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论可计算的数字》，第一次尝试描述计算机看上去可能的模样。十几年之后，1948年6月，他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小组让这样一个机器运转起来了。图灵成为了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热心的倡导者，他相信这个“机械大脑”有一天会与人的大脑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他甚至认为，它将能够写十四行诗，和莎士比亚写得一样好，尽管他承认这个比较有一点不公平，因为一个机器写出的十四行诗比较容易被另一台机器领会。

1952年，他和他的同事克里斯多弗·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运用造句算法和《罗格同义词词典》中的同义词，创造了一个可以写情书的计算机程序。其中一封是这样的：“亲爱的甜心，你是我热切的激情。我的感情奇妙地依附着你的热情的愿望。我的欢爱渴望着你的心。你是我渴望的激情：我的温柔的欢爱。您漂亮的……”这封有点古怪的情书中透露出了辛酸的潜流。图灵自己就从来写不出这样一封情书——不仅仅是因为他害羞，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同性恋在当时是不合法的，一封情书可能会让他受到牵连。

电脑编码依靠的是一种逻辑，以形式而非意义进行交换。使用这种形式逻辑，我们不会从一组真实的前提中推断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即使我们不知道那些前提的意思——例如，它可以让我们作代数运算或者遵循象棋的不变规则。就这种思维而言，图灵向我们展示了：即使是1940年代那个比较原始的机器，也可以胜过我们脆弱的大脑。但是人类不是机器人，不是通过算法来解决问题的。他们继承了人类进化而来的特别衍生物——自我意识，这让他们可以去想象别人是怎么看他们的，也可以去设想一些可能不会发生的尴尬情境。一台计算机是不会感到窘迫的，尽管它可以是超级智能的；它非常理性，不会去关心一个人或者另一台机器怎么看它。计算机是不会害羞的。

如果有人能够证明人类大脑是混乱的、很难计算的，那么这个人就是阿兰·图灵自己。1950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图灵的同事马克斯·纽曼（Max Newman）的年轻儿子发现，图灵穿着慢跑服装站在他们家的门前台阶上。图灵解释说，在出来跑步的路上，他决定邀请纽曼一家吃晚餐。他不想打扰他们，试图用小树枝在一片杜鹃花的叶子上写上邀请。没有哪台计算机可以重复这样一个既愚蠢又绝妙的直觉跳跃。

人类不像电脑，他们既是聪明的又是无知的，容易产生一些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了一些他们想要避免的情况。图灵努力地想要逃避关注，却只是吸引了关注，使他更加尴尬了。他在走廊里的别扭姿态，是想要避免与别人有目光的接触，却让他更引人注目了。他在跑步中寻求孤独，但是他穿着一条过时的法兰绒裤子，腰上系着绳子，有时候还带个闹钟，这身打扮再显眼不过了。他还带着这个闹钟坐火车，以代替手表，当它响铃时，把车厢里的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数学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避风港。剑桥大学数学教授哈迪（G. H. Hardy）在1940年所写的著作《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赞美了数字那远离尘嚣的、美丽的无用之处，并表达了他的希望：他的学科依然“温柔而又洁净”，不要卷进战争之中。图灵在剑桥大学时听过哈迪的讲座，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对他略有所知，但是他们相互间的矜持使得他们从来没能成为朋友。相似的，哈迪的害羞也是由粗野的公立学校生活培养出来的——他上的是温彻斯特（Winchester）中学。像图灵一样，他在街上与熟人擦肩而过时也不向对方致意，而且不喜欢照相。他的房间里没有镜子，甚至连剃须镜也没有，他入住旅馆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把镜子蒙起来，尽管如他的朋友斯诺（C. P. Snow）所指出的，“他一辈子都是好看的，颇为出众”。

图灵当然会同意哈迪的观点：数学是以抽象关系建立起来的、令人宽慰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从令人困扰的社会惯例中逃离的避难所——正是这些社会惯例断送了他与别人的关系。但是，他最后对真实世界和其他人都丝毫不感兴趣了，成了哈迪的真正信徒。图灵的害羞和很多人的害羞一样，是古怪的。他可以是紧张不安的和自信的，害羞的和善于交际的，严肃的和风趣的，窘迫的和从容的，一切视情境而定。

图灵的工作反映了他的这种矛盾性格，它是高度抽象、理论化的，却也是指向外部世界的。他的兴趣在于将纯粹的数学逻辑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被证明是破解密码工作的完美铺垫。因此，也许令哈迪失望的是，数学终究对于结束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布莱切利，一支由数学家、象棋冠军和填字游戏高手所组成的杂牌军，挫败了纳粹战争机器，图灵勉强地担任了他们的负责人，就是那个轻手轻脚走在走廊里、低头看鞋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