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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公爵的隐身生活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在他死后，这种好奇仍在继续，通常的害羞已不足以解释他的行为了。一直有个故事说，他还以托马斯·德鲁斯（Thomas Druce）的身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德鲁斯曾经从默默无闻一下子变成了伦敦早期一家百货公司——贝克大街集市（Baker Street Bazaar）的富有老板。在马里波恩（Marylebone）和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的治安法庭1908年审理过的一个案件中，原告律师断言德鲁斯就是第五代波特兰公爵，而且他直到1879年才死去，是在德鲁斯“去世”的15年之后；德鲁斯的葬礼是假的，棺材里装满了铅和石头，这样波特兰公爵就可以放弃他已经厌倦的双重生活了。德鲁斯家族位于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的墓地被掘开了，棺材被揭开后，露出的是法官所说的“来自于敞开坟墓的沉默但却不乏雄辩的声音”：托马斯·德鲁斯穿着寿衣的、已经腐烂的尸体。

第六代波特兰公爵对德鲁斯案件的轻蔑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时间理会那些稀奇古怪的说法。他借用了罗素·华莱士和金莱克曾经说过的关于他们自己的话，坚称他前任的行为“仅仅是起因于体质性的害羞”。当然，大多数体质性的害羞者不会以混凝土和石头的形式将自己的状况变成永恒，既不会献身于此，也不会为此花费金钱。在那个时代，公爵们足够富有，几乎可以没有限制地放纵他们的怪癖，波特兰公爵建造了一个地下世界，未来的考古学家可能会从其中找到证据，证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超级富豪思想上有着奇怪的习惯。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死亡人数和遗产税的激增，这种公爵可以任意挥霍的时代终结了。许多庞大的地产被卖掉或被分割，他们的宅邸也被拆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防部接管了维尔贝克修道院，将其用作了军事训练学院，其地下的舞厅变成了一个健身房，新兵们在地道中开办午夜宴会。公爵们不再有足够多的金钱在地下构建“第二人生”了。他们把房产卖给了国民信托机构（National Trust），自己则躲到了没有用绳子隔开的部分里，卖掉的部分周末向他们开放，每个人收费2先令6便士。

我们今天的波特兰公爵们便是那些国际超级富豪阶层的成员，他们在骑士桥（Knightsbridge）、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和诺丁山（Notting Hill）的最豪华区域建造了庞大的地下巢穴。在这些地方，街面上千万英镑级别的宅邸不过是冰山一角，其庞大的地下世界带有多层的地下室，有健身房、保龄球馆、桑拿房、游泳池以及步入式的雪茄贮存室。你能分辨出哪里正在建造这些地下世界，因为在街道和广场上能看到倾斜的传送带，从地下深处把泥土和碎石输送到翻斗车中，接下来被运去铺垫通往郊区高尔夫球场的高速公路。

这就是富人们一直以来的行为方式，他们利用一切可行的合法方式，将他们的财产价值最大化，并放纵他们的欲望。没有地方向外建造，不允许向上建造，唯一的方式就是向地下发展了。意料之中的是，邻居们不得不忍受多年的建筑工程噪音，他们把这种“建筑狂热”比喻作伸向世界的“V”字形手势，看作是毫无意义的肆意挥霍，除了炫耀自身之外。可是，尽管我知道他们是对的，我的部分自我仍然忍不住想去发现建造这些地下世界想法的不可思议的可悲之处。这些隐藏于视线之外的、显示身份的地下宫殿提醒我们，即使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让我们从我们自身、从我们的不安全感中逃离。当我想到那个建造地宫的波特兰公爵时，我脑子里会呈现出一幅画面：害羞的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基金骗子独自坐在他们的家庭影院里，或者躺在按摩室里，却没有人来为他们按摩。

这种向地下发展的本能或许背离了内省的本性。毕竟，那些非常窘迫的人的确会说，他们希望大地将他们吞没，就像一个鼹鼠如鸭子般地跳进土中，只在身后留下一堆泥土。或许波特兰公爵患上的是“对泥土的乡愁”（nostalgie de la boue），这是就这个短语最严格的意义而言的，它意味着渴望野性的生活，但是其字面意思则是对作为我们生命源头的泥土、对孕育了所有生命的原初沼泽的乡愁。他想以返回泥土的方式来逃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