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魏兴亡及其未能统一中国的分析
曹操能统一北方的原因
汉末乱世，人才散乱，一部分走向袁绍，一部分投奔刘表，唯二人均不能用人，以致为曹操延揽。例如：荀彧，颍川人，初仕冀州韩馥，馥为绍夺，彧观绍终不成器，遂投曹操，为曹操献计甚多，迎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即其所献之策也；荀攸，彧侄，初依荆州刘表，后为彧介绍至曹操处；崔瑛，原依袁绍，不见用，绍被破即归曹操。由是可见一斑。
施行屯田制。汉末到处粮荒，袁术之失败亦缘于此。操迎献帝时，即对杨奉诸人云；彼有军队，并有粮食，遂骗有献帝。而操所以胜利，盖由于屯田之成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注《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
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荀彧所献之策，盖有献帝，则可假其名而师出有名。《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
运用法术。西汉之盛乃实施阳儒阴法的结果，东汉之衰乃因仅凭儒术。汉末一切政教松弛，臣民莫从，乱事由是而生。操针对时弊而施以法术之治，用法苛严，政治遂上轨道。一是行校事（特务）制，以小吏（校事即侦探）查探其部下人物；二是施刑法，操行军甚严，动辄施以酷刑以驾驭其部下。
征用与驾驭人才。曹操用人，其标准与常人相反。普通用人为有道德者、儒生，重礼教、通经，但此等人物非普通人民，多为世家。操多唯才是用，不限资格。《武帝纪》：“下令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未能统一中国的原因
曹操好杀之性格，并无任何政策与思想使然，其过分不讲情理，然亦十分矫情。就人情言之，吾人可谓其残忍，唯就巩固自己政权而言，则必须如此。汉高祖杀戮功臣，虽颇嫌残忍，然汉之能稳定，实亦靠此；曹操亦然。曹操最不能容者乃当时名士，如荀彧之流。曹操可察纳别人之言，唯不容他人诽谤，如崔琰因讥杨训所为而赐死，孔融则因讥曹丕娶甄氏而借讪谤东吴来使见诛，许攸因呼曹操之小名而被杀，娄圭因偕曹操父子出游而借故被杀等。由于曹操奸杀成性，致令部分士人对其起了戒心，此实有碍曹操的一统大业。
三国局势之形成，可见史书所记。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
盖鲁肃与诸葛亮同欲取得荆州，亦想互相利用以抵抗曹操，唯吴谋士多怕曹操，后卒为鲁肃坚定其志，孙权始决定抗曹，遂成三国鼎立之局面。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之大关键，否则必无三国之局面。《通鉴》引晋史学家习凿齿论曰：“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
吴蜀开国之君亦甚精明，人才辈出。盖孙权、刘备亦为当世政治奇才，二者均能获得猛将谋士之辅佐。孙权谋士有张昭、鲁肃，武将有周瑜、吕蒙、陆逊等；刘备文有诸葛亮、庞统，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皆当代豪杰。孙、刘二主，因得他们之辅佐，故能力拒曹操南侵，形成三国鼎立之局。《魏书·贾诩传》：“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
曹魏亡国原因的分析
第一，大族集团势力转移。魏文帝行九品官人之法，其始虽未专为大族利益而设，唯此制碍于当时环境，中正之权握于大族掌中，故九品官人法无形中成为巩固门第之有力制度。因此大族与魏晋期间之篡夺有莫大关系，如曹氏之篡汉即获大族支持，逮司马氏之篡魏，亦陈陈相因。故魏晋以来之篡夺主要为大族集团势力转移之争而已。
第二，司马氏收买士族。夏侯玄鉴于中正权力过高，尝议请司马懿削减，懿报书以却之。《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载司马宣王报夏侯玄书云：“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若贾谊亦患服制，汉文虽身服弋绨，犹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观其时之握政者司马氏，不欲开罪高门大族，实有赖于大族之支持其篡魏也。故自司马懿至司马昭当国期间，咸以优厚待遇收买大族，冀成一司马氏集团，以遂其篡夺行为。
第三，曹氏不立宗室影响。魏自文帝曹丕篡汉立国后，因其对诸弟如植、彰等存有戒心，为巩固其个人权力，遂对诸王采刻薄措施以制之，不立宗室。后明帝嗣位，严对宗室，更甚于丕。《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义废。”由于曹氏不立宗室，司马氏之篡夺便如探囊取物了。
第四，曹操行法治的恶果。曹氏除严对宗室外，还不许外戚、宦官参政。《文帝纪》载：“（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又《通鉴》卷六十九记宦官不得参政：“初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置令。为金策，藏之石室。”曹氏行法术之治，于操、丕父子期间，尚无不善之处，然明帝以后则无能矣，故大权落于司马氏之手。所谓法治，仍赖于人治，否则，可能人亡政息或至于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