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气候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有何影响？

气候环境、气候资源是构成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人类生命繁衍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见图1）

图1 天气和气候的联系与区别

气候与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

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背景下进行的，气候环境在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早期的文明中心都分布在北半球中纬度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几大流域。农作物的发芽、生长、开花、结果都需要适宜的温度，这是影响原始农业发展区域选择的重要气候条件。在太冷的地区不仅农作物生长缓慢，而且还容易受到冷害、冻害等气候灾害的影响，很容易造成颗粒无收，因此人类文明很难在寒冷地区发展。太热的地区虽然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但在原始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成果也不如直接采集食物方便。因此，世界上四大早期文明的发源地，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都分布在北半球北纬30度左右的气候适宜区。

气候与世界文明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因素的制约，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历史的越早时期，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也越强；生产力水平越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就越大。在13世纪以前，中亚地区气候湿润多雨，草原上生机勃勃，人口一直增加。到了1200年左右，气候发生突变，中亚地区变得寒冷干燥。随着干旱的持续，草原面积越来越小，物产不能满足所需，进而部落间发生了激烈战争。成吉思汗正是在战争中成为强悍的统治者，并最终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公元300年至600年间，湿润的气候使得玛雅人口快速增长，政治中心繁荣昌盛；然而在公元660年至1000年间，气候发生逆转，逐渐干旱，降雨量减少，引发了政权争斗，伴随着战争频发，社会变得动荡不安，最终导致玛雅政权瓦解；在公元1020年至1100年间，干旱气候进一步严重，带来相应的农业减产、饥荒、死亡、迁徙，玛雅人逐步消亡。

气候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东部季风区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河谷和平原地带土壤肥沃，又具有雨热同期的温带季风气候特征，是发展旱地农业的好地方，最有利于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长江流经的华中、华东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条件优越，肥沃的土地为早期农业文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适宜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也是最适合农业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区域。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决定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最有利于农业起源和发展的自然地理区域，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正是在这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悠久的农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使中华民族的先人不再单纯依靠采集与渔猎谋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持续供给的食物来源，使比较稳定的居住有了保障。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人们聚族定居，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最初的农耕聚落。如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是早期农耕聚落的一个典型，姜寨遗址所呈现的共同耕作、平均分配的生活情景，反映了当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先民的生活状况。

我国气候温暖期和寒冷期、湿润期和干燥期的交替变化（见图2），导致了历代王朝治乱相间、盛衰更迭的周期性特点，也左右着农业的发展、经济的兴衰。在我国历史上的气候暖湿期，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物产丰盛，同样，北方草原水源充足，牧草茂盛，中原农业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和平相处，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政权稳定。但每一次气候寒冷干燥期，农业生产能力减退，中原农业政权则会更多地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北方草原生态恶化，游牧民族生存压力增大，只能在南迁中寻找更多的宜牧土地，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都发生在气候寒冷期。如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公元前73年至前33年左右，我国西北曾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楼兰，但后来连年的干旱使土地沙漠化，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成了不毛之地，楼兰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图2 历史时期我国东部冬半年平均气温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