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际上，达尔文的幸运是双重的，因为在提出进化理论这件事上，他的对手也是害羞的。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他的自传中写到，他在青春期变得害羞了，他的身体开始迅速成长，身高达到了6英尺1英寸，在维多利亚时代算是大高个了，并且作为有教养而贫穷的家庭里九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不得不经常穿着破旧、窄小而且胯部很紧的衣服。1844年1月，当他满21岁时，他坦率地列了一张关于自己不足的清单：“我害羞、笨拙并缺乏自信。我没有社交技巧……我在公开场合讲话糟透了……我没有智慧或幽默感……我能看到别人的智慧，这种能力可以帮助我在无聊的自我中发展出智慧。”

进入30岁时，他梦见自己已经是成人了，还不得不去上学，他打开自己的课桌，在里面翻找东西，以便将自己的脸遮住，“再一次地遭受少年时代日益严重的害羞和耻辱感的折磨”。然而，华莱士开始感激他称之为的“体质性的害羞”了，他觉得这赋予了他长时间的独自研究的机会，他在语言上的犹豫不决也让他避免了冗长的缺点——这个缺点曾毁掉了太多的学术著作。（也许，这在罗伯特·布朗身上的效果却是相反的。）

图2-2 晚年的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当他满21岁时，他这样认识自己的弱点：“我害羞、笨拙并缺乏自信。我没有社交技巧……我在公开场合讲话糟透了……我没有智慧或幽默感……我能看到别人的智慧，这种能力可以帮助我在无聊的自我中发展出智慧。”

但是，华莱士的害羞使他耽搁了发表他的发现的时机。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最具争议方面的不自信，让他在著作结尾部分的段落里仅有一句话涉及了人类：“智慧之光将会照亮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甚至在著作出版之后，达尔文仍然担心它能否被接受，这让他全身长满了神经性皮疹，还受到头痛和恶心的折磨。他变成了真正的隐居者，蓄起了过长的胡须，这让他的模样都改变了，以至于当他在1866年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之中时，甚至他的朋友们也认不出他了。在1872年出版的第六版也是最后一版《物种起源》中，他变得勇敢了一些，在那个现在已经很著名的、关于人类的句子的开头插入了一个额外的词——“许多”。

在《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一书中，达尔文考察了人类和其他动物是如何表现感情的。他观察到，我们人类所有的情感表达，在其他动物身上也都有——除了一种情感之外，他把它称为“最独特的和最为人类所特有的”情感，即脸红。在达尔文的时代，关于脸红的共识是，它显示了人类的道德和精神维度，也让我们与野兽区别开来。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认为，人类皮肤是透明的，不像其他动物的皮肤那样只是“无生命的外壳”，这使得血液运动和灵魂活动能够被看见，因此“我们拥有这种外在的显现，可以说是生命真正源泉的外化”。

托马斯·伯吉斯（Thomas Burgess）——在伦敦布莱尼姆街（Blenheim Street）开设诊所的一位医师和痤疮专家，在他的著作《脸红的生理学或机理》（1839）中，将注意力转向了“脸红”这种“美丽而又有趣的现象”，他把它称为“内心的火山岩浆”。他开始便消解了殖民主义的偏见——野蛮人不会脸红，因此自然是没有羞耻感的。他观察到，他的一个黑人仆人脸颊上有块伤疤，当他训斥她时，这块伤疤就会变红。他看到在巴黎展览的非洲白化病人也有引人注目的脸红，不仅是脸上，而且耳朵、脖子和胸部都会变红。他推断说，脸红是一种普遍的特性，除了很小的孩子和先天白痴之外，每个人都会脸红。

伯吉斯相信，由于脸红是普遍现象，所以它是我们造物主的智慧设计的证明。上帝发明了脸红，这样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在脸颊上显现出我们道德上的过失。他注意到，谋杀了法国革命者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的杀人犯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据说在断头台上被割断头颅后还脸红了——她是对刺杀马拉还是对被砍头一事觉得不安，无从知晓。伯吉斯想知道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引起脸红的刺激物在人类身体中的含量要高于动物，或者其起源要比本能性的情感要高尚”。伯吉斯论点的缺陷，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在于他无法解释羞怯的人为什么常常无缘无故地脸红。年轻人仅仅是进入一个房间，或者是被问到一个日常性的问题，都会现出窘迫的神色。为了避开这个缺陷，伯吉斯发明了一个新的类别——“虚假的脸红”，它扭曲了脸红的原本意图，除了是“一种病态敏感的极端状态”之外，别无原因。

达尔文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胡说。他写道，脸红“让当事人痛苦，让旁观者不安，对谁来说都没有一点用处”，它没有道德的或任何其他的目的。他注意到一些年轻女性的情形，她们在医生面前脱衣服时，脸一直红到大腿。达尔文发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情形，即伪装对于别人的看法会引起害羞，影响到一些随机的事情比如血液循环。他认定，脸红仅仅是由人类奇怪的“自我关注”能力引起的。

达尔文继续为“自我意识”这种怪异的进化附加物所吸引，它意味着除了脸红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之外，我们人类还学会了压制极端的情感表达方式。他观察到，尽管婴儿通常可以长时间地哭喊，成人却被教导要压制这些本能，虽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程度会有所不同。有些土著人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而痛哭流涕。他曾经读到过：一个新西兰的酋长因为一些水手把面粉溅到了他心爱的斗篷上，就像一个孩子般地哭了起来；毛利人（Maori）中女性以能够自主地流泪而自豪，当她们遇到哀悼死者的场合时，她们可以戏剧性地恸哭。在欧洲大陆，男人们也可以相当自由地流眼泪，但是英国男人“很少哭，除非是在极度悲伤的情形下”。达尔文把自己归到英国男人这一类中。在他的余生中，只有一件事情确实让他流泪了：当他看到他深爱的、十岁就夭折的女儿安妮的照片，看到她大胆地、眼睛眨也不眨地面对镜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