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太祖天命溥仪康德

长白山连峰叠峦，绵延千里，坐落在中国吉林省东南，与朝鲜接壤。长白山的山顶是灰白色岩石，宛如长年皆白的积雪，每年入冬后，厚雪覆盖，满山皆白，在灿烂阳光照射下，闪耀银白色的光芒，而群峰之巅的天池，就像一块硕大的碧玉，镶嵌其上，熠熠生辉。

明朝嘉靖二十八年（1559年），辽东边墙以东，长白山群峰环抱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一户姓爱新觉罗氏的女真贵族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努尔哈赤，这男孩就是后金政权的创建者，大清王朝的奠基人，被尊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他的后代子孙尊奉为“清太祖武皇帝”。

我作此描述，好似着意在清朝史地的记叙，事实上，我正想象一个即将见面的老师，因为授课的堂厅悬挂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画像和“长白又一村”的字，不免意想一位台大学长所称的“毓老”是何等人物？

1971年10月的某一周六早上七点四十分左右，我来到台北市卧龙街一户看似寻常人家。红漆木门前，按了门铃，端看门上两个“金寓”的小铁皮字。不到两分钟，左边偏门由内而开，我向开门的学长（陈文昌）点头说“来听课”。

我刚进门，后面陆续跟进不少我的未来同门学长。

这是一栋有围墙的二楼白色洋房，红门后有一个小花园，一楼左边是小型客厅，右边长方型地方，摆放了四行八排的褐色大学椅（后来听课弟子增多，为方便移动，改坐圆板凳，手拿写生图板）。

小客厅还悬挂了一幅字体很粗的木框横匾字，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主导者康有为手书的“咏幽轩”。

长方形的堂厅向内一端正中央，有一个披了黄色胶布的长桌，桌上放笔架和几本书，正对整间教室，有一张大椅，椅上挂一方黑板，悬了“长白又一村，逊国花甲祭”的横字，对面墙壁还有一幅满人画像：凤眼，两撇八字胡十分长，清朝史书上常见这张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画像。

我最早到，两眼好奇地凝视这三副字画，心想“毓老”果然来头不小。

几天前，一个曾在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念过书的高一届陈姓学长跟我说：“毓老要成立私塾招学生！”

“毓老是谁？”

“一个前清王爷。”

“开什么课？”

“《论语》。”

“哪儿？”

“他的住宅——在卧龙街嘛！”

我愣了一下，随口问了详细地址。

陈姓学长跟我只有几面之缘，他介绍我听毓老师的课，大概认为我需要毓老师调教。

我在1969年考上当时的省立中兴大学历史系，1970年重考辅仁大学哲学系，1971年转学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三年之间读了三所大学，由历史系到哲学系，又选修中文系，喜欢高谈阔论西方文哲作品。

台湾的大学文学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盛行西方文史哲学，引领风潮的是志文出版社所翻译出版的“新潮文库”。

那时正流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罗素、斯坦贝克、雷马克以及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弗洛姆等人的作品；台湾大学哲学系又以符号逻辑、形而上学、知识论等西方哲学为授课主体。自由民主意识在校园滋长弥漫，刚过世的殷海光教授作品虽遭查禁，哲学系学生仍受殷海光的影响。中国哲学原典用文言文记载，有些艰深，自己虽然没好好读通一本书，却张口闭口线装书要扔进茅坑，大概就是这种无知又自以为是的猖狂，曾在中国文化学院听过毓老师上过论语的陈学长，才告诉我老师要收徒讲学。

可能是好奇心使然吧！都已经是1971年了，居然还有什么王爷、私塾，还住在一条名为“卧龙街”的地方，让我联想到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卧龙岗；台湾高中课程有文化基本教材，每个高中生都读过《论语》，有什么好教的。

就因为好奇加上存疑，我只带了一个小笔记本，一派悠闲，想看看这个王爷到底有何魅力。

八点未到，所有位子都已坐满，慢来的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还有人挤不进堂厅，就站在窗外。

上课前的气氛，迥别于一般大学堂。一般大学，同学在老师未来前交头接耳，高谈阔论；入门弟子，每个人都静静看着手中蒋伯潜广解的《四书读本》。

老师一进堂厅，我内心颤震凛然。一个人若是没有威仪，即使君王也望之不似人君。清宫影剧人物的王爷演来常见高贵气。老师一身长袍马褂，足蹬布鞋，头戴瓜皮帽，浓眉短髭，海下须长约七寸，乌黑而有光泽，右手戴一枚玉扳指，左手腕有一个极为漂亮的绿色玉镯，岳峙崖岸的风采，比戏剧人物更为慑人。

我慌忙和同学站起，恭敬鞠躬。老师右手轻摆道“坐，坐下”，同学相继落座。

我不知道这是老师首度公开招收大学程度以上的弟子，而我因缘际会听到了第一堂课。

普通大学新生开学，老师都会说些场面话或勉励的话。老师第一句话却直说：“什么是《论语》，《论语》是论道之语。论道就要闻道、知道，许多人未闻道，偏偏满口说知道。道有形而上的生天生地之道，也有形而下的修养、修行之道。天地万物都有道，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一个人有能力，就说这个人有道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之所以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就因为能弘道。孔子之道是什么？孔子自己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是语录式文字章句，你必得有能耐一以贯之，才懂得孔子之道……”

一般人所知道的《论语》，就是孔子向弟子教诲的一本书书名而已，哪想到老师提起这两字竟然有那么宽阔天地、那么高深的道理。

老师接着进入《学而篇》的解读，从《说文解字》和《白虎通义》，解释“学”为“觉也”、“效也”说起，“学”要自知不足而仿效，君子和小人之别就在学，君子下学而上达，小人困而不学，老师突然问：“你们到这儿求学、做学生，什么是‘学生’？”

台湾学子从小学入学起，就当了学生，谁都知晓学生的身份，但大家直觉老师这一问，必有深义，面面相觑，不敢自曝其短。

“学生就是要学慰问苍生、造就苍生，为苍生谋啊！”老师给“学生”二字作了甚深微妙解说。

老师接着说“时”字，引孟子称赞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之时者也”，向我们清楚说明，孔子之学是“时”而非“仁”，仁是尧舜禹汤等圣贤相传的中国之学。

同学个个神色奋发，振笔疾书。老师连说四个小时，只谈了三个字：学、时、仁，直到周日隔天，又说了四个小时，才讲完“学而时习之”这一章的三十二个字。

老师一字一字解读，一句一句诠释，每一字都是活的，都有一片令人神驰飞扬的天地，每一句都有无尽藏的深义，老师把每一个字、每一行、每一句都说得通透，让大家铭记于心，拥有每一个字句的真义。老师依经解经，依孔子他章他句印证此章此句，没有游词，不像当时有些名师口沫横飞，只是在外绕圈子。我遂有一个感觉：真正有学问的人，一个字可以说很久，有终有始，有本有末，若能默识于心，这个字就成为你的；有些人讲半天却讲不出一个字，因为那个字还是仓颉的。

《易经》第四卦蒙卦（ぽ），人生下来蒙昧无知，需要启蒙，二十多年来，我初次有了被启蒙的感动。那是多深的机缘呵！四十年来，我不时浮现深受震撼的那天启蒙情景，不时沉醉在老师解经的喜悦中，也不禁自责当年的疏略轻狂。

中国历代皇帝后妃中，我总认为最见道的劝学之言出自武则天：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四句文字是佛经的开经赞，每一本佛书的第一页都有此赞，不只一般出家和尚尼姑诵经时念，修持有得的方丈、高僧诵经时也要念，这四句赞文就是曾当过尼姑的武则天（老师说武则天乾坤之道备矣）所说的。

老师的私塾教学，依经解经，是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读方式。西方教育重视个体的独立思考，教师鼓励学子发问，借机启迪；中国传统教育大是不同，为人师表的老师，在先圣先贤承先启后的训诲下，不只要有望之俨然的威仪，更要有饱经世患的圆熟智慧，可以传道、授业和解惑。

由于老师和弟子间的知识、智慧、人生历练相差太大，中国教师的传道大都单向、由上而下的启发。我听老师的课，奋笔记录，一颗心沉浸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喜悦中。

《论语》书中，孔子向弟子曾子和子贡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师一贯孔子之道来解读《论语》。我只听了《论语》第一章，就体悟老师已将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作了界说，也将孔学定了位。

老师这种逐字逐句深解的读经方式，和当时大学教课方式大是不同。我举老师和屈万里先生教读之不同为例。

屈万里学生不只当过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也当过台湾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屈先生以治《诗经》、《尚书》闻名，我在大二选了屈先生在中文系开的《尚书》学分。

屈先生上第一堂课《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然后解读说：“曰若，发语词，无义。稽，考察。放勋，尧的名字。钦，敬谨。明，明达。文，文雅。思，谋虑。安安，和柔。允，诚然。克，能够。这句话是说，（我们来）考察古代的帝王尧，他叫做尧。他敬谨、明达、文雅、有计谋、而又温和，诚然恭敬能够谦让。”屈先生解说这段文句大约五分钟，偏向古文家说经方式。

老师说，古文每一个字都不同，各有其义，像“钦”和“敬”虽常合词“钦敬”，但二字有别。敬是体，主内，所以说“礼主敬”，“钦”指用事而言，以前皇帝诏书，后面两字“钦此”，就是好好敬慎其事，依诏书敬谨办事；“明”是容光必照焉，日月合字就是“明”，日月无私照，大公无私，多小的细缝，只要光能照进的地方，日月就照到那儿；“文”是经天纬地，能够经纬天地之人，才配称“文人”；“思”是虑深通敏，“思”不是多思、杂思，而是能虑深、虑深才能通达敏于事……老师将“钦明文思”四字，说了四个小时，几乎将每一个字解读一小时。老师解经，主讲今文家的义理。

同样一本古书、一篇文章，毓老师似乎以自己的人事阅历举证，把一句句、一段段经文完全活化了，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上；屈先生的教法，则是把古文经典死翻译成白话，古文人物和事物离我数千年。遗憾的是，大学的古文教学，都是屈先生式的教读法。

老师曾说，能说出每一个字的来源、生命。深义，就是“大”；用无味的白话翻译、短浅的眼光看几千年大人物，就是“小”。

我一下子成为毓老师的超级粉丝，也成了台大课堂的逃课学生。

老师决定开设“天德黉舍”讲古书，招收台湾的大学弟子，没有新闻披露，没有在学校贴字条周知，只是通过几个曾在文化学院听过课的弟子口传介绍。

告知我这消息的学长当天没有到黉舍，而我竟然成为“天德黉舍”公开招收台湾大学生的首批弟子，听到了老师的第一堂课，这岂非“百千万劫难遭遇”。

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殊胜听课弟子，是“天德黉舍”第一班生。“黉”音h5ng，古代学校名，古代学校叫“黉宫”、“黉宇”，《后汉书·儒林传》云：“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黉宇”也作“黉舍”，我初时不认识“黉”字，还念成“学”舍。

大概看到我们第一班弟子“孺子可教也”，《论语》在周六、周日早上开课外，老师又陆续开了《孝经》、《礼记》、《尚书》、《诗经》、《周易》、《孟子》、《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史记》等课。

台湾有句俗话，“呷好倒相报”，殊胜因缘不能独享，我领了几位好友进入黉舍，已经入门的师兄姐也呼朋引伴而来。

进入“天德黉舍”，我的心情稳定下来，不再疑惑，我知道自己的方向。

我对大学采行的演讲式教育功能打了问号。大学教学采学分制，两个学分就是一星期两小时，学子们学习受时数影响，只能作间断式学习，而多数教授讲师都用演讲方式教学，引用原典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未必是原典本来思想，毓老师则是一字一字教读，切近原典原义。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我既然知止、知道自己的方向，于是决定定下心来，全心读经。每天早上大约四五点钟起来背经书，尤其是《易经》和《尚书》。

我还主动向老师禀报，希望有机会抄写老师上课的录音带，得到老师应允，常常未到台大上课，早上八点多就直到黉舍。

曾经沧海难为水，听了老师的课，很难再听其他教师只能把古文翻得通顺的课。

我对哲学系的必修和选修的课，几乎是应付性的。“中国哲学史”是李日章老师开的哲学系必修课，用的课本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哲学史，我没有阅读热忱，李老师上到宋明理学，期中考，我参考了好友范姓同学的卷子作答，不料范同学也没有好好看冯友兰的哲学史。某一天，范同学去上课，我缺课，李老师特别叫我的名字，要范同学传话给我，向他好好解释。我只好坦白，自己正全力研究经学，并引《易经·系辞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来解读宋明理学的源头。李老师不只原谅我，还要我代他上了一堂“中国哲学史”的课，我转述了老师一些说法，同学们大为惊奇，问我从哪儿学来的。

老师讲《大学》，《大学》就是“学大”，有容乃大，《大学》要学大公无私，容光必照；台湾大学当时学风崇尚自由，一些哲学系老师确是有容之士。

老师称赞屈先生内方外和，我们上《诗经》的课，就用屈先生的《诗经释义》，但老师和屈先生治学方式不同，大概跟受学经历有关。

老师说起他当年拜师情形。拜完师，送太老师楚、夹二板，漆红色，供于圣像前，小时严教，长后不受法刑，师严而后道尊，师要有严身之德；太老师赐皮线所串的百粒珠子，每日读百字，数着珠子日念百遍、背百遍。生书背成熟书后，太老师再开讲、回讲、提文，老师接文，如此教读方式虽然呆板，却十分深刻，容易融会贯通，老师很少引用注解，老师说：“书读百遍自通，孔子并没有教我们读《论语》读注解的。”

老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教导老师的太傅陈宝琛和罗振玉、王国维、康有为、郑孝胥、叶玉麟、柯劭忞等人俱是望重士林的名师。老师设立“天德黉舍”已经六十六岁，读书六十年，老师说经，何止达而已，有些章文用今日的口语白话解读，比原文更通神，老师曾说：“会说话的人，可以把死人讲活，把活人气死。”

我且举《论语》五章为证。

《述而篇》，孔子批评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老师说：“旱鸭子当救生员，死到临头还不觉悟，我不陪葬。”同学们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为政篇》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老师解读只有四个字：“先做再说。”

《子罕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老师说：“事在人为。”

《卫灵公篇》子曰：“有教无类。”老师说孔子不知哪块云有雨，所以是云即一视同仁。

《季氏篇》鲤过庭，孔子向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老师解读：“不学《诗》，不知人民受苦，就不能为老百姓说话！”

听老师说《论语》，我们会觉得好似老师在讲自己人生体悟和修为，或者说老师说《论语》有如孔子自道。我有个唐突的想法，若是孔子复生，坐在“天德黉舍”，听老师讲《论语》，必也“莞尔而笑”吧！

黉舍的师兄姐们不只沉醉在老师的智慧学海中，也喜欢听老师臧否人物、说笑话。

老师说，不谈政治，不成儒家，他为政愿学雍正，现代人批评古人古板冬烘，但是我们看现代官员连批公文都不会，只知道用一个“如拟”。越上面的越没学问，光会签“拟如拟”、“拟拟如拟”，雍正则在奏折上常批：“知道了！”（吴敦义曾学布袋戏口白，批文“然也”，算是较有创意的。）

今人小说、戏剧常夸大杜撰故事情节，像大玉儿再婚、雍正更改遗诏，都宣传是“清宫秘闻”。老师生活在皇宫，没有秘闻，只有亲见耳闻，老师说，那全是杜撰。

明崇祯自缢于煤山。老师说，煤山不产煤，而是防备皇宫一旦被外敌包围，用作屯煤之地。崇祯自缢，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看好时辰才上吊，太监也陪吊，所以陪葬皇陵。

老师感慨地说，清朝为收服汉人民心，宣布吊死崇祯的树有罪，用铁链链起来。民国时解放此树，但奇怪的是，此树不粗，不晓是不是自觉罪孽深重，吊死了皇帝，三百年来，一直不长。老师又说，崇祯陵是清朝修的，光绪陵是民国修的，只有宣统没有皇陵，葬在公墓。

老师还说，我们常见的慈禧坐像，后面有既粗又壮的女子，这女子是慈禧的保镖，民装大脚，武功高强，折断烟杆刺人胸，一气呵成，被刺中者登时倒地。慈禧太后对人很凶，却十分溺爱狗，手中常抱狗，穿的衣袍颜色和狗的毛色相同。颐和园是给慈禧太后颐养天年之园。

老师也说了自己一则故事，有一天不慎掉入颐和园的水池内，挣出时，右手抓住一样东西，竟是商朝古玉镯。老师上课时，常带一琥珀色玉镯，不晓是否就是从颐和园池内抓上来那件商玉。

老师不吹冷气、电风扇，只摇扇子；老师穿深色衣摇檀香扇，穿浅色衣摇象牙扇，扇骨刻了《出师表》；扇子颜色衬托衣色，不是向慈禧太后学的。文化越久远越细致，中国古人一变天色就更衣。

老师的清宫典故，有些说法和别人不同，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说，清朝宗室不论有无爵位，都在腰间系上一条杏黄色的带子。黄带子立于公堂可不跪，狱官打不得骂不得，不论地方官多么大，也没有杀黄带子的权力，只有“宗人府”才能秉承皇帝命令惩治，溥仪还说比黄带子支派要远些的爱新觉罗氏宗族，则腰系红带子，叫他们为“觉罗”。

老师对红带子的说法不同，腰系红带子，是因为这家出了皇后。老师母系钮祜禄氏最后的一位皇后是慈安，慈安立后，家族立刻扎红带子。老师的说法，红带子是姻亲关系，有别于皇室系黄带子的血亲关系。

老师也趣谈国民党怎么输了东北。民国初年，日本的科技高出国民政府很多，接收台湾时，国民政府军穿着草鞋，担着锅子脸盆，看到台湾人使用自来水，只要扭一下水龙头，水就流出来，也去买个水龙头，在墙壁挖个洞，以为这么一扭，水就来了。没有见过脚踏车，偷抢脚踏车后，扛在肩上沿路叫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接收长春时，大员坐着美国人送的飞机，穿了美国空军当时常穿的夹克到东北，全身打寒战。“满洲”那时已经使用打字机，老师已整理好清册，准备移交。国民党大员一到，却拿出算盘、毛笔、砚台，重新再做，二一添作五，拨来拨去。看见抽水马桶的水在流，以为坏了，把源头开关给关了，东北那时没有暖气房，水不流动就结冰，抽水马桶都不能使用。

南京政府要员也不了解东北的地方风俗民情，称呼用语。满人称母亲叫“奶奶”（音nē nē），庶母叫“额娘”，祖母叫“太太”。东北人互称夫妻“内人”、“外子”。南方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满嘴“太太”、“大嫂”，共产党却是地方话的“大娘”、“大姐”，感情在招呼中相对拉近。

老师喟叹道：中国地方太大，国民政府接收没准备，不少人借机牟财，连厨子都恨不得作省府委员。少尉以上军官即可出条子要日本女人。易帜两年多，东北乡下没看过国民党旗，没听过三民主义，“满洲”仍挂满洲旗，北方仍挂北方旗，共产党那时候没有旗，东北人不知道自己怎么是中国人。

老师还感叹说：国民党抗战一胜利就飞鸟尽、良弓藏，改编游杂军，将游击队、关东军、“满洲”军整编裁减，被裁军人没有遣散费，发几个钱连买车票回故乡都不够，东北军一夕间都投靠共产党的军队，给林彪接收了，林彪整合长城内外的八路军、山东的新四军及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合组成“东北民主联军”，亦即“新四野”。国共四平之战，林彪先期失利，整军后反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陈诚不准再增新军，终被林彪打败于白旗堡，陈诚下台，时人有“杀陈诚以谢天下”之论。

不过，老师历经中国兵荒马乱的大时代，我们不了解当时历史背景，有些话听得模模糊糊的。老师曾经感慨说亨利不听他的话，否则情况会大不同。我们不了解老师怎么突然说外国人的名字，同门兄姐又习惯不发问，听了过耳即忘，不晓老师口中的“亨利”就是溥仪的英文名字，是英国老师庄士敦为溥仪取的。

老师曾去看有“状元夫人”、“东方第一美人”之称的清末民初第一名妓赛金花。老师说：“看赛二爷一次，一个大洋，招待干果盒有四色干果。”

赛金花在八国联军攻打中国时，救过慈禧太后，清末民初大官名流以见赛金花为荣，李鸿章、梁启超、谭嗣同、刘半农、张恨水都光顾过，《孽海花》作者曾朴单恋赛金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提过赛金花的生平。国画大师张大千在1933年绘《彩云图》，“彩云”是赛金花的本名，1937年还镌刻入石。赛金花之所以沦落风尘和老师在毓庆宫受学的太老师陆润庠有关。

老师还有些话听来启发人的心智。老师见有人在公园遛狗，手拿小铲子和塑胶袋准备装狗大便，亦步亦趋，状极溺爱，老师说：“你一定是个孝子。”那人问老师不认识他，何以见得，老师答说：“你对动物有那么大的爱心，能对父母不孝吗？”

我们许多同门喜欢听老师道古说今的笑话，尤其是自嘲性或讽刺性的笑话，记住的比经书还多。老师近百岁时，豆腐吃太多，手指因痛风而变形，右手食指最上一节还弯曲，老师感慨说：“上苍处罚人真周密，叫从拿粉笔的手指开始变形！”

《孟子·公孙丑篇》，孟子批评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老师说，这是孟子滑头之说，因而批评孟子能屈能伸，吃饱饭就能吹。老师突然问：“什么叫‘吹牛’？”同学一愣，未答，老师自解：“嘴上有功夫，才能吹出一条牛！”

“世人最缺的是什么？”老师常要我们动脑子，但我们没想到老师给的标准答案：“缺德”。

“什么叫纨绔子弟？”老师说：“纨是最细的丝，用纨做裤子穿一次即破，是败家子，叫纨绔子弟。我有两条纨丝做的裤子。”

老师有些笑话，令人绝倒，如“英文不好，就不要一直说OK”，“为什么叫饭桶，因为桶子只能装饭。”

几乎每堂课，老师都有警语，可以当座右铭。我且简录几则：

乌鸦落在猪身上，看见人家黑，不见自己黑。

佛渡有缘人，学启有心人；天道之本然，即当然。

一段辉煌不叫事业，始终如一才叫事业。

台湾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享福补习班。

多见多闻，方能成事，不能自是其是；最笨的人多想几天，也明白。

成功必在我，必好名，好名者必作伪，有志者必成功不在我，必修为互让。

群德重要，孤高自赏不能容人，必落单。

天下没有点石成金的事，都从琢磨而来。

知识分子不能乡愿，要能明辨是非。

宁拆一破庙，不破一家婚。

工程不必赶纪念日，顶天立地何必与桥争。

孔子为什么是圣人，因为孔子即之也温，人敢接近，才能成圣。

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醒还跳河，终未醒。

不必找人算命，人生即不如意，想通即智。

不唱高调，能做人即好；岂能以道殉人，殉那些王八蛋。

作事事多，不作无事，光坐着只会胡思乱想，易老。

人不要忍，忍久爆发，难以收拾。儒家不谈忍，谈通志，先通一人之志，再通天下之志。通志不外乎好恶，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中国古时过来复日，今人过星期日，“来复”是《易经》复卦（こ）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多么有学问。

人在学习之中，毁誉等同价值；人糟蹋自己，锐气全无。

中国之学谈道，所以北方人不说懂，说“知道了”。

人有责任感，连睡觉都睡不着；人生短短数十年，要有成就必拼命。

成就者不简单，社会上的成就者都是刚者，守己不流俗，否则既得之必失之。

人贵乎成就，不贵乎牺牲，故智者明哲保身，以有用之身，用于有用之时。

真有抱负，先把自己造就像人的样子，否则谁也不听你的。

一国一党一人失败都有原因，无病不死人。

曲成乃圣人之范畴，造势乃英雄之范畴，故有失败之英雄，无失败之圣人。

一个人再厉害，也得死，也要变鬼，只能长相左右，

传道者要有宗教家精神，中国人此点最缺乏。

宗教给迷的人信，不迷的人怎么会信，所以叫迷信。

人不必话当年，心酸酸；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文化讲不出来，但是人民可以让你低头。

中国最了不起的智慧是随遇而安，在任何环境都能安身立命。

儒家虽常不兴盛，却从不断。

现代教育的孩子没读懂几本书，比八股取士更愚民。

横行霸道者，皆为无知之人；现代人自以为是上帝之父，肆意批评人。

最笨的人是自己骗自己；害别人可怕，作践自己更可怕。

后悔的药最难吃。

老师过了八十岁，六经似乎可以作为老师的注脚。

《论语·里仁篇》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这句话原是说，能用礼让治国，那治国何难之有呢？老师有一天感慨地说他的太祖礼亲王代善两度让国给皇太极和福临：“能以礼让国，何有？”少了“为”、“乎”两字，文义大是不同，“能够用礼让国，对我礼王府的太祖来说，何难之有？”

《述而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老师学读百年，教诲弟子六十年如一日，此章是孔子之言，不也是老师的自述吗？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老师引述孔子的四忧，来述说自己的四忧：“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

《宪问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在《论语》篇章，有些话其实是夫子自道；老师说《论语》，我们沉浸于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喜悦中，有如子贡的体悟，忘了老师在讲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书《论语》，而是老师的自道。

《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老师说他三四十岁处于兵荒马乱中，不知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都做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所以七十岁才收女学生（老师创立“天德黉舍”已近七十）。

老师讲课都是单向教诲，听课弟子罕有人说话。老师有时会问，座中弟子虽然有的是大学教授，仍然不会回话，因为老师必有深义，谁都不敢接话。有一次，老师谈到“闻斯行诸”，问谁知道，没有人回答，老师那天心情不错，说：“谁来说一说，让老师乐一乐。”在座弟子虽哄堂大笑，还是等老师自己说。

《易经》大壮卦（す）“九三”爻辞“羝羊触藩”，来知德注解“羝羊”是壮羊，有些注解却是母羊，到底哪个说法正确，老师说：“这要问孔子，孔子可能说，‘事隔多年，他也忘了！’”

我帮老师抄写录音时，有一天近午时分，看到老师从外面回家，讶异不已，眼睛发光，直看老师。

那是秋晚时分，老师身穿长袍马褂，外披黑色斗篷，头戴圆帽，手持竹杖。男子披黑色斗篷，我们多数人只在电视中看见蒋介石穿过，而且十分赞赏。

蒋先生个子比老师瘦小，披斗篷已十分气派，老师身躯较壮硕，加上黑髯长须，王者的风范更胜一筹，老师“嘿”的一声：“好看吧！”

“是啊，蒋先生披过，老师比他好看！”我直言道。

“哼，老蒋——”老师听到我拿他跟蒋先生比较，似乎有些不豫，但迟疑片晌，说：“民国人物，就只有老蒋和我披斗篷，连陈诚、何应钦都不敢穿！”

周义雄师兄曾陪穿斗篷的老师到新店海会寺，听老师叹道：“何处青山埋忠骨？”又从老师口中得悉在伪满洲国练兵概况，从老师语气，只有统帅才能穿斗篷。

自从进入黉舍第一天起，我们弟子门生，就对老师的出身、经历十分兴趣，但老师授课时，谈国运兴衰、人事沧桑，说故事谈笑话、道警句，就是不谈自己。有一天，老师还凛然道：“靠祖宗吃饭，谈背景，丢脸！”

我们有些同门师兄弟虽然和老师私下较亲，甚至和老师住在一起，对老师过往也所知有限。只知晓老师是王爷，满族姓名是“爱新觉罗·毓鋆”，至于是什么亲王，八旗中的哪一旗，也不清楚。（老师这一支系统领正红旗。）

不过，我们都隐隐觉得老师和蒋老先生有些关系。老师称呼蒋介石为“老蒋”，好像有些熟悉，讲课时不只一次口气严霜说：“老师在日本‘满洲国’时不做汉奸，在蒋家时代不羽仪‘朝廷’，当走狗！”老师甚至说了几句我们听来有些突兀的话：“有一些人来这儿听课，我说经文的时候，不做笔记，我批评政治，就忙着刷刷记录，惟恐漏了一句话。唉，我跟你们说，人不能做情报工作。一旦做了情报，一辈子不干不净，不能够翻身，都得听命帮他干情报，造孽啊——呵，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走过的路会比我长吗？”

1971年，内地的“文革”正如火如荼展开，台湾则大张旗鼓高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老师讲四书五经，正是复兴中华文化的推手，蒋家父子褒扬都来不及，怎么会派情报单位冒充学生，来监听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先生上古文课呢？

由于老师连讲四个小时，听课弟子大都利用学校课余时间，中间又没有休息，黉舍同学们匆匆赶来，听完课急急离去，虽然系出同门，多数人连眼神都未交会过，异性同学更没有人课前课后交谈的。老师对蒋先生存有芥蒂，并怀疑我们听课同学中有人是调查人员身份，我不免存疑。

老师不只对蒋先生不假辞色，有时认为我们弟子不成材，也会骂几句，说重话：

“我天天讲人话，竟教出一批浑蛋来！孔子是乐死的，我是气死的！”

“书是死的，能用才活，做出来的没有一个。”

“打牌通宵，猪狗不如，猪尚得睡觉养肉。”

“我教了几十年兵书都是白搭了，产官学没有一个成材！”

老师教出不少成名的弟子，有人当了“部长”，有人成为高级幕僚，有人是电子新贵，几千名员工的大老板，许多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都是毓门弟子，怎么说没有成材的？师兄黄忠天说，老师喜欢招收理工科弟子，因为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并主张“能为文而不为文人”，希望让经典真正发挥经世致用精神。

老师治“公羊春秋”，又出身礼王府，论学擅于为政之道。

老师不只讲经书，还讲《商君书》、《管子》、《人物志》、《孙子兵法》及《冰鉴》，老师常谈权谋用治术，教诲大异温柔敦厚之道：

为政三要术：要稳、要准、要狠。

能容多少人，才能领导多少人。今之“领袖”越领越锈住。

人必要有几分杀气，有威严才能镇住人；做事要非而不是，不按正规去走，才能出奇制胜；做人要是而不非，做事如迎敌，不能轻心。

民国以来最缺的是人，多半是两腿畜生。

不能看三步棋，就不能从政。为政要用智不能用情，因用智，从政者无情。

做坏事，还得说人话；越说人话，越坏啊！

人得要求自己，不要原谅自己，只有破釜沉舟，没有回头是岸。

成就事业，心得像铁一样坚，像水一样平。

求为自己可用之才，而非他人可用之才。

现在男人不像男人，对小孩子应有的态度是宁可养子教人骂，不可养子教人吓。

皇帝不能常露面让人看，神秘才能造神话，才能愚民。

今之台湾军事长官软绵绵，如无骨之蛇，还不能说王八，王八还有盖。

台湾不能根除贪赃枉法，即为政大过。

民主政治是洪流，清朝亡国不能怪谁。

老师威严慑人，讽世骂人，不随意见客，不接受媒体采访，所以老师四十年开班百余，收徒万人以上，各大学文学院师生都耳闻“毓老”之名，但社会大众却浑然不晓老师这号人物。

1974年，我从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立即创立出版社，因业务繁多，没有时间再到黉舍上课，但一有空，我仍回黉舍向老师请安。

我曾在报纸连载政治短评，还写散文、小说、杂文，甚至写电影剧本。我几乎尝试各种文体创作，并构思武侠小说。

除了创作外，我也努力读经，但我从未想过写些相关经学、子学或史学的书。

我不敢做学问，因为自知自己不成材，老师几乎讲活了每一个古文字，我在老师渊博通神的学海中，偶取一瓢饮，就心满意足了。

1991年年左右，我南下高雄某报社任职，并因缘际会踏入政界。高雄一住二十多年，回台北看老师的机会少了。

2006年，我卸下公职生涯，并带了近百万字的武侠小说《大武林》向过了百岁的老师问安，我红着脸解释：“子不语怪力乱神，我竟然只会写些怪力乱神的文字。”老师看过后，说是“实学”，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上课一甲子，绝口不谈祖宗身世的老师，慎重地告诉我，清朝的肇祖是“布库里雍顺”，老师是太祖努尔哈赤次子和硕礼烈亲王代善的第十一世裔孙，老师还送我几部书，其中之一是昭梿礼亲王所写的《啸亭杂录》，还有冯其利所撰的《重访清代王爷坟》。老师翻开代善的绘像说：“我的鼻子像先祖代善，你看看像不像？”

老师还说，清朝中举人，门口挂一长杆子，贯穿一个放东西的斗子，是为了喂乌鸦。老师解释，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明朝军队作战失利，躲进河沟，乌鸦遮蔽逃过一劫。斗子要挂灯笼，王府的斗子如果没有粮食喂乌鸦，就会削爵。满人不食乌鸦肉和马肉、狗肉，这是报本，感谢乌鸦曾救过清太祖，也感谢狗、马为清朝打下江山立了大功。

老师补充说，满洲人爱吃猪肉，如“扒猪脸”、“闷猪头”，祭祖拜拜时，猪头含着猪尾巴，就代表全猪，不必整只猪，蒙古人则吃牛羊。

老师并提了礼王府的趣事：“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写的就是礼王府的事，贾母是贾代善之妻，贾政是贾代善次子，贾宝玉又是贾政的次子，避讳长子，贾就是假的。”

可能我个人独身三十年，颠沛忧悔，上下浮沉，也学老师天天读书，老师鼓励我写些相关黉舍所学文字。

“不知道要快问！”老师向我叮咛道。

可惜的是，一生传奇的老师，有许多神秘的际遇遭逢，我问出的仍然有限。

老师是清礼烈亲王代善的裔孙，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满清鞑虏”；老师是“满洲国”之臣，内地和台湾教科书所批判的“伪政府”。老师上课不谈祖宗背景，我不免自己设限，蜻蜓点水似地请问；老师的阿玛（父亲）、太师母（母亲）和师母属私人感情，我更是迂回触及，不敢放肆，老师愿意说多少，我听多少。我感觉要真正了解老师，最好方式是请老师自己提笔自述。

不过，老师提到，康太老师（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曾说，写出的文字不能超越古人，就不必传，免得浪费大家的眼睛；老师还说，廿五史各朝代都有“艺文志”，罗列许多人和书，至今有几人、几本书留下来。老师叹气表示，如果要写历史，就不能说假话，说真话难免得罪人。老师某些话，常有更深的含义，像“天德黉舍”这个启发我智慧的私塾名字。

“天德黉舍”就字面来说，是“天有好生之德”，上天好生，生生之德就是“仁德”，老师字“安仁”，黉舍名“天德”。

老师向我提起，蒋先生曾派人问，为何叫“天德黉舍”？他虽回说“天有好生之德”，其实有另一层意义，《易经》乾卦“天德不可为首也”，天虽有好生大德，但都不能为元首，暗批蒋家何德何能为“元首”呢？

我自以为得到“天德”正解，常向一些师兄弟谈说，但马康庄师兄不久前却说：“天德是老师纪念清朝的用字。清朝开创太祖努尔哈赤建后金，年号‘天命’，清朝结束于溥仪‘满洲国’的年号‘康德’，老师取‘天命’、‘康德’上下各一字的‘天德’，为黉舍之名。”

我没想到在“天德黉舍”读经，四十年后才知道“天德”二字另有深义。

我也才醒悟老师曾经以“天德侍者”之名绘作观音大士像，上寿太师母百岁，莲池升座，署名的“天德侍者”有“祖宗侍者”之意。

我曾请问老师：“天德黉舍创设于不准结社的戒严时代，老师有没有遭到蒋家政权的关切？张其昀是不是帮了忙？”

老师犹豫一会，才喟叹一声，说：“张其昀帮了一些忙！”

1971年，台湾仍是戒严时代，禁止结社自由，只有宗教能开讲堂说经，严禁私人讲学，“天德黉舍”得以突破禁忌，我推测曾经担任中国国民党秘书长的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暗中相助。的确，在禁严肃杀的年代，老师在课堂上直呼老蒋，批评蒋家政权，当时校园密布职业学生，总会有人上报。听说，蒋老先生知道老师批评他，有些不高兴，幸好张其昀极力回护说：“叫他（指老师）听话办不到，但他绝不会做坏事！”

但是，我后来发觉张其昀亏欠老师的可能更多，张其昀后来和老师走得很近，中国文化学院兴建大成馆时，委请老师帮忙监工，修到铺瓦阶段，经费已经不足，支票无法兑现，就请老师出面延票，承包商延了两次票，后来卖“王爷”面子，认捐了事。

张其昀是梁启超弟子，老师是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其实是师兄，张其昀拜托老师帮忙，称老师“同门”。

我本来有个冲动，想请问老师曾在课堂上痛责有情报人员混进黉舍，借读经来监视老师言行举止，是否真有其事，但话到唇边忍住了。老师既在课堂上公开指责，我若提问，不是对老师的斥责存疑吗？

这个心中的疑窦在老师猝逝后有了答案。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孙中兴师兄，晚我几年进入黉舍，孙师兄在纪念老师的文章《从老亲王到太老师》说，他在1975年到新店宝元路的黉舍新址上课，上课前提早帮老师排椅子。有一天，某位师姐约他在上课前见面，首先表明自己是调查局的人，奉命关心老师，希望从他口中知道老师的平常言行。

蒋老先生在1975年4月5日辞世，孙中兴师兄在1975年入门，那位调查员师姐约孙师兄一谈，已是蒋经国时代了，由此看来，蒋家父子本人虽然不会对老师怎样，但是属下的党政军要员，在不能容忍台大哲学系建言开放言论自由的肃杀年代，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局所派的调查员记录了老师在课堂上语气严峻说“老师在日本‘满洲国’时代，不当汉奸，老蒋天下，不羽仪‘朝廷’当走狗”，蒋家父子会因张其昀美言，就放了老师一马吗？

2006年春节前夕，老师给了我一个答案：“蒋要杀我，谁也不敢保我；蒋不想杀我，什么人说什么也没用！”

老师往生前三年，大约每个月，我有幸面见老师两三次，每次三小时，老师曾嘱咐义子张景兴提供我必要的资料。我幸而看见几张老师写在月历或广告纸背面的字，其中有两行令人感伤：

天德：恐怖时代。好生。

奉元：解严。奉元复性，慈孝贞德。

我蓦然惊觉，老师的“天德”三义中，其中看似清楚明白的“天有好生之德”，却是老师对蒋家政权的恐怖手段，寄予企盼、蕴含谴责，要蒋老先生上体天德、好生不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