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治理和“一带一路”建设互相促进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平台，也是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它的主要内容可以以“五通”来概括，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就像血液给人体带来了氧气和营养，资金融通也会给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活力和养分，所以它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金融通涉及各方面的问题。例如，资金从哪里来？如何筹集？什么金融机构来运作？资金通向哪个领域？这些跨境的资金应该如何监测和管理？资金应该以什么货币计价和结算？对资金流入国的国际收支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都与一个更大的金融框架有关，也就是跟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相关。因为构成这个体系的规章制定、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政策、方法和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为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以提供开发援助为宗旨的世界银行，同时以金汇兑形式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金融安排已经破局，但是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并未改变。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对于“二战”后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防范金融风险能力不够、包容性缺乏等。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各国和国际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努力，旨在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消除或减缓上述种种缺陷。例如，二十国集团（G20）在2010年的峰会上通过了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经过一系列曲折和反复，该方案终于在2015年得到实施，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有所增加。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该体系的根本缺陷，即一国的主权货币充当了全球的信用货币，并未得到改变。该国货币当局（美联储）只会从本国经济需要出发来决定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有可能与全球的经济需要产生冲突。这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本身所要求的。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心是基础设施建设，沿线国家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巨大的需求，而“一带一路”途经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充足的国内储蓄，不能解决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的问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2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820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也引发了巨大的产能合作融资需求，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还衍生了其他融资相关需求，包括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合作、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需求。
如此大规模的跨境融资需求其本身就有进一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动因，同时它又为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过去一二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已超过50%。为了打破这样一种经济格局和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的不对称，诞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基金（CRA）等。它们可以在“一带一路”当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金融机构本身也能得到发展。这样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有力的促进，能够使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为公平、更有包容性。
在资金融通中涉及资金结算的问题。现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使用本币结算。这就减少了对美元的过分依赖，有利于减缓外部的金融冲击。这样的货币多极化既反映了客观需要，同时也可能是全球货币体系演变的趋势。一般认为，在中期（15～20年以后）很可能会出现三足鼎立的储备货币，也就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主要储备货币的体系。
“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巨大需求也会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IM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已经达到845.1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的1.07%。尽管比例不大，但已是很好的起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人民币进一步跨境使用也指日可待。历史有时会给人们一些启示：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这个主导地位真正起作用却主要是由于马歇尔计划的推动。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建设和马歇尔计划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也是一个跨国的经济计划，有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带一路”建设使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益。“一带一路”“五通”的实现，有利于提高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使它们的金融市场更加完善，经济更有韧性，更能抵御外部冲击，从而对稳定全球金融体系起到积极作用。
以上讲了“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反过来，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又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现在IMF正在进行第十五次份额评估，预期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将会获得进一步增加。另外，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作为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正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自我保险（储备资产）、双边融资机制（央行货币互换）、区域融资安排（RFA）和IMF多边融资机制等部分，IMF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去年IMF与《清迈协议》参与方进行了第一次防风险的操练，这将加强IMF与RFA之间的合作。
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加强对“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起到了保护网的作用。最近，国际金融界对跨境资金的监测和管理给予高度重视，这也可说是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部分。跨境资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FDI对接受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它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比较小。在其他两类别中，也有一些超过一年的融资，对利率变化也不敏感。去除这部分的资金以后，我们可以把剩下的部分定义为会快速移动的资本（QMC），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较大，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如周小川行长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所述，把资金分成实体性的投资和金融性的资金流动，对跨境资本进一步分类、监测和管理，无疑将有利于“一带一路”中的资金融通。
总而言之，就其本质而言，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以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主动引导两者相互促进，共同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