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邓小平患了头痛病，一度痛得起不了床。一九三六年底，他曾得过一次严重的副伤寒。那次康复之后，他特别注意锻炼身体，一直坚持冷水浴，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他都用一桶冷水从头到脚一注而下。这次完全是积劳成疾，中央批准他到北平休养一个月。

七月十日，邓小平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到南京，十二日一早离开南京，于十四日晚到达北平。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北平。

邓小平一面养病，一面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华东局的工作。

七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邓小平关于渡江战役前后华东局的工作和接收南京、上海、杭州以后华东地区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在汇报中特别讲到，美国对中国采取军事、政治上施压和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使上海及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并代表华东局向中央建议：在内部政策上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困难；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一边倒”，倒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邓小平的报告和建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解放全中国的军事任务和外交政策等谈了意见。

渡江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丧失殆尽，残存部队纷纷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及沿海岛屿上。两个月前，在渡江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五月二十三日向各野战军发出指示电，作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并把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电报中提出，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电报还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及西藏，面积二百三十四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解放大西南，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役。

上海刚一打下，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的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提出：

“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乘敌破碎早点解决西南问题实属必要），估计两个月后三野部署当已调整妥善，英美动态亦趋明显，故二野必须积极准备于八月初出动”。

电报中还提出：“二野入川，伯承、任穷二同志势必要去，南京市长、市委书记在考虑中。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须请早示，以便考虑华东局的组织问题”。六月二日，中央军委复电华东局、总前委，指明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同意二野积极准备入川，“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并指示：“小平须准备去四川”。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部署进军西南时，最初曾考虑到在解放华东、华南全境时，美国可能出兵干涉，打算让二野暂仍在华东地区协同三野作战，待上海、宁波、福州、青岛等城市解放且美国不出兵干涉时再西进。而这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加紧策划以重庆为中心割据西南，胡宗南部也开始向四川收缩。中央军委对进军西南的时机、作战方针和组织准备工作进行全面研究后，于六月十七日致电邓小平和刘伯承，提出：“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领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中央军委七月十六日正式下达向西南进军的指示，提出：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在这个《指示》中，中央军委针对国民党军力避决战的新特点，提出对中南、西南诸敌应实行“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

两天后，二野前委发出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和军事、后勤运输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

八月上旬，邓小平回到上海旋即又到南京，和刘伯承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加紧领导和部署进军大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其军队主力丧失殆尽、江南不保的情况下，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倾力部署西南防御战略，为保住西南作最后的顽抗。这时，有九十万国民党军盘踞在西南。其部署是：蒋介石嫡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十四个军约十六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形成两道防线，对北面作重点防备；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所辖二十三个军约三十万人布防于巴东一带，其中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所辖十四、二十兵团共六个军约十万人，控制鄂西巴东、恩施、咸丰一线，以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部三个军约四万人，控制巫山、万县一线；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约十万人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以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所属第十九兵团等部，沿贵州境内湘黔公路沿线设防；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部等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有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部、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几个军分别在昆明、雅安、宜宾、成都等地区担任守备任务。

国民党军队这个以四川为重点的布防，是以坚守秦岭阻止人民解放军由北入川为重中之重。蒋介石认为，川北是人民解放军入川捷径，这里有陇海铁路和川陕公路与老解放区相连，有利于大兵团机动，补给问题较易解决；而川东方向不仅战线长，而且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因此，他判断人民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入川的方向以北面的可能性较大，最大可能是取捷径由陕西越秦岭入川。

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具体分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可能采取的行动，估计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强大攻势下，胡宗南部将加速向四川撤退，而位于川湘鄂边区的宋希濂部则可能退到川东和川南进行抵抗，以保障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顶不住时则可由东南向贵州、云南方向逃跑。他们认为：二野主力绝不能从川陕方向正面推进，而要从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进行迂回包围，依次攻占贵阳、宜宾、泸州、乐山、邛崃、大邑等地，其中以占领乐山、邛崃、大邑各点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完全截断川境国民党军向贵州、西康和云南逃跑的退路，达到聚歼的目的。

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拟定出《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于八月十九日呈报中央军委。《命令》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加以具体化，提出采用“大迂回”的行动，逐步达到聚歼大部敌军的部署。《命令》中说：“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

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二十九日，他主持召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决定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阻止人民解放军入川。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进军西南问题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采用刘邓《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中“大迂回”的提法，提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至此，解放大西南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完整地确立下来。

 

解放大西南，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西南需要的干部怎么解决？西南的接管和建设工作怎么做？这是邓小平此时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直到五月底，进军西南的干部来源仍没有着落。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华东局、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二野入川“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二野手中无一地方干部，我们拟于三四个月后，从华东抽出一部分干部随二野入川，估计数目有限（可以动员一批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

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发出《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其中对进军西南的干部来源提出了一个方案：川黔两省大约需要一万六千个干部，主要由华东局负责照下述办法解决：现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冷楚队约三千老干部全部交二野；二野用在南京市的三千个干部可抽出一部分去川、黔，具体数目由华东局商定；从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抽出一部分工人、职员及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连同从南京市抽出的一部分干部共应调足二千人（县级以上干部约三百人）；从京沪一带招收训练六千个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成分的新干部。此外，再由各中央局负责解决一部分；山东分局抽调二百个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一千个新干部；华北局（包括中直）抽调五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四百人），一千个新干部；东北局抽调一百个县级以上老干部；西北局抽调一千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约二百）；华中局将现在中原的川干队三百余人抽回四川，其余不足之数由二野部队干部中抽补。

但是，按照这个方案，随二野入川干部仍缺额一万多名。

六月，邓小平在南京召开的二野前委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他说：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去执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区干部为骨干，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需要。他还提出，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名称叫服务团。他说：叫服务团好，叫服务团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次二野前委会议作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决定，并决定“西南服务团”直属于第二野战军政治部领导，由宋任穷、张霖之、曹荻秋、彭涛、万里、段君毅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宋任穷任团长。

六月十二日，由华东支前司令部和中共江淮区委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后称一团）在上海大夏大学成立，公开招收学员；二十五日，由南京市军管会负责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后称二团）开始招收学员。七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苏南团在无锡成立。宋任穷回忆说：

当时，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报名十分踊跃，一时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浪潮席卷许多院校、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万人之众。有不少大学生、中学生，其中有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中共地下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们有强烈的反美反蒋情绪和救国救民的壮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政治素质普遍较好。

随后，邓小平将在浙、皖支前的华东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三千名干部召回南京，全部编入西南服务团作基干力量。截至九月十三日，编入西南服务团序列的人员共达一万七千多人。各路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齐集南京，形成了“八方风云会金陵”的生动景象。

为了提高西南服务团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政策水平，二野政治部在南京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集训。邓小平主持审定《西南服务团章程》和《集训方案》，并多次在西南服务团干部、学员大会上讲话、作报告，向广大干部、学员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帮助他们充分认识解放大西南的意义，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系统介绍渡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指出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他说：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二十八年的历史证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他还特别指出了工作中团结大多数，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

新中国建立在即，但服务团中很多人对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基本政策并不很了解。九月六日，邓小平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为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学员作报告，主要讲解毛泽东六月三十日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全部的纲领问题”, “如以法律来说，是表现在政协的政治纲领中”。纲领首先解决的是革命性质问题，同时解决革命的力量、革命的敌人，人民大众以什么方法战胜敌人，革命发展的前途和道路等问题。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各阶级都应该遵守的纲领。国内各阶层都可以以它作为一面镜子，修正自己的思想，确立目标和信心。他要求大家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会思想的方法”。

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邓小平又以《论老实》为题在南京原中央大学广场给西南服务团干部、学员作报告。他联系党的目标，讲到青年革命者的责任和思想品德修养，特别贴近青年干部和学生的思想，催人奋进。当年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青年干部丁品后来回忆说：

“我最不能忘记的，也是受益最大的就是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听小平同志讲‘老实’两个字，小平同志出来的时候，他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也是个黄衣服，穿了个布鞋，他一出来，大家就争着看，哦，这个就是指挥百万大军，使敌人丧胆的邓政委。我离小平同志的讲台只有五六公尺，很近，也看得很清楚，他没有稿子，就是帽子一脱，就开始讲了。”“他讲的都是很浅显的革命道理，但是讲得很深刻，他讲青年怎么能够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小平同志反复地给大家讲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从这个报告以后，大家心里面豁然开朗，我到革命阵营里面，就是那次报告给我的革命人生观、给我的革命世界观打下了基础。”

十月初，西南服务团分为云南支队、川东支队和川南支队三路，陆续跟随二野各部队从南京出发，踏上进军西南的征程，先后于十一月二十日、十二月八日和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分别抵达贵阳、重庆、昆明。这一万七千多名干部后来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些人在解放西南及剿匪、征粮、土改等斗争中牺牲，长眠在西南的土地上。

 

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下达后，二野部分指战员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思想情绪。一些人畏难怕苦，感到西南偏僻贫穷，工作和生活条件太差。一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认为解放战争以来“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不应该再担负这样艰苦的任务了。部队还出现了发牢骚说怪话、闹待遇、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擅自离队的现象。

这些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召集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二野全军中开展“加强人民国家的观念与整体观念”“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自私自利”“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的思想、作风教育。

九月五日，二野前委向全军各级党委及各级首长发出《关于克服不良倾向指示》。《指示》指出：有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背上了大别山、豫陕鄂、刘邓大军、陈谢大军，以至于淮海战役、渡过长江诸胜利的包袱，于是骄傲起来，从而大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工作。现在是我们二野的干部向三野、四野学习艰苦朴素、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和友爱团结的时候了。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很好地执行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光荣任务。

针对部队中暴露出来的不良思想倾向，邓小平多次在各种干部会议上讲话、做报告，联系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动员。

八月十七日，他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讲话，客观地分析进军西南所面临的困难，尖锐地批评部队干部战士中出现的怕苦畏难的思想情绪，号召全军克服困难，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新的贡献。他说：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大进军，照新华社的社论说，这是一个历史空前的大进军。的确，渡江战役的战线延展了一千七百里，最远达到闽北。这一次敌人的力量更弱了，而我们战线最远的地方是六千里。进军困难从客观形势来讲是不多，困难主要是在内部，也就是在这三千里、四千里、六千里的问题上。例如，目前无论是军队干部或地方干部都有些怕走路思想。另外，某些干部不大想离开城市，好像对全国胜利的兴趣不高。他们或许想全国胜利是应该的，但是进军的事请你去，我不去。这也是腐朽蜕化思想的表现。某些同志觉得留在这里可以少走路、少麻烦。”“若是我们的进军是从需要不需要走路来衡量的话，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不但要走得远，还要深入到不毛之地。这些地方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既然很重要，我们要不要呢？我们当然要。但要是不容易的，要走很多路，不过这总比革命失败后‘留洋’容易得多。二野某些同志有不安心自身岗位的思想，认为二野总是命苦。实在说来，去不去西南都是党的任务，这是比不得的，一切不安心于自身岗位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某些同志觉得离家远了，从北方到南方渡过长江，思想上有些不通。到京沪杭地区觉得还好，离家比较近些，到西南去，离家这么远，这真了不得。”

“去西南是要多走一点路，苦一点，可这是党指定的光荣任务，为了取得全国胜利也得去，没有任何的犹疑。”

九月十二日，他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全体干部学员大会上作报告，提出青年干部要过好“三关”。他说：“一个青年参加革命后，要过的关是很多的。”有三个大关，“第一个关是帝国主义的关，第二个关是封建主义的关，第三个关是社会主义的关。”他具体分析了当前工作面临的与这“三关”相联系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浩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市陷于孤立。他着重指出要过好“反对帝国主义”关，克服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他说：

帝国主义和原子弹并不可怕。帝国主义封锁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帝国主义不但用神经战，而且用各种方法和我们斗争，这就要看我们在各个具体问题上是不是能够站住脚，能不能过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关。过好这一关，我们就不会中帝国主义任何的圈套，不管帝国主义的神经战也好，威力战也好，我们都不怕。

九月十七日，他在南京原中央大学运动场为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及二野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作《论忠诚与老实》的专题报告，强调忠诚与老实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品质。他说：忠诚就是将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实地向党坦白出来，就是要忠实于党的事业，忠实于人民的事业。凡是有利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办；不利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反对，就斗争。另外还要老实，唯物主义本身就叫“老老实实”，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的执行人更必须老老实实。他说：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做到忠诚老实，对党要忠诚，对群众要忠诚，要老老实实地说话，老老实实地办事，老老实实地做人。我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要检查自己合不合乎一个共产党员忠诚老实的标准。如果不合乎，就要痛切反省、赶快改造。

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部队不良的思想倾向和情绪得到纠正。到九月中旬，邓小平在他和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汇报说：

“极大多数的已经认识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并感到将迅速完成最后进军及解放全中国而表示愉快和荣誉。”“目前部队的政治情绪是较好的，对进军西南已经造成跃跃欲试的状态。”

二野部队中，有人将《走，跟着毛泽东走》歌曲的曲子，配上《走，向着大西南走》的词唱起来：

走，向着大西南走！

走，向着大西南走！

西南人民不能再等待，

他们正处在水火中；

他们要的是自由和解放，

好像是大旱盼露。

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

不能给美国当洋奴；

我们要的是生存和自由，

不能把生命当粪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几十万部队和干部进军大西南，需要筹集几百万斤粮食和几十万套冬装，后勤保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二野进军大西南的任务确定后，邓小平即着手布置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部队从华东地区出发向湘鄂边集结，初时可以利用华东和华中地区的铁路运输。邓小平和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研究决定，三兵团和二野直属队全部由浦口乘车经徐州、郑州转武汉，以减少一个月时间的行程，并以避免大量减员。到八月上旬，南渡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已进至湘中、赣南。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信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商量二野与四野相互配合的问题，并提出：“二野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路经华中地区，关于粮食、柴草供应方面，请格外予以帮助。”四野发扬协作精神，在给养及军运上对二野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九月初，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按预定计划秘密出动南下。具体进军部署为：第五兵团主力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集结，然后西出贵州，占领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切断国民党军往云南的退路，并协同第三兵团主力川东作战；第三兵团和野战军指挥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乘火车往郑州，经孝感、武汉等地向江陵、常德一线集结，然后直出川东，会同第五兵团歼灭重庆地区之敌。两兵团完成上述行动和任务后，再图在川西地区围歼胡宗南集团，进而占领全川。此前，第四兵团已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出动，先协同第四野战军出广东、广西，然后再由广西迂回昆明。

九月十日，邓小平起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给林彪、邓子恢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通报和报告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的进军部署，并提出“建议二野在通过华中地区时的作战事宜统归四野首长指挥，以求一致”。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建议。

进军大西南的各项工作部署完毕并且部队已经出动后，邓小平于九月底从南京赶到北平，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情况，同时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九月三十日下午三时，邓小平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下午三时，毛泽东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四十五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和伟大理想。这个目标和理想终于在他盛年的时候变成了现实。胜利的时刻，他更加怀念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和战友。这一天，他挥笔为邯郸新落成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十月十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进一步研究并确定进军西南的各项重大事宜。会议决定由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由陕南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这样，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一野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出一野一部、二野进军西南的部署：一野十八兵团由陕入川，“不牵动其他部队”；刘金轩部及七军配合作战；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现已到常德、湘潭线的二野主力三、五两个兵团，大约十二月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即第四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电报中还明确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分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十月十九日，邓小平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二十一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从北京乘火车南下。二十二日到达徐州，同二十日晚从南京乘火车北上的由张际春、李达率领的二野指挥机关会合。

二十三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二野指挥机关到达郑州。当天，他们和张际春、李达在郑州向各兵团秘密下达《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

同一天，为了迷惑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即将由陕入川的假象，保证“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顺利实施，邓小平和刘伯承特地在郑州火车站举行的各界民众欢迎大会上公开露面并发表演讲，宣称要经陕甘向四川进军。新华社专门发布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经徐州、郑州西进，并在郑州召开民众大会准备进军四川的消息。

蒋介石果然被迷惑了。他仍按其部署以主力在川北实施重点防御，以阻止人民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这时，二野的两个兵团已经秘密地集结在湖南的常德和邵阳地区。

二十五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二野指挥机关到达汉口。

此时，第四野战军为解放鄂西南地区，并配合二野进军西南，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发动鄂西战役，决定以第四十二、四十七、五十军和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共九个师的兵力，在湘鄂川边地区发起歼灭宋希濂部的作战。根据这一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量决定：对四野发动的鄂西战役予以配合，立即发起进军西南作战，并于十月二十九日作出部署：“三兵团应以现在最先头之一个军全部轻装，沿四十七军主力之右侧，以快速行动直出彭水、黔江（要点），截击可能逃跑之宋匪，并协助四十七军歼击可能顽抗之匪军。三兵团主力则依此调整部署，速准原计划分别出遵义及尾先头军跟进。”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十军“即照原计划速出贵州”。这样，二野进军川黔作战与四野发动鄂西战役在作战部署上完全协调并吻合起来。

十一月一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二野第五、第三兵团，同四野第四十二、四十七、五十军协同配合，发起进军川黔作战，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约五百公里的地段上，突然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进击，展开凌厉的攻势，打响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贵州是川、黔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与白崇禧部的结合部，贵阳又是川黔、湘黔、滇黔、黔桂诸公路的枢纽。二野占领贵州，既可以割断白崇禧、胡宗南两部的联系，截断两部退往滇、黔的通道，又可以北上川南，是实现大迂回、大包围的关键一步。在南线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二野第五兵团等部，分别由邵阳、桃源地区出动，以突然、迅速的动作，于十一月十日前进至贵州境内，解放镇远、三穗地区，并直插贵阳、遵义。

在北线，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为左集团，直出彭水、黔江地区，协同四野五十军、四十二军及湖北军区部队所组成的右集团，突破宋希濂部防御的两翼，解放秀山、酉阳、恩施等县城，形成围歼宋希濂部于彭水以东地区之势。

人民解放军二野和四野的行动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打乱了其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如梦方醒，深感“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十一月十四日，他从台北再飞重庆，电邀代总统李宗仁从南宁“即行返渝”, “共扶危局”。李宗仁托病不理政务。蒋只得迭次往返于大陆和沿海岛屿，慌乱地调整军事部署，令贵州境内守军西撤毕节、贞丰一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令东援的罗广文部在涪陵白马山一带布防，并策应西撤的宋希濂部在彭水、黔江地区会合，妄图凭借乌江天险进行顽抗，从外围巩固重庆。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二野指挥机关，紧随三兵团主力部队向西运动。十一月三日他们从汉口到了长沙，在长沙逗留几日后，又沿湘川公路继续西进，于八日到达常德。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常德主持正式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就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鉴于蒋介石十一月十四日到重庆后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变化，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于十一月十一日致电各兵团负责人说：“贵州敌人已决心放弃贵阳”, “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 “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宜超过三天，即行继续前进。”电报中还特别提出：“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泸县、宜宾，沿筠连、盐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时，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公路线上”，以完全截断川东、川南及黔东、黔北敌人的退路。

这时，南线的二野五兵团主力和第三兵团第十军正加速迂回行动。他们从进入贵州境内解放第一个县城天柱起，沿着湘黔公路西进，几乎是日克一城。国民党军根本来不及改变部署，就被二野一刀插到贵阳。

十一月十五日，南线部队解放贵阳、思南等地。十六日，北线左集团解放彭水、直逼乌江东岸。十九日，北线右集团将西逃的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四个师，一举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其第二十兵团仓促渡乌江西逃。

贵阳等地解放及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就歼，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川湘黔边防线”，而且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所谓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打破了白崇禧部西撤云南的企图。川陕甘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将被截断。情急之下，蒋介石急令胡宗南第一军火速从陕南加速南撤，协同重庆卫戍部队第二十军加强重庆城防；令孙震、宋希濂、罗广文等部赶快收缩，以求合力突围。

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到了至为关键的阶段。能否彻底歼灭西南诸敌，关键在于能否以最快的动作迂回到敌人深远的后方，断敌退路，实现合围。西南地区山高水险，沟壑纵横，又正值深秋，淫雨霏霏，仅有的几条公路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部队大迂回、强行军，困难可想而知。各路部队克服重重困难，以平均每天百里以上的速度疾进。

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各兵团的指示电，再次指示各部队把有生力量完全用于断敌退路，以最终达到各个歼灭敌人的目的。

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先后决定：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第四十七军和第四十二军一部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参加入川作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归第二野战军指挥。除第十八兵团外，一野还有第七、第十九军，为配合二野的大迂回、大包围作战，均派出先头部队积极开展对胡宗南部的攻势，以抑留该敌于秦岭地区。

当北线二野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于二十四日突破国民党军南川以东的白马山防线后，宋希濂、罗广文率部纷纷向木洞、重庆撤退。北线各军密切配合，分路对敌实施迂回、包围，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川山地聚歼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约三万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解放綦江、涪陵、江津等地。至此，重庆已直接暴露在北线大军的枪口之下。

重庆，是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西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全国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广州之后，国民党政府要员猬集重庆，妄图在重庆重新立足，伺机再起。

自十一月一日解放大西南战役发起以后不久，邓小平等就判断：“重庆有可能提前占领”, “胡宗南可能急切后撤。”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给所属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作战部署。电报指出：“我十二军已于二十五日解放南川，并向綦江追击中。敌罗广文部之主力现被我十一军、四十七军压迫于南川以北之冷水场、龙潭场地区，正向重庆木洞镇逐步撤退中。宋希濂部已溃不成军。我应歼灭罗广文三个军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提出二野缓进重庆。

毛泽东为什么要二野缓进重庆呢？他在电报中说：“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这时蒋介石仍在重庆坐镇指挥，其“行政院”也还在重庆，毛泽东希望在重庆“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反复研究战局，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觉得还是应该按既定部署尽快夺取重庆。他们认为：在目前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会死守重庆，而一旦蒋介石弃城而逃，那么围在他身边的部队势必会加强川西与康东沿线，以便退入西康，流窜云南，那样后果更不堪设想。再者，重庆早解放一天，国民党对重庆的破坏就少一点；早日拿下重庆，更有利于供给大军经营全川。于是，他们当即给毛泽东回电，提出：“我们意见仍以尽可提前渡江，并视情况包围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二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复电：“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这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解放重庆的心情更加急切，因为就在一天前，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一·二七惨案”。

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电第三、第五兵团等部，下达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在重庆地区长江南北两岸作战的部署：以五个师继续歼击、扫灭向木洞场及重庆逃窜之敌；以四个师就现态势速行渡江，以主力控制江北岸，余部巩固南岸适当阵地。当天，三兵团一部迅速控制重庆外围长江南岸地区。

十一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蒋经国自述》记载：当天中午，“重庆市内，秩序异常混乱。”蒋介石在住所山洞林园匆忙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到晚上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蒋介石“早离此危险地区”。当父子两人乘车出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的轿车，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前进，他不得不下车步行，后改乘吉普车，午夜才到达机场。蒋介石当夜就睡在“中美”号专机里。三十日凌晨六时，他乘专机仓皇起飞，逃往成都。专机由白市驿起飞时，蒋氏父子得知“在江口过江之共军，已迫近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蒋介石企图“建都重庆，确保西南”的美梦顷刻间破灭。

十一月三十日，重庆宣告解放。十二月一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由于解放军的攻势神速，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大多来不及实施，重庆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地得以保存。这对人民解放军入川部队依托重庆供给、经营全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四个多月后，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西南军事情况的报告中，特别谈到“重庆工业得到挽救，这是比之消灭敌人更为重大的胜利”。

重庆解放时，胡宗南部正由陕甘南退，企图退入西康、云南作最后的挣扎。十二月一日，邓小平起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十八军和三兵团第十军的电报，指出：“今后作战重点在西面”，要求他们在占领泸州、宜宾后，应“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眉三县，完全截断胡宗南向南退却的公路线。”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分由重庆、贵阳向川西方向疾进，截击胡宗南部退往云南、西康的道路。

十二月八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领二野指挥机关进驻重庆。

对于重庆，邓小平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从重庆往北一百多公里，就是他的家乡广安。重庆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二十九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四川，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他率领着胜利之师回到这里，担负起了解放大西南、主政大西南的重任。

邓小平把家安在了重庆。这时，卓琳已怀着小女儿邓榕。一九五〇年一月，邓榕出生。第二年八月，小儿子邓质方出生。

邓小平到重庆后，他的两个妹妹邓先芙和邓先群由组织安排从老家广安到了重庆，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长兄。不久，邓小平把继母夏伯根从乡下接到重庆。夏伯根从此和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

 

军政兼施攻心为上，恩威并重上兵伐谋。针对聚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面临绝境，其许多将领和军政人员彷徨不定的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进行猛烈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

早在进军西南前夕，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就派了专人做争取西南国民党军将领的工作。为深入调查西南国民党军内部的情况，确定策反对象，在八月初，直接受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敌工部部长杨松青、情报处处长柴军武即带人到汉口设立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向西南国民党军派遣了九十多名策反人员。同时，一野十八兵团也向胡宗南集团及有关部队派出七十多名策反人员。中共川、滇、黔、康各省地下党组织也配合做了大量工作。各方面周密细致的策反工作，为争取大批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投诚打了基础。

解放西南战役发起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派遣一批敌工人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西南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派人重点做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重要将领的工作，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和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有关具体政策，敦促他们脱离蒋介石集团，站到人民方面来。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还要求广大指战员，在作战中注意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在为二野前委起草的给即将进入贵州新区的五兵团负责人杨勇、苏振华等的电报中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口号，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电报中说：“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电报要求：“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

贵阳解放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八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第三、第五兵团并告第四兵团，提出利用俘虏做策反的工作。电报指出：“为了瓦解当面的敌军，各部应及时在俘虏中挑选一些对象，经过简单宣传教育后，携带我军宣传品及简短信件返回，号召敌军官兵不要错过投向光明的立功赎罪的良机。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及与解放军合作者，将受到人民的宽待。”

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文告，提出“四项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原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文告告诫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奉劝他们“立即觉悟，投向光明”。

二十五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并各军，提出：“当面之敌宋希濂、罗广文部体系甚乱，望各军师团首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四项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藉以瓦解敌军。”

在中国共产党切实有效的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和“四项忠告”的感召下，西南各地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将领纷纷率部起义。

十二月九日，卢汉在昆明，刘文辉和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部在贵州盘县起义。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

云南、西康的和平解放，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相继在阵前举起义旗，加速了西南国民党军的分化和瓦解，也加速了西南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第十五、十六、二十兵团残部纷纷向川西地区撤退。这时，在华南战场，人民解放军解放广西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境被人民解放军四野和二野第四兵团歼灭。从重庆逃到成都的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乃授权胡宗南指挥川西所有部队在成都地区组织抵抗，他本人则于十二月十日携“国民政府”要员乘飞机逃往台湾。

 

在国民党残敌猬集成都地区的形势下，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决定不给其以喘息之机，乘势发起成都战役。

十二月六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令第五兵团及第十军抢占乐山、蒲江等地，从南面兜击敌人；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他们强调：“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同时，他们致电第三、第五兵团及贺龙、李井泉：“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两兵团共五个军”。

各部队按照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部署，日夜兼程，在击破敌军在涪江、沱江和岷江沿岸的抵抗后，迅速向成都方向开进。

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于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先后攻占简阳、仁寿、乐山、眉山、彭县，十九日在峨眉县西南歼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残部三千余人，俘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第三兵团于二十日攻占蒲江、邛崃、大邑等城。与此同时，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完成抑留胡宗南部在秦岭地区的任务之后，由陕甘南部尾随南撤的胡宗南部缓缓跟进。当二野部队即将截断南线敌军向滇黔的退路时，一野十八兵团于十二月七日兵分三路猛追胡宗南部，到十二月十一日攻占武都、勉县、略阳、城固、汉中等地，直迫成都。

十二月二十日，在二野第三、第五兵团迂回到成都以南以西时，一野十八兵团已进到绵阳、巴中、江油一线。至此，人民解放军完全截断了胡宗南部向云南、西康的退路，从西、南、东三面，对由陕甘、重庆等地退集成都周围的四十余万国民党军形成袋状包围。

接下来的围歼战怎么打？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反复研究后认为，胡宗南部在向康、滇的退路被彻底截断后，“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为求有把握地歼敌，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第三、第五兵团及各军首长并报贺龙等的电报中提出：“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

这时，被围困在成都地区之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面对人民解放军几路大军的重重包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部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使处在四面包围中的其他国民党守军更加恐慌。胡宗南眼看成都难保，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会后第二天，他把军队交给他的亲信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指挥，自己步蒋介石之后尘，悄悄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蒋介石、胡宗南相继逃离西南，使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守军陷入极度混乱。二十四日，李文在绝望中集中七个军由崇庆、新津地区向西南突围，被一举击溃。

二十四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抓住国民党守军混乱不堪的有利时机，向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告》，劝告他们“认识时势，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到人民政府方面来”。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这个《忠告》。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二十四日，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部在彭县宣布起义；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在德阳宣布起义。

李文仍然执迷不悟，继续组织残余兵力，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企图夺路逃命，再次被粉碎。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发起全线攻击，战至黄昏，全歼李文部，生俘李文及第五兵团五万余人。

二十七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被歼灭，蒋介石苦心构筑的大西南防线土崩瓦解。

成都战役刚结束，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和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分别接到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电话指示：二野的部队一兵一卒不进成都！要让贺老总带十八兵团进驻成都。此前，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杨勇、杜义德及各军首长的电报中也明确提出：“二野及四野五十军部队主要是解决胡宗南部，不得派一兵进成都城区，违者按级查处”。按照当时的情况，先逼近成都的是二野的部队，二野部队进入成都是很自然的事。但邓小平和刘伯承从两个野战军的协作关系考虑，认为二野进驻重庆，成都就应该留给一野第十八兵团；一野第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中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令行禁止，二野第三、第五兵团的将士们虽然已经望见了天府名城的街巷，闻到了成都小吃的麻辣香味，却还是掉头离去。第三兵团开回川东重庆一带，第五兵团则班师他们不久前才解放的贵州。

 

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西南全境只剩下西康的一部分和西藏没有解放了。

西藏地处西南边疆，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所环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西藏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政治、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广大藏族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生活极其悲惨。十八世纪末，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变西藏为它的殖民地。一九三三年十三世达赖逝世以后，由热振呼图克图代行达赖职务。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热振摄政期间，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爱国意志，努力使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但是，热振的行动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仇视，他们先在一九四一年用造谣诽谤的办法压迫热振下台，由达扎代理，然后又在一九四七年逮捕杀害了热振。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英美帝国主义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一再插手西藏事务。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势力，敌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

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提出改由西南局、西南军区和二野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但是否就由二野负责解放西藏并未完全确定。当时，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已在九月至十一月基本解放甘肃、青海，从东北面和西北面接近或进入藏区。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向四川、云南两省和西康的北部地区进军，从东面和南面接近藏区。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十二月三十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反映说：“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而由西南入藏，较从青、新入藏容易。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根据彭德怀反映的情况，提出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对进军西藏的时间等提出了意见。电报中说：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建议“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这个时候，西南局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征粮剿匪、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二野部队不少官兵已经脱下军装，转为工作队。

在接到毛泽东部署进军西藏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和西南局立即从军事、政治、组织和后勤等各方面着手进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确定进藏的主要干部和部队。进军西藏是一项极为艰辛的任务。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西南军区的四个兵团十二个军里反复挑选，最后决定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十八军指战员整体素质好，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战士作骨干，是一支独立作战能力强、英勇善战的部队。张国华十五岁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富有军事指挥才能和开辟新区斗争的经验。

一月八日，邓小平起草了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转毛泽东并贺龙的电报。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 “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并提出“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毛泽东一月十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刘、邓电报中提出的安排和意见，并提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订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

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驻地接见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治委员谭冠三及十八军师以上军政主官，并主持召开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向十八军授予进军西藏的任务，部署进藏工作。

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着重阐述了进军西藏的政策问题。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均未成功，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政治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在宗教问题上，达赖集团是有其相当力量的，这是历史事实，不可取代。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与政治协同解决，政治重于军事。

会议中间，邓小平和刘伯承还按照毛泽东一月十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同张国华等商谈和研究了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和组建西藏党的领导机关的问题。

一月十八日，邓小平起草西南局致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的电报，报告进军西藏的部署和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等事项。电报中提出：“我们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三月初出动，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领昌都。”“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电报中还提出：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副军长昌炳桂、军参谋长陈明义、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及藏族干部、全国政协委员天宝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

中共中央二月四日复电同意西南局提出的进军计划和成立以张国华任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此后，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即抓紧进行。

进军西藏，山高路远。部队将经过的地方大多是人烟稀少、高寒缺氧和贫困落后的藏族地区。进藏部队的补给和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而且如果给沿途藏族地区人民造成负担，会带来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邓小平和西南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 “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他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研究提出了解决进藏部队补给和交通运输的几项具体措施：一是在组织车辆、畜力担任运输任务的同时，加紧调拨飞机，加强空中运输；二是组建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由昌炳桂任司令员、胥光义任政治委员，统一负责进藏部队和担任支援工作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三是由西康、青海、云南、新疆四省六路分进，向心迂回，以解决补给和经济困难。这其中，修路是头等大事。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当前最迫切解决的是补给之公路。二月九日，西南局、西南军区下发指示提出，为了保障进藏部队的补给，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修建康藏公路。

四月初，支援司令部一面组织沿线设置兵站、仓库、医院等后勤保障机构，遂行补给任务；一面组织军工、民工和部队、地方工程技术人员，抢修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胥光义后来回忆说：

“支援司令部成立后，一面组织接收西南军区和军委总部分别从西南各地，以至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征集和调补给入藏部队的大批武器、装备、被服用具与必需的银元、食品，一面组织向进藏部队和施工部队输送，还组织就地采购部分物资。西南军区首长为支援司令部制定了‘前方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的支援方针。考虑到部队在高寒地区生活的特殊需要，支援部队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区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赶制和筹集了大批特需物资支援进军部队，如进藏部队的御寒服装，每人都发有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手套、皮腰带、毛皮鞋（当时称之为‘七皮’），防饥有代食品（如饼干，蛋黄蜡，以黄豆、小麦、花生米、奶油等原料配制而成的代饭粉，以及各种肉、油脂、净水片等），行军有防雪盲的闭光眼镜，宿营有帐篷、雨衣和防潮雨布，做饭烧水有固体燃料，还发给部队七十万片维生素C，等等，使进军部队和筑路军民得到了良好的物资保障。”

民族、宗教问题是部队进藏后必然碰到的最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要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示进藏部队像当年长征路过康藏地区的红军部队一样，保护喇嘛庙，尊重西藏僧俗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自身有组织、有纪律的模范行动增强汉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他要求进藏部队各级指战员学会一些简单的藏语，以便同藏族群众沟通和开展工作。他提出，在西藏工作，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西藏的广大僧俗群众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下。

邓小平提议，西藏工委吸收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干部在成都成立了一个西藏问题政策研究室，由十八军党委委员、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兼任主任。研究室很快编写出《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一批参阅资料，还编写了《入藏部队进军守则》和供入藏部队学习藏语的《藏文课本》等。不久，研究室还从北京和成都等地调来一些对西藏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藏学专家随部队进藏，以直接向部队提供咨询。

十八军进藏官兵精神状态普遍较好，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离开富庶的“天府之国”，想在当地成家立业；还有一些人则将进军西藏仅仅看作是一次很快可以完成的军事行动，没有作在西藏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邓小平和西南局领导与指导在进藏部队中开展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二月中旬，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进一步向进藏部队指明了进军西藏的深远意义，并明确要求全体进藏官兵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治委员的阴法唐后来回忆说：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十八军党委立即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广泛的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和形势教育，向广大干部战士讲清西藏是我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着重向大家介绍西藏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风貌，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独特的宗教和风情民俗，以及贫瘠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引导官兵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树立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认真做好应付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的准备，进一步激发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和士气，为进军西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于川西土匪猖獗严重影响了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一九五〇年四月推迟到当年冬季。

由西南进军西藏，西康是必经之路。当时，西康的西昌地区还被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反动地方武装占据着。三月十二日，西南军区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发起西昌战役。二十日，解放西康重镇康定。二十七日，解放西昌。四月七日，西昌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余人，西康全境获得解放。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在决策战斗进军西藏的同时，提出要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如果拉萨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南局提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电报中还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邓小平立即组织调查研究，主持拟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五月十一日，邓小平起草西南局致中央军委的电报，提出以四条方针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础：

“（一）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南局、西北局，发出《关于西藏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在进军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指示》还提出：“西南局五月十一日的四条较好，望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这些条件要可以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基础之用，也要能够不加修改地或只稍加修改地为战斗进军（和平解决不成功时）的约法。”

对于西藏问题，邓小平和西南局已经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很快主持拟定了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这十项条件为：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项条件，充分考虑了西藏的现实，符合西藏各方面的实际。中共中央对这十项条件给予充分的肯定。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西南局二十七日报送中央的《与西藏谈判条件》的电报上批示：“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

西藏有些人士觉得这十条太宽了。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这十项条件时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西南局，明确提出：“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

中共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一边进行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一边通过各种渠道向西藏当局传递信息，表明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争取他们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脱离同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派代表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和西南局派“曾居康藏二十余年，深知佛法、与西藏政教首要相友善”的高僧密悟法师（即志清法师）秘密赴藏，做说服西藏当局的工作。但其一行到甘孜要过金沙江时，即遭到西藏噶厦的阻拦，被扣押于江达县达八个月之久。其间，西北局也先后派青海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和由达赖长兄当才活佛及夏日仓活佛、先灵活佛等组成的“青海寺院劝和团”赴藏做说服工作，同样受到西藏当局的阻挠、刁难。喜饶嘉措大师被强行驱回青海，“劝和团”行至藏北黑河受阻，到拉萨后夏日仓、先灵两位活佛遭软禁。

五月上旬，力主和平解放西藏的爱国人士、四川甘孜白利寺五世活佛格达，表示愿意亲到拉萨劝和。鉴于当时西藏当局态度顽固，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比较复杂，邓小平和西南局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去拉萨。但格达活佛决心已定，邓小平和西南局只好尊重他的意愿，经请示中共中央后促成其成行。格达活佛行前，邓小平还专门给达赖写了一封信，请格达活佛转交达赖，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决策和一片诚意。七月十日，格达活佛自西康甘孜县白利寺出发往西藏，七月二十四日到达昌都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特务监视、软禁，八月二十二日被毒害身亡。

在进藏大军陈兵西康随时准备战斗入藏的情况下，邓小平和西南局坚持在第一线做了大量的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但是，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拒绝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加紧扩军备战，调集总兵力三分之二的藏军十个代本，加上地方民团共约八千人，布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进藏。

一场以打促和的特殊战斗已不可避免。邓小平和西南局决定适时发起昌都战役。

昌都是从东部进入西藏的门户，是青藏高原的战略枢纽地带。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和贺龙致电毛泽东，提出：“为了打击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顽固势力，促使其内部分化，争取西藏和平解放”, “决心以第十八军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和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共六个团的兵力，在炮兵、侦察分队、工兵各一部的配合下，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手段，发起昌都战役，求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二十三日，毛泽东复电西南局并告西北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的计划是好的，“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八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和贺龙联名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参战部队“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解放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

十月六日，张国华指挥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十二日，进占芒康，藏军第九代本起义。十九日，逼近昌都，并截断藏军逃路，昌都守军四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停止抵抗。当天，昌都解放。至二十四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战役历时十八天，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十一次，歼灭藏军九个代本共五千七百余人。

昌都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企图，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昌都战役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起草致张国华、谭冠三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明确指出：昌都战役获得圆满胜利，“对于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你们当前的工作是抓紧时机，善于运用俘虏或投诚官兵及昌都区地方力量，开展政治攻势，以争取和平解决拉萨问题。同时，周密布置留驻部队的冬季工作，保证他们的供给，并从军事、政治、供给诸方面准备明年开春后进军拉萨”。

昌都战役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政治上迅速分化，爱国派更加坚定，顽固派开始动摇。加之，进驻昌都的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和平宣传攻势在噶厦政府内部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主战派和主和派分歧对立严重，摄政达扎只好体面退位，由十七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即位亲政。昌都地方政府以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几十名军政官员联名写信，敦请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中央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达赖喇嘛终于抛弃幻想，面对现实，决定派出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事宜。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各界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十九日，邓小平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他们。邓小平在谈话中向代表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他还高度评价了阿沛·阿旺晋美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力主和谈的举动。阿沛·阿旺晋美后来回忆说：

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我们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后，在十八军民运部长平措汪阶和联络部长乐于泓陪同下，从昌都骑马到康定，从康定乘汽车到成都，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从成都乘飞机到达重庆。邓小平同志很快地接见了我们，并作了长时间谈话。”“可以说，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尽管我们是在相互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见面的，但是这次最初会面，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坦诚亲切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我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疑虑，增加和谈成功的信心，以及后来转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一直把他看作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我对他敬佩和感激交织的心情，正是从这次见面开始的。”

四月二十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从重庆乘飞机到西安，从西安乘火车于二十二日到达北京。二十九日开始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四位全权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六轮充分的协商讨论，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阿沛·阿旺晋美后来说：“协议的基本框架和若干重要条文都是在小平同志讲的十条基础上增减修改而成的，许多措词，几乎原文沿用了十条。”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喇嘛都表示赞同和肯定。班禅五月三十日致电达赖喇嘛说：“根据这个协议，我们西藏民族和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空前的团结起来，使我们西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事业得到合理的尊重与保护；我们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逐步提高和发展，从而达到繁荣和丰富的可能。”达赖喇嘛十月二十四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西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根据协议的精神，就西藏工作提出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邓小平和西南局要求进入西藏的部队和干部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邓小平向十八军负责人指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对西藏的财政、贸易、行政、民主等工作，我们到拉萨后，均不忙去插手。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按照《十七条协议》，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七八月间，进藏部队先后从昌都等地出发，向拉萨进军。张国华后来回忆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我们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部分人员一道从昌都出发。此去拉萨尚有两千三百余里，中间横亘着十九座雪山，要跨过整个横断山脉。数百里山峦都是深深的积雪，像大海一样漫无边际，看不见一户人家。人要吃饭马要喂料，因此走出昌都地区，运输补给问题就成为继续进军中一项严重困难。”“依据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指示，此时青藏公路已动工修建，康藏公路突破了关山阻隔，已越过了甘孜，筑路部队正为劈开雀儿山而日夜搏斗。”

修筑康藏公路十分艰苦。胥光义后来回忆说：

“二万多支援部队的筑路大军，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程局两个大队密切配合下，于四月初全面展开抢修施工。他们艰苦奋战四个多月，战胜了高原自然环境和恶劣气候带来的重重困难，打通了进藏路上海拔三千多公尺的二郎山、折多山，加宽、改建了原有狭窄的路基，重建了被洪水冲毁的八座钢桥和一百九十五座木石桥，于八月二十六日公路初通甘孜，保证了进藏先头主力部队进发之前把必要的补给物资运到甘孜。之后，筑路大军们继续奋战，年底前又赶修至雀儿山以北的马尼干戈，全长达七百二十八公里。”

进藏部队在进军途中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赢得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信任。许多底层群众和一些高层官员、僧侣、贵族都称赞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是“新汉人”、“菩萨兵”。后来，在张国华的回忆文章里有这样的记述：

“在进军途中，我各路部队无论是在大风雪里，在茫茫的黑夜里，或是冰雹劈头盖面打来或大雨淋透全身的时候，从来不进寺庙，不驻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战士们饿了，几个人分碗炒面，喝点雪水，也不向群众征一点粮。我军入乡问俗，每到一地即进行调查研究和政治宣传，对于藏族人民的经旛、经塔、神山、神树、嘛昵堆等和一切宗教建筑和风俗习惯，一律加以保护和尊重。”

九月九日，王其梅率十八军先遣部队进驻拉萨，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十月二十六日，张国华、谭冠三率十八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进驻拉萨。至十二月，进藏部队陆续进驻察隅、日喀则、黑河、山南、林芝、江孜、阿里各个地区，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指挥进军西藏，是邓小平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篇章。他对西藏怀有特殊的感情，却没有机会到西藏的土地上去看一看。对此，他引以为终生一大憾事。

一九七八年二月，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的专机上，曾长时间深情地俯瞰西藏大地。一九八〇年十月，他特意嘱咐去拉萨的国务院副总理黄华给他带回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西藏自治区的负责人选择了一尊精美的佛像托黄华带回给他。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布达拉宫”前，素来不爱照相的他破例同家人、亲属及陪同人员一一合影留念。他说：“全国我就这个地方没去过。”“看来是去不成了，照张相留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