，”他兴奋地解释道。

想到那些衣服会浮在水面，这突然让他来了劲儿，他开始在床上跳了起来，床随即发出砰砰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越跳越高，越跳越高——然后，猛然间眩晕般地停止，双膝跪下，打个滚，又站起来，在还在摇动的床上摇晃，摆动。

“躺下，躺下，”克鲁格说，“已经很晚了。我现在要走了。来，躺下。快。”

（他也许不会问。）

这次他一屁股坐下，手摸着弯曲的脚趾，然后把脚伸进毯子里，放到毯子和被单的中间，笑了起来，这次放对位置了。克鲁格赶忙把他塞到被子里面。

“今天晚上还没有讲过故事呢？”大卫说，他平躺着，长长的睫毛向上翘起，臂肘向后伸去，放在枕头上的脑袋的两边。

“明天我给你讲两个。”

他朝孩子弯下身的时候，两人相隔一段距离，互相看着对方的脸：孩子试图快速地想起什么东西来问一下，以便获得更多的与他在一起的时间，父亲心中疯狂地祷告千万不要问那个问题。在晚间这个温馨的时刻，他的皮肤看上去是多么的细腻，眼睛的上边有一抹淡紫色，前额上泛出金晕，蓬乱的金色厚刘海。完美的小动物——鸟，小狗，睡着的飞蛾，小马驹——那些小哺乳动物。三个褐色的小痣，靠近鼻子边的泛红的脸上的几个胎痣让他想起就在刚才见过的、摸到过的东西——是什么？矮墙。

他快速地吻了一下他的脸，关了灯，走了出来。感谢上帝，没有问起——在他关上门的时候，他想。但是，当他轻轻地放下门把手，里面传来了声音尖尖的提问，他还是想了起来。

“很快了，”他回答，“医生跟她说了后，她就可以了。睡吧。我要你睡了。”

至少，有一扇仁慈的门挡在他们的中间。

在餐厅里，在餐柜旁的一把椅子上，克劳蒂娜坐在那儿用一张纸巾捂着脸正伤心地哭着。克鲁格坐下来吃饭，吃得飞快，把不必要的调味品和盐搁在一边，清了清嗓子，挪动了盘子，打落了一个叉子，用脚背接着，她还在那儿，不停地哭着。

“请到你自己的屋里去吧，”他最后说道。“孩子还没有睡。明天早上七点叫我。安波先生明天也许会做好安排的。我要尽早带孩子离开。”

“但是，这事太突然了，”她呜咽道。“你说昨天——哦，不应该这么就发生了。”

“记住，如果你向孩子透露一个字，”克鲁格说，“我可不会对你客气。”

他推开盘子，走到他的书房，锁上门。

安波或许出去了。电话也许坏了。但是，他提起电话时，从话筒上他感到这个忠诚的东西还可以用。我总是记不住安波的号码。这儿有一本电话本子，在这上面我们记下过一些名字和数字，我们的笔迹混在一起，弯弯曲曲地朝着不同的方向。她的凹线与我的凸线天衣无缝地相配在一起。真是奇怪——我能在孩子的脸上分辨出眼睫毛的阴影，但却不能读出我自己的笔迹。他找到了他的另一副眼镜，那个熟悉的中间是六的数字很像安波的波斯人的鼻子。安波放下他的笔，把一个琥珀色的长长的烟嘴从噘起的厚嘴唇上拿开，听着。

“我正在写信，这时克鲁格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可怜的奥尔嘉没了。她今天在做完肾手术后去世了。上个星期二我去医院看过她，她像往常一样美丽，对我带去的可爱的兰花欢喜得不得了；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危险——或者，如果有的话，医生也没有告诉他。我能感觉到这个噩耗给他带来的打击，但说不出到底会怎样。我可能会几天睡不着觉。我自己的烦恼，那些我刚刚描述过的小小的戏剧性的情节，对你来说恐怕是微不足道，就像现在对我来说也一样。

“起初，知道他把此事当成一个骇人听闻的玩笑对待，认为自己得到了解脱，我感到很震惊，觉得他不可饶恕。就像有一次上课讲空间问题，他从后往前读他的讲义，想看看学生会有什么反应。学生们没有什么反应，我现在也是这样。在你收到这封思绪混乱的信后，也许你会见到他。明天他要和他可怜的孩子去湖区。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未来还不是太明朗，但我想大学再过不久就会恢复正常，当然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突然的变化。近来，有一些吓人的谣传；我读的唯一的一份报纸已有两个星期没来了。他要我关照明天的火化，我在想，他不出现，人们会怎么想；当然，他对待死亡的那种态度说明了他不会去参加仪式的，尽管我会尽量弄得简短和正式——如果奥尔嘉家里的人不会突然出现的话。可怜的人儿——她是他卓越的事业生涯中一个极好的帮手。在正常情况下，我想我会把她的照片给美国的报人的。”

安波再次把笔放下，陷入沉思中。他自己也曾加入那份卓越的事业。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莎士比亚翻译者，在那个绿草遍地、潮湿的莎士比亚故乡他度过了勤学苦读的青春——他稀里糊涂地踉踉跄跄地进入了公众的注意中心，一家出版社要他转译Komparatiwn Stuhdar en Sophistat tuen Pekrekh一书，美国版的题目更夸张些，是《罪的哲学》（在四个州被禁，在其他州则是畅销书）。正是时来运转——这部晦涩难懂的书立即受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的青睐，在一个季度里与一部人气极旺的讽刺著作《同花顺子》争夺奖项，然后，第二年，与伊丽莎白· 杜沙姆关于美国南方的一部言情小说《当火车驶过以后》竞争，在二十九天里（闰年）与图书俱乐部选出的《穿过城镇和乡村》并列榜首，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与路易· 桑塔格的《宣布》一争高低，后者的书雅俗共赏开始于圣巴泰勒米的洞穴，开头真不错，但结尾很是搞笑。

一开始，尽管认为这个项目很有点意思，但是这整件事还是让克鲁格恼火。安波感到很是羞惭，歉疚，暗自思忖也许是不是他那种合成痕迹很强的英语含有一些古怪的内容，一些可怖的特别的风味，导致不期而至的轰动；但是，奥尔嘉却比这两个困惑不解的学者多了一份睿智，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准备好了充分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功，她要比那些昙花一现的评论者更好地知道这部作品的特殊之处。是她让害怕极了的安波劝说克鲁格进行那次美国巡讲，似乎她能预见到在美国获得的轰动效应会在国内给他赢得尊敬，而这样的尊敬既不是他能从执拗的学术研究中拼得，也不是能从浑然不知的读者中得到。那次旅行本身并不是不愉快。远不是这样的。尽管克鲁格对那次巡讲说得很少，他通常很警觉，害怕在闲聊中把这样的经历说得不着边际（如果任其在大脑的淤积层中孵化的话），奥尔嘉还是努力地把它完整地再现了出来，并且欣喜地转述给了安波，他还因此免不了会听到一肚子的讽刺和厌恶的话语。“厌恶？”奥尔嘉叫道。“怎么会呢，他在这里已经有了太多了。厌恶，的确如此。兴高采烈，欣喜快乐，想象力的砥砺，头脑的消毒，togliwn ochnat divodiv（每天醒来时的惊奇）。”

“地貌尚未被庸俗的诗歌所污染，至于生活，那个自我意识很强的陌生人，背上被拍了一掌，被告诉说，放松一点。”他回来时写了这些话，奥尔嘉非常喜欢，把它们贴在一个绿皮的相册里，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新思想家的典故。安波把她的整个形象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她三十七年灿烂的年华，光泽鲜亮的头发，饱满的嘴唇，厚厚的下巴与她轻柔的音色完美相配——她特有的迷人的声音，在讲完话后，还余音袅袅，如飘拂的垂柳。他看见了克鲁格，那个庞大的、满是头皮屑的大师，坐在那儿，黝黑的大脸上露出满意的诡秘的笑容（让人想起贝多芬的脸孔，他们脸上都有粗线条的皱纹）——是的，他懒洋洋地坐在玫瑰色的扶手椅上，奥尔嘉则在轻松愉快地掌控着谈话——安波记得非常清楚，她快速地吃上三口手上拿着的葡萄干蛋糕，随后说出的话便像水波一样向外开溢过来，脚突然向外伸一下，丰满的手连续三下拍拍大腿，把蛋糕屑掸下去，然后继续讲她的故事。看上去极其健康，是那种常见的radabarbára（一个成熟美丽的女人）：眼睛又大又有神，脸颊绯红，她时常会把凉凉的手背搁在脸上，白皙的前额上有一条白色伤疤——是在那个以神奇传说闻名的阴暗的拉高丹山谷遇到的一次车祸留下的。安波不能想象如何来处置对于这样一个生命的记忆，不能想象失去这样一个女人会是怎样的结果。他想到了她的小脚，宽臀，女孩气十足的讲话，很有女人味的胸部，她的机敏妙语，那天自己流着血，但是却为撞到汽车前灯、受了伤而呻吟的一头雌鹿而悲伤不已，眼泪流个不停，想到这些，还有其它一些他知道不可能知晓的事情，想到这儿，安波不能想象，她现在成为了蓝色的骨灰，躺在冰冷的骨灰盒里。

他非常喜欢她，他也以一种同样的激情爱着克鲁格，一种一头毛发油亮的、上唇两旁下垂的硕大猎犬对一个脚蹬高统靴、背靠红火焰，浑身散发着沼泽地气味的猎手的激情。克鲁格能够瞄准一连串最时尚的、最高尚的人类思想，随时就能打下一只野鹅。但是他不能打败死亡。

安波犹豫了一下，然后很快拨了电话。占线。那些“嘟，嘟，嘟”的忙音声就像一本选集后的索引，垂直排列，头一个字母全是“我”开始。我是湖。我是舌头。我是精灵。我在发烧。我贪婪。我是黑骑士。我是火炬。我起来。我问。我吹。我带来。我不能变化。我不能看。我爬山。我来了。我做梦。我嫉妒。我发现。我听到。我想作一首颂歌。我知道。我爱。我不能悲伤，我的爱。我永不。我气喘。我记得。我看到了你一次。我旅行。我游荡。我会。我会。我会。我会。

他想着要出去寄出这封信，单身汉喜欢在半夜十一点到外面闲逛。他期望他及时服下的阿司匹林已经把他的感冒扼杀在萌芽之间。他最喜欢的莎士比亚最伟大剧本中的尚未译出的一句话——

Follow the perttaunt jauncing 'neath the rack

with her pale skeins'mate

（跟着来回移动的手臂，在棚架的底下

还有她脸色苍白的凶手伙伴）

翻译试探性地在头脑中出现，但不押韵，因为在他的母语中，“rack”一词是抑抑扬格。就像是把一架大钢琴从一个小门里搬进来。把它拆成几个部分。或者把拐角拉成一条直线。但是铺位已经被占了，桌子预定了，电话忙音。

现在不是了。

“我想也许你要我过来。我们可以下棋，或做点别的什么。我是说，直接告诉我——”

“我会的，”克鲁格说，“但是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来自——对，一个意外的电话。他们要我立即过去。他们说是一个紧急的会议——我不知道，非常重要，他们说。全是胡说，当然，可是我既不能工作也睡不着觉，我想我还是过去吧。”

“你今天回来时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我恐怕是喝醉了。我弄碎了眼镜。他们要派——”

“就是那天你提到的事吗？”

“不。是的。不——我不记得了。Ce sont mes collègues et le vieux et tout le trimbala。他们一会儿就会派车来接我。”

“我知道了。你认为——”

“你会尽早到医院的，是吗？——九点，八点，甚至更早……”

“是的，当然。”

“我告诉了保姆——也许我走了后你会照看一下——我告诉她——”

克鲁格可怕地喘起气来，话都没讲完——他猛地放下话筒。他的书房出奇地冷。一切都是那么灰暗，辨别不清，很多东西高高挂在书架上方，一幅画像上画的是一张头顶光晕的脸，脸上已有很多裂缝，他几乎难以看清，或者是一件殉道者穿的羊皮一样的长袍，折皱得不成样子，融化在浓厚的黑色之中。一张打牌用的桌子上堆积着多卷旧书店里购来的、没有装订的Revue de Psychologie，作为二手书买来的，可以看出一八七九年版的还没有多少，到一八八〇年则已经是厚厚一叠了，书外包的牛皮纸已经磨损，一条十字细绳深深地嵌进满是灰尘的厚厚的书页之中。他不想让书沾上灰尘，也不想改变房间的状态。一个奇形怪状的但看上去很舒服的铜制台灯座，厚重的玻璃罩子以铜丝为骨架，铜丝间不对称地嵌有石榴石和紫晶，灯座搁在一块蓝色的旧地毯旁边，像是一棵巨大的野草，越长越高。地毯边上有一张没有罩布的沙发，今晚克鲁格要在这上面睡一晚。一些不知道多少时间没有回复的信件、重印本、大学的公告、拆开了的信封、剪下来的报纸，以及长短不一的铅笔在桌子上堆得到处都是。一个生铁制成的鹿角虫可怜兮兮地扔在一把皮制扶手椅的下方。他爷爷在世时习惯踏在上面换马靴（鞋跟正好卡在鹿角虫的犄角间），先脱下一只靴，再脱另外一只。房间里唯一完整的东西是一幅夏尔丹的《纸牌屋》的摹本，她有一次放在壁炉台上（以便让你这个乱七八糟的窝充满一些臭氧，她说）——那些醒目的卡片，画中人物红润的面孔，讨人喜欢的褐色的背景。

他又一次走过通道，倾听儿童房里有节奏的寂静——克劳蒂娜再次从隔壁的房间里悄悄地出来。他告诉她他要出去，让她把书房中的沙发收拾好。然后，他从地板上拿起帽子，走下楼梯去等车。

外边很冷，他有点后悔，没有在酒瓶里再装点白兰地，那瓶酒帮助他度过了这一整天。外面也很静寂——要比平常安静。石子巷对面的几栋老式的高雅的房子的灯都熄灭了。一个他认识的人，前国会议员，一个在黄昏时带着两条温驯的毛发油亮的腊肠犬出来遛的尚可忍受的庸人，在几天以前从五十号里被带走了，带他走的卡车里已经塞满了其他囚犯。显然，“蛤蟆”决定要让他的革命尽量中规中矩地进行。车来晚了。

大学校长阿卒罗斯此前告诉他，有一个亚历山大博士，生物动力学讲师——克鲁格从来没有见过——会来接他。那个名叫亚历山大的人一整晚都在接人，而校长本人则从下午早些时候起一直想和克鲁格联系上。精力充沛，活力十足，效率很高，亚历山大博士是属于在灾难时期从默默无名突然变得人人皆知的那类人，手中握有许可证、通行证、各种票证、一长串地址、关系，还有小轿车。大学里的大人物们早已经趴下不管用了，自然，在这个时候，要不是有那么一个有力的组织者，像这种聚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幸运的是，从他们周围的人里变出了这样一个人，这几乎表明有一种不同一般的力量起了作用，尽管看不见。你也许很怀疑，但你还是可以分辨出新政府放在旗帜上的徽章（与一只被压扁了的、变形的，但仍在痛苦地扭动着身体的蜘蛛极其相似），一个镶着徽章的小小旗帜粘贴在汽车的引擎罩上，我们这位神奇的魔术师驾驶着一辆被正式批准使用的小车在路边停下来，轮胎很有目的性地与马路牙子摩擦。

克鲁格坐在驾驶员的边上，驾驶员就是亚历山大博士本人，粉红的面颊，金黄色的头发，很考究的模样，三十几岁的年龄，头戴一顶精致的绿色帽子，帽子上夹着一根野鸡羽毛，手上第四指戴着一颗蛋白石戒指。他的手很白、很软，轻轻地放在方向盘上。坐在后边的两个人（是两个吗？）中，克鲁格认出其中一位是埃德蒙· 博埃，法国文学教授。

“Bonsoir, cher collègue, ”博埃说，“On m'a tiré du lit au grand désepoir de ma femme. Comment va la vôtre? ”

“几天以前，”克鲁格说，“我很高兴读到你的文章，是关于——”（他记不起来那位法国将军的名字了，一位正直、尽管份量有限的历史人物，被一些诽谤他的政治家逼得不得不自杀。）

“是的，”博埃说，“写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好处。‘Les morts, les pauvres morts ont de grandes douleurs. Et quand Octobre soufflé' ——”

亚历山大博士转动方向盘，开口说话，没有看着克鲁格，然后很快地瞥了他一眼，接着又眼望前方：

“我知道，教授，今晚你要成为我们的救星。我们母校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可靠的人手上。”

克鲁格不置可否地嘟哝了一下。他根本没有一点点意识到——他在暗指那位俗称“蛤蟆”的领袖曾是他的同学——但那未免也太蠢了。

汽车在司考得玛广场（曾叫自由广场，再之前叫帝国广场）的中央停了下来，三个士兵和两个警察挡住了汽车，还有一个则是那位可怜的西奥多三世，他举起手，永远地摆出那个手势，像是要搭车，或是要去一个小一点的地方；但是亚历山大博士示意他们看看那面红黑小旗——他们于是举手敬礼，退回到夜色之中。

街上空无一人，就像在历史的断裂处、在时间的terrains vagues通常会发生的事一样。数了半天，唯一看到的是一个回家的年轻人，他似乎是看了一场不合时宜的、掐头去尾的华丽舞会：他打扮得像一个帝俄时代的农民——肩佩流苏饰带，身穿绣花衬衫，空空荡荡地晃动，腿上套着culotte bouffante，脚上是一双深红色的软靴子，手戴腕表。

“On va lui torcher le derrière, à ce gaillard-là, ”博埃教授冷冷地说。另外一个人——不知其名——坐在后面，咕哝了一句听不清的话，然后又非常肯定地，但同样含混不清地自己回答了自己。

“我不能开得太快，”亚历山大博士稳稳地望着前面说，“要不就会有危险，蹲监狱。如果你把手伸进我右手边的口袋，教授，你会找到一些香烟。”

“我不抽烟，”克鲁格说，“再说，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香烟。”

他们在沉默中行驶了一会。

“为什么？”亚历山大博士问，轻轻地踩油门，轻轻地抬起脚。

“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克鲁格说。

这位绅士风度的驾驶员谨慎地一手放开方向盘，去摸索了一下，然后是另一只手。过一会儿，又回到第一只手。

“我肯定是放错了地方，”沉默了一会，他说。“但是，教授，你不仅不抽烟——不仅是一个天才，大家都知道，而且（快速瞥了一眼）还是一个运气极好的下注者。”

“西德，这大细金的（是的，这倒是真的）, ”博埃突然间转成用英语说，像是法国人说英语，他知道克鲁格听得懂，“夹像银民俗德（就像人们说的），我从一个克考（可靠）消息来源得知，奶嘎（那个）被处理的国家大厨已经被抓了起来，一起被抓的还有其他一些家伙（作者写到这里有点烦了——或者忘了），他们是在山上被抓的——而且被毙了？不，我对夹（这）个不敢相信——夹各（这个）太可怕了。”（作者这时又记起来了。）

“可能有点夸张，”亚历山大博士用当地话评述道。“现在这时候各种丑陋的谣言很容易传得到处都是，虽然说domusta barbarn kapusta（丑媳妇才是最真实的），就这件事来说，我还是不相信，”他说着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再次沉默。

哦，我的奇异的家乡老镇！在你的巷子里，罗马曾经在夜幕下传播他们的梦想，粘在你的石头上的生物瞬息即逝，但是夜晚的梦想久久不散。哦，你这奇异的老镇！你的每一块褐色的寂静的石子里装有如此多的记忆，如尘埃般数不胜数。每一块褐色的沉寂的石子都曾看见一个巫婆长长的头发被点上了火焰，一个面色苍白的天文学家遭到围攻，一个乞丐被另一个乞丐踢中腰部——还有，国王的马匹激发了你的活力，身着棕色服装的花花公子和一袭黑衣的诗人回到了咖啡屋，你正满嘴流着口水，周围响起“小心脏水”的哄笑声。梦幻老镇，变化无尽的梦幻，哦，你，变成石头的丑八怪孩子。在清静的夜晚，小店都关上了门，疮痍的墙壁，一个壁龛里面的无家可归的鸽子和一个教徒雕塑，玫瑰色的窗户，水滴慢慢渗出来的怪兽滴水嘴，掴打耶稣的小丑——没有生命的雕塑和黯淡的生命交织在一起……你狭窄和高低不平的街道并不是为汽油驱动的疯狂的轮子设计的——汽车终于停了下来，大块头的博埃胡子先露在车外，然后身子爬了出来，坐在博埃边上那个不知其名的沉默者这时突然变成了两个人，瘦弱的葛黎曼，教授中世纪诗歌，同样瘦小的杨诺夫斯基，教斯拉夫语韵律分析——这两个瘦小如侏儒般的人此刻在古老如旧石器时期的人行道上等着风干。

“我把车锁上，随后就过来，”亚历山大博士咳嗽了一下，说道。

一个意大利风格的乞丐，披着一件样子奇特的、煞是好看的破衣服，站在门前的灯影下，不停地颤抖，帽子的底部开了巨大的洞——显然是故意为之，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三块铜硬币连续放了进去——更多的钱还在往里掉。四个沉默不语的教授依次走上洛可可风格的楼梯。

但是，他们用不着按门铃或敲门或做别的什么，因为顶楼的门开了，神奇的亚历山大博士早已经在那里了，也许他走了后门的楼梯，或者是通过中间不停的那种交通工具一下子就上来了；就像我曾经从基温瓦丁时代的双夜和劳伦斯大陆变迁的恐怖中起来，通过鬼气阴森的彼尔姆省，通过早近的，稍稍早近的，不是太近的，非常近的，最近的——温暖起来，温暖起来！——上到我的房间，在我的旅馆的楼层，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上来，上来，在那种由一双纤细的手控制的直达电梯上——我自己的手在负片中——那些黑人的手，鼓出的往下沉的肚子，往上升的心脏，永远也到不了天堂，天堂并不是屋顶花园；从鹿头形状门厅的深处快步走来校长阿卒罗斯，他张开双臂，浅蓝色的眼睛先行发出光亮，褶皱的长长的上嘴唇颤栗着——

“是的，当然——多么傻啊，我，”克鲁格思忖道，克鲁格体内的圈子，他体内另一个克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