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罗马斯多葛主义

最重要的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也就是我认为现代人从他们那里可以获益最多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包括塞涅卡、墨索尼亚斯·鲁弗斯、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塞涅卡是这群人当中最好的作家，他的文章和给鲁基里乌斯（Lucilius）的信，成为对罗马斯多葛主义通俗易读的入门介绍。墨索尼亚斯是以实用主义而闻名的：他对于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应该如何吃饭、穿衣、对待他们的父母，甚至如何进行性生活，都提供了详细的建议。爱比克泰德的特点是分析，他从许多其他的事情中，解释了为什么践行斯多葛主义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宁。最后，从马可以一种日记体写成的《沉思录》中，我们了解到一个践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秘密的内心世界：对于作为罗马皇帝碰到的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他同样都寻求斯多葛主义的解决办法。

 

卢修斯·阿纳犹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又叫作小塞涅卡，于公元前四年到公元前一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在西班牙的柯杜巴出生。虽然我们拥有的他的哲学文献比任何其他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都要多，但他并不是其中最多产的人（克里希帕斯以多产而闻名，但是他的著作却没能留存下来），而且他也不是特别具有原创性。然而，他的斯多葛学派文献却相当精彩。他的文章和信件充满了对于人类状况的洞见。在这些文献中，塞涅卡谈到了那些使人们不幸福的典型事情——比如悲伤、生气、年老和社交焦虑等——也谈到了我们能够做什么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愉快，而不只是仅仅忍受。

就像我要讨论的其他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一样，塞涅卡并不是淡泊地顺从生活；相反，他是积极地投入生活。像其他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一样，他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的确，即使塞涅卡没有写过一个关于哲学的字，他也会因为另外三个原因而将哲学带到历史记载中来。他会作为一个成功的剧作家而被记住。他会因为他的金融事业而被记住：他似乎是一位典型的投资银行家，部分因为自己的敏锐而变成了一位巨富。最后，他会因为在一世纪的罗马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而被记住：除了元老之外，他还是皇帝尼禄（Nero）的家庭教师，并且后来成为了尼禄的首席顾问。

塞涅卡介入皇室给他带来了麻烦。当克劳迪厄斯（Claudius）成为皇帝之后，他指责塞涅卡和他的侄女朱莉娅·里维拉（Julia Livilla）通奸（这是莫须有的）而定他死刑，但是审判改成了放逐和没收全部财产。于是，公元41年，40多岁的塞涅卡就被送往了我们称之为“贫瘠、困难重重的荒石之地的科西嘉”。在这期间，他阅读、写作，对这个岛屿进行研究——大概正是践行他提倡的斯多葛主义。

到了公元49年，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嫁给了克劳迪厄斯，她劝说他把塞涅卡从放逐中召回，以便让塞涅卡给她的儿子尼禄做家庭教师，当时尼禄只有十一二岁。就这样，在被放逐了八年之后，塞涅卡又回到了罗马。正如有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在罗马社会安顿下来之后，又成为了“他那个时代声誉最为卓著的公民：当时最伟大的散文家和诗人，世纪之初黄金时代以来文坛上最伟大的名字，专横的皇后最喜欢的人”。就连塞涅卡自己，也和任何一个外人一样，惊讶于自己在生活中的成功：他曾发问，“难道真的是我，生于低微的骑士阶层、偏远的地区，而位列权贵之中？”

尼禄成为皇帝之后，塞涅卡被提升为顾问。事实上，他和禁卫军首领瑟科斯塔斯·阿芙洛尼亚斯·巴罗斯（Sextus Afranius Burrus）一同成为了尼禄的贴身亲信。一开始，塞涅卡和巴罗斯行之有效地约束住了尼禄的放荡趋势，罗马帝国也享受了五年的良好统治。这期间塞涅卡自己也发达起来：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他的财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指责，说他是一个伪君子。因为他一面主张斯多葛学派的克制生活，另一面又过得极其富裕。然而读者们需要记住的是，斯多葛主义并不像犬儒主义，它并不要求支持者采用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相反，斯多葛主义者认为，享受生活所能够提供的好处并没有什么错，只要我们在享受的方式上小心谨慎就行。特别是当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就必须准备好放弃这些好处而不感到遗憾。

公元59年阿格里皮娜死后——尼禄设计杀死了她——尼禄开始对塞涅卡和巴罗斯的指导感到恼怒。公元62年，巴罗斯死了，可能是病死的，也可能是被毒死的。塞涅卡意识到他身居朝廷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企图用托病和告老的方式从政治中隐退。尼禄最后同意他隐退，但是他隐退的时间并不长。接替塞涅卡的幕僚们让尼禄相信，塞涅卡和一起反对他的阴谋有牵连。于是，公元65年，尼禄下令将塞涅卡处死。

在刑场上，当他的朋友为他的命运哭泣时，塞涅卡却责备他们。他问，他们的斯多葛主义都给了他们什么？然后他拥抱了他的妻子。他手臂上的动脉被割开，但是由于年老和疾病，他的血流得很慢，结果腿上和膝上的动脉也被切断。但他还是没有死。他请一个朋友拿来毒药，不过喝下之后还是没有出现毙命的效果。最后他被带到一个浴室，那里的蒸汽使他窒息而死。

塞涅卡的散文《论幸福生活》是为他的哥哥加里奥（Gallio）写的——顺便提一下，这就是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18:12-16）中提到的在科林斯拒绝审判圣保罗（St. Paul）的那个加里奥（圣经和合本译作迦流）。在这篇散文中，塞涅卡解释了怎样做才是追求安宁的最佳方法。从根本上讲，我们需要使用理性来赶走“所有那些使我们激动或使我们受到惊吓的事物”。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保证有“无法被破坏的安宁和持久的自由”，我们就能体验“坚实的、永恒的、无穷尽的愉悦”。的确，他声称（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践行斯多葛主义原则的人，“无论是否愿意，他都一定能够得到恒久不变的欢悦和一种深邃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因为他是从自己的智慧中找到快乐的，他也不可能渴望得到比他内心深处的愉悦更大的愉悦”。而且，和这样的愉悦相比较，肉体的快乐是“不重要、微小和转瞬即逝的”。

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发现塞涅卡告诉他的朋友鲁基里乌斯，如果他想要践行斯多葛主义，就必须把“学习如何感到愉悦”当做一件正事来做。他补充说，他要鲁基里乌斯践行斯多葛主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想让鲁基里乌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剥夺欢乐”。那些习惯于把斯多葛主义者想成一群忧郁的家伙的人，可能会对这样的观点感到惊奇，但是这些观点和其他言论都清楚地表明，“愉快的斯多葛主义者”这个说法，并非自相矛盾。

盖厄斯·墨索尼亚斯·鲁弗斯（Gaius Mosonius Rufus），是四个伟大的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中名气最小的一个，大约出生于公元30年。按着他的家庭地位，墨索尼亚斯本可以在政治上走得很远，但他却开办了一所哲学学校。我们对墨索尼亚斯知之甚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没有花力气写下他的哲学思想。幸运的是，墨索尼亚斯有一个学生卢修斯（Lucius），在听课时做了笔记。在这些笔记中，卢修斯经常一开始就谈到“他”（即墨索尼亚斯）在回应某个问题时所说的话。因此，墨索尼亚斯在学校的讲课似乎有可能并不是他自己的独角戏；相反，他与学生进行的是苏格拉底式的双向对话。墨索尼亚斯也有可能运用这些对话，既指导了学生，也评估了学生们在哲学上的进步。

墨索尼亚斯在皇帝尼禄的时代处于名声和影响力的顶点。他显然使自己站到了尼禄敌对者的行列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跟尼禄视为敌人的人站到了一起。尼禄将他投入监狱，然后将他放逐。（根据塔西佗〔Tacitus〕的说法，尼禄放逐墨索尼亚斯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嫉妒墨索尼亚斯作为哲学家的名望。）

对墨索尼亚斯的放逐特别残酷。公元65年，他被送到了希腊东南部爱琴海上基克拉迪群岛中的基亚拉（或基亚拉斯）岛上。这座岛屿荒凉、阴郁、多石头而且几乎没有水。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雷波（Strabo）把它描述成“毫无用处”，塞涅卡也在他的“最糟糕流放地”清单中提到了它。（有趣的是，这座岛屿到了20世纪仍然被用作流放之地：它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希腊将军们流放其政治对手的地方。）

然而，墨索尼亚斯并没有因为流放而陷入绝望。相反，他对基亚拉岛和岛上的居民产生了兴趣。岛上的居民大多数都是渔民。他很快在岛上发现了一处泉水，因此使得这座岛屿变得更加适宜居住。而且无论他经历了怎样的寂寞，这些寂寞都被大量涌来的哲学门徒所冲淡。

尼禄死后，墨索尼亚斯回到了罗马。不久，新皇帝维斯帕西安（Vespasian）将所有的哲学家从罗马放逐，但是却似乎赦免了墨索尼亚斯。但后来墨索尼亚斯又遭到了放逐。他大约死于公元100年。

 

根据墨索尼亚斯的思想，我们都应该研习哲学，因为除此之外，我们靠什么才能生活得更好呢？而且他说，学习哲学应该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人格；更确切地说，当一个哲学家演讲时，他的话应该使他的听众颤抖、使他们感到惭愧，当他说完之后，听众不是应该给他喝彩，而是应该被震慑得一言不发。根据爱比克泰德的说法，墨索尼亚斯本人显然就有这种让他的听众被震慑到一言不发的能力，因为当他说话时，他的听众会感觉到他似乎已经发现了他们那些暗自惭愧的品格，并且要将这些品格特征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墨索尼亚斯也认为，践行哲学并不要求一个人逃避现实，就像伊壁鸠鲁主义者们所忠告的那样，反之应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墨索尼亚斯是在让学生参与现实的情况下教他们如何获得斯多葛主义的安宁的。

除了认为哲学应该是实践的学科之外，墨索尼亚斯还认为学习哲学应该是一件普遍的事情。的确，他论证说，女人和男人都“从神灵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推理的能力”。因此，像男人一样，女人也能够从教育和对哲学的学习中受益。因为秉持和宣扬这样的观点，墨索尼亚斯得到了当代女权主义者们的赞赏。

 

爱比克泰德是墨索尼亚斯最著名的学生，大约于公元50年至60年的某个时候出生于一个奴隶家庭。他先后被皇帝尼禄的秘书厄帕洛狄托（Epaphroditus）和皇帝多米田（Domitian）赏识。这无疑让爱比克泰德接触到了皇室。这也意味着，爱比克泰德虽然是一个奴隶，但却是一个“白领”奴隶。罗马人是珍视那些表现出智慧和创造力迹象的奴隶的。他们培训这些奴隶，以便他们能够最好地利用他们的天赋。随后他们会给这些奴隶安排工作，让他们做教师、顾问和行政官员。

爱比克泰德早年就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还是一个青年时，他就四处奔走，询问人们他们的灵魂是否健康。如果人们忽视他，他就会坚持追问下去，直到人们威胁要揍他为止。说真的，这种行为表明，爱比克泰德最早是受犬儒主义而不是斯多葛主义的吸引；我们已经看到，犬儒主义者劝诱人们的方式是斯多葛主义者不采用的。即使在爱比克泰德成熟的哲学中，我们也能发现他对犬儒主义者尊敬的证据。

尼禄死后，爱比克泰德显然获得了自由，他开办了一所哲学学校。但是后来，他和罗马所有的哲学家一起，都被多米田放逐了。他把他的学校搬到了尼科波利斯，也就是现在希腊的西部。多米田遭刺杀之后，斯多葛主义重新受到尊重，甚至在罗马人中间变成了时尚。爱比克泰德那时是首屈一指的斯多葛学派教师。他本可以迁回罗马，但是他却选择留在了尼科波利斯。他的学校尽管位置偏僻，但是却吸引了来自整个罗马帝国的学生。

根据古典学者安东尼·A．朗（Anthony A. Long）的说法，爱比克泰德希望他的学生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渴望从哲学中受益；第二，理解献身哲学所带来的将是什么。”爱比克泰德明白，对于还没有认识到自身不足或者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去克服这些不足的学生而言，他的话都是废话。他把他理想的学生描绘成这样的人：满足于“生活得不受束缚、不遭烦恼”，也就是，一个寻求“安宁和免于焦虑”的人。

这些学生在爱比克泰德的一堂课上能够盼望的，并非从老师到学生关于神秘难懂的哲学理论的单向灌输。相反，他要求学生在上课时能和他单独交流。他要让自己的话语击中要害。因此他告诉学生，斯多葛主义的学校应该像大夫的诊室一样，让患者感到难受，而非舒适。意思是说，任何有可能治愈疾病的方法也有可能给病人带来不适。所以根据朗的说法，他的课程是“需要辩证对待的——邀请他的听众考察他们自身”。

爱比克泰德认为，哲学的主要关注应该是生活的艺术：正如木材是木匠的介质、青铜是雕塑家的介质一样，你的生活就是你践行人生艺术的介质。类似于木匠师傅通过演示各种将木头加工成物件的技巧来带徒弟的方法，爱比克泰德也是通过演示从生活中成就事情的技巧来给学生传授生活的艺术。这里所说的技巧相当实际，完全可以运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他教导他们如何应对侮辱，如何应对不称职的仆人，如何应对生气的兄弟，如何应对失去所爱的人，以及如何应对流放。爱比克泰德许诺说，如果能够掌握这些技巧，他们就能够体验目标明确、富有尊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就能够获得安宁。更进一步地说，哪怕生活可能让他们承受各种苦难，他们还是能够保持这种尊严和安宁。

 

那些阅读爱比克泰德著作的人会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他频繁地提到宗教。的确，除了苏格拉底之外，（他）提得最多的就是宙斯主神了。为了更好地理解宙斯在斯多葛主义中所起的作用，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潜在的学生来到爱比克泰德学校的情形。如果这个人问，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来践行斯多葛主义，爱比克泰德就可能描述斯多葛学派倡导的各种技巧。如果他问，他为什么应该践行这些技巧，爱比克泰德可能回答说，这样做能够使他获得安宁。

这样，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但是假设这个学生也考察了其他的哲学学校，并且质疑为什么爱比克泰德的学校比那些学校都更好。更具体说，假设他问爱比克泰德，斯多葛学派所倡导的技巧能够使他获得安宁的理由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爱比克泰德就会开始谈起宙斯。

他会告诉这个学生，我们都是宙斯创造的。他的学生有可能会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在古罗马无神论似乎是极其罕见的。（这又要说回来了，当爱比克泰德提到宙斯时，他头脑里所想到的和大多数罗马人头脑里所想到的东西可能是不同的。尤其可能的是，爱比克泰德把宙斯等同于自然。）爱比克泰德会继续解释说，宙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我们是有理性的，和神灵一样。因此我们是一种奇妙的混合物，半兽半神。

碰巧，宙斯是一位体贴、善良、具有爱心的神灵，当他创造我们时，他考虑到了我们最大的利益。但是不幸的是，他似乎并不是全能的，所以在创造我们时，他所能做的是有限的。在《论述》中，爱比克泰德假想自己同宙斯进行了一次对话，在对话中宙斯用下面的言辞解释了自身的窘境：“爱比克泰德，假使有可能，我本应该既给你这个小小的身躯，也给你这份微薄的财产——让你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然而既然我不能给你这个，我们就把自己的某一个部分给了你，这就是选择和拒绝、渴望和厌恶的能力。”他补充说，如果爱比克泰德学会恰当地使用这个能力，他永远也不会感到挫败和不满。换句话说，他就可以保持他的安宁——甚至于体验欢乐——尽管命运可能给他施加打击。

在《论述》的其他地方，爱比克泰德指出，即便宙斯能够让我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也不会选择那样做。爱比克泰德把宙斯以一个体育教练的形象呈现给我们：“正是困难显示了人是什么。因此，当困难降临时，要记住，上帝就像一个体育教练那样，要你配得上做一个百折不挠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让你变得坚韧、强大，以便你能够成为“奥林匹克的胜者”——换句话说，是为了让你有尽可能好的生活。顺便提一下，塞涅卡也说过立场相近的话，他说，上帝“并不是把一个好人造就成一个被溺爱坏了的宠儿。他要给他设置困难，考验他，然后使他适宜于自己的使命。”尤其我们经历的逆境，只能算作是“训练”，而且“我们所有人都为之颤栗的那些事情，都是有益于遭遇这种事情的人的”。

爱比克泰德会告诉这个潜在的学生，如果要过良好的生活，他必须考虑他的天性、上帝创造他的目的，然后过相应的生活；正如芝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顺应自然去生活。这样生活的人不会仅仅追求快乐，就像动物那样；相反，他会使用他的推理能力，去思考人类的状况。然后他就会发现我们被创造的原因以及我们在宇宙的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他会意识到，要过良好的生活，他需要好好地发挥一个人的作用，这就是宙斯创造他的目的。因此他就会在德行这个词的古代意义上去追求德行，去努力变成一个优秀的人。他还会意识到，如果他顺应自然去生活，他的回报就是宙斯允诺给我们的安宁。

这个解释可能会让爱比克泰德时代的人感到满意，但是却有可能使现代人感到失望。因为现代人当中几乎没有人相信宙斯的存在，而且许多人都不相信我们是由一位要给我们带来最好事物的神创造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读者都会想，“如果为了践行斯多葛主义，我必须得信仰宙斯和神创，那么斯多葛主义对我来说还没有开始就没希望成功了。”因此，读者们应该能够意识到，在不相信宙斯——或者就此事而言——神创造人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践行斯多葛主义的——特别是，运用斯多葛主义的策略来获取安宁。在第二十章我将谈论更多，来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每日之始告诫自我：今天我会遇到干涉、忘恩负义、傲慢、不忠诚、恶意和自私——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冒犯者的无知，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造成的。”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像爱比克泰德这样的奴隶写的，尽管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像他这样的奴隶倒是易于碰到傲慢无礼和恶意；这些话反而是由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写的。

因为马可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比其他任何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都要多。由于他与他的家庭教师科尼利厄斯·弗朗多（Cornelius Fronto）的通信，也由于他对生活及个人所为进行思想的《沉思录》，我们能够对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有着不同寻常的洞察。

马可生于公元121年。他似乎早年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有一个传记作家把他描述成一个“庄重的孩子”，并叙述说，“他刚一超过需要人照顾的年龄，就被送去接受高等的教育，因而也就获得了对哲学的了解。”12岁时，他师从画家和哲学家戴奥吉纳图斯（Diognetus），开始尝试听起来像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他穿粗布衣服，并且开始在地上睡觉。后来他的母亲劝说他睡在皮面的床榻上。

少年时代，马可师从于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查尔西顿的阿波洛尼斯（Apollonius）。根据马可的回忆，正是阿波洛尼斯让他铭记了决断和理性的必要，教会他如何把紧张的时日和闲散的时光结合在一起，如何“用同样不可改变的沉着”去忍受病患和痛苦——特别是，马可解释说，如何经受住后来他失去一个儿子时巨大的精神痛苦。另外一个对马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昆塔斯·朱尼厄斯·拉斯提库斯（Quintus Junius Rusticus），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一本爱比克泰德的《论述》借给了他。后来，爱比克泰德成了对马可具有最重要影响的人物。

和爱比克泰德一样，较之物理学和逻辑学，马可也是对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也就是人生哲学——更感兴趣。的确，在《沉思录》中，他断言，即使我们没有掌握逻辑学和物理学，也是有可能获得“自由、自尊、无私和对神祇意志的服从”。

 

马可16岁时，皇帝哈德良收养了马可的姨父安东尼乌斯，安东尼乌斯又收养了马可（马可很小时他的父亲就死了）。从马可进入宫廷生活起，他就有了政治权力；当安东尼乌斯成为皇帝时，马可实际上就是一个联合执政的皇帝。但是他并没有让这份权力深入他的头脑，在他做安东尼乌斯卫队长的13年间，他并没有给人们留下渴望独自统治的印象。而且，在安东尼乌斯驾崩、马可执掌政权之后，他还任命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为联合皇帝。这是罗马帝国第一次拥有两个皇帝。

在罗马皇帝更迭的过程中，马可是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自己使用权力进行了很大的约束。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个皇帝比马可更加尊重元老院。他小心谨慎，以便不浪费公共资金。虽然在花钱的问题上他不需要征得元老院的许可，但他还是惯常这样做。而且在一次讲话中他提醒元老们，说他居住的皇宫不是他的而是他们的。在为战争筹款时，他不采用征税的办法，而是将皇室的财产拍卖，这些财产包括塑像、绘画、金花瓶，还有他妻子的一些首饰和衣物。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写道，马可是“统治从公元96年到公元180年，并带来了‘世界史上人类状况最为幸福和繁荣时期’的五位贤明皇帝”（其他四位是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和安东尼乌斯）中的最后一位。19世纪历史学家W. E. H．莱基（W. E. H. Lecky）写道，这个时期“展现了一种良好政府的一致性，没有一个专制的君主制度能与之匹敌。执政的这五个皇帝当中的每一个，都有资格被列入有史以来最优秀统治者的名单当中”。换句话说，作为哲学家皇帝，马可是一个罕有的例子，而作为臣民想要拥戴为王的哲学家，那或许就是唯一的例子了。

像其他的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一样，马可不认为安宁的价值需要证明。相反，他认为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假使有人告诉马可，我们的平常生活也可以提供某种比“心灵的安宁”还要好的东西，马可是不会试图反驳他的；相反，他会忠告这个人转向所说的那种东西，“全身心地投入，并欣喜于你发现的宝藏。”

作为一个成人，马可非常需要斯多葛主义所能提供的安宁。他生病，大概是有溃疡。他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个痛苦的源泉：他的妻子似乎对他不忠，而且在她为他所生的至少14个孩子中，只有六个存活。除此之外还有随统治一个帝国而来的压力。在他统治期间，有无数的边境叛乱，马可经常亲自去督战，平息部落的反叛。他自己的官员——最著名的是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叙利亚的地方长官——也背叛了他。他的部下对他粗鲁无礼，他就用“一种镇定的脾气”来忍受这样的粗鲁无礼。公民拿他来开玩笑也不会受到惩罚。在他统治期间，帝国还经历了瘟疫、饥荒和士麦那的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所以，马可有很好的理由在他的《沉思录》中做出这样的结论：“生活的艺术更像是摔跤而不像是跳舞。”

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戴奥（Cassius Dio）对马可的困境做了如下的总结：“他没有遇上他应得的好运，因为他身体并非强壮，而又在他的——实际上是——整个统治期间卷入了许多的麻烦。但是对于我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他崇敬更深。在不同寻常的特殊困难中，他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保住了帝国。”戴奥补充说，从最初给安东尼乌斯当顾问，到最后作为皇帝，“他都始终如一，一点也没有变。”

公元180年，马可病重。他拒绝吃喝，以期快点死去。他于当年的3月17日辞世，时年58岁。他的去世，引起了公众悲伤情绪的爆发。尤其是他的士兵，为他的离去深感悲恸。

正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皈依对于基督教来说带来巨大的裨益一样，马可的斯多葛主义对于这种哲学来说也是巨大的裨益。然而，马可并没有就斯多葛主义进行布道。他没有给他的罗马同胞们做践行斯多葛主义益处的演讲；也没有将它们见诸于哲学著作。（《沉思录》是一部私人日记——原来的名字叫《给自己》——是马可去世之后才出版的。）虽然马可对斯多葛主义的兴趣似乎使得许多罗马人自诩为斯多葛主义者——也许是为了迎合他——但是这并没有引发对于这种哲学的广泛兴趣。那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可代表了斯多葛主义的巅峰期。

斯多葛主义曾经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你的生活中，你曾经碰到过，哪怕是一个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吗？把声望的衰败归因于这种哲学的某种缺陷，这是易于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斯多葛主义的不流行，并不是因为这种哲学的某一个缺陷，而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原因之一就是，现代人很少看到采纳一种人生哲学的需要。相反，他们倾向于把日子用于努力工作，以便能够买得起最新潮的消费品。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买够了东西，就能过一种既有意义又最令人满足的生活。而且，即使这些人明白了购物之外生活还有更多内容，他们也不可能在对人生哲学的追求中转向斯多葛主义。要么，他们对践行斯多葛主义需要做什么毫无主张，要么——更可能的是——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

因此，作为我重振斯多葛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请允许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解释，践行这种哲学到底包含着什么内容。